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大哥糖尿病并发症去世了，今年 73 岁，得糖尿病 10 年人走了

昨晚我大哥糖尿病并发症去世了，今年73岁，得糖尿病10年人走了

电话是晚上十一点四十分响的。我当时已经躺下了，手机搁在床头柜上充电，嗡嗡的震动声把我从迷糊里拽出来。我摸到手机看了一眼屏幕，是大侄女小慧打来的。那一刻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她很少这么晚给我打电话。接起来她只说了一句，叔，我爸走了。后面的话她没说下去，电话那头只剩下压抑的抽泣声。我攥着手机坐起身，窗外黑沉沉的，客厅里老伴翻了个身问谁啊，我说小慧，大哥没了。老伴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我陪你过去。

我今年六十八，我大哥大我五岁，整整五岁。小时候我妈常说，你大哥是替你挡灾的，他生下来那年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最凶的时候，家里没吃的，你奶奶煮榆树皮给他吃，把命吊住了。后来有了我，虽说日子也好不到哪去，但好歹不用吃树皮了。所以我妈一辈子念叨大哥的恩情，让我记着。我记着，怎么不记着，从小大哥护着我，谁欺负我了，他冲上去就跟人打架，打完回来鼻青脸肿的让我别跟妈说。那时候他瘦得像根竹竿，风一吹就倒的样子，可站在我前面的时候宽得像堵墙。

赶到大哥家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农村的夜黑得透透的，只有他院子里的灯还亮着，白晃晃的光从堂屋门口铺出来，照亮了门口那棵老槐树的半边树干。我穿过院子的时候看见地上丢着几个烟头，还有一只拖鞋反扣在台阶下面，大概是哪个亲戚忙乱中踢掉的。堂屋里已经站了七八个人，大侄子小军蹲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抽烟，眼睛红得不像话。小慧和她妈，我大嫂，坐在大哥平时躺的那张竹躺椅旁边，大嫂的头发散着，一件深灰色的旧毛衣袖子擦得脏兮兮的，脸上全是泪痕。

我站在堂屋门口往里看，大哥就躺在那张老式的木头床上，床是他结婚那年我爹亲手打的，三十多年了，漆都磨掉了好几块，床头雕的那对鸳鸯只剩一个半。他盖着一条蓝白格子的薄被子，脸朝上躺着，眼睛闭着，嘴巴微微张着，整个人瘦得只剩个架子，颧骨高高撑出来，下巴尖得像把刀。十年前他刚查出糖尿病的时候一百五十多斤，膀大腰圆的汉子，往那一站跟半扇门板似的。可最后这两年，他一年比一年瘦，到上个月我去看他，身上已经没几两肉了，胳膊细得跟小孩似的，皮肤松松垮垮搭在骨头上，一攥一把褶子。

我走到床边蹲下来，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凉的，手指头贴上去那种凉从指尖一直窜到心口。我喊了一声大哥，声音从嗓子里挤出来的时候变了调，干干的像砂纸刮过。大嫂在旁边哭出声来，说你大哥走的时候还算安详，晚上喝了半碗粥，还跟小慧说明天想吃韭菜盒子，九点多我扶他上了趟厕所，睡下就没再醒。我十一多点过去看他，人已经没气了。大嫂说着说着又哭了，手攥着被角拧成一团，指节白得吓人。

我没哭。不知道为什么，那会儿我一点眼泪都掉不出来，只觉得心里堵得慌，像塞了团浸了水的棉花。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小军递了根烟给我，我接过来点着抽了一口，呛得直咳嗽。我已经十几年没抽过烟了，可那会儿就想抽一根。小军靠着槐树说，叔，昨天白天他还坐着看了会儿电视，天气预报都看完了才让我关的。谁能想到这么快。我看着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想起了很多事情，那些事情像河底的石头，水一冲就露出来了。

大哥查出来糖尿病那年他六十三，刚办完退休手续不到两个月。他在镇上粮管所干了一辈子，从临时工干到仓库主任，一辈子跟粮食打交道，自己却管不住嘴。他爱吃甜的，尤其爱喝红糖水，每天早上起来先冲一大缸子，稠稠的能挂壁，他说这样才够劲。我妈活着的时候老劝他少喝点，他嘿嘿一笑说妈你放心，我身体好着呢，你看我这体格，喝点糖水怕什么。

查出糖尿病那天是我陪他去县医院的。他那阵子总觉得口渴，喝多少水都不管用，晚上起夜七八趟，人还瘦了一圈。我劝他去查查，他还嘴硬说没事就是天热。后来实在扛不住了才让我开车拉他去。化验单出来的时候医生把他叫进办公室说了半天，出来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不是害怕也不是难过，就是不理解，懵懵的，像没听懂。他拿着那张单子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说啥叫糖尿病，我咋就得这病了。

从那天起大哥就开始打胰岛素了，每天早晚各一针，打在肚皮上。我第一次看他打针的时候他把针头往肚子上扎，手哆嗦得厉害，扎了好几下才扎进去，疼得龇牙咧嘴的。我看得心里不是滋味，说要不我帮你打，他摆摆手说不用，自己来。后来他就天天自己打，肚皮上全是针眼，青一块紫一块的，跟花斑似的。

头两年他还挺上心，按时打针，隔三差五测血糖，甜的东西也忌了口。红糖水不喝了，逢年过节我们吃月饼粽子他就在旁边看着，咽口水也不动筷子。大嫂那时候还夸他自觉，说这样下去能控制住。可人这个东西，时间长了就容易松懈。过了三四年，他开始烦了，说天天扎针扎得烦死了，血糖高一点低一点不是照样活着。大嫂劝他他就急眼，说你知道天天往自己身上扎针啥滋味不，你知道啥都不能吃啥滋味不。

那时候我们一大家子逢年过节聚餐，大嫂端上来的菜都要单独给大哥留一份不放糖的。红烧肉里搁木糖醇，糖醋鱼就做成清蒸的，连凉拌黄瓜都不放糖。大哥看着满桌子菜闷闷不乐，说你们吃你们的，别管我。有一回过年我带了瓶好酒过去，他馋得不行，大嫂在旁边盯着，他就偷偷跟我使眼色。我给他倒了小半杯，他端起来一仰脖喝了，抹着嘴笑了一下说还是酒好。那是我那几年见他笑得最舒坦的一次。

可是血糖这东西你不搭理它，它就变本加厉还给你。大哥的血糖慢慢控制不住了，忽高忽低的，降糖药加了好几种，胰岛素也加量了，还是管不住。他开始说脚麻，脚底板像踩着棉花似的没知觉，走路有时候趔趄一下。我让他去医院看看，他梗着脖子说看什么看，不就脚麻嘛人老了都这样。

后来脚麻变成了脚疼，疼得他夜里睡不着，整宿在床上翻来覆去。大嫂给我打电话说小叔你快来看看你大哥吧，疼得直哼哼。我过去的时候他蜷在床上，被子蹬到了脚底下，一只脚露在外面，脚趾头乌青乌青的，大拇指头边上还有个口子，不大，但周围一圈皮肤发黑发硬。我问他这口子咋弄的，他说不知道，可能是走路磨的，不疼就没注意。

我当时就急了，说这不行得上医院。他还是犟，说就是破个皮你大惊小怪的。我直接给大侄子小军打了电话，俩人连拉带拽把他弄上了车送去了市医院。大夫一看就摇头，说你们家属怎么不早点送来，这是糖尿病足，再不处理这脚趾头保不住。大哥听到保不住三个字才慌了神，拉着大夫的手说大夫你给我治，我啥都听你的。

那回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每天清创换药，把坏死的组织一点点挖掉，疼得大哥咬着毛巾直哆嗦。我头一回见他哭，六十多岁的人了，疼得眼泪顺着腮帮子往下淌，一声不吭就那么淌。我在旁边攥着他的手，那手瘦得骨节突出，冰凉冰凉的，攥在我掌心里像攥了把干柴。我跟他说大哥你忍忍，好了就没事了。他看着我点了点头，嘴唇都咬出血印子了。

出院的时候那只脚的大拇指切掉了半截，走路更不稳了，拄上了拐杖。大夫千叮咛万嘱咐说血糖必须控制住，再烂下去就不是切脚趾头的事了。大哥那回是真怕了，回来以后老实了几个月，按时打针吃药，大嫂变着法给他做营养餐，什么苦瓜炒蛋、荞麦面条、杂粮窝头，难吃得要命他也捏着鼻子往下咽。

可是日子长了又不行了。人老了跟小孩似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况且那几年大哥身上开始出别的毛病，眼睛看东西模糊，查出来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到最后右眼几乎看不见了，左眼也只有点光感。他连打胰岛素都费劲了，针头戳不准地方，得大嫂帮着他扎。一个原来在粮管所管着几百吨粮食的汉子，到最后连给自己打针都做不到，那种窝囊感我懂。

大哥那两年脾气变得特别差，动不动就发火，骂大嫂、骂孩子、摔东西。有回我去看他，他坐在堂屋里听收音机，忽然把收音机砸地上了，砸得稀碎，嘴里骂骂咧咧说活着有啥意思，瞎了眼瘸了腿的废人一个。大嫂蹲在地上捡碎片，眼泪啪嗒啪嗒掉，也不敢出声。我把大嫂拉起来说嫂子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难受。大嫂擦着眼泪说我知道，我不怪他，他遭罪。

可遭罪的何止他一个人。大嫂比他小两岁，今年也七十一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天天伺候他吃喝拉撒。他起夜大嫂跟着起，他摔跤大嫂扶不起来就趴在地上抱着他等孩子来。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有一回私底下跟大哥说，你冲谁发火也别冲嫂子发，她对得起你。大哥沉默了半天，嘴动了动说了句我知道，我就是恨我自己。

去年冬天大哥的病情急转直下。他的脚又开始烂了，这回是左脚，脚后跟裂了道大口子，怎么也长不好，天天往外渗黄水。县医院不收，说得上省城的大医院，可大哥的身体已经经不起折腾了，心肺功能都不好，还有肾衰竭的苗头，大夫说保守治疗吧，年纪大了做手术风险太高。我陪着大嫂在医院走廊里坐着，大嫂问我怎么办，我说保守就保守吧，让大哥少遭点罪。

那几个月我几乎隔两天就过去看他。他更多的时间是躺着，靠在床上半睡半醒的，醒了就让我给他念报纸，或者讲讲外面的事。有一回我跟他聊起小时候，说咱俩偷隔壁二大爷家的枣吃，你上树我在底下接着，结果二大爷突然回来了，你从树上跳下来摔了屁股蹲，枣撒了一地。大哥听着咧开嘴笑了，笑得满脸褶子堆在一起，说二大爷追了咱俩半条街，你跑得比兔子还快，把我丢下了。我说哪有，我跑了一阵回头看你没跟上来，又折回去找你了。他说对，你又折回来了，咱俩一块挨了二大爷一顿骂，枣也没吃着。说完他就笑，笑着笑着眼泪出来了，说老弟啊，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最后这两个月他几乎不怎么吃东西了，吃什么吐什么，整个人瘦得脱了相。大嫂给他熬小米粥，一勺一勺喂，他喝两口就摇头说咽不下去。有回我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说老弟，我怕是扛不过今年了。我说你别瞎说，好好养着开春就好了。他摇摇头说你不用哄我，我自己心里有数。停了一下他又说，我这辈子没啥大本事，就是个看仓库的，可我对得起你嫂子对得起孩子，对得起咱爹咱妈。就是这十年，活得太窝囊了，让一家人跟着我遭罪。

我说大哥你说的啥话，谁家没个病没个灾的，一家人不就是要互相照应。他攥着我的手紧了紧，说我知道，所以我谢谢你，这些年你帮衬我不少。我听着心里酸得不行，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来，就拍了拍他的手背。

上礼拜我最后一次见他，他已经下不了床了，说话也含含糊糊的，一句完整的话要喘好几次才说完。那天他精神头还行，非要坐起来，大嫂扶着他在背后垫了两个枕头。他坐起来喘了半天，忽然跟大嫂说想喝红糖水。大嫂愣了，说医生不让你喝甜的。他说我就喝一口，就一口，我都这样了你就让我喝一口。大嫂眼泪刷就下来了，去厨房冲了半碗红糖水端过来。大哥接过去喝了一小口，咂了咂嘴，说甜。那碗红糖水他就喝了那一口，剩下的让大嫂端走了。他看着那碗水被端出去的时候，眼里头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满足，又像是舍不得。

现在想想，他大概是知道自己到时候了。

我把烟掐灭在槐树底下的泥地里，转身又进了堂屋。小慧已经给大哥擦好了身子，换了身干净衣服，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是他平时舍不得穿的那件，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的。小慧哭着说爸走的时候嘴角是往上翘的，好像在笑。我凑近了看，确实，他嘴角微微勾着，比平时那张苦着的脸松弛多了。

我站在床边看着他那张瘦得脱了形的脸，脑子里忽然浮现出另一个画面，是他四十多岁的样子，那时候他刚从粮管所分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高兴得跟什么似的，请我们全家去吃饭。他自己下厨炒了一桌子菜，红烧肉、糖醋排骨、拔丝地瓜，全是甜口的，吃得我们一个个直打嗝。他端着酒杯满脸红光地说，老弟你看，咱哥俩也算是熬出头了，有房有业有儿有女，咱爹咱妈在底下也能放心了。那天的他胖乎乎的，脸圆圆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两条缝。

那个大哥跟床上躺着的这个人，我拼不到一起去。十年的糖尿病把他从一个大活人慢慢磨成了一具骨头架子，像一把钝刀子割肉，一下一下的，不让你一下子死，也不让你好好活。我有时候想，老天爷让人得这个病到底是图什么，让人眼睁睁看着自己身上的零件一件件坏掉，脚坏了，眼睛坏了，肾坏了，心也坏了，到最后什么都没剩下。

可我又想起一件事。去年中秋我来送月饼，大哥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身上盖着条薄毯子，脚上穿着大嫂给他做的棉布鞋，鞋底软软的不会磨脚。那天天气好，阳光透过槐树叶子洒在他身上，斑斑驳驳的。他眯着那只还剩点光感的眼睛，说今天太阳好暖和。我说嗯，秋天了太阳最舒服。他忽然说，老弟，咱爸妈走的时候我都记得，妈走的那天也是这样的天，太阳特别好，她靠在这棵槐树底下晒着晒着就走了。我那时候想，她挺有福气的，走得暖和和的。我要是哪天也能这样就好了。

我没想到他这句话说了一年就应验了。昨晚他走的时候外面下着小雨，屋里不暖和也不冷，大嫂说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睡过去了，嘴角还带着点笑。也许他真的如愿了，没遭太多罪，睡着睡着就走了。

天快亮的时候亲戚们陆续到了，院子里热闹起来，有人张罗着搭灵棚，有人去镇上买棺材，小军跪在地上烧纸钱，火光照着他的脸，年轻的脸上一片木然。大嫂被两个妯娌搀着进了里屋，哭得直不起腰来。我站在堂屋门口看着这一切，心里那个堵着的疙瘩忽然松动了一点，眼泪就顺着眼角淌下来了。不汹涌，就是慢慢往外渗，擦了又有，擦了又有。

我走到大哥床边，把手伸进被子里握住了他的手。已经凉透了，硬邦邦的，指关节全都突出着。我攥着那只手站了很久，脑子里全是这些年的事。小时候他的手牵着我去上学，长大了他的手递给我烟，后来他的手颤颤巍巍地给自己打针，再后来那双手连杯子都端不稳了。到最后，这双手什么也抓不住了。

大哥走了，享年七十三岁。在咱们农村，这个岁数算是喜丧了，可我心里还是难受。难受的不是他活到七十三还是六十三，难受的是最后这十年他过得苦，一家人都跟着苦。糖尿病这东西不咬人，但它磨人，一天一天地磨，磨光了你的耐心磨光了你的尊严，最后连命也给你磨没了。

大哥的葬礼办了两天，来的人不少，粮管所的老同事来了七八个，一个个都头发花白了，站在灵堂前面鞠躬的时候腰都弯不下去。有个姓刘的老头跟我站在一块儿，看着大哥的遗像叹气，说老周这个人一辈子实在，当仓库主任那会儿从来不占公家一粒粮食，对谁都客客气气的，就是管不住自己那张嘴。他媳妇管了他一辈子，到最后还是让糖水把他带走了。

让糖水把他带走了。我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头忽然明白了什么。大哥这辈子爱甜的，小时候没得吃，长大了拼命吃，吃了一辈子，最后也栽在这上头。可仔细想想，谁不是这样呢，一辈子的毛病都是自己惯出来的，惯着惯着就改不了了。大哥改不了喝红糖水的习惯，我也改不了有什么事就憋在心里的毛病。人这一辈子啊，说到底是跟自己较劲，较得过就多活几年，较不过就早走几年。

把大哥送上山那天是个大晴天，太阳好得不像话，晒得人后背发烫。坟地选在村东头的山坡上，往南能看见镇上粮管所的那排仓库，红瓦顶在太阳底下亮闪闪的。大嫂站在坟前哭得站不住，小慧小军一边一个架着她。棺材落下去的时候我别过脸没看，黄土一锹锹盖上，声音闷闷的，像什么东西在心里头合上了。

下山的时候大嫂忽然拉着我的手说，小叔，你大哥走之前那几天老念叨你，说你小时候摔断胳膊是他背你去卫生院，三里地他一口气没歇。我说我记得嫂子，我记得。大嫂抹了把眼泪说，他还说这辈子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你从小身子骨就弱，让你当心着点身体，别跟他似的。我听着鼻子一酸，扭过头去假装看远处的粮仓，那排红瓦顶在阳光底下晃得人眼睛发酸。

回来的路上我一个人走在后面，脚踩着田埂上的土疙瘩，深一脚浅一脚的。前面小慧扶着大嫂走得很慢，小军在旁边扛着铁锹，几个老亲戚在前面说说走走的。太阳挂在头顶上暖洋洋的，和去年中秋那个太阳差不多。

我想起大哥靠在槐树底下说的那句话，妈走的那天也是这样的天，太阳特别好。现在他自己也走了，走在一个下雨的晚上，可入土的时候太阳好得不得了。也许这是他挑的日子，他不舍得让送他的人淋雨。他一辈子就这样，自己吃苦行，不能让身边的人跟着遭罪。

回到大哥家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底下站了一会儿，树上还剩几片黄叶子没掉，在风里头晃晃悠悠的。这棵树从我记事起就在了，大哥小时候爬上去掏过鸟窝，我爹在底下举着棍子要揍他。后来我妈靠在底下晒太阳，后来大哥也靠在底下晒太阳，再往后，这棵树还得陪着大嫂，陪着小慧小军，陪着这一院子的人过一年又一年。

树还活着，人没了。

我从兜里摸出烟盒，又抽了一根点上。这一次没呛，烟吸进去缓缓吐出来，在空气里散成灰蒙蒙的一片。我看着那团烟散了，把烟头摁灭在老槐树的树根边上，转身往家走。老伴还在家等着我，她一早起来给我煮了碗面条搁在桌上，怕我忙得顾不上吃饭。

回去的路上我忽然特别想给大哥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今天晌午吃了碗热面条，让他放心。掏出手机划开屏幕才想起来，那个号码再也不会有人接了。我站在路边愣了好一会儿，把手机塞回兜里，继续往前走。

太阳还是那么亮堂堂的，晒得人后脖颈子发烫。我伸手揉了揉眼睛，不知道是太阳光晃的还是怎么的，眼角湿漉漉的。脚下的路笔直地通向前头，道两边的麦田绿油油的，一直铺到天边去。大哥就埋在那片麦田尽头的山坡上，往下看能看见他守了一辈子的粮仓。他总算不用再往肚皮上扎针了，也不用再忌嘴忌得馋得直咽口水了。他想喝红糖水就喝吧，想吃什么甜的吃什么，再也没人管他了。

我抹了把眼睛加快步子往前走，家里的面条还等我回去吃呢。大哥走之前念叨我要当心身体，我得好好活着，活得硬硬朗朗的，不能让他放心不下。这辈子当了他六十多年的弟弟，最后这点事我得替他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