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在稀土战略上正寄希望于盟友的支持。去年,有关方面对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和半导体管制措施作出回应,宣布对稀土元素和永磁体实施出口限制。这一措施不仅针对争端相关方,还波及全球出口,令欧盟也受到影响。
短短几周内,稀土磁体的出货量同比骤降约75%。欧洲提交的出口许可申请中,仅四分之一获得批准,导致汽车零部件工厂被迫降低产能,甚至停产,进而迫使汽车制造商暂停生产。这一冲击波及到了日本的电子和航空行业。
尽管部分限制在2025年11月被暂停,但供应链并未恢复正常。某些关键材料的每批出货仍需逐一审批,导致延误和不确定性持续。有关方面通过要求复杂的文书工作,掌握企业和各国的具体需求,形成了其他政府难以匹敌的商业信息优势。
这暴露出两个紧密相连的问题:欧洲对单一外部供应的高度依赖,以及供应方利用这种依赖作为筹码的能力。欧盟的《关键原材料法案》正是为了解决这种依赖而设,但过去一年的经历引发了一个更大的疑问:仅靠这部法案,能否削弱外部力量对欧洲供应链的控制?还是欧洲需要更广泛的风险应对策略?
在全球永磁体生产的稀土供应链中,相关地区占据了约60%的开采份额,但其真正的优势在于精炼环节,全球产能占比高达91%。这意味着,仅仅投资采矿无法解决依赖问题。即便欧盟扩展本土矿藏的开采,矿石仍需运往海外进行精炼。自2015年以来,稀土需求已经翻倍,随着电气化和自动化的推进,这一需求还在增长,外部主导方对精炼环节的控制力愈发显著。
《关键原材料法案》为2030年设定了三个不具约束力的目标:欧盟消费量中10%在本土开采,40%在本土加工,25%来自回收。然而,目前来看,这些目标都难以如期实现。
2025年,法国索尔维公司在拉罗谢尔的工厂扩大了用于永磁体的稀土材料产能。该厂是少数能分离全部17种稀土元素的设施之一。同年,加拿大矿业公司新性能材料公司在爱沙尼亚启用了新的稀土加工设施。
但这些努力规模有限。拉罗谢尔工厂的年产量约为4000吨,仅相当于全球总产量的约1.5%。欧盟能否通过产业回流减少对外部供应的依赖?现状表明,这种可能性不大,尤其在2030年前更难实现;没有高于当前水平的财政支持,更是无从谈起。
瑞典电池制造商诺思伏特的失败就是一个警示。尽管融资超过130亿美元,这家公司在2024年倒闭。表面原因是支出高于收入,但深层问题在于竞争力。诺思伏特无法与亚洲同行的成本优势抗衡,在追求产业独立的同时,仍依赖海外设备。
诺思伏特在危机期间未获政府融资。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彼得·卡尔松对此决定表示强烈不满,而瑞典财政大臣则认为,纳税人不应为公司所有者都不愿承担的风险买单。稀土行业面临同样的困境:如果欧洲本土生产无法与海外低成本供应竞争,差额由谁来承担?
答案只能是政府,而一次性补贴很可能无济于事。许多专家认为,要抵消外部供应方的成本优势,需要持续的国家支持。然而,这种投入规模远超多数欧洲政府目前愿意承受的水平。
日本的案例也提供了警示。尽管十多年来努力实现稀土供应多元化,东京仍难以摆脱对单一外部来源的依赖。今年1月,相关方面禁止对日出口两用物项,包括稀土和永磁体,日本制造商因此受到冲击;早些时候,又将80家日本企业列入黑名单或观察名单。问题在于,日本的多元化努力主要集中在上游环节,降低了对海外采矿的依赖,却未能摆脱对外部加工和磁体制造的依赖。
欧盟委员会已批准了60个《关键原材料法案》战略项目,分布在13个欧盟成员国,另有13个项目位于第三国。欧盟委员会估计,这些项目共需280亿欧元资本投资。
然而,资金承诺与这一数字仍有明显差距。海外发展研究所全球项目的分析显示,已披露的融资承诺至少为75亿欧元,且40%的项目完全没有资金支持。在那些设定了近期投产目标的项目中,四分之三进度落后或进展无法核实,主要原因是建设融资问题。欧洲审计院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并警告称,许多项目将难以及时向欧盟提供供应。
为什么私人资本没有填补这一缺口?部分原因在于,传统市场难以为某类风险定价。常见的商业风险如成本上升和建设延期通常可以评估和管理,但矿产项目面临的另一种不确定性在于,政府可能出于战略原因限制出口,而这与供需关系本身无关。
投资者难以对这种风险作出估值。再加上回报周期长、前期成本高、缺乏有保障的承购协议、出口限制引发的价格波动,以及冗长的审批流程,投资理由就更难成立。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不应追求绝对自主,而应追求战略性多元化。即便现有最大供应方不变,只要存在替代供应商,欧洲就能获得更多回旋空间。
布鲁塞尔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行动。今年4月,欧盟与美国签署关键矿产协议,讨论联合设定价格下限和承购担保。这些工具旨在让盟友国家的生产在面对外部供应竞争时也具备商业可行性。
再往前两个月,也就是2月,美国启动“金库计划”,设立规模120亿美元的关键矿产储备,其中包括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100亿美元贷款以及私人资本,目标是建立战略性关键矿产储备。虽然这一安排主要服务于美国产业,但最终也会帮助盟友国家,因为它能够在短缺时期保护制造商,并降低其受到相关出口管制影响的程度。
如果欧盟真想减少对单一来源的依赖,这类盟友合作就需要成为常规政策。毕竟,价格下限、承购担保、战略储备和盟友投资等工具,能够给欧洲企业提供它们目前所缺乏的东西:一种确定性,即外部出口限制不会在一夜之间让它们的商业模式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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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并不需要彻底摆脱现有供应方。真正的目标应当是韧性:建立由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组成的网络,使欧盟在外部把供应链当作施压工具时,始终拥有替代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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