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武当道士下山救治伤员，医术奇特，抓活鲤鱼，烧槐树枝

1938年腊月的一场冷雨，把位于汉水上游的均县小城浇得泥泞不堪。城外几公里的山路上，几位身着灰色大氅的道人正踩着湿滑的青石快步下山。带队者是年近三十的罗教培，河南南阳人，十年前拜入紫霄宫。他们此行目的只有一个——赶赴七十二军野战医院，那里刚送来一名高烧不退的班长。

罗教培抵达时，军医眉头紧锁。抗菌素断供，乙醚见底，伤口却已化脓溃烂。罗教培一句“能否一试？”让院长点头放行。道人先取自制麻沸散替代麻醉，随后以火烤匕首，挖去坏死组织。紧接着，他掏出随身竹篓，捞出一尾尚在扑腾的鲫鱼，徒手捣成细泥，混入冰片、五味子，敷覆创口。旁边一位年轻军医嘀咕：“活鱼也能当药？”罗教培淡淡回道：“鱼血活，能拔热毒。”不过两炷香工夫，伤员体温缓降；三日后换药，疮面转红，坏肉尽脱，连院里最老的医生都惊得连声称奇。

在那段艰难岁月里，道观成了天然病房。均县地处鄂西北群山间，崎岖闭塞，日军难以深入轰炸；又有五十余处庙宇剩下空房，可供改作病舍。更要紧的是，武当山头上草木种类近千，堪称天然药库。缺乏制剂工厂的时代，这些草根树枝往往救下无数性命。

与罗教培同时奔走的，还有一位名叫水合一的道人。此人原籍随州，早年涉世做过区团总，见惯兵荒马乱后遁入空门。1930年红军过武当，他便暗中行医掩护；八年后抗战最吃紧之际，他再度主动腾出紫阳庵，将正殿改成临时骨科室。那时跌打损伤最常见，绷带缺，止血粉告急。水合一便起早上山，砍折老槐树干枯之枝，晾透再焙烧成炭，与麻油研和。受伤战士腿上青肿一片，他先用白葱根蘸沸醋热敷，趁血脉微开，再抹上槐炭膏。疼痛先是灼，随即转暖。两三日后，瘀紫散去，士兵又能拄枪站起。院内流传一句顺口溜：“烫葱一下，黑膏一抹，槐灰落定走路不跛。”

同年秋，野战后方医院扩编，正缺医护。道门弟子多半识字，临床需要他们协助抄方、研药、登记体征。于是，几位资深道长干脆把“雷火针”“透骨散”“七方十三味”整理成册，白纸黑字送到军医手里。这些配方并非玄之又玄，材料无非黄连、没药、朱砂，却按道家行气、走穴之理重新配伍，用于清创、安神、接骨，都见成效。医生们戏称那本竹简装订的册子为“行军宝库”。

1943年，太行山前线一阵急电，把名叫周咏南的女兵送进第129兵战医院。她大腿中弹，金疮药未及补给，血止不住。昏迷中，她想起师傅周举当年口传心授的三剂祖传秘方。醒来后，她对护士说的第一句便是：“箱底那包紫布，请快取来。”里面正是“玉荷仙液”。医官半信半疑滴上几滴，血迹居然凝了。随后又以“生化灵胶”敷创，伤口收口显著。周咏南因此失去冲锋资格，却留在医院当起药剂助理，把方子毫无保留地传给同僚。日后，那三味药跟随部队跨过黄河、挺进冀鲁豫，救了不少战士。

战争结束后，大多数道人重新回到山门。有人曾问罗教培：“用鱼肉当药，岂非与清修戒律相悖？”罗教培只笑不答，将那条竹篓挂回梁上。水合一则更干脆，他把剩下的槐炭膏装进瓷罐，转交乡间老医，“你下山多走走，别让这些法子蒙灰。”至于周咏南，她在1966年病弱缠身之际，把全部手抄秘方交给儿子黄天。黄天对岐黄毫无兴趣，几番犹豫，还是挑了个晴日踏入武当山门，托庙里新晋住持代为保管。他只留下一句话：“母亲在这山上得法，也让我来还这个人情。”

这些看似离奇的救治手段，其实紧扣“就地取材”四个字。抗战期间，药品靠十几天一次的驳船运上嘉陵江、汉水，路途艰险；而山间的木本草、鱼虫贝壳，伸手可得。道人熟识草木脉络，又无军饷薪给之累，肩挑背负就能下山。军医们用尽手里最后一支针剂时，才发现身后多了支由灰衣人组成的“流动仓库”，这大概是战地医疗史上少见的奇景。

史料统计显示，1937年至1945年间，仅均县境内就新设后方医院、护理队、疗养所十余处。武当道观贡献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床位。信徒少见埋怨，道众多自挤一个柴房一地铺，留下主殿梁柱间的空间给担架和手术台。没有麻电灯，庙内悬挂铁皮灯罩，里面燃桐油灯芯，火光一闪一闪，照着阑尾切除或子弹摘除的紧张瞬间。有人后来回忆：“香火味和碘酒味混在一起，就像把人从鬼门关拉回的味道。”

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起，军中已开始试种青蒿、雷公根、金线吊乌龟等地道药材。试验田就围在琼台、五龙宫一带，日头一出，雾气缭绕，远看恍若仙山灵药，自此“武当草药”声名渐起。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省中医学院多次组织专家到武当山采集道方，考证下来，有效药单留下近二百首，其源头几乎都能追溯到那段炮火连天的八年。

今日再登武当，已难寻当年木炭膏的浓烈药香，也见不到罗教培背剑提筐、踏雪疾行的背影。可在紫霄宫后的药圃里，那些被他和师兄弟们采过的断肠草、白及、黄精，年年春来依旧抽芽。风起时，草叶沙沙作响，像是在复述当年的刀光与慈悲，提醒后来人：救死扶伤，并非医家专利，亦是信仰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