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决策？——数智资本时代经济主体假设的拓展与重塑

来源：@经济观察报微博

引言

经济学的一切推理，都从“谁在决策”开始。传统经济学假定决策者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抽象的自然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走得更深：它不仅问“谁在决策”，还追问“谁在生产、谁在占有、谁在支配”。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经济主体从来不是抽象的“理性人”，而是处于特定生产关系中的“现实的人”。

这个框架在数智资本时代需要拓展，但不是被推翻。智能代理和DAO（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正在成为新型的经济决策单元——它们不是“人”，但它们是“人的延伸”和“人的社会化组织形态的代码化表达”。理解这一点，既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分析，也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器之辨”，还需借助西方制度经济学的“委托-代理”框架。

《礼记·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数智时代，“致中和”意味着在碳基人与硅基智能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既充分发挥智能代理的效率优势，又不让碳基人的主体性被消解。这是数智经济学主体论的根本命题。

一、算法接管：从辅助工具到社会劳动的组织者

1.1 决策权的让渡：智能代理的崛起与委托-代理困境

几年前，智能资本还只是个“工具”。你问它一个问题，它给一个答案。决策权始终在你手里。现在不一样了。在智能投顾中，智能资本自动完成资产配置——不需要你点击“确认”。在智能制造中，智能资本自主调整生产排程——不需要厂长签字。在电商平台上，智能资本实现“千人千价”的动态定价——不需要运营人员手动调价。

这些智能系统具备独立的信息采集、风险判断、资源配置和收益博弈能力。它们不再是“执行命令的工具”，而是“做出决策的代理”。Gartner预测，到2028年，至少15%的日常工作决策将通过智能代理自主做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面临着根本性挑战——当代理者自身具备学习、适应和决策能力时，传统的监督与控制机制面临失效。

1.2 总体工人的新器官：算法决策的从属性质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这并不意味着“人”被取代了，而是“人的社会劳动”以新的形式组织起来了。智能资本通过研发、辅助、替代和隐性非物质劳动重塑劳动过程，压缩了活劳动空间，重构了剩余价值创造路径。智能代理不是独立的“决策主体”——它的决策逻辑来自人类程序员的设计、来自人类数据的训练、来自人类目标的设定。它是“总体工人”的一个新的器官——一个智能化的、自动化的大脑延伸。

1.3 道器之辨：守住“道”对“器”的统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器之辨”，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深刻的哲学框架。《周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智能代理属于“器”的范畴——它是人类造的、为人所用的工具。但问题在于：当“器”越来越智能，“器”是否可能僭越“道”的位置？当算法替人决策、替人判断、替人选择——工具正在变成主人。这正是老子所警示的：“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技术的过度精致化，可能反而遮蔽了人的本真判断。数智经济学的理论任务，就是在承认“器”之强大的同时，守住“道”对“器”的统摄——确保算法服务于人，而非反过来塑造人。

二、企业边界消融：当交易成本趋近于零

2.1 科斯定理的边界：一人公司的兴起与解释力瓶颈

要理解智能代理作为经济主体意味着什么，得先从“公司为什么存在”说起。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问了一个开创性的问题：如果市场这么好，为什么公司还存在？他的答案是交易成本——市场交易需要搜寻、谈判、监督，成本太高，所以人们把一部分经济活动“内化”到公司内部。公司的边界，由交易成本划定。

现在，智能资本正在把交易成本压向零。当每一个非实体工作单元都能由一个智能体完成时，协调成本开始崩塌。最直观的结果是“一人公司”——一个人指挥一群智能体，完成过去需要多个部门才能完成的工作。西方制度经济学中的“企业边界理论”在此遭遇了解释力的边界——当AI代理全面介入生产，科斯所定义的基于管理成本的企业边界正在消失。

2.2 表象与实质：算力与数据的深层集中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这触及了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如何通过协作和分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智能资本时代的“一人公司”看似是“去资本化”的——一个人拥有全部的生产资料（智能代理）。但问题在于：这些智能代理本身是谁造的？运行这些智能代理的算力基础设施掌握在谁手里？数据从何而来？

“一人公司”的繁荣，可能恰恰掩盖了更深层的集中——算力集中、数据集中、模型集中。少数巨头掌控着智能资本的基础设施，无数“一人公司”不过是这些基础设施上的“数字租户”。这是对西方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深刻补充：不仅要问“企业为什么存在”，更要问“企业为谁存在”。

2.3 大公至正：超越个人主义的企业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与小”、“公与私”之辨在此具有现实意义。《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人公司”的“独善”固然美好，但数智经济的“天下”格局——算力基础设施的归属、数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才是决定性的制度问题。这是对西方个人主义企业观的超越：企业不仅是“契约的联结”，更是“社会关系的承载”。

三、代码即规则：DAO的新型社会组织逻辑

3.1 代码的刚性约束：DAO的运行机制与阿罗不可能定理

比智能代理更激进的，是区块链上的自治组织——DAO。DAO没有CEO，没有董事会，没有管理层。组织的规则写在智能合约里，决策通过代币投票执行，资金由代码自动管理。这不是扁平化管理——这根本就没有“管理”。管理被代码替代了。

西方公共选择理论中的“阿罗不可能定理”——没有一种投票制度能完美地将个人偏好汇聚为社会选择——在DAO的实践中被重新激活：链上投票真的能实现“去中心化治理”吗？DAO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的极致形态——一切规则写入代码，一切行为依据代码，试图用算法消除人的任意支配。

3.2 徒法不足以自行：碳基人的最终裁决权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DAO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实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如何通过科层制组织来实现。DAO试图用代码取代科层。这在一定程度上去除了“人的任意支配”，但引入了“代码的刚性约束”。问题在于：谁编写了这些代码？谁有权修改这些代码？DAO的“去中心化”在技术上可能是真实的，但在社会关系上，它仍然受制于初始规则的设计者、受制于拥有最多代币的“巨鲸”、受制于链下无法被代码覆盖的现实权力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法之辨”为理解DAO提供了独特的分析框架。儒家主张“礼”治——以道德教化和行为规范来治理；法家主张“法”治——以明确的规则和奖惩来治理。儒家早就指出：“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仅有冰冷的规则，没有人的判断和温度，治理是不完整的。DAO的“代码即法律”挑战了人类数千年来的治理智慧：治理不仅是规则的执行，更是价值的权衡与情境的判断。代码可以执行规则，但碳基人才拥有判断的能力。

结语

数智资本时代对主体假设的冲击，不是“理性人”过时了，而是“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被重新组织了。智能代理不是独立的主体——它是“总体工人”智能的延伸。DAO不是无主体的组织——它是特定利益群体通过代码实现的集体行动。真正的主体仍然是“人”——但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以更复杂、更间接、更社会化方式组织起来的人。

以马学之“魂”——生产关系与阶级分析——揭示算法背后的权力结构，借西学之“用”——企业理论、委托-代理与公共选择——解析新型组织的运行机理，汇中学之“体”——“道器之辨”与“礼法之衡”——确立碳基人对硅基智能的统摄地位，方能构建适应数智时代的经济主体理论。

（作者 余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