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745年秋末，伊犁河畔遍布疫瘴，五十岁的噶尔丹策零握着马刀坐在帐口，喃喃道：“保住部众。”一句嘶哑的嘱托后，最后一位能镇得住全局的大汗倒下。瘟疫夺人，更可怕的是随之而来的权力真空。
策零的三个儿子立刻撕破了羊皮帐的宁静。阿占汗被推上汗位，却骄奢无度；庶长子喇嘛达尔札举兵逼宫；幼子策安达什又被贵族抬出来叫阵。几个月内，兄弟成仇，父遗基业碎成几截，准噶尔人心涣散。
乱局里，两张扑克牌最惹眼：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一个是大策凌敦多布的孙子，一个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血统都能撑起野心。喇嘛达尔札前脚登基，后脚就被二人突袭斩杀。达瓦齐自立，却拿不住四分五裂的部众。
阿睦尔撒纳表面行臣子礼，暗地招徕流散的骑兵，几乎每到一座营地都先问：“可有人愿跟我干？”三年间，他兵力翻了几倍，终与达瓦齐反目。1753年败走之际，他带两万人叩关，投到北京脚下。
乾隆眼前豁然出现机会。此时的大清已扫定辽海、定鼎漠北，独余天山以西未入版图。更何况，达瓦齐横征暴敛，牧民怨声载道。打还是不打？皇帝没犹豫。五万精骑自乌里雅苏台、巴里坤两面推进，新疆尘沙漫天。
值得一提的是，清军一路几乎不战而胜。牧民捧着酥油茶迎接，连达瓦齐都被乌什伯克骗进城绑送。回首看，阿睦尔撒纳的算盘打得精——借清军手铲除对手，再谋“总汗”桂冠。
然而乾隆并非昏聩之君。他在伊犁留下区区五百守军，却把准噶尔一拆为四，车凌、噶勒藏多尔济、班珠尔、阿睦尔撒纳各领一部，互相牵制。阿睦尔撒纳的脸色当晚就变了，他不穿黄马褂、不挂孔雀翎，改用旧印大号召。
不久，他暗地聚众九千，移到布鲁特草原练兵；又谣传“众部推我为共主”，并上折自请大汗之位。乾隆心知其诈，命他“赴京述职”。诏书刚到，他佯应一声“遵旨”，转身就掀旗叛走，先掩杀伊犁五百守军，然后自号“准噶尔汗”。
叛乱犹如草原的冬风，刮动喀尔喀。北路蒙古亲王青衮咱卜受其挑唆，也起兵“撤驿”。哈萨克的阿布赉汗见缝插针，抛来援手。清廷西陲，骤起连环火。
乾隆怒发如丝，却先用安抚。十九面新封的汗印与诰轴飞向草原，意在分化。与此同时，成衮扎布、兆惠两路大军各领索伦、察哈尔、火器营八旗精卒，冬日里踏雪西进。兵锋所指，叛军自相残杀；阿睦尔撒纳一路西窜，又遇天花。
1757年盛夏，他带八骑闯入哈萨克，再北逃沙俄。沙皇乐见其成，给地又给钱。清廷连番交涉无果，直到同年九月，对方才交出一具染痘而亡的尸体。身份确认，劲敌已去，可是满目疮痍的准噶尔如何安置？
此刻的伊犁草原，三件事摆在眼前：十余年疫病已吞掉四成人口；战火驱散两成逃入俄、哈；剩下的不是降清就是参与屠杀。乾隆掂量再三，下了最冷酷的手令：凡屠我边将、两叛三降者，一律剿绝；妇孺发配各部为奴婢；俘众择可用者编为佐领。
不得不说，这不是一时之怒，而是险象环生下的重手。准噶尔地处西陲要冲，沙俄正虎视眈眈。若再留一支可聚可散的游牧武装，关外安宁无从谈起。
随后，兆惠留镇伊犁，调汉军、绿营屯垦戍边；库页岛到吐鲁番划界，伊犁将军衙门成了全疆枢纽。天山南北，旧帐篷被新哨卡替代，汗号成了史书里的名词。
有人感叹准噶尔的悲剧是天花与强敌双重夹击，其实更深的根子在内斗与反复无常。若非反攻自毙，乾隆难有借口大开杀戒。历史冷酷，草原也不讲怜悯。一个曾横扫北疆的游牧帝国，终因权欲与短视，被自己亲手点燃的篝火吞没。
青灰的风吹过旧汗庭，如今只剩地名提醒世人：这里曾有准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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