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胡泳：三重人生，始终在场

自如生活馆的会客厅里，阳光落在木地板上。编剧袁子弹问对面的胡泳：如果有一天科技足够发达，会不会想换掉自己不满意的身体部位？

这个问题像大多数关于未来的畅想一样，带着点技术乐观主义的轻快。

胡泳的回答却很重。

"今天换腿，明天换手，后天换大脑，一路改造下去，你还是你吗？"

在他看来，身体的不完美，恰恰是人的边界，也是人的起点。人和技术的关系、和生命最脆弱时刻的关系、和上一代人、下一代人的关系，都以不同的“身体”被看见。

胡泳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翻译过《数字化生存》，参与创办《三联生活周刊》，写过《众声喧哗》《后人类的后真相》。在中国互联网的黎明期，他是那个敲锣的人，被称为"数字时代的严复"。

但过去几年，由于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症，胡泳成了全天候照护者，喂饭、翻身、处理排泄物。

从记者到学者，从数字化生存的先行者到互联网的研究者，再到后来的照护者，胡泳始终站在不同的现场里：在新闻发生的第一线，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在生命最脆弱的时刻。

"在场"对他而言，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次次用身体进入现场，用经验理解世界。

01在时代的现场

如果回望胡泳的人生轨迹，会发现有一个身份始终贯穿其中——媒体人。

中学时，他在学校主编校报，一月一期，不仅去采访，还拿铁笔刻钢板、油印、分发。1988年，他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毕业，放弃了当时热门的经济类工作，毅然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毕业后，他进了《中国日报》，1994年又参与创办《三联生活周刊》。那时他做经济报道，敏锐地嗅到了某种新的东西正在萌芽。

1995年秋天，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的办公室里，胡泳第一次见到了"水木清华"BBS，相当震惊。

屏幕上，成百上千的人在同时说话、争论、交流，互动方式是纸媒时代的"读者来信"完全无法比拟的。"我完全想象不到世界上能有这样一种彼此互动的方式。"多年后回忆起那个下午，胡泳仍记得那种被击中的感觉，这一天改变了他对世界的原有认知。

从"最热的新闻现场"到"最新的数字现场"，他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那一年，互联网在中国还藏在"深宅大院"里。知道它存在的，基本都是科研院所和高校学者。瀛海威跑到邮电部去申请ISP执照，邮电部的人竟然不知道什么是ISP，说没有这种业务。

胡泳成了那个敲锣的人。

1996年，他在《三联生活周刊》做了介绍微软的《环球第一商战》封面，开了"数字化生存"的专栏；1997年，他写出万字长文《Internet离我们有多远》，采访瀛海威、梳理朱令铊中毒案的网络远程问诊。他要告诉中国人，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正在改变一切。

他翻译的《数字化生存》成了那个时代的圣经。"网络为王""数字化生存"——这些今天听来稀松平常的词，在90年代末的中国，是胡泳一笔一笔刻进公众意识的。

但他没有停在启蒙者的位置上。

从纸媒到央视，从《经济信息联播》主编到《对话》总策划，他始终保持着媒体人的敏锐：去现场，去观察，去追问。2004年，出于对当时媒介环境的疑惑和思考，他去中国人民大学读了博士，而后进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了一名学者。

这一次，他从最早拥抱互联网的启蒙者，变成了深入反思数字社会的研究者。

身份在变、场域在变，不变的是他对每一个场域细致入微地触达和观察。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关怀"。

02在生命的现场

胡泳以为，从做媒体转向做教育，"只是从关怀一个人群，到关怀另一个人群"。

他没想到的是，关怀最终会落回到一张具体的脸上。命运会以最粗暴的方式，把他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现场——养老。

2020年，他的母亲确诊阿尔茨海默症。阿尔茨海默症是退行性疾病，过程不可逆，没有特效药，只能延缓。

胡泳成了母亲的全天候照护者。这位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北大教授，每天的核心挑战变成了洗澡、换尿布、洗床单、拖地、刷碗等琐事。生活被切割成无数个重复的动作，像一个永不停歇的自动化程序。

"人生是从屎尿屁开始的，最后也归于屎尿屁。"胡泳说这是人生的基本常识，只不过我们用各种委婉语掩饰它。而在照护的现场，所有的掩饰都被剥掉了，只剩下赤裸裸的真相。

"在我最累的时候，我会暗想，什么照护者？不过就是我父母的一个女佣罢了。"他不回避这种念头，"照护这东西，能写出来的，都是包装过了的。残酷的东西不可言说。"但他没有逃。

他慢慢总结出照护者的自救之道：尽力即可，不必做社会比较；在无力承担时，要勇于寻求帮助；最重要的是不要内疚，因为所有的照护都是"迟到"的——它不是你主动设计好的，是命运把你抛进去的。

他用列维纳斯的哲学来解释这种处境：他人的脸是一种"召唤"，它不问你是否同意，就把你"抛入"必须回应的情境。

母亲的脸，就是那个召唤。

而他回应的方式，是握住她的手。握住彼此的手，成为母子间最深的语言。当记忆消失了，当语言失效了，当所有的社会标签都被撕掉了——还有一双手，可以传递温度，可以说：我在。

胡泳坚信，"在场"的前提条件是"身体在场"，且不是一个人，而是与他者共在。一双手与另一双手，一个身体与另一个身体的相互触碰，就是确认对方还在，关系还在，连接还在。

2023年十月中旬，胡泳父亲去世了。第二年春天，他的母亲也离开了。

四年照护，一场必输的战斗。但胡泳说，正是这种"必输"，鼓舞着人必须全然地活在当下。因为你知道结局就在那里，所以每一天的在场，都变得无比珍贵。

03 AI时代，肉身在场

母亲离开后，胡泳开始重新打量自己身处的这个技术世界。

照护那几年带给他的——母亲那双温暖的手、照护过程中那些屎尿屁的真相、那种必须把自己全部交出去的感觉，让他对"连接"有了更深的理解。

第十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他做了一件装置作品，取名《人之困镜》，镜子的"镜"。远看是罗丹的"思考者"，走近了才发现，整座雕像由芯片堆积而成。

"那是在假装思考，其实完全没有思考。"胡泳说。人类搞元宇宙、造大模型，本质都是和自己对话，照镜子上了瘾，却忽略了与他人的真实连接。

早年间翻译《数字化生存》时，他相信技术恒变，人性恒不变。如今，他转而持有怀疑和审慎。

课堂上，他发现学生们看似坐在同一个实体空间里，却各自沉浸在智能设备中，像躲进一个个"兔子洞"。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愿意投向虚拟快乐？他的判断是，这不只是因为AI的感召力，更折射出年轻人在现实中改造世界的无力感。

"刷5小时抖音之后，人并不会真的快乐，可能只是暂时填补，之后更空虚。"在对抖音用户的访谈中，他进一步看清，很多人刷短视频，不是因为"想做某事"，而是因为"不想做某事"或"不知道该做什么"。他称之为"主动的被动"——把内容选择权全都交给了算法。

那么，人如何夺回自己？如果一个人同时处在好几个空间里，什么才是真正的"在场"？

胡泳的答案是：回到身体。

"该愚蠢就愚蠢，该非理性就非理性，保留痛苦和孤独。"他把保持自我，视作对抗AI的办法。他相信真实的幸福感只能回到身体里去找：一定要出门参加线下活动，用各种办法跟不同人群接触，追求“活人感”。

他管这叫在生活里保留"非计算化的空间"。只有在那里，人才能夺回认知主权。

"AI时代的到来会迫使人退出自己的生命，"他说，"为了不退出生命，我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身体在场，保持相互触碰，跟我们的生态世界和谐共处。"

这话从一个研究了几十年互联网的人口中说出来，格外有分量。

母亲离世后，胡泳开启了自己的"第三人生"。

他的第一人生，是媒体人——在新闻的现场，在数字的浪潮里，用笔和键盘见证时代。第二人生，是学者——在大学的课堂上，在书斋里，在思想的现场中，审视技术与人的关系。第三人生，是照护者转身而来的——从一张具体的脸出发，把关怀的目光投向所有老人。

中国正在进入老龄社会，独生子女面临养老重压，社会设施有待完善。胡泳呼吁长护险的普及、医养结合的探索，"围绕这些东西可以做很多事"。照护不是私事，它是每一个人迟早要面对的命题。而他愿意把自己的伤口摊开，让后来人少走一点弯路。

从校报的油墨香，到水木清华BBS的屏幕光，再到母亲病床前的那双手。他的一生，就是不断地走进一个又一个现场，用身体去触碰、去感受、去回应。

"在场"不仅是一个姿态，也是一种选择。

而他选择，一直在场。

对刚离开校园的年轻人来说，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就是“身体在场”的起点。需要先有一个可以让身体松弛下来的空间，在这里安顿好自己，才有余力去握住别人的手，去进入属于自己的现场。

为了让毕业生们能够更好“在场”，自如邀请到了演员彭昱畅、博主孟羽童、詹秋怡、导演李玉、编剧宋方金、北大教授胡泳、影视深度解读博主超人不在家等不同领域的“大咖”，从各自的人生经历出发，分享他们对于“在场”，对于成长与选择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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