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三口去上海旅游，挤在舅舅家5天，走时舅舅说：下次别来了

上海是个奇怪的城市。外滩的霓虹能照亮半条黄浦江，可拐进弄堂里，天光就暗了。我们在舅舅家挤了五天，走的那天早晨，舅舅站在门口，手里捏着半根没抽完的烟，说了句：“下次别来了。”

那年夏天热得邪乎。

六月底刚过，空气就像被谁拿火筷子捅了个窟窿，热气呼呼地往外冒。我站在五金店门口的台阶上，看着街对面的槐树叶子卷成一团，蔫头耷脑的，跟被生活揍趴下的中年男人没什么两样。

“老周，想啥呢？”

隔壁卖早点的王婶端着一碗豆浆出来，拿围裙擦了擦手，“你家那个事，定下来了没有？”

我回过神来，笑了笑，“定了，去上海。”

“上海？”王婶眼睛一亮，嗓门也跟着拔高，“那可是好地方啊！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我儿子去年跟团去过一回，回来念叨了半年。咋的，你家发财了？”

“哪能呢，”我把手里的烟头摁灭在台阶上，“就是想着带小慧和芸芸出去见见世面。孩子都十一了，最远就去过县城，连火车都没坐过。”

王婶叹了口气，“也是，你们家这几年不容易。去就去吧，钱不够跟嫂子说一声，别客气。”

“够了够了。”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跟明镜似的。这趟上海之行，是我们全家的积蓄——两万三千块钱。存了三年，每个月从工资里抠出三百五百的，好不容易凑了这么个数。其中五千是给舅舅的，剩下的一万八，就是我们在上海的盘缠。

小慧从屋里探出头来，她刚洗过脸，碎头发还湿漉漉地贴在额角，“老周，你跟谁说话呢？”

“王婶。”

“哦，”她走出来，冲王婶点点头，“嫂子，给芸芸做的裙子做好了没？过两天就要走了，怕来不及。”

“早做好了，就等你们来拿。”王婶把豆浆碗往窗台上一放，转身进了屋，没一会儿拿出一个蓝布包袱，“喏，你看看合不合适。”

小慧接过包袱，手在粗糙的蓝布上摸了摸，眼神亮了一下。她这个人，一辈子没什么大喜好，就爱给芸芸做衣裳。可惜我们家的条件，一年到头也添不了几件新的。这回要去上海，她愣是攒了两个月的早点钱，买了六尺蓝底白花的棉布，央王婶帮忙做条裙子。

“多少钱？”小慧掏口袋。

“给什么钱，”王婶摆摆手，“就当我给芸芸的见面礼。那丫头嘴甜，天天婶子长婶子短的，我听着心里就舒坦。”

小慧还要推让，我拦住了，“嫂子，那就多谢了。回头从上海给你带点特产回来。”

“那我可等着了。”

王婶笑着回了店里，我拎起地上的行李——一个褪了色的军绿色旅行包，拉链头用红绳拴着，里面塞了我们一家三口五天的换洗衣裳和几包方便面——冲小慧努努嘴，“走吧，去学校接芸芸。”

从我们家到芸芸的小学，走路要二十分钟。穿过三条巷子，再经过一片正在拆迁的棚户区，就到了。这一路上全是熟面孔，修鞋的老刘、卖菜的小张、开摩的的马三——都是跟我们在一个县城里讨生活的人。看见我们一家三口拎着行李往学校方向走，免不了都要问一句：“哟，老周，这是要出远门啊？”

“去上海，看孩子他舅。”

“上海好啊！那地方赚钱容易，听说扫大街的一个月都五六千呢！”

我笑笑没接话。上海赚钱容易不容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舅舅在那地方待了十五年，到现在还住在弄堂里一间十二平米的亭子间里。

芸芸站在学校门口，背着个粉红色的书包——那是去年期末考试双百，小慧咬牙给她买的，花了一百二十块。看见我们，她眼睛一下子亮了，撒腿就跑过来，辫子上的红头绳一甩一甩的。

“爸！妈！”

“慢点跑，别摔着。”小慧蹲下去给她整了整衣领，“请好假了？”

“请好了！我跟李老师说了，我要去上海看舅舅，李老师还让我回来写游记呢！”

芸芸的小脸红扑扑的，眼睛里有种我从没见过的光。那光让我心里一紧，又酸又胀。这孩子长这么大，最远就去过县城，那次还是因为发高烧，连夜送去的医院。她坐在长途汽车上，扒着窗户往外看，路边的杨树一排排往后倒，她看了整整一路，一句话也没说。

到了晚上她才跟我说：“爸，外面的树好高啊。”

就这一句话，让我跟小慧商量了一宿，最后决定——去上海。

火车是晚上七点二十的。我们提前两个小时就到了车站，芸芸站在候车大厅里，仰着脑袋看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面滚动着一列列陌生的地名：北京、广州、深圳、上海……

“爸，上海有多远？”

“一千多公里吧。”

“一千多公里是多远？”

我想了想，“就是咱们家到县城，来回一百趟。”

芸芸张大了嘴巴，“那要坐多久的火车？”

“十二个小时。”

“这么久啊，”她把下巴搁在行李箱上，眼睛还是盯着显示屏，“那舅舅家离火车站远不远？”

“不远，坐地铁就到了。”

“地铁是什么？”

我跟小慧对视一眼，都笑了。这丫头，问题比天上的星星还多。

上了火车，芸芸更是坐不住。一会儿扒着窗户看外面的夜景，一会儿又跑去车厢连接处看别人打牌。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里堆着蛇皮袋和塑料桶，空气里混合着泡面味、汗味和劣质香水的味道。小慧把芸芸拉回来，让她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又从包里掏出一个苹果，拿手绢擦了又擦。

“妈，我不饿。”

“拿着，路上吃。”

火车咣当咣当地开了一夜。我靠在椅背上，半睡半醒，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事。

上次见舅舅，还是五年前。他回来奔丧——我岳父没了，他唯一的亲姐夫。那天下着雨，舅舅穿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站在灵堂前鞠了三个躬。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喝了点酒，脸有些红，拉着我的手说：“姐夫走得急，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你们在老家好好的，有什么难处就跟我说。”

我那时候刚下岗，家里日子紧巴巴的，但当着舅舅的面，愣是没开口。倒是小慧，给他添了碗饭，轻声叫了声“舅舅”，眼圈就红了。

舅舅在上海做建材生意，听小慧说前些年赚了些钱，后来行情不好，也就勉强维持。他在那边结了婚，舅妈是上海本地人，在街道办上班。两个人有个儿子，比芸芸大三岁，正读初中。

这趟去上海，说是旅游，其实我心里还有个疙瘩——想跟舅舅开个口，借两万块钱。芸芸马上要上初中了，成绩不错，县里的老师说她有希望考上市一中。可市一中要住校，学费、生活费加起来，一年少说也得万把块。我跟小慧在五金店和裁缝铺里起早贪黑地干，一个月也就挣四千出头，除去吃喝用度，剩不下几个钱。

走之前我跟小慧商量过这个事，她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到了再说吧，别一进门就提钱，让人家为难。”

天蒙蒙亮的时候，列车员来报站：“前方到站，上海站。”

芸芸一下子醒了，揉着眼睛往窗外看。晨光里，高楼的轮廓一点一点清晰起来，像从雾里长出来的钢铁森林。她看了好一会儿，小声说：“爸，上海好大啊。”

我们跟着人流涌出车站。站在北广场上，抬头看四周，全是望不到顶的大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初升的太阳，晃得人睁不开眼。芸芸紧紧攥着我的手，指节都发白了。

“别怕，爸在呢。”

“嗯。”

小慧从兜里掏出那张写了地址的纸条——舅舅的地址，她背了半个月，早就烂熟于心，可还是装在口袋里才安心——凑到我跟前，“老周，怎么走？”

“坐地铁。舅舅说了，一号线转八号线，再坐两站公交就到了。”

地铁站里人更多，乌泱泱的，每个人都走得飞快。我们一家三口拎着行李，像三条逆流而上的鱼，被人群推着往前走。芸芸第一次坐地铁，紧张得不行，紧紧贴着我，眼睛却忍不住四处看。

“爸，地铁有轮子吗？”

“没有，它在轨道上跑。”

“那它怎么转弯？”

“这个……”我卡了壳，“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一个多小时之后，我们从地铁口出来，又坐了五站公交，终于站在了一条弄堂口。弄堂窄得很，两边是灰扑扑的老房子，墙上爬满了绿藤，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混着油烟和霉味的气息。

舅舅站在弄堂口等我们。他比五年前老了不少，头发稀了，背也有些驼，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看见我们，他咧嘴笑了一下，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

“来了？路上累不累？”

“不累不累，”我赶紧上去，把行李换到左手，伸出右手跟他握了握，“舅舅，麻烦你了。”

“说什么麻烦，”他拍拍我的肩，又低头看芸芸，“这是芸芸吧？长这么高了，上回见你还抱在怀里呢。”

芸芸躲在小慧身后，露出半张脸，怯生生地叫了声“舅舅”。

“哎，乖。”舅舅伸手想摸她的头，看她往后缩，又把手收回去，“走，家去吧，你舅妈把饭都做好了。”

弄堂里弯弯绕绕的，头顶晾着各色衣裳，滴滴答答往下滴水。脚下是湿漉漉的青石板，缝隙里长着青苔。舅舅走在前面，步子很快，我们跟在后面，时不时要侧身让对面过来的人。

“到了，就这儿。”

舅舅推开一扇掉了漆的木门，侧身让我们进去。门里是一个小小的天井，摆着几盆半死不活的绿植。天井旁边就是门，推开进去，就是舅舅的家。

房间不大，放了一张双人床、一张沙发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就满满当当了。墙上挂着几个相框，有一张是舅舅的结婚照，舅妈穿着白纱，笑得很甜。还有一张是他们的儿子，虎头虎脑的，在东方明珠前面比着剪刀手。

“这房子小，你们别嫌弃。”舅舅有些不好意思，拿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沙发床给你们睡，我跟你舅妈睡大床，小辉去他奶奶家挤几天。”

“那怎么行，”小慧赶紧说，“让芸芸跟我们挤沙发床就行，不用麻烦小辉……”

“没事没事，”舅妈从厨房探出头来，她四十多岁的样子，烫着卷发，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带着明显的上海口音，“小辉本来就三天两头往奶奶家跑，不碍事的。你们一路辛苦了，洗把脸吃饭吧。”

饭桌是折叠的，平时收在墙边，吃饭的时候才支起来。舅妈做了六个菜：红烧肉、糖醋排骨、清炒时蔬、番茄蛋汤，还有两条清蒸的带鱼。这在上海本地人家里，算是很丰盛的待客了。

芸芸坐在我旁边，捧着饭碗，吃得小心翼翼。她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眼睛一下子亮了。

“好吃吗？”舅妈笑着问。

“嗯！”芸芸用力点头，“比我妈做的好吃。”

小慧在桌下轻轻踢了我一脚，我假装没感觉到，低头扒饭。桌上气氛倒还好，舅舅问我县城里的事，我捡着能说的说了。问他生意怎么样，他叹了口气，说这两年建材不好做，房地产不行，连带着他们这些下游的也难。

“不过比你们在老家强点，”舅舅给我倒了杯啤酒，“上海机会多，只要肯干，总能找到活路。”

我端起杯子抿了一口，没接话。心里那两万块钱的事在嗓子眼转来转去，最后还是咽了回去。

吃完饭，舅妈收拾碗筷，小慧要帮忙，被她拦住了，“你们歇着，我来就行。”

舅舅从柜子里翻出一张上海地图，摊在桌子上，拿手指点着，“明天我带你们去外滩转转。后天去城隍庙，大后天去南京路。东方明珠你们想看也行，就是门票贵点，一个人要一百多……”

“舅舅，”我打断他，“我们自己逛就行，你生意忙，别耽误你。”

“忙什么，”舅舅把地图折起来，“再忙，你们来上海，我也得陪着。你妈走得早，我就剩你媳妇这一个外甥女了，不能亏待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些哑，眼睛看着窗外。窗外是一条窄窄的弄堂，对面人家的窗户开着，能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里面择菜。上海的夏天热得闷，弄堂里一丝风都没有，电风扇吱吱呀呀地转着，把热气搅得更加黏稠。

那天晚上，芸芸躺在沙发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爸，上海的晚上怎么这么亮？”她扒着窗户往外看，“咱们家那边，晚上黑乎乎的，只能看见星星。”

我坐起来，顺着她的目光望出去。从窗户的缝隙里，能看见远处高楼上闪烁的霓虹灯光，红的、绿的、蓝的，变换着不同的图案。更远的地方，有一道金色的光带，那是黄浦江两岸的夜景。

“那是外滩的灯。”我说。

“外滩好看吗？”

“好看，明天你就看见了。”

“爸，”她翻过身来，眼睛在黑夜里亮晶晶的，“舅舅家是不是很有钱？他住的地方虽然小，可是有冰箱，有空调，还有电脑呢。”

我沉默了一下，“舅舅家也不算有钱，就是普通人家。上海的房子贵，能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

“哦。”芸芸应了一声，又翻过身去。过了一会儿，她的呼吸渐渐均匀了，像是睡着了。

我却睁着眼到半夜。这个十二平米的房间，睡了我们五口人——舅舅和舅妈挤在大床上，我们一家三口挤在沙发床上。翻身的时候能听见弹簧吱嘎作响，空调的嗡鸣声从墙角传来，混着窗外的蝉鸣，让人心烦意乱。

第二天一早，舅舅就带我们去了外滩。

从弄堂里出来，坐了两站公交，又走了十来分钟，眼前豁然开朗。黄浦江就在面前，江水灰蒙蒙的，上面跑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对岸是陆家嘴，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上海中心，一栋比一栋高，在晨雾里像几柄插进云里的剑。

芸芸站在江边，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

“怎么样？”舅舅背着手站在她旁边，“比县城的河大吧？”

芸芸点点头，“大太多了。”

江边风大，吹得她新裙子上的蓝花一鼓一鼓的。小慧站在她身后，拿手拢了拢被风吹乱的头发，眼睛却一直看着芸芸。

“老周，”她小声叫我，“你看芸芸。”

“怎么了？”

“她高兴。”小慧的声音有些抖，“我好久没见过她这么高兴了。”

我心里一酸，伸手揽住她的肩。我们在江边站了很久，看船来船往，看对岸的楼在阳光里一寸一寸地亮起来。舅舅靠在栏杆上抽烟，烟雾被风吹散，很快就没了影。

上午逛了外滩，中午舅舅带我们去吃生煎包。小店开在一条小马路上，门脸不大，排队的人却从店里一直排到马路牙子上。芸芸垫着脚往前面看，闻到香味，肚子咕咕叫了一声。

“饿了？”舅舅笑了，“这家的生煎包是这条街上最好吃的，等会儿你尝尝，底都是焦脆的。”

果然好吃。芸芸一口气吃了六个，嘴角沾着油，眼睛眯成了两条缝。小慧要拦她，“别吃太多，小心积食。”

“让她吃，”舅舅又夹了一个放到芸芸碗里，“来上海不吃生煎包，等于白来。”

下午去了城隍庙。那里人多，密密麻麻的，像是整个中国的人都挤到这条街上来了。芸芸紧紧攥着我的手，生怕走丢。我们在人群里慢慢挪着，看两边的店铺卖各种小玩意儿：刺绣的香囊、檀木的梳子、景泰蓝的手镯……花花绿绿的，让人眼花缭乱。

芸芸在一个卖糖人的摊子前面站住了。老匠人拿勺子舀了一勺融化的糖稀，手腕一抖，一条龙就出现在了石板上。芸芸看得入了迷，下巴都快要掉到胸口上。

“想要吗？”我问。

芸芸看了看价钱——十五块——摇了摇头，“不要。”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出两个硬币，递过去，“老板，做个小兔子。”

老匠人应了一声，几秒钟就做好了一个糖兔子，晶莹剔透的，在太阳底下发着琥珀色的光。芸芸接过去，小心翼翼地举着，生怕碰碎了。

“谢谢爸。”

“谢什么，”我揉了揉她的头发，“来上海了，总得给你买个纪念品。”

晚上回到舅舅家，舅妈已经做好了饭。今天多了一个人——舅舅的儿子小辉。他比芸芸大三岁，个子却高了将近一个头，瘦瘦的，戴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有些腼腆。坐在桌子对面，不怎么说话，偶尔抬眼看一下芸芸，又迅速低下。

“小辉，这是你表妹芸芸。”舅妈给他夹了块排骨，“你们俩差不多大，多聊聊。”

小辉点了点头，小声说：“芸芸好。”

芸芸也小声回了句“哥哥好”，然后两个人就都不说话了。桌上倒是我跟舅舅喝了两杯酒，聊了些闲话。酒是上海本地的黄酒，甜甜的，不怎么上头，喝下去胃里暖融融的。

吃完饭，小辉回自己房间打游戏去了。芸芸站在门口偷偷往里看——小辉的房间更小，只有六七个平米，摆了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台电脑，就没空地了。可芸芸看得眼睛发直，她还没见过电脑长什么样呢。

“想玩吗？”小辉听见动静，摘下耳机问。

芸芸点点头，又摇摇头，“我不会。”

“我教你。”

小辉把凳子往外拉了拉，让出半个位置。芸芸小心翼翼坐过去，握住鼠标，在小辉的指导下点开了一个小游戏。屏幕上的小人在跑，芸芸的手指笨拙地按着键盘，嘴里发出“哎呀哎呀”的声音。

我跟小慧站在门外看着，心里头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同样都是孩子，人家在上海长大，电脑游戏玩得溜溜的；我们家芸芸在县城里，最大的娱乐就是跟邻居家的孩子跳皮筋。

“老周，”小慧轻声说，“等芸芸上了市一中，咱也给她买个电脑吧。”

我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又是一宿没睡好。沙发床太软，弹簧硌着腰，加上喝了两杯酒，胃里泛酸水。我轻手轻脚地爬起来，想去天井透透气，推开门却发现舅舅也站在外面。

他背对着我，手里夹着一根烟，烟头的红光在暗处一闪一闪的。听见脚步声，他回过头来，“你也睡不着？”

“嗯，有点认床。”

舅舅把烟盒递过来，“来一根？”

我抽出一根，凑到他的烟上点着了。两个人就这么站在天井里，头顶是上海夏夜灰蒙蒙的天空，星星很少，月亮也像蒙了一层纱。

“小慧过得还好吧？”舅舅突然问。

“挺好的，就是累。裁缝铺的活不算多，可一坐就是一天，腰和颈椎都不好。”

舅舅沉默了一会儿，吸了口烟，“你那个店呢？五金生意怎么样？”

“也还行，混口饭吃。”我顿了顿，还是说了实话，“不过今年不太景气，县里搞拆迁，好多老房子都拆了，盖新楼，用的五金都是统一采购的，轮不到我们这些小店。”

“那你有什么打算？”

“能有什么打算，硬撑着呗。”我把烟灰弹在地上，“等芸芸上了初中，花销更大，到时候再说吧。”

舅舅没再说话。我们俩就这么站着，把一根烟抽完了。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鞋底碾灭，转身往屋里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明天带你们去东方明珠。”他说，“门票我买。”

“那怎么行……”

“怎么不行，”他摆摆手，“就这么定了。”

东方明珠的票确实不便宜。舅舅买了三张上球体的票，一张一百六十块，三张就是四百八。小慧在售票窗口前面拦他，“舅舅，这也太贵了，要不就看看外面行了。”

“来都来了，不上去看看，等于白来。”舅舅把钱递进窗口，“再说了，芸芸还没坐过观光电梯呢。”

电梯是透明的，上升的时候能看见外面的景物一点点变小。芸芸贴着玻璃，脸都快贴上去了，嘴巴微张，眼睛一眨不眨。到了两百多米的球体上，整个上海都在脚下铺展开来。黄浦江像一条灰绿色的带子，把城市分成两半；远处的楼群重重叠叠的，一直延伸到天边，跟云连在一起。

“爸，”芸芸拉着我的手，指着远处，“那是咱们来的地方吗？”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那里是火车站的方位，可她指的那片区域里，有无数条街道、无数栋楼房，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

“不是，”我说，“咱们从那边来的。”

“上海好大啊，”她趴在玻璃上，“大得都看不见边。”

小慧站在她身后，拿手机给她拍照。镜头里的芸芸笑得很开心，两只手比着“耶”的姿势，背后是上海灰蓝色的天空。

从东方明珠下来，舅舅又带我们坐了渡轮。船在黄浦江上晃悠悠地走，江风扑面，带着水和机油的味道。芸芸趴在船舷上看浪花，看了一会儿突然转过头来问我：“爸，舅舅对我们这么好，我们什么时候请他回老家玩？”

我心里一紧，下意识看了舅舅一眼。舅舅站在船舷另一头，正望着远处的南浦大桥，不知道听见了没有。

“等舅舅有空了再说。”我应付了一句。

芸芸“哦”了一声，又转头去看浪花了。

晚上回到弄堂口，舅舅去买烟，让我跟小慧先回去。弄堂里灯光昏暗，走着走着，小慧突然拉住了我的胳膊。

“老周，”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你发现没有，舅妈今天一天都没怎么说话。”

我想了想，好像是的。白天在外滩和东方明珠的时候，舅妈一直走在后面，有时候我们停下来看风景，她就站在旁边看手机。中午吃饭的时候，她也是默默夹菜，偶尔跟小慧聊两句家常，但明显话不多。

“可能是不舒服吧。”我说。

“不是不舒服，”小慧摇摇头，“我觉得她是嫌我们来了。”

“你别瞎想。”

“我没瞎想。”小慧叹了口气，“住人家家里，本来就添麻烦。舅舅是好心，可舅妈毕竟是城里人，生活习惯不一样。你没看她今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卫生间擦了一遍？”

这个我确实注意到了。早上我起得早，去上厕所，看见舅妈跪在卫生间的地上，拿抹布擦地砖缝。她听见动静，抬头冲我笑了笑，说“地湿，小心滑”，然后就出去了。

当时我没多想，现在听小慧这么一说，心里也有些不自在。

“要不……”我犹豫了一下，“咱们提前回去吧？本来也说住五天，明天第三天，后天走也行。”

“别，”小慧又摇头，“芸芸还没玩够呢。再说了，票都买了，酒店也订了，提前走反而让人觉得咱心里有气。”

“那……”

“再住两天吧，咱们注意点，别给人添麻烦就行。”

话是这么说，可接下来两天，我还是感觉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舅妈不再做那么多菜了。第一天六个菜，第二天四个菜，第三天只做了三个菜：一荤一素一个汤。虽然也不算差，但明显能看出差别。而且她开始按时去上班了——之前她请了两天假陪我们，第三天就去街道办上班了，早上八点出门，晚上六点才回来。

舅舅倒是依旧陪着我们，但也能看出他有些累。他平时做生意要应酬，晚上经常回来得晚，这几天为了陪我们，白天在外面跑，晚上还要跟我们聊天，嗓子都哑了。

第四天我们去南京路。那是一条很长很宽的步行街，两边的商店一家挨一家，橱窗里摆着各种我们在县城没见过的东西。芸芸在一家玩具店门口站了很久，盯着橱窗里的一个芭比娃娃。

那娃娃穿着粉红色的裙子，头发是金色的，眼睛会眨。标价牌上写着：三百九十九。

“走啦，”我拉拉她的手，“咱们去前面看看。”

芸芸跟着我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

小慧在后面跟着，什么也没说。

那天下午，我们在南京路上逛了三个小时，什么都没买。不是不想买，是不敢买。上海的物价让我这个在县城待了半辈子的男人心惊肉跳：一杯奶茶二十块，一碗面条三十块，一个普通的玩具四五百。我们口袋里的一万八千块钱，看着不少，真花起来，几天就能见底。

晚上回去，舅舅问我们逛得怎么样。我说挺好，就是太贵了。舅舅笑了，说上海就是这样，有钱人花钱的地方多，没钱人也有没钱人的活法。

“你们明天是不是要走了？”舅舅问。

“嗯，”我说，“明天下午的火车。”

“那我明天上午再带你们去个地方。”舅舅神秘兮兮的，“保准芸芸喜欢。”

第二天一早，舅舅带我们去了上海科技馆。那地方真是大，三层楼，每一层都有不同的主题：机器人、太空探索、生物万象、信息技术……芸芸进去之后就像鱼进了水，到处跑到处看，眼睛都不够用了。

在机器人展区，有一个会下象棋的机器人。芸芸坐在对面，跟它下了一盘，输得干干净净。可她一点也不沮丧，反而兴奋得脸都红了。

“爸，它好聪明啊！”

“是厉害。”我站在她后面，看着她跟机器人较劲，心里忽然有了一个念头——市一中也有计算机课，如果她能考上，说不定以后也能做出这么聪明的机器人来。

这个念头让我那两万块钱的事在嗓子眼又转了起来。可看着舅舅这两天忙前忙后的，这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从科技馆出来，已经快中午了。舅舅说就在外面吃吧，他请客。我们找了一家小饭馆，舅舅点了一桌子菜，比第一天的还要丰盛。

“舅舅，这太多了。”我说。

“不多不多，给你们送行。”舅舅给我倒酒，“来，喝一杯。回了老家，替我多照顾小慧和芸芸。”

“你放心。”

酒过三巡，舅舅脸有些红，话也多起来。他讲自己刚来上海的时候，睡过桥洞，搬过砖头，后来一点点攒钱，开了个小建材店，才算立住了脚。

“上海是个好地方，”他端着酒杯，眼睛看着窗外，“可也不是谁都能待得住的。刚来那几年，我天天想家，想老家那条河，想河边的柳树。可是回不去了，这边有了家，有了孩子，就只能待下去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些感伤。小慧在桌下握住了我的手，手指凉凉的。

吃完午饭，回到弄堂。舅妈已经在家了，把我们的行李收拾得整整齐齐，还多装了一袋子零食，说是给芸芸路上吃的。小慧推辞了半天，最后还是收下了。

“舅舅，舅妈，这几天真是麻烦你们了。”我站在门口，拎着行李，“等你们回了老家，一定要来家里坐坐。”

“好，好。”舅舅点点头，眼眶有些红。

芸芸走过来，拉了拉舅舅的衣角，“舅舅，你什么时候回老家看我？”

舅舅蹲下来，跟她平视，摸了摸她的头，“等舅舅有空了，一定回去。你要好好学习，以后考到上海来上大学，就能经常见到舅舅了。”

“嗯！”芸芸用力点头，“我一定考到上海来！”

我们转身往弄堂口走。走了几步，舅舅在后面喊了一声：“等等。”

我回过头。舅舅站在门口，手里夹着一根烟——不知道什么时候点上的——青灰色的烟雾升起来，在弄堂昏暗的光线里散开。他看着我们，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

最后他说：“下次别来了。”

说完他转身进了门，木门“吱呀”一声关上了。

我站在弄堂里，愣了好几秒。小慧也愣住了，芸芸不明所以地看看我，又看看关上的门。

“爸，舅舅说什么？”

“没什么，”我把行李换到另一只手上，“走吧，赶火车。”

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谁都没说话。芸芸累了，靠在小慧怀里打瞌睡。小慧看着窗外，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攥着我的手一直没松开。

上了火车，安顿好行李，芸芸就睡着了。小慧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缓缓后退的站台，突然说：“老周，舅舅是不是生气了？”

“没有，”我说，“他就是那个脾气，说话直。”

“那他为啥说下次别来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可能是嫌我们麻烦他了。”

小慧没再说话。窗外的上海在黄昏里慢慢远去，高楼变成剪影，霓虹灯开始亮起来，一点一点，像是在给这座城市画上句号。

火车开出上海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芸芸醒过来一次，迷迷糊糊地问：“到家了？”

“还没，”小慧拍拍她的背，“睡吧。”

她又睡过去了。

我靠在椅背上，脑子里反复回响着舅舅那句话——“下次别来了。”还有他关门之前的那个表情，嘴唇动了动，好像还有话没说出口。到底是什么话呢？我不知道。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火车在夜色里一路向西，穿过城市、穿过田野、穿过一座又一座陌生的车站。上海越来越远，就像一场做过的梦，醒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回到县城的第三天，我去邮局取包裹。

一个挺大的纸箱子，寄件人写着舅舅的名字，地址是上海那条弄堂。我抱着箱子回家，小慧和芸芸围过来，一起拆开。

箱子里有两样东西：一个崭新的芭比娃娃，跟芸芸在南京路橱窗里看见的那个一模一样，粉红裙子，金色头发，会眨眼睛。还有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

我拿起信封，里面是一沓钱。数了数，两万整。

信封里还有一张纸条，是舅舅的笔迹，歪歪扭扭的，像是写得匆忙：

“小周，娃娃是给芸芸的。钱是借给你们应急的，不着急还。那天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上海这个地方，来一次就够了。你们好好过，比什么都强。”

纸条下面有一行小字，墨迹浅些，像是后来加上去的：

“下次来上海，别住家里了。我给你们订酒店。”

我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窗外是县城八月的天空，蓝得透明，知了在树上嘶嘶地叫着。芸芸抱着芭比娃娃，转着圈地跳，辫子上的红头绳一甩一甩的。

小慧站在窗边，背对着我。她的肩膀一耸一耸的，我知道她在哭。

我走过去，揽住她的肩，什么也没说。

窗外，夏天还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