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半夜广东男子睡得正香,突然下身钻心地疼,开灯一看吓一跳
昨天半夜两点多,我睡得正香,突然被一阵钻心的疼痛疼醒了。
疼的位置很尴尬,在大腿根往下,一下子像被烧红的针扎进去。我猛地蜷起身子,手下意识往被子里摸,刚碰到睡裤边缘,又是一阵刺痛,疼得我差点从床上滚下来。
我叫陈建平,四十一岁,广东清远人,在佛山一家家具厂做开料工。昨天晚上我加班到十点半,回到出租屋洗了个澡,连手机都没刷完就睡着了。
屋里很闷,风扇呼呼转着,窗外是城中村夜宵摊收档的声音。我以为是抽筋,咬牙坐起来,伸手去摸床头灯。
灯亮的一瞬间,我整个人僵住了。
浅蓝色的薄被上,一条拇指粗的蜈蚣正从我裤腿边往外爬,身体一节一节发亮,红褐色的脚密密麻麻地动着。它旁边还有一小片被我拍死的黑影,像是半截虫壳。
我脑子“嗡”的一下,手脚都发凉。
下身那块已经肿了起来,火辣辣地疼,像有一团火在皮肉底下烧。我顾不上害怕,抓起旁边的拖鞋,一下拍过去。
蜈蚣被拍断了,还在床单上扭。
我吓得从床上跳下来,脚刚落地,又疼得扶住衣柜,差点跪下去。
“阿梅!”
我冲着隔壁喊。
隔壁很快传来拖鞋声。门一开,前妻李梅披着外套站在门口,头发乱着,眼睛还没睁全。
我们离婚三个月了。
按理说,她不该住在这里。可她最近带着儿子回佛山办转学手续,暂时没地方落脚,我就把唯一的卧室让给她和孩子,自己睡客厅。昨天儿子去同学家过生日,李梅才睡了隔壁小房间。
她一看到我扶着柜子,再看见床上的蜈蚣,脸色马上变了。
“咬哪了?”
我尴尬得说不出口,只指了指大腿根。
她没有笑,也没有嫌弃,立刻转身拿手机。
“穿裤子,去医院。”
“没那么严重吧?”我疼得冒汗,还想硬撑,“拿点风油精……”
“你闭嘴。”
她声音不大,却很硬。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我们刚结婚那几年,她也是这样说话。每次我发烧还要去上班,她就把我工服藏起来,黑着脸煮粥。后来日子越过越吵,她说我心里只有厂子,没有家。我说她不懂男人压力。吵到最后,谁都不肯低头。
离婚那天,她把结婚证放进包里,只说了一句:“陈建平,我不是怕吃苦,我是怕你把我当成空气。”
我当时没接话。
现在她蹲在床边,用一次性筷子夹起那条还在抽动的蜈蚣,装进矿泉水瓶里。她手有点抖,但动作很利索。
“医生要看是什么咬的。”她说。
我看着她,喉咙像被堵住了。
去医院的路上,我坐在网约车后排,疼得一阵阵发晕。李梅坐在旁边,一只手扶着我胳膊,一只手攥着那个瓶子。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几眼,没敢多问。
我忍着疼说:“你回去睡吧,我自己能行。”
李梅转头看我,眼神冷得像刀。
“陈建平,你都疼成这样了,还要逞什么能?”
我闭了嘴。
到了急诊,医生看了伤口,又看了瓶子里的蜈蚣,马上安排处理。打针、清创、观察,折腾了快两个小时。
最疼的时候,我抓着床沿,指节都发白。李梅站在旁边,忽然把自己的手递过来。
我愣了一下。
她别开脸:“抓吧,别把床拆了。”
我没敢抓太紧,可掌心碰到她手指那一刻,心里比伤口还疼。
这些年,我好像一直在用“我赚钱养家”堵她的嘴。我给儿子买过最贵的球鞋,给家里换过冰箱,却很少问她晚上睡得好不好,腰痛有没有好一点。
我总觉得男人沉默就是负责,后来才明白,沉默有时候跟冷落没区别。
凌晨五点,医生说暂时没有严重过敏反应,可以留观到早上再回去。李梅终于松了口气,坐在塑料椅上,低头揉手腕。
我看见她手背上被我抓出几道红痕。
“疼吗?”我问。
她看了一眼:“比你轻。”
我心里一酸。
“阿梅,”我哑着嗓子说,“今晚要不是你,我可能真要出事。”
她没接这句话,只低头看缴费单。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那屋子不能再住了。墙角潮,床底下全是纸箱,什么虫都有。你以前就这样,什么都凑合。”
我想反驳,话到嘴边又咽下去。
她说得没错。
离婚后我一个人住,客厅堆着旧木板、快递箱、坏掉的电饭锅。床单半个月才换一次,窗纱破了也懒得补。我以为自己是在省事,其实是在把日子越过越烂。
“我明天就收拾。”我说。
李梅抬头看我,像是不信。
我又补了一句:“不是明天,等从医院回去就收拾。该扔的全扔,窗纱也换。”
她沉默了。
天亮后,我们回到出租屋。门一开,屋里那股潮味扑出来,我自己都皱了眉。
床上的被子还乱着,床单上有蜈蚣留下的痕迹。李梅站在门口,没有往里走。
我忽然觉得丢人。
不是因为被虫咬在那种地方,而是因为这个家明明曾经有过热饭、有过孩子的笑声、有过她晾在阳台上的花裙子,现在却被我过成了这样。
我拿出垃圾袋,开始收拾。
纸箱、破鞋盒、过期药、发霉的木板边角料,一样一样往外扔。李梅没说话,卷起袖子帮我把床单拆下来,放进洗衣机。
快中午时,儿子陈小舟回来了。
他今年十二岁,一进门就闻到消毒水味,又看见我走路别扭,皱着眉问:“爸,你怎么了?”
我还没开口,李梅抢先说:“被蜈蚣咬了。”
小舟眼睛一下瞪圆:“咬哪了?”
我咳了一声:“大腿。”
他没再追问,只走过来,把书包放下,小声说:“爸,你以后别一个人乱住了。”
我看着他,心里一震。
小舟以前很少跟我说这种话。离婚后,他每次见我都客客气气,像来亲戚家做客。我以为孩子不懂,其实他什么都看在眼里。
我坐在凳子上,伤口还隐隐作痛,忽然说:“小舟,爸以前做得不好。”
屋里一下安静了。
李梅正在擦窗台,动作停住了。
我看着他们母子,慢慢说:“我总觉得只要把钱拿回家,就是对你们好。你妈说累,我嫌她矫情;你想让我陪你打球,我说没空。到最后,家散了,我还觉得自己委屈。”
小舟低着头,鞋尖蹭地。
我吸了口气:“昨晚我开灯看见那条蜈蚣,吓得腿都软了。可我更怕的是,我疼成那样,第一时间能喊的人,还是你妈。离了婚还麻烦她,我心里不是滋味。”
李梅转过身,眼眶有点红。
“陈建平,你现在说这些,不是想让我马上回头吧?”
我摇头。
“不是。”我说,“你不用因为我被咬了就心软。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知道错在哪了。复不复婚,你说了算。但从今天起,儿子我会好好管,日子我会好好过。你不该再替我收拾烂摊子。”
李梅站在那里,很久没说话。
然后她把抹布放下。
“我最怕听你说漂亮话。”她说,“因为以前你说完就忘。”
我点头:“那你别听话,看事。”
那天下午,我请了半天假,忍着疼去楼下买了新纱窗、杀虫粉和收纳箱。小舟扶着梯子,我把破了两年的窗纱换掉。李梅在厨房煮粥,锅盖轻轻响着。
屋子不大,还是那间旧出租屋,可阳光从干净的窗户照进来时,忽然像换了个样子。
晚上,李梅带小舟回小房间睡。我重新铺好客厅的小床,躺下时,伤口还在疼。
灯关掉前,我看见床头多了一瓶药膏。
瓶子下面压着一张便利贴,是李梅的字:
“疼就涂,别硬撑。”
我盯着那六个字看了很久。
半夜十一点多,她出来倒水,见我还没睡,站在门口问:“还疼?”
“疼。”我老实说。
她怔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这次没逞强。
我笑了笑:“但能忍。”
她皱眉:“能忍也要说。”
我点头:“以后都说。”
她没再接话,却走过来,把药膏拧开,放到我手边。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昨晚那阵钻心的疼,不只是蜈蚣咬出来的。它像一根针,把我麻木了很久的日子扎醒了。
第二天早上,我给厂里打电话,请了两天假。不是为了躲懒,是要带小舟去办转学材料,也要陪李梅去看她拖了很久的腰伤。
李梅听见后,正在盛粥的手停了一下。
“你不怕扣工资?”
“扣就扣。”我说,“钱可以再赚,人不能一直凑合。”
小舟抬头看我,嘴角偷偷翘了一下。
李梅把一碗粥推到我面前,声音很轻:“陈建平,我不会因为一晚上就原谅所有事。”
“我知道。”
“我也不会马上搬回来。”
“我知道。”
她看着我:“那你还做?”
我握着勺子,认真说:“以前我做事,是想换你别生气。现在我做事,是因为这些本来就该我做。”
李梅的眼睛红了。
她没有说原谅,也没有说重新开始。可吃完早饭,她把那瓶药膏放进我上班的帆布包里,又把我的旧床单扔进垃圾袋。
“今晚我和小舟还住这里。”她说,“你别多想,是怕你半夜又疼出事。”
我低头笑了一下,没敢让她看见我眼里的热。
昨天半夜,广东这间小出租屋里,我被下身那阵钻心的疼惊醒,开灯看见蜈蚣时,吓得差点瘫在地上。
可也是那一晚,我看清了比蜈蚣更吓人的东西。
一个男人如果把家过成了没人敢靠近的角落,再硬撑也不算本事。
真正的本事,是疼了知道喊人,错了知道改,失去过的人还愿意从最小的事重新做起。
窗外的佛山天亮得很早。小巷里早餐摊冒着热气,李梅在厨房洗碗,小舟蹲在阳台给新买的绿萝浇水。
我坐在桌边涂药,疼得龇牙咧嘴。
李梅回头看我:“又疼?”
我点头。
她叹了口气,嘴上嫌弃,手却已经递了过来。
“行了,别装硬汉了。”她说,“慢慢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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