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波斯塔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日英法德在自身发展初期，都曾依赖重商主义、产业政策和补贴。成功后却“踢开梯子”拥抱新自由主义，转而指责中国“扭曲市场”，以“国家安全”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德国工业就业正以每月1.5万个的速度持续减少。
总理默茨近来总爱“诟病”中国有不公正贸易行为，企图找到可以施压的“压力点”。
默茨并非例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制造业竞争力提高，一些西方国家解释国内问题时，越来越习惯把中国拉进来。
本应是自身的问题——制造业衰退、就业减少、产业竞争力下降——现在统统说成“对华依赖”和“中国冲击”。
这些年，美国谈到对华贸易政策，总把“保护美国工人”“反制不公平竞争”挂在嘴边，不断发起301调查、提高关税。
美国经济学会的研究表明，美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援助，根本没有帮助受冲击的工人重新找到出路。
把制造业地区长期衰退全部解释成“中国抢走工作”，省略了太多东西。
日本经产省2025年《通商白皮书》提到出口能力下降时，就把矛头指向中国。2026年，经产大臣赤泽亮正更进一步，要拉上七国集团讨论如何“应对”。
日本制造业竞争力下降问题早就存在，如今却越来越强调中国因素。
英国钢铁业困境，官方承认有自身原因——能源贵、成本高、技术老旧。但2026年3月，英国仍宣布中国镀锡板倾销，决定征收最高49.98%的反倾销税。
钢铁问题短期内解决不了，收关税却快得多。
法国更激进。马克龙多次表示，“如果大批没有得到很好补贴的中国产品进入欧洲，欧洲产业政策就会受到很大约束”。
法国政府讨论这一问题时，越来越多地提到就业、产业安全、减少对华依赖。
以前西方说得最多的是“中国商品太便宜”。现在说法越来越多：产能过剩、政府补贴、供应链风险，几乎都被塞进对华政策里。
这里当然有真实竞争，也有各国自身的焦虑。
但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如果政府承认产业衰退主要是自己内部出了问题，就必须动手改革。
税怎么收、福利怎么改、养老金谁多拿谁少拿、企业转型的钱由谁承担——这些都会落到具体利益集团身上。
改革的损失很快能看到，收益却可能几年后才出现。对需要不断面对选举的政府来说，这是一笔不好算的政治账。
有些国家真正需要解决的，是产业竞争力、社会保障、经济结构问题。但这些很难改，也很难短期见效。
把问题归到外部竞争，对政府来说容易得多。说“中国企业太强”“中国补贴太多”，不需要回答那个更难的问题：本国政策究竟哪里出了错，准备让谁来为改革买单。
改革国内利益关系需要和很多人博弈，提高关税却只需要制定一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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