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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金熊猫)
韩杰案刷屏医疗圈时,所有人都记住了站在台前的大象康法——这家打着“上海总部”旗号、以“司法鉴定专家团”“全链条追责”出圈的维权平台,被视为把一次查体疏漏推成刑事定罪的关键推手。
但很少有人深挖一层:这家包装成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品牌,资本、团队与业务的根,始终扎在昆明春城路62号的证券大厦里。更耐人寻味的是,同一栋建筑里,还驻扎着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的完整办公区:律所占据2楼、3楼与28楼,大象康法的全资母公司云南律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就在同栋大厦的2601室。
一栋楼,两块牌子,一套班底。大象康法从来不是什么独立第三方平台,它只是云南天外天律所推到台前的流量外壳与获客入口。真正操盘全流程诉讼、赚走核心收益、设计整套围猎模式的,是藏在同一栋楼里的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以及以金尚江、李军为核心的医疗律师团队。
从西南一隅的律所部门,到席卷全国的医疗追责流水线,这套“公司获客、律所办案、品牌隔离、逐利放大”的玩法,正在把医疗纠纷变成一门精准围猎的暴利生意。
一、十年换壳史:从律所部门到全国品牌,班底从未变过
剥开大象康法的品牌外衣,它的成长脉络,完全就是云南天外天律所医疗团队的“脱壳升级史”。品牌换了三次,主体换了数个,核心的人和业务,从头到尾都是同一套班子。
这条进化路径,在大象康法官网的公司介绍里毫不避讳:公司前身为云南天外天律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团队。完整时间线清晰可查:
2016年,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军依托自身法医学背景,牵头成立大健康法律服务中心,专门深耕患方医疗纠纷案件。彼时所有业务都在律所框架内开展,受律师行业监管完整约束,这是整个体系的雏形;
2020年,团队孵化出云南律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把获客、咨询、技术研发等非诉讼业务剥离进科技公司,首次实现“律所办案+公司获客”的双主体拆分,开始系统性突破地域与监管限制;
2023年,团队在上海注册大象康法品牌,同步设立云南天外天(上海)律师事务所,完成“全国性科技品牌+持牌律所”的最终架构。对外讲的是上海互联网公司的故事,核心团队与办案能力仍扎根昆明证券大厦的老巢里。
这套“换壳不换核”的操作,有三重公开信息可以交叉印证:
股权印证:上海大象康法100%股权由云南律科全资持有,官网域名也由云南律科备案运营,所谓“上海总部”,实际控制权牢牢握在昆明本土公司手中;
地址印证:天外天律所登记在春城路62号证券大厦28楼,实际覆盖2、3、28三层;云南律科注册在同栋2601室,招聘信息显示其核心办公区同样位于证券大厦,部分业务团队直接在3楼办公,与律所区域高度重合;
人员印证:大象康法的核心专家顾问、办案流程标准,均来自天外天大健康中心的多年积累,前端获客团队与后端诉讼团队在同一栋楼内协同办公,电梯上下几层即可完成全流程交接。
简单说:26楼做品牌包装、流量获客、专家对接,3楼和28楼做案件落地、诉讼代理、刑事控告。所谓的“深度合作”,本质就是同体系内的前台与后台分工——大象负责抛头露面承接舆论热度,天外天负责持牌办案赚取核心收益。
二、双核心操盘:金尚江搭台,李军唱戏
整个医疗围猎体系的运转,靠的是两位核心人物的精准配合:金尚江守律所底盘,李军做前端扩张,二人在同一栋证券大厦里,撑起了覆盖全国的医疗追责网络。
金尚江:体系的规则设计者与司法操盘手
作为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管理合伙人,同时兼任昆明市律师协会大健康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金尚江是整个体系的“压舱石”。他深耕医疗纠纷领域十余年,旗下金锐医疗律师团累计代理千余起案件,公开宣称“为患方当事人获赔数亿元”。其核心角色有两个:一是从律所管理层面搭建标准化办案体系,打磨“民事+行政+刑事”全链条追责策略,培养批量医疗专业律师;二是主导重大案件的诉讼策略,把控司法环节的节奏与力度,是所有案件最终落地的核心负责人。
韩杰案引发行业广泛关注后,金尚江本人并未走到舆论台前,但天外天体系打磨多年的鉴定攻防话术、责任比例抬高技巧、刑事控告推进路径,都在本案中得到了完整体现。
李军:商业端的开荒者与鉴定资源整合者
如果说金尚江管“司法下限”,李军则负责“商业上限”。作为天外天大健康法律服务中心创始人,李军拥有医学学士+法医学硕士复合背景,是整个体系技术路线与商业扩张的核心推动者。他主导了从律所部门到云南律科,再到大象康法的三次品牌升级,一手搭建了病历筛查标准、全国鉴定专家网络与互联网获客体系。韩杰案中蔡继峰、杨振等司法鉴定专家的单方意见书,正是出自其负责的专家资源链路。
二人分工明确、利益深度绑定:李军在前端把案件“揽进来、做溢价”,金尚江在后端把案件“办下来、做标杆”。一个负责扩大商业盘子,一个负责守住执业资质,共同把一个律所部门做成了全国性的医疗纠纷产业。
截至目前,云南天外天律所官方账号、金尚江与李军的个人专业账号均仍在正常运营,持续发布医疗维权实务内容,业务并未受到韩杰案舆论的明显影响。对这套体系而言,韩杰案更像又一个成功打造的标杆案例——既完成了客户委托,又验证了全链条追责模式的可行性,还能反过来为品牌吸引更多案源。
三、三重监管套利:双主体设计的真实目的
为什么非要把一套业务拆成两家公司、放在同一栋楼里运作?本质不是业务升级,而是系统性规避律师行业监管,实现收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的精准切割。同一栋楼里的前后台分工,恰好完美实现了三重监管套利。
第一重:绕开律师广告监管红线
根据《律师法》和律师执业规范,律师事务所不得进行夸大宣传、不得承诺胜诉结果、不得对案件结果作保证,广告内容与宣传口径受到严格限制。但换成大象康法这家科技公司后,这些约束全部失效。它可以打着“医疗科普”“维权知识”的名义,在各大平台批量投放内容,用“病历写错三字医院全责”“漏查一项检查赔几十万”等强刺激话术获客,用“累计获赔超17亿元”等极具诱导性的表述吸引客户,完全不受律师广告规则约束。律所不能说的话,科技公司替它说;律所不能做的营销,科技公司替它做。而这些营销带来的案件,最终全部导流回同一栋楼里的天外天律所。
第二重:变相突破风险代理边界
《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不得适用风险代理收费。而双主体模式恰好可以绕过这条禁令:由大象康法以“咨询费”“专家服务费”“平台服务费”的名义收取费用,再由天外天律所收取少量基础代理费,最终实现“前期低收费、胜诉后按比例抽成”的实质风险代理效果。业内普遍抽成比例在20%-30%之间,一单百万级赔偿案件,仅代理相关费用就能达数十万。这笔核心收益,最终主要进入具备合法收费资质的天外天律所,而非作为流量入口的科技公司。
第三重:实现品牌风险完全隔离
一旦出现违规投诉、舆论争议、监管调查,首当其冲的是大象康法这家科技公司;作为持牌机构的天外天律所可以置身事外,保持专业中立形象,业务不受实质影响。骂名由前台品牌承担,利润由后台律所赚走,风险与收益完美切割。哪怕一个品牌做砸了,换个新的科技公司外壳就能重新来过,核心的律所资质与办案团队永远安全。
四、韩杰案:同一栋楼里流水线产出的“标准产品”
韩杰案不是偶然的个案,而是天外天这套流水线产出的典型样本,全程都有成熟的团队操盘痕迹,所有环节都在春城路62号的证券大厦里完成闭环。
在公众视野里,站在台前的是大象康法:组织蔡继峰、杨振等司法鉴定领域专家出具单方专家意见书,对外释放案件关键信息,打造“专业维权、为患方发声”的品牌形象。而在司法程序的背后,是同一栋楼里的天外天律师团队在实际操盘全流程:从民事诉讼阶段的证据梳理、鉴定质证、赔偿主张,到后续刑事控告的材料整理、程序推动、罪名落地,所有需要律师资质的核心环节,都由天外天体系内的执业律师完成。
本案的操作路径,完全复刻了天外天团队的经典打法:
民事打底:从病历中精准抓取程序性瑕疵,联动体系内专家抬高责任比例,拿下高额赔偿;
刑事加码:民事赔付到位后继续推动刑事控告,用民事判决的责任比例倒推“严重不负责任”,把追责力度拉到极致;
品牌复用:案件结束后作为标杆案例对外宣传,吸引更多案源,形成商业闭环。
有业内人士测算,本案146万余元的民事赔偿,按行业常规比例,仅代理相关费用就可达数十万元,这笔收益的核心部分,最终落入的是天外天律所,而非大象康法这家科技公司。韩杰案不是孤例,只是这栋证券大厦里批量产出的又一个“标准产品”。
五、当维权异化为生意,最终买单的是所有人
我们从不否认,医患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现实下,专业的法律服务确实能帮助弱势患者争取应有的权益。天外天团队与大象康法的存在,本身有其市场价值与现实意义。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专业维权异化为产业化生意,当逐利成为第一驱动力,性质就彻底变了。
为了提高收益,任何微小的病历瑕疵、诊疗疏漏,都会被无限放大成“严重违规”;哪怕是多因一果的死亡结果,也要把全部责任压到一线医生身上;
为了打造标杆案例,能走的程序全部走满,能追责的人全部追责,完全不考虑医学的不确定性和基层医疗的客观局限;
为了持续获客,不断渲染“医院全责”“医生坐牢”的极端案例,放大医患对立,消耗本就脆弱的医患信任。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套模式最终收割的不只是医生,也包括患者。高额的风险代理抽成,让真正落到患者手中的赔偿大幅缩水;为了推动诉讼而刻意放大的对立情绪,也让原本可以协商解决的纠纷,走向了彻底的对抗。
最终的代价,由全行业和全社会共同承担。医生越来越不敢担责,防御性医疗全面泛滥,检查越来越多,转诊越来越频繁,诊疗越来越保守。看似是医生自保,实则所有患者都要为更贵、更慢、更低效的医疗买单。
从云南昆明证券大厦里的一间律所办公室,到遍布全国的医疗追责网络,云南天外天用十年时间,把医疗纠纷做成了一门成熟的产业化生意。大象康法是露在水面上的冰山,天外天律所才是水下的庞大主体;专家团是吸引眼球的招牌,金尚江、李军团队才是真正的操盘手。
一栋证券大厦,装下了获客、包装、鉴定、诉讼、追责的完整链条;一套双主体模式,吃透了监管套利的红利,把医疗行业的容错空间变成了逐利的靶场。
合理的维权值得支持,但产业化的围猎必须警惕。当法律专业不再是平衡医患关系的砝码,而成了放大矛盾、收割行业的工具,最终受伤的,是每一个身处医疗体系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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