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拉人权圆桌会·专稿10】智利学者：对华关系的分量远超任何政治结盟

编者按：8月18日至22日智利外长佩雷斯将访华，本期《中拉人权圆桌会·专稿》栏目特选中拉人权研究合作网络成员、智利思想工坊智库首席执行官尼古拉斯·弗雷雷（Nicolás Freire） 7月29日在（El País）解读智中关系的文章。先后于、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举办，首次实现中拉人权领域机制性对话，推动建立“中拉人权研究合作网络”，第三届中拉人权圆桌会将于9月15日在秘鲁·利马举办。敬请关注！ （全文约2500字，预计阅读时间7分钟）

▲本文原文刊发在西班牙《国家报》网站

今年3月，就在智利新一届总统就职的前四天，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José Antonio Kast）前往多拉参加由唐纳德·特朗普亲自牵头举办的“美洲之盾”峰会。当时的一张合影定格了一个微小的细节：尽管卡斯特只身处镜头边缘，但这却折射出一种政治押注，即智利希望通过在象征意义上向美国示好，换取日后在双边关系中得到更优厚的待遇。

然而，四个月后，这种押注落空了。7月24日，美国正式确认了自今年6月起便已开始披露的消息：对智利出口产品征收12.5%的额外关税。这是针对60个经济体出台的新一轮关税措施中，这是最高的一档。美方给出的理由是，智利在其进口供应链中打击强迫劳动的力度“不够”。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完全是一个披着技术调查外衣的地缘政治决定。

其中的教训不言而喻：一旦触及美国的经济与战略利益，与美国的政治亲近并不能换取任何保护；而事实证明，对华关系的分量，最终远胜于任何口头声明或象征性的政治结盟。

由此可见，这一结果并非孤立事件，它进一步印证了数月来我们在美国的行事作风中观察到的某种模式：在短短几周内随意宣布、暂停、重启或重新谈判关税；以一种破坏数十年制度建设的交易逻辑，向历史盟友施压；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他曾被我们视为国际秩序基石的多边机构提出质疑。这些绝非仅是其政策反复无常的信号，而是一种结构性病症，表明这个一手缔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的大国，已不再认为自己需要受制于其亲自制定的规则。这等于为所有人重新洗牌，智利自然无法独善其身。

面对这一变局，智利展现出的更多是被动应对，而非基于坚定的信念的行动。以智中两国十多年来的关系为例：中国是智利最大的贸易伙伴，智利近三分之一的出口产品销往中国市场，且97%以上的对华出口产品享有零关税待遇。然而，我们从未认真反思过：除了期望卖出更好的铜价和锂价，我们究竟希望从这段双边关系中获得什么？

问题在于，如果一种关系是建立在对第三方的不满或不适之上，那么它注定是脆弱的。试想，如果美国调整政策、美国政府更迭或是关税下调，那么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还能剩下什么？答案是“一切照旧”：双方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往来，但依然缺乏战略深度，没有共同的愿景规划，也缺失了政治层面的考量。

长久以来，国内的相关讨论始终在“商业上的热情”与“意识形态上的不信任”之间摇摆不定，未能找到一个具有战略实用价值的平衡点。从根本上说，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正在倒逼我们去直面一个早该深究的问题：既然智中关系已经建立且十分深厚，那么我们还能从中期待什么、建设什么、又或者获得什么？

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其实现路径也绝非一条。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能再搁置这个问题了。智利拥有实实在在的比较优势，然而如果没有一个具备足够体量的合作伙伴，这些优势将永远只是纸上谈兵。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能源转型，智利在电动出行、太阳能、风能以及绿氢等领域拥有得天独厚的资产。但在这些领域，我们到底想与中国共同建设什么，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进行建设，却是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回避去解决的难题。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第三方的决定或一时兴起，就将中国排除在对话之外。回避问题并非明智之举，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疲软、通胀居高不下、失业率徘徊在8.9%以上，且连续三年未能实现自身财政目标的国家而言，这种“观望”是我们根本负担不起的奢侈。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盲目乐观或天真行事。但应对风险的良方绝非疏离，而是要不断充实双边关系的内涵。相比于仅停留在原材料买卖层面的关系，内涵丰富的双边关系在结构上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智利眼前摆着一个切实的机遇。要抓住这个机遇，我们需要变被动反应为主动谋划。在特朗普推动下接触中国或许可作为起点，但绝不能成为最终的决定性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思也开始在最意想不到的阵营中生根发芽。伊夫林·马特伊（Evelyn Matthei）绝非“亲华派”，但就在加征关税的消息公布后，她第一时间指出，此次关税上调实际上是对智利与中国保持广泛经贸关系的“惩罚”。她还发表了一番让其所在阵营更为尴尬的言论：她认为，是时候公开讨论是否应继续对中国投资设置障碍了，因为事实证明，迄今为止，中国是一个比美国更具可预测性的经济伙伴。

当“智利前行”（Chile Vamos）联盟的前候选人凭借自身观察得出这一结论时，这就不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实用主义考量。智利政府理应将此铭记于心，予以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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