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元昊传十：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

明道元年(1032)十月，元昊在兴州继承了夏国王的王位，是年29岁。

德明死后，元昊分别派出使臣向宋、辽两国报哀。

当元昊的报哀使到达辽国，辽兴宗耶律宗真以“婚好之谊”派出宣徽南院使、朔方节度使萧从顺、潘州观察使郑文囿带了封册到兴州，封元昊为夏国王，并赏赐良马30匹，精甲两具。

元昊的告哀使到达宋东京开封府，宋仁宗对元昊的使臣表示了超手寻常的热情，下诏“辍朝三日”,同皇太后换了素服至幕殿为李德明祭奠致哀。追赠李德明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官职称号。

又派出以开封府判官度支员外郎朱昌符、六宅副使内侍省押班冯仁俊为祭奠使正副使，带了仁宗和皇太后所赐的赙布300匹、绢700匹，以及上酝、羊、米、面等到兴州为李德明送葬。

天圣九年(1031)冬，辽通知元昊:将派兵队护送兴平公主归嫁。元昊闻讯，火速通知辽朝，说他一定要到辽境亲自迎接。于是集聚数万骑兵，向宋辽交界的府州开拔，大军驻扎府州境内。

宋朝府州知州折维忠得到消息，也立刻布置兵力，做好防备。但告诫士兵，不得命令不许妄动。一天夜里，大风骤起，阴云密布，维忠在营帐中方欲就寝，忽听士兵报告，发现有数匹元昊营中的马匹跑入宋营。维忠知道这是元昊向宋营中投出的“问路石”,乃令士兵将马捕获，但并不声张。元昊知宋营有备，不敢轻动，撤军而退。

德明死后，元昊连表面上的约束也没有了。新主登位，年壮气盛，难免不会有新的举动。宋朝派往兴州的使臣频繁往来，不绝于途，既有讨好元昊，也有摸清元昊底细的意思。

宋仁宗刚以隆礼安葬德明，又于当月派出以工部郎中杨告、礼宾副使朱允中为正副旌节官告使，授封元昊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爵西平王。当宋朝的使团进入兴州地界后，元昊借故拖延不来迎接。接待时，又不以臣礼事宋，使宋使十分难堪。

如宋使向元昊宣读宋仁宗封赐诏书，元昊应跪拜接受，但他却遥立不跪拜，宋使杨告再三催促，才勉强跪拜受诏。这时元昊心内愤愤，环顾左右大臣说:“先王大错，有如此国，而犹臣拜于人耶!”

既而元昊利用设宴招待宋使的机会，在宴厅后面的屋子里，暗中设下机关，传出锻砺兵器的铿锵之声，给宋使制造精神威慑。在宴会的礼仪上又故意刁难宋使，宋使杨告等知道元吴意在激怒宋朝，挑起事端，所以一再克制，不敢诘问。

这时对元昊来说，无论是宋或辽，给他封爵西平王或是夏国王，都不是他所中意的，他要自己立国称帝了。在准备立国称帝时，他同他父亲完全学中原帝王的气派不同，而是尽量突出党项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特点。

首先，元昊废除了从唐、宋以来中原王朝“赐”给党项拓跋氏王族的李、赵姓氏，改为“嵬名氏”,这是党项王族特许的姓氏，有特权，为部族异姓所尊崇。元昊自号“兀卒”,即表示自己为天子可汗之尊。

这时是宋明道二年(1033),元昊借口明道年号犯了父亲德明的名讳，以避父讳为理由，在自己的属境内改明道为显道，实际是有了采用自己正朔的打算。

到第二年，宋景祐元年，元昊还称显道三年，他的开国谋臣杨守素给元昊上的表章中建议:“王者，神武立功，德威御众。要必建元表岁，以示维新。国家累世经营，规模宏远，犹遵中国旧号，岂足彪炳皇猷，昭示区宇。”意思就是，元昊应该自己建元表岁，不能再采用宋年号了。

其实元昊这时虽奉宋朝正朔，向宋纳贡称臣，但“车服仪卫，悉拟帝制”,但不建元，不足以显示建国称帝的体统。杨守素代元吴之言而请，元昊乃下谕告，改显道三年为开运元年，并且如同中原王朝改元那样，也实行“大赦国中”。

刚改开运不久，元昊听说开运年号为五代时期后晋出帝石重贵(944~946)破亡时的年号，即于同年又改元广运。从此元昊正式使用自己的年号。

改明道为显道的这一年(1032)三月，元昊向境内的党项部族人民下达了“秃发令”。党项羌原先是披发，或者蓬首。迁到西北银、夏地区后,和当地党项人或汉人杂居，在发式上已不很严格。

元昊自认为祖宗为鲜卑拓跋之后，鲜卑人有过秃发的风俗，为了怀念先祖，保持旧俗，他率先自秃其发，即剃光头顶，穿耳戴重环饰，以示区别。

然后强令党项部族人民仿效他的发饰，限期三日，有不服从者，任何人都可处死他。一时间党项民众争相秃发。

在服饰上，为了表示与中原帝王不同，又区别于一般的党项贵族装饰，元昊在受宋朝封为西平王后，即“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有人认为这是仿效吐蕃赞普的服饰。对下属官员,则按等级、职别规定服饰。

规定:文职官员戴幞头，着靴，穿紫色或红色的衣服,执笏;武职官员戴的冠有几种: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以及间起云的金帖、银帖纸冠等;一般的服饰则穿紫色旋襕衫，下垂金涂银束带，垂蹀躞，着靴，身上还佩带解结椎、短刀、弓矢载;坐下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

可见武官是从冠上区分等级。低级官员不戴冠，便服为紫皂底上绣有盘毬子的花旋襕衫，束带。无官职的庶民百姓，只准穿青绿色的衣服，以别贵贱。

最能表现元昊民族意识的是，在他继位之后即着手创制了一种新的文字。党项羌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一直使用汉族文字。

元昊为了巩固民族语言，增强民族意识，认为创制一种作为党项民族表征的党项文字势在必行。他在戎马倥偬中,还亲自筹划主持了创造文字的工作,命大臣野利仁荣等人加以演绎,编纂成十二卷。这就是史书上称“蕃书”,后来一般人所称的西夏文字。

“蕃书”是记录党项语言的一种文字，形体上虽基本上仿照汉字形体构造的“六书”(即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但也有其独特的构造方法。

如笔画比汉字繁复，撇、捺等斜笔多，无竖钩;会意字比汉字多，象形、指事字极少，类似汉字形声字的音意合成字表意部分并不表形，且比汉字形声字少。类似拼音构字法的反切上下字合成则是西夏文构字的一大特点，

独具一格的左右互换字也比较丰富。文字造成后，元昊下令尊为“国字”。颁行之时，群臣上表敬献颂词，举国庆贺，并改元(广运三年)为大庆元年以示庆祝。

为了推广这种文字，元昊派人到民间教习传授，使用记事。在国家的政府机关中设立了“蕃字院”和“汉字院”二院。这种机构类似唐、宋设立的翰林院。被选拔入院的有党项人，也有汉人，他们既学习“番书”,也学习汉文,并负责把国中通行的文告、诰牒等都译成“蕃书”。经过应用,“番书”也逐渐演绎成一套如汉字正、草、隶、篆书体的固定体式。

“蕃字”是党项国家政权的重要标志之一，元昊对“蕃字院”特别重视，委任野利仁荣来主持。在蕃、汉二字院中供职的官员负责执掌对外国的往来文书。

元昊同宋朝的往来公文，中书汉字，副之以“蕃字”,由“汉字院”担任撰写;对吐蕃、回鹘及西域各国往来文书，一律用“蕃字”书写，而副之以各国文字，由“蕃字院”担任撰写。“蕃字”的创制，使独具特色的一代西夏文化继往开来，发扬光大。

元昊继位后，对党项民族实行受唐宋影响的礼乐制度十分不满，乃锐意改革，以恢复党项民族崇实的作风。本来，党项初兴，尚无所谓礼乐可言。他们的音乐有琵琶、箫、笛，而以击缶为节。羌笛在历史上是颇负盛名的。党项自远祖拓跋赤辞臣属唐朝，便开始学习尊卑跪拜之礼。

拓跋思恭节度夏州，唐僖宗赐他“鼓吹”全部。历五代入宋百余年间，党项夏州政权渐习华风，在礼乐中“其音节悠扬，声容清厉，犹有唐代遗风”。

到李德明附宋后,“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元昊认为这些学汉人的礼乐“为不足法”。他对野利仁荣说:“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蓄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

他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讲求实效的精神来指导礼乐的改革,在“吉凶、嘉宾、宗祀、燕京”诸场合中,“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简化了礼乐制度，并下令国中照此实行，有敢不遵守者，格杀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