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掉唯一住房，他换来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

奚志农，中国野生动物摄影第一人，

40年来，他用影像

切实推动着中国生态保护的进步。

奚志农摄影作品

从世界上最早拍摄到濒危的滇金丝猴，

最早报道藏羚羊被大肆猎杀的危机状况；

到自发在苍山建立

中国海拔最高的自然中心，

把自己在大理的家改造成

中国第一座自然影像博物馆……

徐沪生与奚志农在苍山自然影像博物馆

期间各种艰难，

投进去的钱超过七位数，

奚志农甚至卖了唯一的房子，

四处借钱筹款，

却还是坚持不懈。

他说，“我给自己创造了一个

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

6月，一条创始人徐沪生来到大理

探访奚志农的苍山自然影像博物馆，

两人进行了一次深谈。

撰文：朱玉茹

奚志农在野外

在苍山自然影像博物馆见到奚志农时，他刚结束了连续几天的户外拍摄，腿受了伤，却没时间休息静养，只能趁着工作间隙用仪器简单治疗。

和许多草根公益机构一样，资金难题总是长期存在，基本全靠奚志农个人支撑着，他的代言费、稿费、奖金都投进去还不够，还得四处筹款。

所以，62岁的他一刻也不能停下来，永远在路上奔波着，永远是一身轻便的速干衣搭配迷彩帽。

朋友劝他，妻子心疼他，他却坚持不懈，笑称自己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一直如此。

1993年在白马雪山拍摄

19岁，在科教片摄制组做助理，震惊于剧组竟为了方便拍摄用尼龙绳把鸟的腿拴住，奚志农就立志学好摄影，拍自由自在的动物，尽管野生动物摄影的概念在当时的中国几乎为零。

十几年里，他几乎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在雪山、高原、森林里，没有任何资助，一守就是几个月，就这样拍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滇金丝猴——这是世界上最早有人拍到这一濒危动物。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看到了雪山的日出，听到了风吹过松林的声音，闻到了高原的空气。这些，都是生命的礼物。当你真正热爱一件事，你就会发现，过程本身就是意义。”奚志农说。

奚志农镜头下的滇金丝猴

后来，德钦县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困难，决定砍伐这片滇金丝猴居住的原始森林。奚志农急得四处写信、呼吁，最终保下了林子，这是中国自然保护史上“自下而上”的第一次成功案例。

再后来，他意识到仅靠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他创办“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被笑称是“花自己的钱去培养竞争对手”，20多年来培训了近1000名一线野生动物摄影师；

苍山自然中心及附近的风景

他自发在苍山建立中国海拔最高的自然中心，海拔3818米，为了让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和游客能亲身体验这一世界级生物多样性的范本区域；

他把自己在大理的家，改造成公共的博物馆，给中国的自然影像一个集中收藏、研究、展示的空间……

“这么多年来我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为了支撑这些项目，我自己能够真正进入野外拍摄的时间，反而越来越少了，时间被各种活动、应酬占满。”

苍山自然中心拍摄的动植物

他笑着忆及女儿小时候两人一起在野外生活的经历：“大女儿三个月的时候我就带去了白马雪山，她8岁的时候，我们去唐家河保护区找绿尾虹雉，在山里走了6个多小时，终于拍到了。我的镜头里最多只有2只，但她却看到了7只。”

“任何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就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引导，让ta从小就对自然产生感情、产生爱，对ta一生都是非常有益的。因为一个有爱的人，是不一样的。”

也许正是因此，他才要坚持下去，把自然保护区，把爱，建立在更多人心中。

以下为徐沪生与奚志农的对谈精选：

徐：你说滇金丝猴改变了你的命运，当年你是怎么追寻到滇金丝猴的？

奚：1992年，那时候我30岁不到，还在林业厅工作。保护区派车来接我，到营地待了三个月，还是没找到，没办法我先回了林业厅拍新闻报道。

后来营地里的电台通知我找到了，我们三个人背了摄像机、帐篷、睡袋，又找了一个礼拜，把1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走了个遍，翻最后一个山的时候，在沟谷里发现了猴粪，新鲜的！当时我几乎贴到猴粪上去看。

1992-1994年，白马雪山

本来体力已经透支到极点，那一刻好像打了一针强心剂，跑着就上了最高点，找到一块突出的石头，趴下来拍。我当时都舍不得用眼睛先看，得先让摄像机对准。

后来发现有一片林子要砍，里面有滇金丝猴，我急得到处呼吁，最后写信给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环保委员会主任宋健，他当时的批示是：“奚志农同志，大概是出于无奈而发出的最后呼喊。”

奚志农镜头下的滇金丝猴

徐：因为这个事你成了“捣蛋分子”，还丢了林业厅的工作？

奚：对，待不下去了，后来就去了《东方时空》，开始想各种办法拍藏羚羊。1997年到格尔木，巡山队刚破获了一个盗猎团伙，缴获了一堆藏羚羊皮和头骨。

太阳升起来，直接照向凝固的血，在温度的作用下，血就一滴一滴顺着藏羚羊的头颅滴下来，我的摄像机在记录这个近景，后来我写了篇文章叫《我的心在滴血》。

奚志农镜头下的藏羚羊猎杀现场

1998年6月，在阿尔金山深处，又是一个藏羚羊被猎杀的现场，我能做的就是拼命记录。

到今天，盗猎已经很多年没有了，影像在藏羚羊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是“影像保护自然”的由来。

奚志农镜头下的藏羚羊

徐：你原来主要是拍野生动物，到后面才开始保护野生动物？

奚：这两个事情分不开。我没有学过摄影，童年对自然和鸟有天然的爱好，1983年一个机缘巧合才接触摄影。

当时拍动物的科教片，都是拍控制起来的动物：动物园里置个景，或者抓个鸟用绳子拴着拍，甚至拍标本。我说不行，我要把摄影学会，拍自由飞翔的鸟。

就这么一个朴素的想法，一拍就拍了这么多年，最后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工作——野生动物摄影师。

1998年，奚志农离开央视，成为全职的野生动物摄影师

徐：对于中国来说，几乎是你一个人这么多年在默默做这件事。

奚：20年前，国内独立的野生动物摄影师可能就我一个。最开始完全也没有收入，那时候女儿还刚出生，一家人几乎都是靠史老师（妻子史立红）的工资支撑。

今天不一样了，全民摄影时代，一个人就是一个电视台。中国的野生生物摄影年赛也已经做了6年了，参赛的人越来越多，国外摄影师也来参加，不断有中国摄影师在国际上获奖。我很荣幸，还能继续来讲中国野生动物的故事。

奚志农镜头下的绿孔雀

徐：你说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

奚：肯定是。2000年第一次拍绿孔雀，黄昏时一只公绿孔雀在远处的山头，拖着长长的尾羽，我用望远镜看到了。

奚志农镜头下的藏羚羊

2010年元旦的早晨，在青藏公路上，初升的太阳把我镜头前的藏羚羊打亮了，背景正好是缓缓下沉的一轮明月。那是新年最美好的礼物。

取景器里，雪豹妈妈与奚志农四目相对，身边是两只还没张开眼睛的小雪豹

还有守候雪豹母子的那35天，我每天要爬600米垂直海拔，从4000米到4600米。隔着一个七八十米的流石滩，和雪豹妈妈每天四目相对，那是多么难忘的经历。

我常常想，我是何其幸运。在我的成长历程中，能有这么多机会，在不同的海拔、不同的生态区域，去追寻不同的物种，去见过最壮丽的风景。

但这幸运不能是我一个人独享的，我是摄影师，才有这样的机会。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知道。

苍山自然中心拍摄的苍山云海

徐：我们在传统媒体时代报道您，到今天自媒体时代、互联网时代，我们还是报道您。其实您的工作没有变，我们的工作也没有变，只是载体发生了变化。

大卫·爱登堡最近刚100岁，他也说做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但他比你多一句话：“还有人为此付钱给我。”

他拍到99岁还在工作，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干到100岁，你还在拍，我还来采访你。

徐：我看到您这个是中国第一座自然影像博物馆，现在应该也没有第二座，所以也是唯一的一座。

奚：没有人做，我就把家改成了一个小小的公共空间，刚4周年。

徐：你是先把城里的房子卖了？

奚：对。我在北京唯一有个小房子，是为了女儿上学。

苍山自然影像博物馆紧邻溪谷

徐：把北京的房子卖了，然后全家搬到大理？

奚：其实是史老师带着女儿，2009年先搬来的，借住在一个朋友租的院子里。我来给女儿过生日，史老师说台湾村有个房子，要不要去看一看，就来到这儿。

当时到这的时候，旁边的溪谷没有一棵树，因为原来老百姓都在里面淘沙子、挖石头。这个行为制止了以后，自然的力量就开始凸显了。短短的十几年，把整个溪谷变成了绿色。

徐沪生与奚志农在如今树木葱茏的溪谷中

徐：人只要不去破坏自然，自然自己就会修复。那整个博物馆的建造过程花了多久？

奚：从2012年开始，造了两三年，想想都不堪回首。

最开始想着可以把父母接过来养老，但老人家来了几次觉得生活不方便，我就想，干脆把它变成博物馆。扩建，把动线打通，现在我自己家只剩10%了，90%都是博物馆的公共空间。

野性中国挣的钱，我自己的钱全部投进去也不够。最后还是各种朋友支持，这才把博物馆建起来。

刚开始也没有运营的经验，都是我去开门，我去接待客人。有一个人来参观，我就去给他讲。

苍山自然影像博物馆内部

徐：听上去很艰难，一开始史老师支持吗？

奚：怎么可能支持，苍山自然中心的事情她也是强烈反对的。她说你不要搞这么多事，本来应该是政府做的，应该是保护区做的，但人家没做，我就看不下去。

博物馆刚开的时候也是，很多游客来说：“建得这么好，是政府给你建的吧？”我只能苦笑。关键是水电费、人员费用、展览成本，都不敢算这些账。

徐：它变成一个无底洞。

奚：对，所以我得不断去各种活动站台，去“化缘”。

徐：这件事本质上不是你想做的，你不习惯，但又不得不去做。

奚：十几年前我的兄弟就跟我说，你就做好摄影师的工作，自由自在的，不好吗？我说既然已经选择了杠大旗，我不可能退回去，我不扛谁扛？这么多年，它就成了一个责任，甚至是一个使命。

2010年，“野性中国”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的摄影训练营

徐：面向大众推广自然保护意识，花了你很多钱和精力，你还自费买相机去培养其他的野生动物摄影师？

奚：那是我破天荒得到了人生最大的一笔“代言费”，结果我跟品牌说，钱别给我，换成器材，我要做“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一做就做了20年。

徐：现在还在做？

奚：对，最早是针对自然保护区一线工作人员的，那个年代数码相机刚刚开始，很多保护区还没有。

我想，我前面那么多年能去不同保护区拍摄，保护区的护林员、做研究的研究人员、当地的原住民，都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如果能让他们用影像记录保护对象，该多好。

“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营员作品

第一期就实现了好多“零的突破”：高黎贡山的营员，第一次在野外拍到了白眉长臂猿；长青保护区的营员，拍到了大熊猫在树上交配的行为，科学家第一次看到；可可西里的营员，拍到了藏羚羊过马路……

徐：牧民计划和这个是两个概念？

奚：对，是训练营的延伸。2016年，我去了青海杂多县，碰到两位牧民，他们用简陋的卡片机拍到了雪豹，但数码变焦推上去，雪豹就成了一个色块。我觉得太可惜了，我说我给你们找更好的设备。

奚志农与次丁、达杰、更求曲朋——三位藏族牧民摄影师

正好有朋友淘汰了镜头，我买了个机身，野性中国又买了个镜头，两个牧民摄影师就开始了拍摄，后来就有了《雪豹和她的朋友们》。

拍摄期间我就住在次丁家，他们血脉里对自然的感情，对生命的尊重，超乎我的想象。

大雪中去拍摄雪豹，下图为奚志农摄

2019年7月15号，下了一场很大的雪，我要拍雪豹洞的那个隐蔽帐是4600米，整个被雪压塌了。我们正要把雪抖落，次丁突然停手了，他轻轻地从雪堆上捧起一只小蜘蛛还是小昆虫，放到旁边，然后才开始抖雪。

我做自然保护做了那么多年，都做不到他那么极致，这就是流淌在他们血脉里的本能。

徐：你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做过最有价值的事是什么？

奚：是建立人和自然的连接。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无论什么时代，你要把一件事做成，不沉下来、不专注、不投入时间和精力，都是不可能的。

现在有个词叫“长期主义”，我碰巧成了代表，一辈子就做了这一件事。

我当年没考上大学，也没个体面的工作，我父母能容忍我、支持我，是需要巨大勇气的。这一点上，我已经足够幸运了。

我建议年轻人追随自己的内心，找到你真正热爱的事情，朝那个方向努力，应该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