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期（7）春秋战国之分期与太原休戚相关

原创 王继祖

关于东周之前后两个阶段，春秋与战国的历史分期，古往今来，史存多说，多说并行。

司马迁的《史记》以《十二诸侯年表》之终，以孔子之逝为界，以为春秋之终结；以《六国年表》之启，为战国之始。时在周敬王四十四年，即公元前476年。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为界，之前为“春秋”，之后为“战国”。依据是是年周威烈王“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虞为诸侯。”

现行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则以《古本竹书纪年》为据，参考今人考订，将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作为春秋纪年的结束，战国纪年的开始。这一年恰是晋国正卿赵简子逝世，赵襄子作为嗣子，袭卿爵，成为太原赵氏宗主的年份。同年晋卿智伯接续赵简子为晋国正卿。《中国历史纪年表》在学界的地位和影响，无需赘言。

用实事求是的观点，从事物发展的客观存在，去鉴别历史上史事、物事的准确性，是唯物史观的认识论。譬如春秋、战国的分期问，既不能简单地囿于古籍之所载，也不能局限于名人、大家之所言，而是要以尊重其真实的史事为依据，以史事、物事的本质转变为基础。

所以，我们对上述三种关于春秋、战国之历史分期的年代，提出质疑。我们认为更符合历史本真的春秋、战国之分期，当在周贞定王姬介十五年、晋出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54年的“智伯水灌晋阳之役”。这一年，距赵简子逝世，赵襄子接替，智伯始为晋国正卿，已过去22个寒暑。

在智伯为正卿的22年中（前475▁前453），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事，便是瓜分赵简子为正卿时，驱逐范氏、中行氏二卿，收回两卿的全部领地。

对此，《史记•晋世家》有载：“出公十七年，知（智）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孙骄为晋君，是为哀公。”还载：“当是时，晋国政皆决知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强。”

两段史载，告诉世人，是时，晋国四卿，知卿独大，已专晋政，上载所谓“瓜分”范、中行氏领地，实为知伯独吞。赵、韩、魏三卿势弱，虽心存忿怒，无力抗拒，实出无奈。知伯积怨日深，为自己埋下覆灭的祸根。

有曰，上天欲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欲壑难填，狂妄自大之智伯，自恃势大力强，在独霸范、中行之田后，又向赵、韩、魏三卿强行索地。韩、魏惧之，乖乖送上万户之邑，恨智逾深。赵襄子不惧智伯，不任宰割，严词拒绝。智氏与赵氏，智伯与赵襄子，早存芥蒂，积怨日久。智伯闻赵襄子拒不献地，大怒，灭赵之心陡然而生。遂组织智、韩、魏三家联军，共伐赵氏。

三卿强，赵氏弱。情急之下，襄子遵父临终遗训，奔保晋阳。智伯灭赵，水灌晋阳之役，战幕拉开。此役，将在春秋战国史上宏笔巨彩，留下不同凡响的一页。

三卿灭赵的晋阳之战，遇到赵襄子拼死抵抗，岁余无果。智伯恐夜长梦多，遂“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晋阳城危在旦夕，赵氏存亡，危在旦夕。创建仅43年的古城，经历了其建城史上的第一次生死考验。

危机往往与希望并存。生死存亡之际，灌城者以为胜利在望，智伯远观水泽中的晋阳，被灌城之计兴奋的昏昏噩噩。 赵襄子却以为反攻时机到来，乘敌骄之隙，委能臣张梦谈，潜出城外，游说于韩、魏二卿。梦谈以“唇亡齿寒”，喻赵将亡，韩、魏不远，晓之于理；以“欲壑难填”，喻智伯贪婪，决无止境，动之于情，终于动摇韩、魏，使之反戈智伯，组成赵、韩、魏三家新盟。胜利在望的水灌晋阳之役，顿时土崩瓦解。智伯身首异处，其族被灭，其领地被赵、韩、魏肢解。

智伯主导的破晋阳，灭赵氏，功亏一篑。赵、韩、魏三分智氏，实际上是“三分晋室”，晋国最终被“瓜分”，空留其名。赵晋、韩晋、魏晋问世，“三晋”之名横空出世。史称“三晋合而秦弱，三晋分而秦强。”

由是，东周之“春秋五霸”，摇身一变，“战国七雄”随之问世。晋实亡，周逾弱，历史从本质上出现大变革。这种本质之变，是社会形态变了，家族政治取代了宗族政治。天下共主周天子名存实亡，命悬一线，秦、楚、齐、燕、赵、魏、韩战国七雄，无需如春秋五霸那样假惺惺地去尊周。他们各自当家作主，各行其事，以消灭彼国，克服竞争为本。家天下的一统专制帝国，将在血与火的争战中，粉墨登场。

需与太史公商榷的是：以孔子之逝，为春秋之终，作《十二诸侯年表》，以厘之后“战国”，有违历史发展之本真。孔子逝，《春秋》终，本指春秋典籍之终，而非“春秋”时代之亡。时之孔老先生，政治上左右不了时事，文化上统一不了百家，军事上更是无存了了。所谓之“万世师表”，乃数百年后之汉人追谥。以孔子之逝，去作春秋、战国之分期，说得好听点，叫做无缘无由；说的唐突些，实在是无病呻吟。

须与司马光商榷的是：三晋之赵晋、魏晋、韩晋，在水灌晋阳之役后，青史已载。虽然从当时来讲，没有得到周天子的首肯，但是，晋国之君却为自保，“反朝于韩、赵、魏君。独有绛、曲沃，余皆入三晋。”（《史记•晋世家》）司马光以“烈公十九年（前403），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之年，作为春秋、战国之分期，时赵国已传襄子、桓子、献侯、烈侯四代之君；韩国已传武子、景侯两代之君；魏国之文侯已变法图新，率魏先强于战国之初数十年矣。

公元前403年的时候，春秋谢幕，战国继启，已逾70年左右，司马光此时拿出周天子之册封为据，分期春秋、战国，是否有些“正月十五贴对联，晚了半个月啦”的时差感觉。

说历史，从理论上讲，要求以客观存在为基础，或曰以史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地讲，西周之诸侯，没有周天子的册封，是不可想象的！那个时代是以周天子的意志为唯一。逮于东周前半期即春秋时代，也需经过周天子的赐封。哪怕是名誉上的、有违天子真心（内心）的走走过场！降及春秋之后，战国诸国，早视周天子为草芥，司马光教条地以徒有虚名的以周烈王之赐赵、韩、魏三诸侯为凭，裁厘春秋、战国之界，真的显得迂腐过甚了。

至于《中国历史纪年表》，依据《古本竹书纪年》，参考今人考订，把春秋、战国的历史分期定在公元前475年，与《史记》仅一年之差，余意可以忽略不计，遂不赘论。

责编 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