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岁朝鲜女孩嫁上海,生俩儿子后提一要求,丈夫怒斥:你做梦
我第一次对英姬说“你做梦”,是在上海静安那套老公房的饭桌上。
那天小儿子刚满百天,家里摆了两桌亲戚。人散了以后,屋里还飘着红烧蹄髈和黄酒的味道,两个孩子一个躺在摇篮里哼哼,一个抱着奶瓶坐在地垫上。
英姬把碗筷收进厨房,出来时手里捏着一张折得很平整的纸。
她站在我面前,声音不大,却像是攒了很久的力气。
“明远,我想出去上夜校,学中文,也学做点心。以后我想自己开个小店。”
我愣了一下,以为她开玩笑。
她那年二十六岁,嫁到上海五年,先后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周一宁,三岁,小的叫周一舟,刚满百天。家里所有人都觉得她命好,我也这么觉得。
她二十一岁从朝鲜来上海的时候,普通话只会几句,瘦瘦白白的,笑起来很安静。介绍人说她能吃苦,会过日子。我妈一听就满意,说上海姑娘讲条件,外地姑娘图安稳,能踏踏实实生孩子过日子就行。
我承认,我那时候也这么想。
我家不算有钱,但在静安有套老房子,我在菜市场旁边开一家生鲜小店,每天凌晨进货,上午卖菜,下午送货。日子辛苦,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英姬嫁过来后,没要彩礼,没挑房子,也没嫌我比她大九岁。她每天六点起床,给我煮粥,给我妈泡药,后来怀着孩子还挺着肚子下楼买菜。
所以她说想上夜校那一刻,我第一反应不是心疼,而是烦。
我把筷子往桌上一放:“两个孩子这么小,你去上什么夜校?”
她把那张纸递给我:“我问过了,一周三晚,晚上七点到九点半。离家不远,我可以先把饭做好,妈帮我看一会儿孩子。”
我妈正坐在旁边剥橘子,听见这话,脸一下拉了下来。
“我帮你看孩子?我一把年纪了,还要给你腾时间去读书?”
英姬咬了咬嘴唇:“妈,我不是不管孩子。我只是想学点东西。”
我听得火气上来了。
“你现在最该学的,是怎么把两个儿子带好。小店我养得起你,你折腾什么?”
她低头看着那张报名表,手指把纸边捏得发皱。
过了几秒,她抬起头,很认真地说:“明远,我不想一辈子只会在家里等你回来。我也想有自己的事做。”
这句话像点着了我心里的炮仗。
亲戚刚夸完我有福气,老婆年轻,两个儿子齐全,她转头就跟我说不想只在家里。
我觉得没面子。
我也觉得害怕。
她中文越来越好,心思越来越多,万一以后认识了外面的人,嫌弃我这个卖菜的丈夫呢?
我没把这些话说出来,只冷着脸骂了一句:“你做梦。”
英姬整个人僵住了。
她像没听懂似的看着我,眼睛睁得很大,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手里的报名表滑到地上,轻轻飘在她脚边。
摇篮里的小儿子突然哭起来。
她没有立刻去抱,只是站在原地,脸色一点点白下去。
我妈弯腰把纸捡起来,看了一眼,冷笑:“还要交两千八?钱多烧得慌。”
英姬这才弯下腰,把孩子抱起来。她背对着我们,轻轻拍着孩子,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我知道了。”
那天之后,她没再提夜校。
可家里也不像以前了。
以前我凌晨三点起床,她总会迷迷糊糊坐起来,问我围巾带了没有。现在她照样把围巾放在椅背上,自己却闭着眼睛装睡。
以前我卖剩了好看的水果带回来,她会切好端给我妈,再挑一块最甜的塞进我嘴里。现在她洗好水果放在桌上,人就去哄孩子了。
她没有吵,没有闹,也没有摔东西。
她越安静,我越觉得心虚,可一想到那句“自己开个小店”,我又觉得自己没错。
一个女人嫁了人,孩子也生了两个,还想往外跑,这不是不安分是什么?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提前收摊回家,在楼道口听见几个邻居说话。
“周家那个媳妇真可惜,长得好,手也巧,就是成天闷在家里。”
“听说她以前在那边学过做糕点,做出来的米糕可好吃。”
“有什么用?婆家不让出门,生了两个儿子就算完成任务了。”
我站在楼梯转角,脸臊得发烫。
回到家,英姬正在厨房揉面。桌上放着一盘白白软软的小糕,里面夹着红豆和芝麻,香气很淡,却很干净。
大儿子一宁坐在小凳子上,吃得满嘴都是。
“妈妈做的,比外面买的好吃。”
英姬笑了笑,用纸巾给他擦嘴。
那笑容很轻,轻得像随时会消失。
我突然想起她刚嫁来上海时,也做过这种糕。那时候我只尝了一口,就说:“太淡了,不如生煎实惠。”
后来她就很少做了。
我坐到桌边,拿起一块糕咬了一口。软糯,清甜,后味有一点米香。
我说:“挺好吃的。”
英姬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却没看我。
“孩子喜欢。”
我想说点什么,可我妈从房间出来,看见桌上的糕,皱眉道:“又做这些没油水的东西。你有空揉面,不如把阳台衣服收了。”
英姬“嗯”了一声,洗了手去阳台。
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我妈的话有点刺耳。
可我还是没有开口。
真正让我变的,是大儿子幼儿园的一次亲子活动。
老师让每个孩子说一说妈妈最厉害的地方。
有的孩子说妈妈会开车,有的说妈妈是医生,有的说妈妈会画画。
轮到一宁,他站在小台上,想了很久,小声说:“我妈妈最厉害的是,她很会忍。”
教室里一下安静了。
老师愣住,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呀?”
一宁低着头,揪着衣角:“因为奶奶说妈妈不能出去,爸爸也说妈妈做梦。妈妈就不说话了。”
我坐在后排,像被人当众扇了一巴掌。
英姬坐在我旁边,脸一下白了。她伸手想叫一宁下来,手抬到一半又放下。
那天回家路上,她一直没说话。
到楼下时,她忽然停住。
“明远,”她看着我,“我不想让儿子觉得,女人最厉害的本事就是忍。”
我喉咙发堵。
她继续说:“我不是要离开这个家,也不是不管孩子。我只是想学中文,想把自己会做的东西做出来,想以后有一天别人提起我,不只是说周家的媳妇、两个儿子的妈妈。”
她说到这里,眼圈红了,却没哭。
“你那天说我做梦,我想了很久。也许是吧。可一个人要是连做梦都不被允许,日子就只剩下熬。”
我站在原地,说不出话。
那天晚上,我翻出了她那张报名表。
纸被我妈压在茶几抽屉最下面,边角已经皱了。我看着上面的课程安排,看了很久。
两千八。
对我们家不是小钱,但也不是拿不出来。
我以前不是付不起,是不愿意承认她有这个资格。
第二天吃晚饭时,我把报名表放到桌上。
我妈先看见,脸色立刻沉了:“你还翻这个干什么?”
英姬正在给小儿子喂米糊,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很淡,像已经不抱希望了。
我清了清嗓子:“周三我收摊早一点,孩子我带。周五让店里小赵顶两个小时。周日那晚,我妈要是不方便,我就把一舟背在身上。”
我妈筷子一拍:“你疯了?你一个大男人带孩子,让她出去上课?”
我看着我妈,第一次没有躲。
“妈,她不是家里的保姆。她是我老婆。”
屋里一下静了。
英姬拿勺子的手停在半空。小儿子张着嘴等米糊,等不到,急得哼哼。
我把勺子接过去,笨手笨脚喂了一口,洒了半勺在孩子围兜上。
一宁在旁边笑:“爸爸不会喂。”
我也笑不出来。
我看着英姬,说:“那天我不该骂你。你不是做梦,你只是想活得像你自己。”
英姬的眼睛慢慢红了。
她没有立刻答应,而是问我:“你是怕老师说你,还是怕邻居说你?”
我摇头:“我怕你以后看我的眼神,跟现在一样。”
她愣了一下。
这一次,她的愣和那晚不一样。
那晚她是被伤到说不出话。这一次,她是没想到我会服软。她眼睫颤了几下,低头看着桌上的报名表,手指轻轻摸过那道折痕。
“明远,我可以晚一点开店,也可以先只上课。”她声音发哑,“但你不能今天答应,明天又反悔。”
我说:“不反悔。”
我妈在旁边气得直喘:“你就惯着她吧。”
我转头对我妈说:“妈,您也年轻过。您守着我爸,守着这个家,一辈子辛苦,我知道。可辛苦不是规矩,不能因为您忍过,就要求她也忍。”
我妈张了张嘴,最后没再骂。
英姬报名那天,我陪她去的。
夜校在一条老马路边,楼下有卖葱油饼的小摊,门口进进出出的都是下班后来上课的人。英姬穿了一件浅灰外套,手里攥着报名费,走到办公室门口时还回头看我。
“我真的进去了?”
我说:“进去吧。”
她笑了一下,很小,却像窗户打开了一条缝。
刚开始那几个月,家里乱得不像样。
我给孩子冲奶粉,水温不是太烫就是太凉。一宁作业本找不到,小儿子尿裤子,我妈在旁边念叨:“早说了不该让她去。”
可英姬每次上完课回来,眼睛都是亮的。
她会把新学的字写给一宁看,会在周末试做老师教的海派蝴蝶酥,再把朝鲜米糕做成小小一块,放进透明盒里。
有一次,她带了几盒去我店里,原本只是给熟客尝尝。
没想到一个阿姨吃完,当场要订二十盒,说女儿结婚前想给亲戚送点特别的点心。
英姬接到电话时,紧张得脸都白了。
“我怕做不好。”
我说:“你试试。我帮你送。”
那天晚上,她在厨房忙到一点。我帮她称糯米粉,贴标签,第一次知道她做东西那么讲究。红豆要提前泡,芝麻要小火炒,盒子里还要垫一张油纸。
第二天送过去,客人很满意。
从那以后,订单一点点多起来。
她没有马上开店,只是在我生鲜店旁边隔出一个小柜台,周末卖米糕、打糕和小饼。招牌是她自己写的:英姬点心。
字还有点歪,却看得出认真。
有老顾客问她:“你是朝鲜来的呀?怎么嫁到上海的?”
她会笑着说:“二十一岁来的,嫁给我先生。现在两个儿子都在上海。”
她说这话时,不再低头。
一年后,英姬的小柜台有了固定客人。她中文也利索了很多,偶尔还能跟上海阿姨拌两句嘴。
我妈嘴上还是挑剔,说她糕点太淡,赚不了大钱。可每次有人夸英姬能干,她脸上又藏不住得意。
有天晚上收摊,英姬把当天赚的钱一张张理好,放进铁盒里。
她忽然问我:“你还记得你那天说什么吗?”
我装傻:“哪天?”
她抬眼看我:“我提要求那天,你说我做梦。”
我心里一紧。
她却笑了,把铁盒盖上:“现在我觉得,你说得也没全错。”
我愣住。
她说:“那时候,我确实是在做梦。只是后来你让我把梦慢慢做成了日子。”
我鼻子一酸,赶紧低头搬筐。
她走过来,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背。
“明远,我没想过离开你。我只是希望站在你身边的时候,不是被你养着,而是和你一起撑着这个家。”
我点点头。
那一刻我才明白,真正会把人推远的,从来不是她有了自己的事,而是你不许她有自己。
后来一宁上小学,作文题目写“我的妈妈”。
他写:“我妈妈二十一岁从很远的地方嫁到上海,生了我和弟弟。她以前很少说话,后来爸爸不再说她做梦,她就开了一家点心柜台。我妈妈做的米糕很甜,她笑起来也很甜。”
老师把作文发给我们看时,英姬读到一半就哭了。
我问她:“怎么又哭?”
她擦着眼泪说:“因为这次,孩子写的不是我很会忍。”
我抱着小儿子,站在店门口,看着她低头整理点心盒。
上海的黄昏很吵,菜市场有人讨价还价,电瓶车铃声响个不停。她站在那一片烟火气里,围裙上沾着一点糯米粉,头发松松挽着,眼睛却亮得像刚来上海那年。
我忽然觉得,自己曾经差点亲手把这点光按灭。
幸好,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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