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当局代表没被邀请，非得跑去日本碰瓷，结果当场就自取其辱

8月9日，长崎市举行原子弹爆炸81周年和平祈念典礼。台当局驻日代表李逸洋因为座位没有被安排在各国大使前列，宣布拒绝出席，并指责长崎市“伤害台湾的尊严与地位”“迎合大陆”。

不过，李逸洋及两名副手虽然缺席，台湾驻福冈办事处负责人仍然到场。

长崎市长铃木史朗随后反击，表示会场根本没有所谓“外交使节区”，所有国外来宾和国际机构代表都被安排在“海外席”。各国大使坐在前排，台湾代表坐在后面。更令李逸洋难堪的是，台当局并不在长崎市正式邀请名单之内。

看完整个过程，我的第一感觉是，李逸洋把一次本来可以低调处理的碰瓷不成，亲手变成了一场由日方公开说明台湾地位的记者会。

长崎市邀请的是日本外务省名单中的驻日公馆，以及在联合国设有代表处的国家和地区，台湾两者都不具备。台湾方面是主动提出，希望以“台湾原爆受害者代表”（也许有几个）的身份参加，长崎市才比照2025年的方式予以安排，而且事前已经说明座位位置。

李逸洋的第一个错误，是完全没有计算公开抗议之后对方会怎样反击。台湾方面以原爆受害者代表的名义申请参加，进入会场后却要求按照主权国家外交使节的待遇就座。这等于先以一种身份取得入场资格，再要求主办方承认另一种身份。

李逸洋更大的错误，是把原本可以利用的模糊空间亲手拆掉。非官方关系能够运转，依靠的正是许多事情只做不说，彼此保留解释余地。台湾代表参加典礼，台湾媒体可以宣传为“外交突破”，日本地方政府也不必公开解释其法律地位。但是李逸洋公开指责长崎市“迎合中国”，就迫使铃木史朗拿出外务省名单、联合国代表处资格和正式邀请标准进行反击。

结果，李逸洋本想证明台湾是一个“国家”，最后却由日本市长公开说明，台湾根本没被邀请，也不是外交使节，而是主动申请参加的海外来宾。这不是捍卫所谓“国格”，而是逼迫原本愿意保持含糊的日方作出了一次公开的地位否认。

更加无法自圆其说的是，今年的座位安排与去年基本相同。2025年李逸洋能够出席，今年却突然宣布“受辱”。如果这是不可退让的原则，为什么去年可以接受？

在我看来，这说明李逸洋争的并不是原则，而是一场可以对内宣传的政治表演。

把责任推给大陆，同样是台湾民进党当局已经形成条件反射的宣传套路。座次由长崎市决定，邀请标准来自日本外务省名单，李逸洋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大陆介入。铃木史朗也明确否认曾经照顾任何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凡是不符合台北预期的结果都归咎于“大陆打压”，是碰瓷失败之后的责任外包。

不过，我也绝不替铃木史朗辩护。他声称会场不存在“外交使节区”，只有统一的“海外席”，明显是在玩文字游戏。

既然各国大使坐在前排，台湾与国际机构来宾坐在后面，外交等级就真实存在。有没有挂出“外交使节区”的牌子并不重要，座位次序本身就是身份划分。铃木一面使用外交秩序排座，一面又声称不存在外交区域，不过是在争议发生后用行政术语自保。

铃木史朗的特立独行也早有记录。他2024拒绝邀请以色列大使，当时美国等多个国家的驻日大使因此缺席，他仍坚持自己的决定。可是到了2025年，长崎市又恢复邀请以色列，声称要“超越一切分裂”，邀请所有设有驻日公馆的国家和地区。

长崎市自己的说明证明，同一位市长可以一年以安全风险为由排除一个对象，下一年又以超越分裂为由全部邀请，而且两次都宣称自己的决定“不是政治判断”。这不是稳定的原则，而是随时可以伸缩的地方外交。

今年，铃木领导下的长崎市又准备在原爆资料馆更新方案中，把现有的“南京占领、大屠杀事件发生”，改成“杀害众多平民和战俘的南京事件”。

方案并没有完全否认杀害行为，也在其他地方使用“侵略”一词，但偏偏要拿掉“大屠杀”这一历史定性，换成最容易稀释责任的“事件”。共同社的报道显示，这不是普通的文字润色，而是从明确指出暴行性质，退回到日本官僚体系最熟悉的模糊表达。

在我看来，这暴露了铃木和平叙事的根本缺陷。长崎要求世界正视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惨痛历史，却在面对日本军队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时，把“南京大屠杀”缩减成“南京事件”。

一个城市当然有权纪念自己的死者，但如果只要求别人正视日本的痛苦，却不断软化日本加害亚洲的历史，那么所谓“和平”就会退化为选择性受害叙事。

我怀疑李逸洋恰恰误读了铃木史朗。他看到这位市长曾经顶住七国集团压力拒邀以色列，又看到长崎市准备淡化“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可能以为这是一个可以借日本右翼和“友台”舆论施压，进而给予台湾特殊待遇的地方首长。

但他忘记了，铃木的特立独行首先服务于铃木自己的政治舞台，并不服务于台湾当局。一旦李逸洋公开挑战主办方，铃木立刻退回日本现行外交制度，用最正式、也最令台湾难堪的方式划清界线。

这场风波最荒唐的地方也在这里。当长崎市准备把“南京大屠杀”改成“南京事件”时，李逸洋没有批评日本的历史修正，却为了自己坐在第几排，把大陆称为台日双方“唯一需要共同对付的敌人”。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可以被轻轻放下，一把椅子却突然成了不能退让的“国格”。真正的受害者被推到舞台后面，代表人物的座位反而被搬到了舞台中央。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没有一方值得同情。李逸洋把外交做成情绪表演，把可以利用的模糊空间变成了一份公开的否定说明。铃木史朗则把和平典礼经营成个人外交舞台，在邀请名单、座次规则和历史表述之间不断调整口径。

一个试图用座位制造主权，一个试图用文字控制记忆，两人最终在原爆纪念场合共同制造了一场政治闹剧。

文｜刘庆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