82年他转业调到上海没人愿意去的单位，晚年退休后，大家都很羡慕

82年他转业调到上海没人愿意去的单位，晚年退休后，大家都很羡慕

1982年的春天来得晚。三月了还下了一场薄雪，稀稀拉拉的雪花混着雨丝落在上海火车站的月台上，站台上的人缩着脖子跺着脚，呼出的白气混进了灰蒙蒙的天色里头。

陈远山从绿皮火车上下来的时候，肩上扛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左手拎着一只皮箱——棕色的，边角磨得发白，是他转业前在部队最后一个月的津贴买的。他穿了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没戴帽子，头发理得很短，露出青色的头皮。站台上的人来来往往挤挤挨挨，他站着没动，等人流稍微散了些才迈步往前走。

这是他第一次来上海。在部队的时候去过不少地方，但上海不一样，光是火车站里的人就比他见过的任何一个站都多。广播里用普通话和上海话轮番报着车次，吴侬软语从喇叭里淌出来，他听了两遍才勉强听懂"往北广场请走地道"几个字。

出站的时候他被一个穿蓝色制服的男子拦住了，那人递给他一张红色的纸，说了句什么他没听清，低头一看，是张旅游地图，上头印着外滩、南京路、城隍庙几个地方的简笔画。他把地图折好塞进了皮箱夹层里，然后朝南走去——分配函上写的那个地址在西南方向，吴泾，他在地图上找了半天才在角落里的一个小点旁边看见那两个字。

那时候从火车站到吴泾要倒三趟车。先坐23路到徐家汇，再换乘一条郊区线路到龙华，然后等一辆班次稀少的专线车，晃晃悠悠地沿着黄浦江往南开。越往南开人越少，两边的房子从三层楼房变成低矮的平房，再变成大片大片的农田和菜地，黄浦江的腥味从车窗缝里灌进来，混着柴油发动机的尾气。

陈远山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帆布包搁在膝盖上，皮箱塞在脚边。车上的乘客从刚才坐满人变成了稀稀落落七八个，有人挑着担子上来，扁担两头挂着的竹筐里是新鲜的青菜，叶子上的水珠还没干。他侧了侧身让那人过去，那人冲他说了句上海话，他听不太懂，只点了点头，那人就挤到前面坐下了。

专线车开到终点站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陈远山下了车，站在路边四面看了看。这里已经完全是郊区的模样了，路两边是成排的法国梧桐，树叶还没长出来，光秃秃的枝桠伸向暮色的天空。沿着路往前走几百米，能看见黄浦江灰蒙蒙的水面，对岸是成片的芦苇和滩涂，远处有一两座烟囱正往外吐着白烟。

他要去的单位就在江边，一扇铁栅栏门，上面挂着一块褪色的铜牌："上海市吴泾物资储运站"。门口的值班室里亮着一盏昏黄的灯泡，有个穿蓝布工装的老头正趴在桌上打盹，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眯着眼睛看了看他。

"你找谁？"

"同志你好，我是转业分配来的。"陈远山从内兜里掏出分配函递进去，"报到。"

老头接过那张纸凑到灯下看了半天，又抬头打量了他几眼。那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意外，又像感慨。他把分配函还回来，起身从墙上取下一串钥匙，晃了晃说："跟我来吧，先把行李放下来，明天再办手续。"

陈远山跟着他穿过铁门往里走。院子里很空，几间灰砖平房排列整齐，窗户黑洞洞的，透出空旷的气息。江风吹过来，带着浓重的潮湿和铁锈味，远处有一艘货轮鸣了一声汽笛，呜呜的，在暮色里拖了很长。

"你是今年第三个分来的，"老头边走边说，声音在空旷的院子里有种回响，"前两个一个干了三天走了，一个撑了半个月，都说这里太偏了待不住。"

"我服从分配。"陈远山说。

老头回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把陈远山带到靠东边的一间平房门口，用钥匙开了锁推开门："就这间，前头住的人留下的被褥什么的都收走了，你自己打扫打扫。厕所在院子东头，食堂明天早上六点半开饭。"

"谢谢。"

老头走的时候在门口又停了一下，说了句："小伙子，这儿位置是偏了点，但江边的风吹着也不坏。好好干。"

陈远山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把帆布包放在地上，皮箱靠在墙边。屋子不大，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正对着院子，窗玻璃上蒙着一层灰，把外头的夜色滤得模糊。他拧开桌上的台灯试了试，黄光"啪"地亮了起来，把屋子照出一圈暖融融的小天地。

他从皮箱里翻出一块抹布，打水把桌子和床板擦了一遍，又去院里找了张旧报纸裁开铺在桌上。忙完这些已经快八点了，他坐在床边拿出从部队带出来的那包压缩饼干就着凉水吃了两块，就算是晚饭了。

夜里躺在床上听着江面的汽笛声和远处隐约的虫鸣，他睡不着。这间屋子太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在墙壁之间回荡。他想起来上海之前政委跟他说的话——"远山，上海是个好地方，但分到什么单位不好说。你去的那地方我查了查，偏，远，条件差，你要是实在不想去，我帮你再争取争取别的名额。"

他当时怎么说的来着？他说不用了，分到哪就是哪，服从安排。

他翻了个身，木板床吱呀响了一声。窗外有月光照进来，在水泥地面上铺了一小片银白。他盯着那片月光看了一会儿，慢慢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他正式去储运站办公室报到。站长姓钱，五十出头，瘦高个子，戴副黑框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说话也慢声细语。钱站长拿着陈远山的档案翻了一遍，抬头看着他的时候眼睛里有点意外的光亮："你在部队是搞通讯的？"

"是，无线电通讯。"

"懂技术就好。"钱站长把档案合上，"咱们站现在最缺的就是懂技术的人。库区里那套物资管理系统还是六几年建的，最近老是出故障，请外面的人来修一趟要花不少钱，你懂这个的话——"

"我可以试试。"

陈远山说这话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没底。部队的通讯和物资管理系统不是一回事，但他想的是先应下来再说，不会可以学。他从前在部队学的无线电也是从零开始的，一开始连电阻电容都分不清，后来跟了两年师傅，成了连里技术最好的那个。

钱站长看起来挺高兴，亲自带他去库区转了一圈。储运站面积不小，沿着江岸延伸出去老远，大大小小十几个仓库排列在水泥路两侧，有的门开着，能看见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物资箱。陈远山注意到有些仓库门上贴着"精密仪器""恒温保管"的标签，门边挂着温度计和湿度计，看着挺正规。

"咱们站说是'没人愿意来'，但干的都是正经事。"钱站长边走边说，语速比刚才快了些，"市里很多重点工程的物资都从这儿过，电缆、仪表、零部件，江对岸那片工地看见没？那是新建的化工厂，设备都要从我们这边中转。咱们位置偏是偏了点，但离码头近，卸货方便。"

陈远山点点头。他注意到钱站长说这话的时候腰板挺了挺，语气里有种不容易被看见的骄傲。在这个偏远的江边小站里待了这么多年，大概最怕的就是被人看轻。

他在这儿扎下来了。

头几个月确实不容易。物资管理系统比他想象中要复杂得多，那套老设备是用七十年代的技术拼起来的，线路板上的焊点都氧化了，接触不良是常事。陈远山把整个系统的图纸找出来翻了个遍，又对照着实际设备一条线一条线地捋，拿万用表测了千百个节点的通断。三个月后他把整个系统重新布了一遍线，换了几个关键的模块，系统终于稳定了。

这事儿后来传到市物资局那边去了，有人专门下来看了看，夸了句"小陈同志技术过硬"。钱站长面上不说什么，但那段时间食堂打饭的时候给他的红烧肉总比别人的多一块。

工作和生活渐渐有了规律。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洗漱，六点半去食堂吃饭，七点开始巡查库区，检查温湿度记录、物资存放情况。白天处理各种进库出库的账目和技术维护，傍晚收了工沿着江边走走。周末有时去镇上买点日用品，或者骑自行车去龙华那边的新华书店淘技术书。

1983年春天他把赵淑芬从老家接来了上海。两人是老家媒人介绍的，通了大半年的信，陈远山回了一趟老家把婚事办了，然后带着新婚妻子回了吴泾。赵淑芬在老家是小学老师，来了上海之后没找到对口的工作，先在储运站旁边的街道小厂里做了段时间临时工，后来考了夜校，拿了会计证，在镇上找了个出纳的活儿。

他们就在那间平房里住着，屋子不大，但赵淑芬会收拾，从老家带来的蓝印花布裁了窗帘，窗台上种了一排小葱和薄荷，绿油油的看着喜人。她做饭的手艺好，把简单的青菜豆腐也能做得有滋有味，陈远山下班回来闻到厨房里飘出来的香味，一天的疲累就散了。

1984年秋天他们的儿子出生了。陈远山在产房外面站着等的时候，江边的风从走廊尽头灌进来，把他身上的旧军装吹得鼓起来。他站在那听着产房里的动静，手心全是汗，指甲掐进了掌心的肉里。然后里头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清亮亮的，他整个人像被人从头顶浇了盆温水，从头到脚都暖了。

孩子取名陈江声。江水的声音，他在这条江边待了两年多，听着汽笛声和浪潮声慢慢习惯了，觉得那声音踏实。

日子就像江水一样往前淌着，不紧不慢的。八十年代中后期上海开始变了，吴泾这边也在变。江对岸那片滩涂慢慢建起了厂房和码头，来往的船多了，夜里的灯光也亮了。储运站的业务量一年比一年大，原来的十几个仓库不够用了，又新盖了几个，还建了一栋三层的小办公楼。

陈远山的职务也跟着变了。他从技术员做到技术组长，又从组长做到副站长，分管仓储和技术两块。钱站长年纪大了，退休前把他叫到办公室里坐了坐，泡了两杯茶，跟他说："远山啊，我干了三十年了，见过不少人来了又走。你是留下来的人里头干得最踏实的一个。这地方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但跟市区比还是差得远，你不后悔？"

陈远山端着搪瓷缸子喝了口茶，想了想说："一开始想过走，后来不走了。待久了觉得这儿挺好的，江边清净，事也实在。"

钱站长笑了笑，说："我退休了之后站长就你来接，上面已经批了。"

1988年陈远山成了吴泾物资储运站的站长。上任那年他三十四岁，在站里算年轻的，底下管着七八十个职工，库区和码头加起来几十亩地。他在站长办公室门口挂了一块新的牌子，字是他自己写的——"务实，精细，可靠"。六个字，用毛笔写在白纸板上，压了塑封，往门框上一钉就是好多年。

九十年代是变化最大的十年。上海浦东开发的消息传来的时候，站里的职工围着食堂的电视看了好久新闻，有人说"那边要建东方明珠了"，有人说"过江以后要修大桥"。陈远山站在人群后面看着屏幕里那片黄浦江东岸的荒芜滩涂，想起刚来的时候在西岸看对岸也是这副模样，十几年过去，西岸这边已经立起了不少厂房和住宅楼，而对岸即将开始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变化确实来了。从1992年开始，吴泾这边的地价开始涨，先是一点一点地涨，后来一年比一年快。当年他来的时候沿路还都是农田，现在菜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工厂和新建的工人新村。公交车班次增加了，路也拓宽了，到市区的时间从两个小时缩短到了四十分钟。

储运站的业务模式也在变。以前主要是为市属工厂中转原材料和零部件，后来民营企业多了，个体户也多了，物资流转的速度和种类都翻了好几倍。陈远山带着几个人去深圳考察了一圈，回来之后把库区的管理模式改了，引进了条形码和计算机管理，效率提高了不少。

1996年江对岸的化工厂扩建，要在储运站旁边征一片地建配套码头。征地办的人来了好几趟谈补偿和协调，陈远山作为站长全程参与。那几次会议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脚下这片当年"没人愿意来"的土地，正在变得越来越"值钱"。

谈判桌上有人跟他开玩笑："陈站长，你们这站要是搬到别处去，光这块地皮就值老鼻子钱了。当年分你来这儿的人，那是给你送了个金饭碗啊。"

陈远山笑了笑没接话。他心里想的是，当年哪有什么金饭碗，他就是一服从分配的外地兵，分到哪儿就是哪儿。这十几年站在这儿一砖一瓦地干起来，好也罢差也罢，都是自己一脚一脚踩出来的。地皮值不值钱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又不卖。

但那句话像一粒种子，埋进了他脑子里。后来的很多年里，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听见类似的话。

2000年前后，上海的地铁开始往郊区延伸了。五号线的规划图出来的时候，陈远山戴着他的老花镜对着地图看了半天，发现线路图上有一条支线就通到吴泾这边，站点离储运站门口不到一公里。他把那张地图折好收进抽屉里，第二天上班路过门口那棵法国梧桐的时候，多看了那棵树几眼——他来的时候还只有胳膊粗，现在一个人已经抱不过来了。

2003年陈江声考上了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储运站传达室的时候，陈远山正蹲在库区修一台老叉车的电路，被叫回来拆开信封一看，手抖得差点把通知书掉地上。赵淑芬在旁边急得直跺脚，问他"考上了没考上了没"，他把通知书举到眼前又看了一遍，说了句"考上了，复旦"。

那天晚上他破例喝了点酒，是站里老刘从老家带的米酒，甜甜的带着桂花的香气。他端着碗坐在院子里看月亮，赵淑芬在旁边絮叨孩子去市区上学要准备什么，他听着听着忽然想起自己1982年刚下火车那天的情景——那时候的上海对他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分到了郊区一个不起眼的储运站，连路上遇到的人说话都听不懂。

二十多年过去了。儿子要去市区读大学了，那个他当年下火车就看见的、繁华又陌生的城市，如今对他来说是"市区的方向"，是儿子要去的地方，是他每个周末坐地铁去接儿子回家的方向。

他忽然觉得喉咙有点紧，把碗里的米酒一口闷了。

2006年，储运站面临了最大的变化。市规划局发了通知，吴泾这一段江岸要整体改造，现有的仓储功能要外迁到更南边的港口去，原址规划为滨江公共开放空间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储运站要整体搬迁，这块他待了二十四年的地方要变成另一种模样。

动员会开了好几次，职工们的反应很复杂。有人说"搬了好，搬了离家近"，有人说"可惜了，这儿都待习惯了"，还有人悄悄拉住陈远山问"站长，咱们这块地征用补偿，职工有没有份"。

陈远山在会上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服从全市规划的大局。第二句是补偿方案会按政策一视同仁，该给职工的一分不会少。第三句是他在这个地方待了二十四年，这里的每一根水管每条电路都是他看着铺起来的，他比谁都舍不得，但城市要往前走，人也要往前走。

散会之后他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桌面上摊着一张航拍图，是前阵子市里派人来拍的，照片里储运站的库房、办公楼、码头清清楚楚，灰蓝色的铁皮屋顶在阳光下泛着光，江面上停着几艘小货轮，泊位旁边的水泥地上还堆着几摞新到的物资箱。

他把那张图拿起来看了看，手指摸着照片上那排他住了二十多年的平房——后来加盖成了两层的职工宿舍楼，他和赵淑芬住在二楼东头那间，窗台外面就是黄浦江。每天早上推开窗，江面的风灌进来，带着水汽和船柴油的混合味道，他闻了二十多年，早就习惯了，闻不着反而不踏实。

他找了只信封把照片装进去，带回了家。赵淑芬接过去看了看，叹了句"以后看不见了"，就收进了抽屉里。

搬迁工作持续了大半年。新港口那边建好了新的库房和办公楼，条件比旧站好得多，交通也方便了，大部分职工都跟着过去了。陈远山作为站长一直待到旧站最后一批物资清空、设备拆运完毕。最后一个走的那天傍晚，他站在空荡荡的库区里，看夕阳把水泥地面染成一片暗红。

当年他刚来的时候，这儿是"没人愿意来"的偏远角落。他在这儿结婚生子，从一个转业兵干成了站长，把一套老掉牙的物资系统从头捋到了计算机管理，看着江对岸的滩涂变成了工厂和楼群，看着法国梧桐从胳膊粗长到了合抱。

院子里那排平房拆了一半，他住过的那间还在，窗户空空的，像一只失去了眼珠的眼眶。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把铁栅栏门拉上锁好，钥匙交回了新的管理处。

2008年，陈远山五十四岁，从新港口的站长岗位上退下来，办了内退手续。其实还可以再干几年，但他觉得差不多了，该给年轻人让让位。单位给他办了退休仪式，台上发言的时候他想了半天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我在这个系统干了二十六年，对得起这份工作"，然后就下来了。

退休之后他和赵淑芬搬进了市区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里——是用老房子拆迁补偿款买的，原本在吴泾，后来觉得儿子在市区上班来回不方便，就索性在靠近市中心的位置买了一套。买的时候房价每平米七八千，赵淑芬说贵，陈远山说买吧，儿子结婚总要有地方住。

谁也没想到后来的房价会涨成那样。

2015年陈江声结婚的时候，那套房子市价已经翻了将近十倍。婚礼上亲家问起婚房的事，陈江声说不用买了，爸妈的房子够住。亲家母听了那个地段之后眼睛亮了一下，说了句"老陈你们这房子买得真早啊"。

陈远山端着酒杯笑了笑。他没说的是，那套房子的首付是他多年攒的工资和单位发的各种津贴，另外一半是老房子拆迁补偿款。而老房子的那块地——就是吴泾江边他待了二十多年的储运站原址——如今已经建成了滨江公园和商业综合体，绿化带沿着江岸伸展出去几公里，傍晚散步的人络绎不绝，房价早就过了每平米六位数。

当年储运站的老同事们偶尔聚会，坐在饭店里聊起那些年的往事。老刘现在住在老站旁边新建的小区里，喝了几杯酒就爱念叨："你们知道陈站长那会儿接手那套老系统，一蹲就是三个月，蹲得膝盖都出毛病了。现在想想，他当年修的那些设备，哪一件不是给后来的全盘现代化打底子？"

有人接话："最服的就是老陈当年的眼光。你们记不记得他当站长那会儿，硬是省了半年经费买了第一批电脑？那会儿我们都觉得他瞎折腾，现在看来，要不是他先趟了那条路，咱们站能比别的单位早三年上系统？"

陈远山坐在主位上听着，筷子夹了块红烧肉慢慢嚼着，不搭腔。赵淑芬在旁边给他舀了碗汤，小声说"你血压高少吃油腻的"，他应了一声好，把红烧肉搁下了，端起汤碗来喝了一口。

他脑子里转的是另外一些画面——1982年那个春寒料峭的下午，他坐着晃晃悠悠的专线车到终点站，江风吹得他眯起了眼。值班室的老头打着哈欠给他开门，院子里空荡荡的，灰砖房排成一溜，墙上爬满了老藤。那时候他根本没想过什么"眼光"什么"远见"，他就是觉得既然分到了这儿，就把活儿干好，别给部队丢人。

后来的一切都是从那开始的。

退休后第三年，有次他回吴泾那边办事，路过当年储运站门口那条路。路已经彻底变样了，原来的铁栅栏门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漂亮的铁艺围栏和一片开阔的草坪，草坪中间立着一块牌子，上写着"吴泾滨江绿地"。牌子上印着改造前后的对比照片，老站的黑白照片上头有他站过无数次的仓库门口和那排他住过的平房。

他站在那块牌子前面看了一会儿。旁边走过一个遛狗的年轻人，冲他笑了一下问"大爷以前住这儿？"他说"以前在这儿工作"，年轻人哦了一声说"那您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这儿的房子贵得要命"。他笑了笑，没解释什么，转身走了。

回家的地铁上他靠着车厢看着窗外。五号线延伸段早就通了，从吴泾到市中心不到四十分钟。车厢里挤满了下班的人，年轻的面孔、中年的面孔，有人低头刷手机有人靠着打盹。陈远山坐在位子上，手搭在膝盖上，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城市灯火。

他忽然想起老钱站长退休那年跟他说过的那句话——"这块地皮将来值老鼻子钱了"。老钱说这话的时候是什么年份来着？应该是八十年代末，他刚接站长那会儿。当时他听了没往心里去，那会儿他天天想的是库区温湿度达不达标、叉车又坏了什么时候能修好、年终报表能不能准时交上去。

可现在回头看，老钱说得对。这块地皮确实值钱了，而且值钱的远远不只是地皮。那些年他在这里扎下的根、修过的每一条线路、调过的每一次温湿度、经手的每一箱物资、看着长起来的那排法国梧桐，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才是真正"值钱"的部分。

老同事们聚会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说羡慕他。"老陈你是运气好，分到一个现在值钱的地方。"

他总是笑，不接这个话茬。但只有赵淑芬知道，他回家之后坐在阳台上喝茶的时候，会翻开那本老相册，翻到1982年那张储运站的旧照片看好一会儿。照片里灰扑扑的库房和水泥地，在现在的眼光看来当然"值钱"，但在那年的春天，那就是一个没人愿意来的偏远储运站。是他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把它和自己的人生一起，慢慢填满了。

2018年，陈远山六十四岁。他有一个孙子了，刚满周岁，在客厅的地板上爬得飞快，嘴里咿咿呀呀地不知道在说什么。陈江声和媳妇上班忙，孩子白天就送过来让爷爷奶奶带。

他每天早上六点还醒，那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醒了也不急着起床，就靠在床头听听窗外的动静。现在住的这栋楼离南京路不远，清晨能听见环卫车扫街的唰唰声和早班公交驶过的隆隆声，偶尔还有游客拖着行李箱轮子碾过人行道的咕噜响。跟他当年在储运站听见的汽笛声和江风完全不一样，但他听久了也习惯了。

赵淑芬在厨房里做早饭，粥的香气从门缝里飘进来。孙子在隔壁小床上醒了，哼哼唧唧地开始闹，陈远山掀开被子下床，趿拉着拖鞋过去把孩子抱起来。小家伙沉了不少，抱在怀里肉嘟嘟的一团，小手抓着他的衣领不松，口水蹭了他一肩膀。

"爷爷带你去看看江。"他抱着孙子走到阳台上。

其实这儿看不见江。黄浦江在好几公里外，被高低错落的楼群挡住了。但他抱着孩子站在阳台上的时候，依然觉得能闻到那种熟悉的、潮湿的、带着柴油和铁锈味道的江风。那阵风从记忆深处吹过来，穿过四十年的光阴，穿过吴泾的法国梧桐和旧仓库的铁皮屋顶，穿过他修理过千百次的电路板和开关柜，穿过那排平房窗口透出来的昏黄灯光，轻轻地、稳稳地吹在他脸上。

他把孙子举起来，让孩子的目光越过阳台栏杆看向远方。远方是上海市区连绵的天际线，玻璃幕墙的高楼在晨光里闪着金红色的光。

"看见没有，"他轻声说，"那边，你爸爸小时候住过的地方。"

孙子听不懂，但咯咯地笑了，小手在空中挥舞着抓那一缕穿楼而过的晨光。

陈远山也笑了。他抱着孙子慢慢摇着，阳台上的风把老人的白发吹起来几缕，轻飘飘地在晨光里晃。厨房里赵淑芬喊"吃饭了"，他把孩子抱回去，放在婴儿椅上，自己坐下来端起那碗热粥。

白瓷碗里的粥还冒着热气，上头搁了两颗红枣，是赵淑芬早起煮的。他喝了一口，烫得吸了口气，但那股暖意顺着喉咙淌下去，整个人都舒坦了。

窗外上海市区的声音涌进来，汽车的喇叭、行人的说话、远处工地的敲打声，混在一起汇成了一片低沉的嗡嗡。这声音他听了四十多年了，从最初的陌生和局促，到后来的熟悉和平常，再到现在的亲切和踏实。他端着粥碗坐在窗边，看着外面那条车水马龙的大街，看着街边梧桐树下一对年轻情侣正在自拍，看着阳光把整座城市染成暖融融的金色。

当年那个分到"没人愿意去的单位"的转业兵，大概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会走到这里。但他此刻坐在这扇窗户前面，碗里的粥还烫着，孙子在旁边的椅子上咿咿呀呀地玩着勺子，赵淑芬在厨房里哼着老调子洗碗，他忽然觉得什么"羡慕"什么"运气"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来的那年春天，那趟晃晃悠悠的专线车把他带到了江边。他下了车，拎着皮箱走进那扇铁栅栏门，不知道前头等着的是什么，但他走进去了，就没再出来。后来那个地方变成了城市变迁的一页注脚，变成了老同事聚会时回忆的背景，变成了他这辈子最漫长的、也是最踏实的一段路。

他低头喝了一口粥。粥是甜的，红枣的甜味渗进了米粒里，软软糯糯的。窗外的阳光又亮了一些，照在粥碗的白瓷壁上，晃得他眯了眯眼。

墙上的挂钟响了，当当当的，报了早上八点。新的一天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