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虫并雕斋琐语》的“不正经”

右一为王力先生

◎群山

本书是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力先生的散文集，主要收录抗战时期作者在昆明所写的小品文，以及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所作的知识性散文和回忆友人的散文。全书集日常、趣味、意境、个性、学问于一体，由小见大，语浅意深，包罗万象，正所谓兼收并蓄，“龙虫并雕”。

文章的妙处在于他的“不正经”

初读王力先生的《龙虫并雕斋琐语》，是在1987年夏天，那时我正利用业余时间苦啃他的《古代汉语》。某次晚饭后遛弯儿，于书摊偶遇此书，见“出版说明”写着：“王了一即是大家所熟知的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登时为之神旺。再往下看，编者又说，重印此书的目的之一，是“介绍王先生驾驭语言的艺术和独特的风格”，这又引起我特别的兴趣。遂以碎银五元购归，并连着耗费两个晚上将它粗读一过。彼时年轻，倘逮着一本可意的书，只要不拉闸停电，通常一气读到深夜两三点钟，身体上尚能吃得消。

不过实话说，那时我并未真正领略到先生“驾驭语言的艺术和独特的风格”的好处。缘由有二：一是他文章的信息量太大，别的不说，只文章中使用的掌故、引用的正经典籍，要彻底弄懂弄通，依我当时的理解能力来说，确实勉为其难；二是公务缠身，业余时间还要抓紧温习“高教自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功课。俗话说“一心不能二用”，两相权衡，只好暂且将此书放下。再次阅读这本大家小书，起因却是与书友一次聚会，大家不知怎么就聊起了王力，聊起了他的《古代汉语》，聊起了这册《龙虫并雕斋琐语》。于是有人提议就此建一个“微信群”，大家同读此书，而后交流体会。古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读百遍，这在我自然不大可能，但认真读过几遍之后，却自以为终于得到了先生语言艺术好处之皮毛一二。

关于王力和他的《龙虫并雕斋琐语》的评论，据我翻到的资料，目前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认可他与梁实秋、钱锺书乃并称的“战时散文三大家”之一，其为文引经据典、半文半白、嬉笑怒骂、风趣幽默，允为一流的文章高手；二是认为其文章虽为小品，却以小见大，从侧面反映了抗战时期西南民众生活的真实状况。对于这些评论，我没有异议。不过，在我看来，先生文章的妙处，其实正在于他的“不正经”。而我所谓的“不正经”，是指他在文章中常常对正经典籍、掌故随意化用，又常常使用寻常俗语，从而使自己的文章在整体面貌上显出一种独特的韵味。他在本书代序《生活导报和我》中说：“正经的文章不能多产，要多产就只好胡说。”又于《奇特的食品》里说：“《礼记》言‘食犬’，《仪礼》言‘烹狗’，这是多么的正经！”显然，这些所谓的“正经”，指的便是自己那些端庄、严肃的学术文章，以及公认的正经典籍；而“胡说”云云，固然是他的自谦，但读者却不妨借此略窥其文心的“不正经”所在。

将正经典籍材料的“原作”熔铸重塑

读过《龙虫并雕斋琐语》的人，应该都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王力先生在文章中大量引经据典，掌故排布稠密，这也是我初读时不得要领的主要原因。不过照现在的看法，这对于一个饱读诗书、受过正规文史专业训练的人，或许并不算难事。王力先生的难得之处，是他不仅仅广征博引，而且常常举重若轻般将正经典籍材料的“原作”熔铸重塑，化为独属自己的文字意趣，而成为他人无法模仿的“这一个”。譬如《清苦》，在短短一段里竟化用了四则典实：司马相如鬻裘、陈皇后长门作赋、楚狂歌凤、王羲之换鹅，每一则皆依确凿典籍原文提炼意脉，读来并不觉丝毫的滞涩生硬。另有一篇《穷》，化用笔法更见从容：“居乏蜗庐，空羡季伦之金谷；食无螬李，将遂梁武于台城。寒毛似戟，欲穿原宪之衣；蜷体入弓，犹失黔娄之被。日日送穷，人谁慰藉；朝朝避债，鬼亦揶揄。此中滋味，非过来人不能道其万一。”一气铺展七则掌故，将先秦寒士、汉代风俗、三国逸闻、晋梁旧事，浑然融作一片，尽数化作自家心声，道尽寒门读书人衣食无着的窘迫。最见其化用自如神工的，当属《领薪水》中的一段骈语：“我们每月拿到那不够买薪买水的薪水之后，是怎样过日子的呢？家无升斗，欲吃卯而未能；邻亦箪瓢，叹呼庚之何益！典尽春衣，非关独酌；瘦松腰带，不是相思！食肉敢云可鄙，其如尘甑愁人；乞墦岂曰堪羞，争奈儒冠误我！”竟齐集《论语》《左传》《孟子》及魏人志怪和唐人诗篇中的八个典故，铺排虽繁，却句句贴切，不见一丝斧凿痕迹，堪称化典的绝妙手笔。除这些庄重沉郁的赋体化典外，书中也有些轻灵俏皮的化用。比如《公共汽车》，写车少人多、车内拥挤不堪，截取《孟子》文句翻新，实在妙极：“有一位中年摩登妇人站不住了，只好老老实实坐在一位陌生的少年军官的膝上。这也不能说什么：嫂溺则援之以手，礼也；现在女疲则援之以膝，即使孟老夫子复生，也应该是点头默许的。”这种略带戏谑的“不正经”，读罢不觉莞尔，然细想彼时底层人的行路之难，却又欲笑而不能。

倘说，经史子集信手拈来、巧妙熔裁还只是先生文章“不正经”的一面，则宁可放下语言学家的身段，俯身采撷坊间俗话、口头俚语，并有机融入文章，或许才是他真正的文心难得之处。于此不妨随机拈取数例。譬如写读书人闭门埋首、不肯奔走仕途，甘守清贫寒苦，乃借女子待字闺中不肯草草婚配以自嘲：“千拣万拣，拣个破油盏”。（《书呆子》）又，拾取乡间大白话“狗屎受了三天的香火就有神”，用以戳破民间盲从迷信的世相。（《迷信》）又，引民间俗谚对独身之人的偏见，谓“十个鳏夫九个怪”（《儿女》）。其余诸如“眼珠是黑的，银子是白的”（《战时的物价》）“癞痢头儿子自家好”（《儿女》）“滴里搭拉的孙子”（《外国人》）“天高皇帝远”（《天高皇帝远》），等等，皆被他妥帖派上用场。不止这些，便是对寻常口语，他也不避浅白，而是招之即来，放置在段落或句子中，文章顿时便鲜活生动起来。比如《西餐》一文，表面看去似乎是写战时昆明变味的西餐款式，实际却是委婉讽刺盲目崇洋的时风，有一段这样写：“二千年前，西人还不懂得烹饪；而我们中国早就列鼎而食。这一点，我们自然不该学人家。对啊，对啊！……然而这样一来，却又不像西餐了。”再如《小气》里，先援古籍史传铺陈各色嫉妒，当谈及爱情的占有欲时，却陡然转入市井口语：“如果说金钱的悭吝者是一毛不拔，那么爱情的悭吝者却是一瞥不饶。情啊情啊，原来等于两文臭铜！”表面看去，大有“萝卜白菜，捡到篮子都是菜”的意思，但细品，这些“不正经”的口语，在他文章中的作用却又妙不可言，正可谓点石成金。

熔厚重典实与市井俚语于一炉

如此说来，一个人饱读经史子集，脑中积攒下足够多的典实掌故，又能拾取鲜活的俗谚俚语，便可以写一手好的文章么？当然不是。我觉得这其实已经牵涉语感问题。一面是作者落笔输出的语感，另一面则是读者能否准确领略这份语感。古文论有“辞达而已矣”之说，这固然是颠扑不破的准则，以此衡量文字基本功，或是规范公文、说明文体之类，自是必须的。但倘若单以这一个尺度评判文学作品，私以为未必妥当。小说如此，诗歌如此，散文小品又何尝不是。文学的文字应有独特的韵味，也即我说的语感，若缺失了这一层的构成元素，便只剩干巴巴、冷冰冰的文字排列，读者无从领略文字美感，更品咂不出独有的情致。而王力先生文字难得之处，正在能熔厚重典实与市井俚语于一炉，养出独有的鲜活语感。即以所谓“战时散文三大家”而论，我以为，钱锺书之文胜在结实，梁实秋之文胜在轻灵，惟王力兼得二者气质，能在雅俗之间有机调和，这也恰使其过人之处。倘说，他的“来几句四六，掉一掉书袋”（代序《生活导报和我》），是深耕“雕龙”正经学问、善化经史掌故而生出的习惯性“不正经”，则鲜活于书页间的谚语、俚语、歇后语、口头语种种市井俗谈，正是他落笔时刻意经营的另一重“不正经”。他的文字之所以语感别致、情味独绝，其全部奥妙，正在于他具备将这两种一雅一俗的“不正经”，有机安顿在文章之中的手段。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梁实秋后来曾写过一篇《酸梅汤与糖葫芦》，文中写到琉璃厂信远斋的冰镇酸梅汤，如今虽已无缘品尝，但却不妨将王力先生的“琐语”比作酸梅汤，聊作望梅之慰。设若将他的经史典故、文言雅句、现代汉语的文法修辞，对应酸梅汤的乌梅、山楂、甘草等主料，则巧妙化用的那些古典，附身拾取的诸多俗语，便是其特制的陈皮、桂花、少许海盐等提香佐味的辅料。这些虽皆为酸梅汤制作所必须，但总不能说，将这些主料辅料放到水里便是酸梅汤，其间必有一番精心的慢熬细调，以主料稳住醇厚底色，辅料化开浓郁和拘谨，使之与水交融浑然一体，才称得上清亮莹润、酸甜适口的成品。时值盛夏，但凡有意制作“酸梅汤”而一试身手的人们，不妨一探王先生的高招，亲力亲为，岂不别具一番情致么。只是，这种操作与传统的制作技法相比，虽然显得“不正经”，但却是王力先生的独创秘方。至于我自己，虽喝了几回王先生的“冰镇酸梅汤”，也多少品到了一点滋味，却究竟受才情所限，心慕而手不能追，只好望“汤”兴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