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设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中信建投打出研究出海关键棋？

这一人事布局的背后，是中信建投国际化业务迎来高速增长的现实底色。

出品|中访网

审核|李晓燕

在国内券商研究所告别单纯佣金博弈、加速向智库化与国际化转型的当下，中信建投一项特殊的人事安排，引发整个券业的广泛讨论。何海峰正式出任该机构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行业少见的“本土+全球”双首席经济学家架构就此落地，这并非普通高管招聘，而是头部券商顺应行业周期变化，为国际化布局埋下的一枚重要棋子。

纵观国内证券行业，“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属于稀缺岗位。目前市场上持续维持该岗位设置的券商屈指可数，中银证券管涛为当前在职代表，广发证券此前设立的相同岗位，自去年相关人士卸任之后便一直处于空缺状态。绝大多数券商只配置一名首席经济学家，兼顾国内宏观与海外议题研究。中信建投选择另辟蹊径，保留黄文涛首席经济学家身份，统筹国内全域研究体系，专门新设全球首席岗位，把全球宏观、跨境战略研究独立拆分出来，形成分工清晰的双首席模式，在头部券商中属于较为大胆的尝试。

履新的何海峰拥有学界、政策研究、证券行业多重履历。早年长期扎根学术研究领域，在中国社科院等平台深耕金融政策研究，之后投身券商研究，曾在国泰君安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伴随券商重大重组完成，他短暂回归高校体系开展学术课题研究，此番再度回到证券行业，将重心完全放在全球宏观与战略研判之上。

不同于传统首席更多聚焦国内周期、政策解读，何海峰的工作边界将大幅向外延伸。一方面要面向香港子公司以及海外机构客户输出研究成果，为离岸债承销、跨境衍生品等实体业务提供宏观逻辑支撑；另一方面承接政策咨询工作，输出兼具中国视角的全球议题研判，打造券商研究的智库品牌。在他的规划中，团队要搭建起兼具全球视野与中国特色的研究框架，重点跟踪全球格局变迁、新兴市场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带来的深层改变。他提出的“东升西降”叠加“向南发展”的分析逻辑，也将成为团队研判跨境资产、国际经贸格局的重要思考基础，同时重点关注“十五五”阶段国内资本市场现代化带来的投资主线。

这一人事布局的背后，是中信建投国际化业务迎来高速增长的现实底色。近几年国内券商传统经纪、投行业务竞争日趋白热化，行业整体ROE持续承压，挖掘海外市场增量，已经成为不少头部券商突围的共同选择。中信建投旗下香港平台2025年经营数据表现亮眼，营收与净利润均实现翻倍以上增长，公司管理层也将国际业务定义为集团未来发展新希望。过去海外业务更多依靠业务部门冲锋，如今把全球宏观研究前置，相当于用智力输出为业务铺路，改变业务先行、研究后置的传统模式，实现研究与跨境业务双向协同。

放到整个证券行业的大环境中看，中信建投这一步，也是卖方研究范式迭代的缩影。公募佣金制度改革落地之后，传统靠报告换取分仓佣金的商业模式红利逐步消退，研究所不能再只服务公募、保险等二级市场机构客户。整个行业分化出三条清晰的转型路径：一部分机构发力产业研究院，深度对接实体产业；一部分向综合智库转型，承接政府、企业端咨询需求；还有头部机构加速出海，争夺海外机构客户资源。

今年以来，券商首席经济学家群体迎来一轮集中的新老交替。中金、华创、财达、海通国际等多家机构，先后完成首席经济学家的更迭，有资深专家到龄退休，有学者型人才跨界加盟，也有内部骨干接过研究大旗。首席经济学家已经不单单是写报告、做路演的角色，更是券商对外的思想名片，承担品牌塑造、业务赋能、对外交流多重职能，各家机构也在根据自身战略，重新定义首席岗位的权责边界。

当然，新岗位落地，同样要面对现实考验。双首席模式对内部协同提出更高要求，如何做好本土宏观研判和全球战略研究的分工衔接，避免研究议题重叠、资源内耗，是后续运营需要持续打磨的课题。同时，全球宏观研究价值很难短期量化，智库类成果无法直接换算成业务收入，如何平衡研究公益性与商业回报，也是摆在中信建投面前的现实难题。海外机构客户的培育同样需要时间，海外客户对本土券商研究品牌建立信任，需要持续稳定输出高质量研判成果，很难依靠一次人事任命快速实现突破。

但不可否认，中信建投的尝试，给行业提供了一个新样本。过去国内券商出海，更多集中在投行、经纪等业务板块，研究力量往往处于配套从属地位。设立独立的全球首席岗位，意味着把跨境宏观战略研究提升到公司战略层级，用研究能力带动业务拓展。

随着中国资本双向流动持续提速，外资机构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持续提升，同时国内资本也不断走向全球，市场迫切需要既懂中国国情，又熟悉全球格局的研究力量。券商研究所不再只是服务A股二级市场，更要承担起中外市场沟通桥梁的角色。从中信建投的这次人事布局，可以窥见头部券商研究业务未来的发展方向：跳出内卷的同质化竞争，打造差异化的智力优势，以研究软实力，驱动业务硬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