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五岁本是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的年纪,我爸却偏偏不认命。他觉得这一辈子活得憋屈,买菜做饭打扫卫生的日子不是他想要的,他胸中还有一团火没烧起来,非要折腾出个“家业”给儿女们铺路。这股子倔劲儿,还得从他小时候说起。
十四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去潍坊学徒,说是学裁缝卖布,实则是给师傅家当了三年免费保姆。早起倒尿盆,晚端洗脚水,洗衣做饭看店,还得挨打受气。自小没娘,后妈虽不打骂却也没温情,他硬是靠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信念,咬牙挺过了那些吃不饱肚子的日子。这份坚韧,刻进了骨子里。
要说这老头儿精明,那是一点不假。七零七一年那会儿,政策允许归还或补偿解放初期捐献的房产,家里拿到了一笔巨款。这钱怎么花,他在一九七二年就立下了遗书。这封信藏得严实,直到二零一九年我才偶然发现,那时他都已去世二十多年了。信里写得明白:钱的大头给了老家。我哥在爷爷后院盖了五间大瓦房,院子比爷爷家还大,村里头一份气派。亲戚六眷或多或少都沾了光,远房亲戚也能分个十块二十块。我妈最风光,得了凤凰牌自行车、梅花牌手表,这两样就花了五百多块,在当时那是相当时髦。至于我?遗书上白纸黑字写着,只给了我十块钱。那时家里积蓄不足二百元,他算盘打得精,认为哥哥为家付出多,济南的公租房和这点家当留给我们娘仨,算是公平。
手里有了点底,他又不安分了。不顾我妈反对,他在王官庄一个部队干休所找了五间没玻璃的破房,搞起了养鸡场。冬天水缸结冰,门前有大水坑,车子进不来,饲料、煤炭全靠独轮车推,鸡粪再一车车推出去。这苦头吃得,常人难以想象。我和葛老头去帮忙,那是真累。他雇了亲戚家十六岁的小姑娘帮忙,自己更是不敢在家过夜,守着鸡场。
三年下来,一家人没吃过他几个好鸡蛋,吃的全是破壳的、病死的鸡。好的都让他换钱了。本钱挣回来了,他又嫌场地小。正巧一九九零年春节,历城区华山镇的一位赤脚医生来拜年,这人是我妈的学生,比我大十岁。两人一见如故,人家夸他能干,他觉着遇上了知音,非要跟人合伙去村里办大型养鸡场。全家没人支持,也没人夸他,这下可算找着听他话的人了。这后半辈子,究竟是福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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