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火车站捡到一箱子，男子等95天无人认领，打开后连夜送警

昆明火车站捡到一箱子，男子等95天无人认领，打开后连夜送警

楔子

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昆明火车站附近，我摆了十几年的擦鞋摊。一盒鞋油，几把刷子，一块旧抹布，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每天看着南来北往的人，从火车站里涌出来，又涌进去。他们有的哭，有的笑，有的失魂落魄，有的兴高采烈。我蹲在路边，给一双双陌生的鞋子上油、抛光，听他们讲半截子话。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直到去年秋天，我在火车站的出站口旁边，捡到了一个箱子。

那是一个深蓝色的拉杆行李箱，不算大，二十来寸。它孤零零地靠在垃圾桶边上，像被人遗弃了。我一开始没在意。火车站这种地方，丢三落四的人多了去了。可过了两天，那箱子还在那儿。又过了几天，它还在。我鬼使神差地，把它拎回了我的出租屋。

这一拎，就拎出了后面这桩事。我等了九十五天，没人来认领。等到第九十五天晚上，我打开箱子，里面的东西，让我浑身冰凉。我连夜带着箱子，去了派出所。

第一章 我叫赵大顺

我叫赵大顺，今年五十二了。老家在滇北一个叫石门坎的村子。那地方，山高坡陡，地薄人穷。我爹在我八岁那年，上山砍柴，摔下了山崖，没了。我娘一个人拉扯我和我弟。我娘身子弱，干不了重活，只能给人帮工。家里穷得，有时候连盐都买不起。

我十五岁那年，跟着村里的人，出来闯生活。先去了贵州，下了几年煤窑。那活，又累又险。有一回，矿井塌了，压死了好几个人。我命大，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下煤窑了。

后来，我辗转到了昆明。先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后来扛水泥。再后来，我攒了点钱，在火车站附近，支了个擦鞋摊。擦鞋这活，虽然不体面，但自由。不用看人脸色，也不用跟人争抢。一天下来，运气好，能挣个百八十块。运气差，也能弄个三五十。够我吃饭，够我租房子。

我这一辈子，没娶过媳妇。年轻的时候，也相过几回亲。可人家一听我是在火车站擦鞋的，扭头就走。时间长了，我也就死了这条心。一个人过，也没什么不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我弟倒是成了家。他比我小五岁，叫赵大安。大安比我机灵，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日子过得比我有奔头。他娶了个媳妇，生了两个孩子。我那老娘，这些年，也多亏了大安两口子照顾。我每个月，都会给他们寄点钱。不多，三五百。算是我这个当大哥的一点心意。

我娘总在电话里说：“大顺啊，你在外头，要照顾好自己。别舍不得吃，别舍不得穿。家里有我和你弟，你就放心吧。”

我嘴上应着，心里却知道。我娘她，总是报喜不报忧。她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有时候，我听着她在电话那头咳嗽，心里就揪得慌。可我在这边，也帮不上什么忙。我能做的，就是多擦几双鞋，多攒点钱。等哪天我娘真有个三病两痛的，我能拿得出钱来。

这就是我的日子。平庸，琐碎，没什么盼头。但我习惯了。我就像火车站广场上的一棵老树，看着人来人往，自己却扎在土里，哪儿也去不了。

可那个箱子的出现，彻底搅乱了我的生活。

第二章 出站口的箱子

那是去年九月底的一个下午。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火车站的旅客，比平时多了不少。我蹲在出站口旁边的老地方，给一个中年男人擦鞋。那男人的鞋，是双黑色皮鞋，沾满了泥点。他坐在我的小马扎上，一边看我擦鞋，一边大声地打着电话。

“我到了。你放心。那批货，绝对没问题。好，好。我马上过去。”

他挂了电话，从兜里掏出五块钱，扔给了我。他站起身，匆匆忙忙地走了。我抬头的时候，就看见了那个箱子。

它靠在出站口西边的一个垃圾桶边上。深蓝色的箱体，在灰扑扑的墙根下，显得格外扎眼。箱子看起来挺新，轮子完好，拉杆也立着。旁边，是一些散落的广告传单和几个空饮料瓶。

我当时也没多想。火车站这种地方，丢箱子太常见了。有的旅客，大包小包，一忙起来，就忘了这个，丢了那个。我想，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回来找的。

果然，过了不到半小时，我就看见一个年轻女人，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她穿着件红色外套，头发散乱着，在垃圾桶附近转来转去，像是在找什么东西。我心想，这大概就是箱子的主人吧。

我正想过去告诉她，箱子就在垃圾桶边上。可突然，她接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她朝出站口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竟然转身，跑进了车站。那箱子，她连看都没看一眼。

我有些纳闷。这女的，到底是不是找箱子的？要是找箱子，怎么看了一眼就走了？要是找别的，那这箱子，又是谁的？

那天下午，我一直守到天黑。那个箱子，就靠在垃圾桶边上。来来往往的人，没有一个为它停下脚步。它像一个被遗忘的孩子，孤零零地，待在那个角落里。

晚上九点多，我收了摊。我走过那个箱子旁边，看了它一眼。夜风里，它的拉杆上，不知什么时候，被风刮上了一片枯叶。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动它。我想，说不定明天，失主就找来了。

第三章 没人认领的箱子

第二天，我出摊的时候，那个箱子还在。

它还是靠在垃圾桶边上，只是位置被人移动了一点。可能是有清洁工，把它往边上挪了挪。我看着它，心里头，忽然有些不是滋味。这么个新箱子，一看就不便宜。丢箱子的人，该多着急啊。

我擦鞋的时候，留意着每一个从出站口出来的人。尤其是那些看起来像在找东西的人。可一整天过去了，没有人来找。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那个箱子，就像生了根一样，长在了垃圾桶旁边。

我忍不住去问旁边卖烤红薯的老刘。老刘说：“那箱子啊，我看是没人要了。这都多少天了。你看那拉杆，都被雨浇得有些锈了。你真要是不落忍，你就把它拿走。在这儿放着，也碍事。”

我摇摇头。我说：“那不行。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拿。万一人家哪天找来了，我拿走了，算怎么回事？”

老刘笑了，说：“大顺啊，你就是太实诚。这年头，像你这样的人，不多了。你也不想想，这箱子要是真有主，早该来找了。火车站这么多天，人来人往的，谁还记得？说不定，是什么人故意丢的。里面不定装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呢。”

老刘这番话，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故意丢的？见不得人的东西？我忍不住又看了那箱子一眼。它静静地靠在那里，深蓝色的箱体上，已经落了一层灰。

我晚上收了摊，走到箱子跟前。我蹲下来，仔细地看了看。箱子上没有贴什么托运标签，也没有挂什么名牌。拉链上，上了一把小小的密码锁。密码是三个零，显然，这就是最原始的状态。这说明，丢箱子的人，可能根本没把这箱子当回事。或者，他走得匆忙，根本来不及管它。

我把耳朵贴在箱体上，听了听。里面，什么声音也没有。我摇了摇。箱子很轻，里面好像没装多少东西。甚至，可能什么都没装。

我站起身，叹了口气。我对自己说，算了，再等等。说不定，明天，就有人来了。

可这一等，就等了一个多月。

第四章 我把箱子拎回了家

那一个多月里，那个箱子，就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里。

我每天早上出摊，第一件事，就是看看那个箱子还在不在。它每天都在。风里雨里，它都在。有时，有人往它身上靠一下，歇歇脚。有时，有小孩把它当玩具，推来推去。我看得出来，它越来越脏了。轮子上，缠满了头发和塑料袋。拉杆上，也锈迹斑斑。再这么下去，它就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垃圾了。

我开始心神不宁。擦鞋的时候，我会走神。有几次，把鞋油都挤到了客人裤腿上。客人骂我，我连连道歉。老刘说我：“大顺，你这魂不守舍的，是咋了？还为那箱子发愁呢？”

我苦笑了一下。我说：“没法子。我这个人，就是爱钻牛角尖。这箱子一天没人管，我就一天不得安生。”

老刘说：“那你就把它拿走。反正也没人要了。你把它拿回去，看看里面装的是啥。要是有用的，你就留着。没用的，你就扔了。这有什么好纠结的？”

我摇摇头。可我心里，却开始动摇了。

转机出现在十月底的一天。那天，昆明下了一场大雨。雨下得又急又猛，像有人在天上往下泼水一样。我的擦鞋摊，也摆不了了。我躲在车站的候车厅里，看着外面的雨。

雨停后，我从候车厅出来。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箱子。它躺在垃圾桶旁边的水洼里，半个身子都泡在水里。箱子上，还压着一块不知从哪儿冲来的破木板。那样子，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我心里一紧。我跑过去，把木板掀开，把箱子从水里拖了出来。箱子被水泡得透透的。水珠顺着箱体，滴滴答答地往下流。我摸了摸，箱子的布料已经有些发软了。再泡下去，怕是就要散架了。

那一刻，我做了个决定。我把箱子拎了起来，带回了我的出租屋。

第五章 出租屋里的箱子

我住的地方，在火车站后面的一条巷子里。说是出租屋，其实就是人家在楼顶搭的一个铁皮房子。冬冷夏热，一间十来平的小屋。里面除了一张木板床，一个破衣柜，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家什。我平时吃饭，就在门口支个煤气灶，随便对付一顿。

我把箱子拎回屋里，放在了墙角。我找了块干布，把箱子外面的水，一点点擦干。然后，我又用吹风机，对着箱子吹了半天。我生怕它受潮发霉。

弄完之后，我坐在床上，看着那个箱子。它待在我这个破破烂烂的小屋里，显得格格不入。我活了半辈子，还没用过这么好的箱子。我出远门，从来都是一个蛇皮袋，装几件衣服，往背上一甩，就完了。

我看了它半天，心里头，七上八下的。我想打开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可那小小的密码锁，像一道闸门，拦住了我。那锁，虽然初始密码是三个零，可我不敢动。我总觉得，动了那个锁，就越过了某种界限。我就从一个捡东西的人，变成了一个偷东西的人。

可我又不甘心。我等了这么久，也没人来认领。这箱子，除了我，还有谁会管它？它现在，已经算是无主之物了。我打开看看，应该，也不算过分吧？

我纠结了整整一个晚上。最后，我还是没有打开。我对自己说，再等等。等到年底。要是过了年底，还没人来找，我再做打算。

就这样，那个箱子，就在我的墙角，一天天地待了下去。我每天出门前，都会看它一眼。晚上回来，也会看它一眼。它就像一个沉默的房客，跟我这个同样沉默的老光棍，挤在同一个屋檐下。

日子，还是照旧。我照旧在火车站擦鞋。照旧看着那些人来人往。可我的心里，却多了一样东西。那样东西，沉甸甸的，说不上是负担，还是寄托。

第六章 老刘的劝告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又过了一个多月。天气越来越冷了。昆明的冬天，虽说不像北方那样冷得彻骨，但早晚的温差，也够人受的。

那个箱子，在我屋里，已经待了快三个月了。它安安静静地待在墙角，上面蒙了一块旧毛巾。我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就坐在床上，盯着它看。月光从窗户外透进来，照在它身上，泛着幽幽的蓝光。

老刘来我这儿喝过一回酒。我们俩，买了点花生米，一瓶苞谷酒。我就在屋门口，支了个小桌子。酒过三巡，老刘看到了那个箱子。

他瞪大了眼，说：“大顺，你真把它弄回来了？”

我点点头。

老刘凑过去，掀开旧毛巾，啧啧了两声，说：“这箱子，真不错。看这料子，这轮子，少说也得千八百的。你捡大便宜了。”

我说：“什么便宜不便宜的。人家丢了东西，我帮着保管一下。说不定哪天就来找了。”

老刘笑了，说：“你可拉倒吧。这都多久了？快三个月了吧？要来找，早来了。我看啊，这箱子，就是老天爷送给你的。你还在这儿傻等。要是我，早打开看看了。说不定，里面装着金条呢。你这一辈子，就翻身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金条？我赵大顺，哪是那命。可老刘的话，却让我心里头，又泛起了涟漪。这箱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呢？万一，真是值钱的东西呢？我就这么放着，是不是太傻了？

老刘又说：“大顺啊，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就是太死心眼。你捡到了，又等了这么久。于情于理，都够意思了。你打开看看，里面要是没啥，你就扔了。里面要是有钱，那也是你的造化。你拿着，回老家，修修房子，娶个媳妇。不比在这擦鞋强？”

我喝了一口酒，辣得喉咙发烫。我说：“老刘，我赵大顺，穷归穷，但没拿过别人一分钱。这箱子，不是我的。我不能动。”

老刘叹了口气，说：“你呀，活该你受穷。这年头，像你这样的，不多了。算了，我不劝你了。你爱咋咋地吧。”

那天晚上，老刘走后，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刘的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我赵大顺，是不是真的太傻了？那箱子，明明就摆在我面前。我只要拉开拉链，就能知道里面是什么。可我却不敢。我在怕什么？

我怕的，不是箱子里有什么。我怕的是，我一旦动了那个锁，我就再也不是那个“拾金不昧”的赵大顺了。我就变成了一个，跟那些贪小便宜的人，没什么两样的人。我这一辈子，没别的本事。就剩下这点“本分”了。我不想把它丢了。

第七章 第九十五天

日子，一天天地数着过。

从我把箱子拎回家的那天算起，到第九十五天的时候，已经是腊月了。火车站的人，越来越多了。春运的气息，浓得像化不开的雾。到处都是背着大包小包，赶着回家过年的人。他们脸上，有疲惫，有期盼，有归心似箭的急切。

我看着他们，心里头，说不出的滋味。我已经好几年没回老家过年了。一到过年，火车票又贵又难买。我总想，等明年吧。明年，一定回去看看老娘。可明年复明年，我娘的脸上，又添了多少皱纹？

第九十五天，腊月初八。昆明下了一场冻雨。雨丝像细针一样，扎在脸上，生疼。我的擦鞋摊，一点生意也没有。我蹲在车站的屋檐下，缩着脖子，看着那些行色匆匆的旅客。

晚上，我回到出租屋。屋里冷得像冰窖。我插上电暖器，那小小的“小太阳”，发出微弱的光，把屋里照得昏黄昏黄的。我坐在床上，看着墙角的那个箱子。

第九十五天了。

我对自己说，赵大顺，你等得够久了。你该有个了断了。我起身，走到箱子前。我把它拎起来，放到床上。我掀开上面那块蒙了三个月的旧毛巾。箱子还是那个箱子。深蓝色的箱体上，还有我上次擦过的水渍痕迹。拉杆上的锈迹，已经被我擦掉了。轮子上的头发和塑料袋，也被我清理干净了。它看起来，比刚捡来的时候，还要新一些。

我深吸了一口气。我的手，放在了那个密码锁上。密码，还是三个零。我不知道，这三个月来，有没有别人动过它。但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

我闭上眼睛，手指轻轻一拨。“咔哒”一声，锁开了。

那声音，很小。可在我听来，却像一道惊雷。我睁开了眼。

第八章 打开箱子

我慢慢地，拉开了拉链。

箱子打开了。一股淡淡的、说不清是什么味道的气息，飘了出来。那味道，有点像樟脑丸，又有点像旧书。我凑近看了看。

箱子里面的东西，不算多。最上面，是一个透明的文件袋。文件袋里，装着一沓纸。纸下面，是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儿童外套。那外套，是红色的，上面印着卡通图案。在外套旁边，还有一双小小的红色皮鞋。鞋子很新，鞋底几乎没什么磨损。最底下，是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四四方方的东西。

我先拿出了那个文件袋。我打开，把里面的纸抽出来。那些纸，有些已经发黄了。我一张张地看。

第一张，是一份出生医学证明。上面写着，一个女婴的名字，出生日期，以及父母姓名。母亲那栏，写的是“张小燕”。父亲那栏，空着。

第二张，是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小女孩。女人笑得很好看，但眼神里，透着一丝疲惫。小女孩大约两三岁，穿着那件红色的外套，扎着两个小辫子，笑得眼睛弯弯的。

第三张，是一张手写的字条。字迹很秀气，但有些潦草。上面写着：

“如果有人捡到这个箱子，求求您，帮我找找我的女儿。她叫圆圆，今年三岁了。她爸爸把她带走了，我不知道带去了哪里。我去过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我要去下一个城市了。这个箱子，我实在拿不动了。里面是圆圆的一些东西。如果圆圆还在，如果她长大了，请您告诉她，妈妈一直在找她。妈妈从来没有不要她。”

我拿着那张字条，手开始发抖。我一张张地翻着剩下的纸。有圆圆的体检报告，有她的预防接种证，还有几页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那些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

“3月2日，去了东站，没有。”

“3月5日，去了西站，有人说见过一个小女孩，像圆圆。”

“3月10日，坐火车去了贵阳。钱快花完了。”

“3月18日，在街上看到一个小女孩，背影很像圆圆。追过去，不是。心像被掏空了。”

“4月1日，到昆明。火车站人真多。圆圆，你在哪里？”

我的眼睛，模糊了。我仿佛看见，一个瘦弱的年轻女人，在茫茫人海中，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她背着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着她女儿的衣服、鞋子、相片。她走过一个又一个城市，问过一个又一个人。她的钱，快花完了。她的希望，也在一点点地磨灭。最后，她把箱子，丢在了昆明火车站的垃圾桶旁边。然后，她继续踏上了寻找女儿的路。

我把那张字条，紧紧地攥在手里。我的眼泪，滴在了上面。

我拆开那个用报纸包着的东西。里面，是一个小小的相框。相框里，是一张全家福。女人，小女孩，还有一个男人。男人的脸，被什么东西划花了，看不清五官。但女人和小女孩，笑得那么甜。

我抱着那个相框，嚎啕大哭。我这一辈子，很少哭。可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哭那个叫圆圆的小女孩，哭那个叫张小燕的女人，也哭我自己。这世上，有多少人，在寻找？又有多少人，在等待？我赵大顺，等了九十五天，等来的，竟是这样一个让人心碎的故事。

第九章 连夜送警

我哭了很久。哭到嗓子哑了，眼睛也肿了。

等我平静下来，我意识到，这个箱子，我不能再留了。它不仅仅是几件衣服、几张纸。它是一个母亲，寻找女儿的全部线索。是一个破碎的家庭，最后的希望。我必须把它交给警察。也许，警察能通过这些线索，找到那个叫张小燕的女人。也许，他们能帮她，找到圆圆。

我抹了一把脸。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晚上十点多了。可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把那些纸，重新装回文件袋里。把衣服、鞋子、相框，一样一样地，放回箱子里。我拉好拉链，把密码锁重新扣上。然后，我穿上外套，拎起箱子，冲出了门。

外面，冻雨还在下。我一手撑着把破伞，一手拎着箱子，在湿滑的街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火车站前面的路，我走了十几年，从来没有觉得，它这么长过。

我跑到附近的派出所时，浑身已经湿透了。派出所里，亮着白惨惨的灯。几个值班的警察，正坐在电脑前。我推开门，冲了进去。

“同志，我要报案！”我气喘吁吁地说。

一个年轻的警察站起来，看着我。他问：“老师傅，您别急。慢慢说。出什么事了？”

我把箱子放在地上，指了指它。我说：“这箱子，是我在火车站捡的。我等了九十五天，没人来认领。我刚才……我刚才把它打开了。里面，里面是一个女人找她女儿的东西。求你们，帮帮她。帮帮那个叫圆圆的孩子。”

警察听了，有些惊讶。他招呼我坐下，给我倒了杯热水。然后，他蹲下身子，重新打开了箱子。

我看着他，一样一样地，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他看得很仔细。特别是那张字条，他反复看了好几遍。他的表情，也越来越凝重。

另一个警察，也凑了过来。他们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那个年轻的警察问我：“老师傅，您还记得，您是在哪天捡到这个箱子的吗？”

我想了想，说：“去年九月下旬。具体哪天，我记不太清了。就记得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

警察点点头。他又问：“那您这三个月，一直把它放在家里？”

我说：“是。我一开始，没敢动。就在路边看着。后来，下雨了，我怕它泡坏了，就拎回了家。可我也没打开。就一直放着。直到今天。”

警察看着我。他的眼神里，有了一丝敬意。他说：“老师傅，您做得对。这种事，就该交给警察。您放心，我们一定尽力去查。”

我点点头。我把那杯热水，一口一口地喝完。身上的冷气，似乎被驱散了一些。

我在派出所，做了笔录。我把我知道的所有细节，都告诉了警察。我还把那张字条上，我能辨认出的每一个字，都念了一遍。我希望，这些信息，能帮上忙。

从派出所出来，已经是后半夜了。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天边，露出一丝灰白。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脚步有些轻飘飘的。我心里，好像有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可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堵在胸口。

那个叫圆圆的女孩，你现在在哪里？你还好吗？你知不知道，你的妈妈，为了找你，走遍了多少城市，流了多少眼泪？

第十章 警察的调查

接下来的几天，我干什么都提不起劲。擦鞋的时候，心不在焉。有好几次，把客人的鞋，都擦错了颜色。

我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个箱子。惦记着张小燕，惦记着圆圆。我时不时地，就往派出所跑。我问那个年轻的警察，有没有什么消息。警察姓吴，叫吴磊。他对我很客气。他说，他们已经把箱子里那些材料，录入了系统。正在通过出生证明上的信息，查找张小燕的下落。

“不过，赵师傅，”吴磊说，“您也知道，那出生证明，是十几年前的了。上面的信息，可能早就变了。而且，您提供的名字，也不一定准确。我们查了，全国叫张小燕的，有上万个。要一个一个地排除，需要时间。”

我听着，心里有些失望。可我也知道，警察说的是实话。找人，哪有那么容易？那个张小燕，找了那么多年，都没找到。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又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找到呢？

我又去找了老刘。老刘听了我的事，也唏嘘不已。他说：“大顺啊，你做的是好事。可这好事，不一定有好结果。你想想，那女人，找了那么多年。说不定，早就绝望了。说不定，她已经……”老刘没再说下去。

我摇了摇头。我说：“不会的。一个当妈的，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会放弃找自己的孩子。我相信，她还活着。我也相信，圆圆，也在等她。”

老刘叹了口气，说：“但愿吧。这世上的事，说不清。只希望，老天有眼。”

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会梦见那个箱子。梦见那件小红外套，那双小红皮鞋。梦见那个叫圆圆的小女孩，在冲我笑。她的笑容，那么亮，那么纯。可她的眼睛里，却有一丝怯生生的不安。她好像在问我：“叔叔，你知道我妈妈在哪里吗？”

我从梦中惊醒。枕头，已经被泪水浸湿了。

我决定，我自己也不能闲着。警察查警察的，我也查我的。我把箱子里那些纸上的信息，复印了一份。我拿着那几张复印件，在火车站附近，四处打听。我问那些常年在这里摆摊的人，问那些开摩的的师傅，问那些环卫工人。我问他们，有没有见过一个叫张小燕的女人。她可能，三十多岁。瘦瘦的。她可能在找人。找一个叫圆圆的女儿。

大部分人，都摇摇头，说不知道。也有的人，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觉得我这个老光棍，是不是疯了。

我没有放弃。我知道，我的力量很小。可多一个人找，就多一分希望。

第十一章 一张旧报纸

就在我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发现，给了我新的线索。

那天，我去派出所找吴磊。他告诉我，他们查到了一条信息。张小燕，可能曾经在贵州的一个城市，报过警。她说她的孩子，被丈夫抱走了。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警方的记录，当时也没有找到孩子。

吴磊说：“赵师傅，这个案子，时间太久了。线索又断断续续。我们正在联系贵州那边的警方。看看能不能找到当年的出警记录。如果有的话，或许能知道张小燕更多的情况。”

我谢过他。从派出所出来，我没有回家。我去了火车站旁边的旧书摊。那里，有卖旧报纸的。我想，张小燕当年在昆明，会不会留下什么线索？会不会有人登过寻人启事？如果我能找到当年的报纸，说不定，上面会有她的联系方式。

我在旧书摊前，蹲了一下午。我翻了无数份旧报纸。我的手，被那些发黄的纸张，弄得黑黢黢的。我的眼睛，也酸得厉害。可我舍不得走。

终于，在一份三年前的春城晚报上，我看到了一个豆腐块大小的寻人启事。

“寻女，圆圆，三岁。身穿红色外套，红色皮鞋。于某年某月在昆明火车站附近走失。有知情者，请速与张女士联系。电话：138……”

我激动得浑身发抖。我指着那个寻人启事，对摊主说：“老板，这份报纸，我要了！”

我拿着那份旧报纸，像捧着什么宝贝一样，跑回了出租屋。我按照上面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里，传来一个冰冷的女声：“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停机。我的心里，又凉了半截。可我没有放弃。我又翻来覆去地，看着那份报纸。寻人启事上，除了那个手机号，还有一个小地址：城北某旅社。

那家旅社，我有点印象。就在火车站北边的一条巷子里。那一带，有不少小旅社。住的，都是些舍不得花钱的旅客。张小燕当年，可能就住在那里。

我放下报纸，又冲出了门。我一路小跑，到了城北那条巷子。那巷子，窄窄的。两旁，是一间挨着一间的旅社。有的旅社，招牌都掉了色，字迹模糊。我一家一家地问。我拿出那张报纸，问人家：“老板，三年前，有个叫张小燕的女人，是不是在你们这儿住过？她是不是在找一个叫圆圆的女儿？”

大部分旅社老板，都说不记得了。也是。这火车站附近，人来人往。每天都有几十上百个人，住进来，又住出去。谁会记得一个三年前的女人呢？

可就在我快要走到巷子尽头的时候，一个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太太，叫住了我。她说：“你问张小燕？是不是那个瘦瘦的、天天哭的女人？”

我一听，赶紧停下脚步。我说：“大娘，您见过她？”

老太太想了想，说：“是不是三年前？那女人，在我这儿住了有半个多月。天天早出晚归。回来的时候，眼睛都是肿的。我问她，咋了？她就说，孩子丢了。她那个男人，把孩子抱走了。她在找。后来，有一天，她退了房。说要去找她男人。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回来过。”

我赶紧问：“大娘，那您还记得，她有没有说，她男人在哪儿？或者，他们老家是哪儿的？”

老太太摇了摇头，说：“这个，她没细说。我就记得，她说话，带点四川口音。对，四川口音。”

四川。我的心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

第十二章 新的线索

我把打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吴磊。

吴磊听了，眼睛一亮。他说：“四川口音？这很重要。如果张小燕是四川人，那她丈夫，很可能也是四川的。这就大大缩小了查找范围。我马上联系四川那边的警方。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我点点头。我心里，说不出的激动。就好像，在一条漆黑的隧道里，终于看见了一丝光亮。

等待的日子里，我依然每天去火车站擦鞋。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我一边擦鞋，一边留意着每一个路过的人。我总幻想着，会不会有一天，那个叫张小燕的女人，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她问我：“师傅，你看到过一个小女孩吗？她叫圆圆。穿着红衣服，红鞋子。”

我就会告诉她：“我看到了。你的圆圆，她很好。她在等你。你也要好好的。”

可幻想，终究是幻想。日子一天天过去，张小燕，始终没有出现。

不过，吴磊那边，却传来了好消息。他告诉我，四川警方查到了。张小燕，原名张燕，是四川达州人。她几年前，确实报过案，说女儿被她丈夫蒋大勇带走了。但蒋大勇，是个社会闲散人员，有赌博前科。他带着孩子，流窜性很强。警方一直没找到他。

“赵师傅，还有个事。”吴磊的语气，有些沉重，“张燕的精神状态，可能不太好。她有抑郁症。她家人说，她因为找不到孩子，已经有些……有些恍惚了。她有时候，会一个人自言自语。她家人也找过她，但后来，她自己跑出来了。再也没跟家里联系过。”

我听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原来，那个叫张小燕的女人，在丢下箱子的时候，已经快要疯了。她找女儿找得，自己都快丢了。

“那……那现在能联系上她吗？”我问。

吴磊说：“我们正在通过四川那边，联系她的家人。不过，她家人说，这几年，也没有她的消息。他们以为，她……她可能已经不在了。”

“不会的。”我脱口而出，“她一定还活着。她只是，还在找。她不会放弃的。”

吴磊看着我，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赵师傅，您是个好人。这案子，我会继续跟进的。您也别太着急。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我点点头。可我怎么能不着急呢？一个精神恍惚的女人，在外面流浪了这么多年。她吃什么？住哪里？她会不会遇到坏人？她会不会，也把命，丢在了某一个陌生的城市？

我越想越害怕。我恨不得，自己去找。我恨不得，走遍每一个城市，每一条街道，去喊：“张小燕，你在哪里？你的圆圆，还在等你！”

可我，哪儿也去不了。我只能守着我的擦鞋摊。守着那个，已经空了的出租屋。

第十三章 年关

眼看着，就快过年了。

火车站的人，越来越多。每天，都像潮水一样，一波接一波。我擦鞋的生意，也好了起来。一天，能挣个一百多。可我，却高兴不起来。

我脑子里，总是浮现出那个画面：一个穿着旧衣服的女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她的手里，拿着一张照片。她见人就问：“你见过这个孩子吗？她叫圆圆。她是我女儿。”

她走过一个又一个城市。她的脚步，越来越沉重。她的眼神，越来越黯淡。可她没有停下。因为，她是一个母亲。母亲，是永远不会停下寻找孩子的脚步的。

除夕那天晚上，我给自己煮了一碗速冻饺子。饺子是韭菜鸡蛋馅的。我一边吃，一边看着窗外的烟花。烟花很美，可它们不属于我。我属于这个冷清的小屋，属于这个一个人的年夜饭。

我吃完了饺子，把碗筷洗了。我坐在床上，拿起手机。我想给老家打个电话。可我又不知道，该跟我娘说些什么。告诉她，我捡了一个箱子？告诉她，我在帮一个疯女人找女儿？她听了，只会更担心我。

最后，我还是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我娘的声音，苍老而温暖。她说：“大顺，吃饺子了吗？”

我说：“吃了。韭菜鸡蛋的。”

我娘说：“好。好。你一个人在外头，别舍不得。想吃啥，就买啥。钱不够，跟娘说。”

我鼻子一酸。我说：“娘，我够。您别操心我。您跟我弟，好好过年。”

我娘叹了口气，说：“大顺啊，你啥时候，也找个人，成个家。娘这心里，就踏实了。”

我笑了笑，说：“娘，我这样，挺好。您别挂着我。等天暖和了，我回去看您。”

挂了电话，我擦了擦眼角。我看着墙角的那个位置。那里，已经空了。那个箱子，已经交给了警察。可我总觉得，它还在那里。那个叫张小燕的女人，也还在那里。她的眼睛，透过那个空荡荡的角落，一直看着我。她好像在说：“求你，帮帮我。帮帮我的圆圆。”

我闭上了眼睛。

第十四章 春节过后

春节过后，天气渐渐暖和了。火车站的旅客，也渐渐少了。

我照旧出摊。我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从前。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我不再是那个只知道擦鞋的赵大顺。我的心里，装了一个故事。装了一个女人，一个孩子。装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吴磊给我打过几次电话。他说，他们还在查。但是，年代久远，很多线索，都断了。张小燕的家人，也提供不了更多的信息。他们甚至不知道，张小燕有没有身份证，有没有别的联系方式。

“赵师傅，这案子，恐怕得慢慢来。”吴磊说，“不过，您放心。我们不会放弃的。如果有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您。”

我谢过他。我心里，也明白。有些事，急不得。可我，就是放不下。

三月里，一个傍晚。我收了摊，正在收拾东西。突然，一个中年女人，走到我的摊子前。她穿着一件旧棉袄，头发有些乱。她的手里，拿着一张照片。

她看着我，怯生生地问：“师傅，你……你见过这个小女孩吗？她叫圆圆。她是我女儿。她今年，应该……应该六岁了。”

我愣住了。我看着她。她瘦得厉害。颧骨高高地突起。眼睛深陷。可那双眼睛，却亮得吓人。那里面，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执着。

我的嘴唇，开始哆嗦。我问她：“你……你是张小燕？”

她先是一愣，然后，她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她使劲地点点头。她说：“我是。我是张燕。你认识我？”

我没有回答。我转过身，从我的小箱子里，拿出一样东西。那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那张寻人启事。我把它递给她。

她接过报纸，看着那上面的字。她的身子，开始剧烈地颤抖。她“啊”的一声，蹲在了地上，抱住了自己的头。

“我的圆圆……我的圆圆……”她哭得撕心裂肺。

我蹲下身子，看着她。我的眼睛，也湿了。我说：“张燕，我找了你好久。你……你怎么在这里？”

她抬起头，看着我。她的脸上，全是泪水。她说：“我……我一直在找。我去了很多地方。可都没有。师傅，你见过圆圆吗？你见过我女儿吗？”

我摇摇头。我说：“我没见过。可你的箱子，在我这里。你的东西，都在警察那里。他们也在帮你找。”

她听了，眼睛里的光，一下子暗了下去。她喃喃地说：“还在找……还在找……”

那声音，像一根拉断了的弦，无力地，垂在空气里。

第十五章 带着她去派出所

我把张燕带到了派出所。

她一路上，都在小声地念叨着什么。我听不太清。但我知道，那一定跟圆圆有关。她像一只受了惊的鸟，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戒备。

到了派出所，吴磊看到她，又惊讶，又激动。他赶紧给她倒了杯热水。又拿了把椅子，让她坐下。

张燕捧着水杯，缩在椅子上。她低着头，不说话。

吴磊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赵师傅，您怎么找到她的？”

我说：“她自己走到我摊子前来的。她问我，见没见过她女儿。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她比报纸上那个照片，老了很多。瘦了很多。”

吴磊叹了口气，说：“她这是，找孩子找的。精神出了点问题。不过，能找到她，真是太好了。赵师傅，您又立了一大功。”

我摇摇头。我说：“我什么功也没有。我就盼着，能找到圆圆。”

吴磊点点头。他走过去，坐在张燕对面。他轻声地，跟她说话。他问她，这些年，都去了哪里。他问她，知不知道蒋大勇的下落。

张燕开始，还有些抗拒。她一直低着头，不说话。可当她听到“蒋大勇”三个字的时候，她猛地抬起了头。她的眼睛里，有恨意，也有恐惧。

她说：“那个畜生。他把圆圆抢走了。他打牌，输了钱，要卖圆圆。我跟他拼命。他就把圆圆抱走了。我追他，追不上。我找啊找。我找了好多地方。可就是找不到。师傅，求求你们。帮我找找圆圆。她不能跟着那个畜生。他会害了她的。”

她说着，又要跪下。吴磊和几个警察，赶紧拉住她。

我站在一旁，看着她那副样子，心里像被刀割一样。我恨蒋大勇。我恨那个不负责任的父亲。我更恨这个世道，为什么让一个无辜的孩子，一个可怜的母亲，承受这样的苦难？

吴磊记录下了张燕提供的所有信息。蒋大勇，四川达州人，可能还在达州，也可能流窜到了别的地方。他好赌，经常出没于各个麻将馆。他还带着一个孩子。女孩。小名叫圆圆。

这些信息，虽然还不够具体。但比起之前，已经好了太多。吴磊说，他会马上把这些信息，发给达州警方。请求他们协助调查。

那天晚上，张燕留在了派出所。吴磊说，他们会联系她的家人。也会给她安排临时住所。等找到她家人，就把她送回去。

我走出派出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的心里，却比任何一次，都要亮堂。我终于找到张小燕了。我知道，她过得不好。但至少，她还活着。她还保留着，找到圆圆的希望。

只要还有希望，就好。

第十六章 圆圆的消息

张燕的出现，让整个案子，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吴磊他们根据张燕提供的信息，联合达州警方，对蒋大勇展开了调查。很快，就有了线索。

原来，蒋大勇这几年，一直在达州一带活动。他没有固定工作，靠打零工和赌博为生。他身边，确实带着一个小女孩。只是，那孩子，被他改了个名字，不叫圆圆了。而且，他对外宣称，那是他亲戚家的孩子，寄养在他这里。

达州警方迅速行动，在达州一个城中村的出租房里，找到了蒋大勇，也找到了那个小女孩。

当吴磊把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激动得，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我问他：“圆圆找到了？她没事吧？”

吴磊说：“找到了。孩子现在，被送到了达州的福利院。她的身体，没什么大碍。就是……不太爱说话。可能跟着蒋大勇，受了不少苦。不过，已经联系了张燕。等她情绪稳定一点，就安排她们母女见面。”

我听着，眼睛又湿了。我说：“好。好。找到就好。找到就好。”

那天晚上，我买了一瓶酒，还买了一只烤鸭。我把老刘喊来，我们俩坐在出租屋门口，喝了个痛快。

老刘说：“大顺，你行啊。你这擦鞋匠，成了救人的大英雄了。”

我笑着说：“什么英雄不英雄的。我就是捡了个箱子。碰巧，那里面，装着一个当妈的心。”

老刘说：“不管怎么说，这事，你办得地道。来，我敬你一杯。”

我们碰了杯。酒入喉，又辣又热。可我的心里，却比喝了蜜还甜。

一个月后，吴磊告诉我，张燕和圆圆，已经在达州团聚了。张燕的家人，也赶了过来。他们决定，把张燕和圆圆，接回老家去。好好过日子。

“赵师傅，”吴磊在电话里说，“张燕让我转告您。谢谢您。要不是您，她可能，就真的撑不下去了。”

我握着电话，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后，我只挤出了一句话：“让她们……好好的。”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月光，照进屋子。我仿佛看见，那个深蓝色的箱子，还是静静地靠在墙角。它不再是那个装着悲伤和绝望的箱子了。它成了一个希望。一个关于爱，关于寻找，关于团聚的希望。

尾声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又是大半年。

我还是在昆明火车站擦鞋。我的生活，似乎没有任何改变。可我自己知道，我心里，有些东西，已经彻底变了。

我开始相信，这世上，有些事，看似偶然，其实，是冥冥中注定的。如果那天下午，我没有抬头。如果那天，我没有把箱子拎回家。如果那天，我没有在第九十五天打开它。那么，张小燕和圆圆，可能到现在，还活在绝望的深渊里。

我只是一个擦鞋匠。我没什么本事。可我做了一件，让我自己，这一辈子都不会后悔的事。

前几天，我收到了一封信。信是从四川达州寄来的。信封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我的名字。我拆开信。

里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一个六岁左右的小女孩。女人笑得很好看。小女孩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那件红色的外套，笑得眼睛弯弯的。她们身后，是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田。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

“赵师傅，谢谢您。我们很好。圆圆说，她记得，有一个擦鞋的叔叔，帮她找到了妈妈。”

我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在了照片上。

我把它放在胸口，贴了很久。然后，我把它锁进了抽屉。抽屉里，还有那份旧报纸，和那张寻人启事的复印件。

我赵大顺，这辈子，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