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63岁老太太打完麻将回家，换上红毛衣，安静吞下了一整瓶药。

红毛衣

麻将牌在桌上碰出清脆的声响，像珠子滚过玉盘。老太太王秀兰的手很稳，食指和中指夹起一张“八万”，拇指肚在牌面上摩挲了一下，又放下了。对面的李婶已经输了三圈，嘴角耷拉着，像是能挂住两个油瓶。旁边的张姨倒是赢了不少，眉开眼笑的，每糊一次牌就要嚷嚷着让王秀兰请客吃炸酱面。

“秀兰姐，今儿手气可够背的。”李婶终于忍不住嘟囔了一句。

王秀兰笑了笑，脸上的皱纹堆在一起，像揉皱的宣纸。她没说话，只是轻轻推倒了面前的牌——清一色，一条龙。满桌哗然。

外面的天已经黑透了，十二月底的北京，冷得能把人的呼吸冻成白雾。麻将馆的暖气烧得足，玻璃窗上蒙着一层水汽，看不清外面的街道。王秀兰看了看手腕上的表，那块老上海表是她五十岁那年老伴送的，表盘已经有些发黄，指针还在走。

“散了吧，不早了。”她站起身，把椅子推回桌下。

李婶还在数钱，嘴里念叨着：“明儿还来不？老张说后天要下雪。”

“再说吧。”王秀兰穿上那件黑色的羽绒服，拉链拉到头，把围巾在脖子上绕了两圈。

走出麻将馆的时候，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胡同里的路灯昏黄，照着她佝偻的影子在青砖墙上拉得很长。她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穿过三条胡同，拐两个弯，就到了那个老式筒子楼。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一个月了，也没人修。她摸黑上了三楼，从兜里掏出钥匙，开了门。屋里漆黑一片，静得能听见暖气管里水流的声音。她没开灯，凭着记忆脱了鞋，换上那双绒布拖鞋，走过了五步到客厅，又走了七步到卧室。

床头柜上的小闹钟显示晚上九点四十七分。

王秀兰坐在床沿上，没有开灯。窗外的路灯透进来一点光，照在对面墙上的全家福上。照片里是她和老伴，还有儿子、儿媳妇、小孙子，都笑着，背景是颐和园的十七孔桥。那是五年前照的，老伴还在，儿子一家也还没搬去通州。

她伸手摸了摸床头柜的抽屉，拉开，里面是一瓶药。安眠药，上个月去医院开的，医生说一次只能吃半片，她攒了一整瓶。

抽屉里还有一件东西。一件红毛衣。

她把毛衣拿出来，在黑暗中摸了摸那柔软的羊毛料子。这是她去年逛王府井的时候买的，大红色，正中间用金线绣着一朵牡丹花。买回来只穿过一次，是大年三十那天，儿子一家回来吃年夜饭，她穿着这件毛衣在厨房忙了一下午。儿媳妇看了一眼说：“妈，这颜色太艳了。”她当时笑了笑，说：“老了，就喜欢鲜艳的。”

那之后，这件毛衣就一直压在抽屉最底下。

她开始脱衣服。先脱了黑色的羽绒服，挂在门后的衣架上。然后脱了里面的灰色毛衣，叠好，放在床头。最后是秋裤、袜子。北京的冬天太冷了，她一件一件地脱，皮肤接触到冷空气，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然后她拿起那件红毛衣，从头上套下去。

毛衣的领口有些紧，她费了点劲才穿好。羊毛料子贴在身上，暖融融的。她摸了摸胸口那朵金线绣的牡丹，粗糙的绣线硌着指腹。

她站起来，走到客厅，开了灯。客厅很小，一张沙发，一个茶几，一台老式电视机。茶几上放着半杯凉透的茶，还有一盘没吃完的花生米。她把花生米倒进垃圾桶，把茶杯拿到厨房洗了，放回碗架上。

然后她又回到卧室，坐在床沿上。床头柜上那瓶安眠药静静地立着，白色的药瓶在昏暗中像一小截骨头。

她拧开瓶盖，把药倒在手心里。白色的小药片堆了一小堆，像细碎的雪。她数了数，四十七片。四十七，是她和老伴结婚的年数。老伴走了三年了。

她端起床头柜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她已经半天没烧水了。

她把药片一把塞进嘴里，然后大口大口地喝水。药片卡在喉咙里，苦得她皱起了眉。她又喝了一口水，用力咽下去。有些药片没咽利索，黏在舌根，她又喝了一口水，仰起头，让水在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响。

然后她躺下来，把被子拉上来，盖到胸口。红毛衣的领子蹭着她的下巴，有点痒。她想起大年三十那天，小孙子跑到她跟前，奶声奶气地说：“奶奶，你真好看。”她把孙子抱起来，亲了亲他的脸蛋，说：“等奶奶明年过年还穿这件给你看。”

天花板上的灯还是亮的，黄白色的光晃着她的眼睛。她想伸手关灯，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算了。眼皮开始发沉，像灌了铅。窗外的风声远了，麻将牌的碰撞声远了，孙子叫她奶奶的声音也远了。

她闭上眼睛。

第二天早上，对门的刘大妈来敲门。王秀兰昨天说好了要借她家的大葱，腌腊八蒜用。敲了三声没人应，五声没人应，刘大妈趴在门缝上听了听，里面静悄悄的。她有点不安，给居委会打了电话。

居委会的人撬开了门。

卧室的灯还亮着，王秀兰躺在床上，穿着那件大红毛衣，金线绣的牡丹花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她的脸上很平静，嘴角甚至有一点若有若无的笑意，像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梦。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空药瓶，一杯还剩一小半的水。

警察来了，急救车来了，后来殡仪馆的车也来了。儿子从通州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他站在门口，看着屋里忙碌的人，愣了好一会儿。然后他走进卧室，站在床边，看着母亲身上的红毛衣。

他伸手摸了摸那朵金线牡丹，指腹划过粗糙的绣线。

“去年过年，”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她说今年还要穿这件给我儿子看。”

没人接他的话。儿媳妇站在门口，捂着脸哭。小孙子没来，在上学。

晚上七点，儿子坐在母亲生前坐过的沙发上，茶几上放着那半杯凉茶——警察取证完，忘了收走。他盯着那杯茶，茶水里映着天花板的灯，晃悠悠的。

他想起上个月给母亲打电话，说今年过年可能不回来了，因为孩子要上补习班。母亲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没事，你们忙你们的，我有麻将打，不闷。”

她又说：“我那件红毛衣，还新着呢，明年穿也行。”

窗外飘起了雪。北京的初雪，比预报的来得早了一些。雪花贴在玻璃窗上，化成一道一道的水痕，像眼泪。

儿子站起身，走到窗前。楼下胡同里空荡荡的，路灯照着飘落的雪，白茫茫一片。他想起小时候，母亲也是穿着红色的毛衣，在雪地里牵着他的手去买糖葫芦。那件毛衣不是这一件，是更早的一件，枣红色的，袖口起了毛球。

母亲走得很安静。

就像她这一辈子，安静地嫁人，安静地生养孩子，安静地送走丈夫，安静地老去。最后的最后，安静地换上最喜欢的红毛衣，安静地吞下一整瓶药。

雪越下越大了。

儿子回到卧室，想把灯关了。手碰到开关的时候，他又停了停，回头看了一眼床上——床已经空了，被褥被收走了，只剩一张光秃秃的床板。那件红毛衣也没了，被殡仪馆的人一起带走了。

他好像还能看见母亲躺在那里的样子，红毛衣衬得她的脸格外白，牡丹花在胸口静静地开着。

他关了灯。

黑暗里，只有窗外雪光映进来的微弱亮色。很安静。像母亲走的时候一样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