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男子跟四川民办女教师在破庙躲暴雨，她关窗：咱聊聊

83年男子跟四川民办女教师在破庙躲暴雨，她关窗：咱聊聊

热情的画板HnwDv

一九八三年，我二十一岁，在四川广元边上的一个公社粮站当临时装卸工。

那年六月，我替站里往白水沟送一袋补发的口粮票和几本账册。回来时走的是老鹰岭小路，路窄，旁边全是湿滑的黄泥坡。早上出门时天还亮堂，到了半下午，山后忽然压来一片乌云，像有人把锅底翻到了天上。

我背着空麻袋往回赶，刚过一片柏树林，雨就砸下来了。

那雨不是一滴一滴下，是一盆一盆往头上扣。山沟里的水一下子涨起来，路边的草被打得贴在泥里。我只好往半坡那座破庙跑。

那庙我知道，早些年供过山神，后来没人管了，屋瓦掉了一半，墙上长满青苔。平时连放羊娃都不愿进去，说里面阴冷。

我推门进去时，里面已经有人。

是个年轻女人，穿一件浅灰色短袖衬衣，脚边放着一个竹编书篮。她头发淋湿了，贴在脸颊上，手里还抱着几本用油纸包着的作业本。

她见我冲进来，先是一惊，随后往后退了半步。

我也愣住了，赶紧说：“同志，我躲雨，不是坏人。”

她看了看我肩上的粮站麻袋，又看了看我浑身滴水的样子，才松了口气。

“我晓得。”她说，“你是粮站的吧？我在场上见过你。”

我没认出她。

她说她叫罗桂英，是槐花小学的民办教师，今天去公社开会，回来路上也被雨堵住了。

外头风越来越大，那扇破木窗被吹得咣咣响。雨水从窗缝里斜灌进来，打湿了她脚边的作业本。她忙把书篮抱起来，走过去用肩膀顶住窗框，费了好大劲，才把那扇窗关上。

屋里一下暗了。

她背靠着窗，喘了口气，抬头看我。

“反正回不去了，咱聊聊。”

她说这话时并不轻佻，倒像是给自己壮胆。一个女教师，一个陌生男人，一座破庙，一场暴雨，换谁都会怕。

我往门口坐下，离她远远的，把湿麻袋铺在地上。

她看出来了，低声说：“你不用躲那么远，我不是怕你，我是怕天黑。”

我说：“天黑之前雨要是不停，我送你回学校。”

她笑了一下：“你先顾你自己吧，这山路一滑，两个人摔得更快。”

庙外雷声滚过山梁，屋顶落下一串水。我低头拧袖子，她把作业本一本本拿出来，摊在破供桌上晾。

我这才看见，那些本子边角都磨烂了，里面写着歪歪扭扭的字。有的字写错了，她用红笔一笔一画改过，旁边还写着“再认真些”“你能写好”。

我说：“这么大雨，你还护着这些本子。”

她低头抚平一页湿纸：“娃娃们明天要发回去的。乡下孩子本来就怕读书没用，我要是把他们的本子弄烂了，他们更觉得没人把他们当回事。”

我没接话。

我初中没读完就出来干活，最怕听人说读书。不是不想读，是家里穷，父亲腿伤后干不了重活，母亲常年咳嗽，家里要吃饭。

她像看出了我的沉默，问：“你读过几年书？”

“初二。”

“可惜了。”

我笑了笑：“没啥可惜。识得账票，搬得粮袋，也能活。”

她看着我，认真地说：“能活是一回事，心里有没有路，是另一回事。”

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雨一直没停，天色却一点点暗下来。破庙里潮气重，她冻得抱住胳膊。我从麻袋里翻出半块油布，递过去让她垫在干草上。

她没客气，接过去坐下，忽然问我：“你叫什么？”

“陆成安。”

“成安。”她轻轻念了一遍，“这名字好，成家，平安。”

我被她念得有点不自在，忙问她：“你一个女同志，咋当民办教师？工资不高吧？”

她笑了：“一个月十三块五，遇上拖欠，米都买不起。”

“那你还干？”

她低头看那些本子，声音轻了些：“我们村以前有个女娃，十四岁就被家里喊回去带弟弟。她哭着来找我，说罗老师，我还想读。我没留住她。后来我就想，能留一个算一个。”

我第一次发现，一个人说起穷和苦，也可以不怨天不怨地。

天快黑时，雨终于小了一点，但山路被冲断了一截。我们到庙门口看，沟水浑黄，哗哗往下翻。

罗桂英皱起眉：“这回真回不去了。”

我说：“庙后有条绕路，能下到茶棚湾，不过远。”

她看着越来越暗的山道，犹豫了一下：“你认得路？”

“认得。我送你到茶棚湾，那里有人家。”

她没马上答应。

我知道她顾虑什么，便把粮站的工作牌摘下来，放到供桌上：“这个你拿着。我要是乱来，你明天拿它去公社告我。”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陆成安，你这人说话真直。”

“我嘴笨。”

“不笨。”她把工作牌还给我，“笨人想不到这个。”

我们等到雨再小些，才出了破庙。

山路烂得像一锅稀粥。她一手抱着书篮，一手扶着树枝。我走在前头，用脚试哪里能踩。过一段塌坡时，她脚下一滑，差点摔下去，我伸手拉住她的手腕。

她手很凉，瘦得像一把竹片。

站稳后，她立刻把手收了回去，小声说了句：“谢谢。”

我也赶紧松开，耳朵发热。

走到茶棚湾时，天已经黑透。村口有一户姓唐的人家，屋檐下挂着马灯。罗桂英认识他们，喊了一声，唐婶便出来开门。

她进院前，回头对我说：“陆成安，今天这场雨，我记着。”

我摆摆手：“记雨就行，别记我。”

她却说：“雨会停，人不一定再碰上。你下回到槐花小学来，我请你喝茶。”

我以为那只是客气话。

可三天后，我到槐花小学送粮票回执，她真在校门口等我。

学校比我想象中还小，三间土墙屋，一块黑板裂了缝，操场上插着一根竹竿当旗杆。她站在门边，手里拿着一只搪瓷缸，里面泡着老鹰茶。

“陆成安。”她冲我招手，“我说请你喝茶，不赖账。”

我站在门口没敢进去。教室里一群孩子探头看我，嘻嘻笑。

她把茶缸塞到我手里：“怕啥？你又不是偷粮的。”

那以后，我常去槐花小学。

有时是送公社的通知，有时是帮她修课桌、钉窗纸。冬天来得早，教室漏风，我从粮站讨了几块废木板，给她把窗缝补上。她不说谢，只在我走时往我兜里塞两个蒸。

我们都没把话挑明。

我知道自己只是临时工，家里还有两个弟妹读书。她是教师，哪怕是民办的，也比我体面。村里有人开玩笑，说罗老师是不是看上粮站那个扛麻袋的。她听见了，只把粉笔往讲桌上一放，说：“扛麻袋不丢人，嘴碎才丢人。”

那一刻，我心里像被火烤了一下。

真正让我退缩的，是年底那次民办教师转正考试。

她准备了很久，夜里点煤油灯看书，眼睛熬得发红。考试前一天，她忽然来粮站找我，把一小包晒干的橘子皮放到我桌上。

“泡水喝，别老咳。”

我问她：“明天考试，你不在学校复习，跑这儿干啥？”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有点怕。”

我说：“你怕啥？你教得那么好。”

她摇头：“不是怕考不上，是怕考上了以后，别人说我跟你不合适。”

我手里的账本一下翻不动了。

外面粮仓门口有人搬袋子，脚步声很重。我低着头说：“他们说得也没错。你要是转正，能分到镇上。我还是个临时工。”

她看了我很久，声音有些发抖：“陆成安，你是不是嫌我以后走远？”

“不是。”

“那你是嫌自己穷？”

我没吭声。

她红了眼，却没有哭，只说：“那天在破庙里，雨那么大，你把工作牌交给我，是怕我不安心。现在你把自己往后退，是怕我以后不安心。可你问过我吗？”

我心里乱得厉害，只憋出一句：“我不想耽误你。”

她把那包橘子皮拿回去，攥在手里。

“你不说清楚，才是耽误。”

说完她就走了。

那天夜里，我在粮仓守夜，风从门缝里钻进来，我想了一整晚。想破庙里她关窗时的那句话，想她说“心里有没有路，是另一回事”，想她在课堂上护着那些孩子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我请了假，赶到县中学考点。

她正站在门口，围着一条旧红围巾，手里拿着准考证。看见我，她脸色僵了一下，转身就要进去。

我跑过去，喘着气说：“罗桂英，我想清楚了。”

她没看我：“你别影响我考试。”

“我不影响你。我就说一句。”

她停住脚。

我说：“你考你的转正，我考我的正式工。你往前走，我也往前走。我要是追不上，是我本事不够，不是你错。”

她的眼圈一下红了。

我从兜里掏出一副新手套。那是我用两个月烟钱换的，灰线织的，不值钱。

“冬天批作业手冷。你戴着。”

她看着那副手套，嘴唇动了动，最后接过去，低声说：“这回不是要躲雨了，你别半路跑。”

我说：“不跑。”

那年冬天，她考上了，分到镇小学。

我也参加了粮站正式工考试，第一次没过。她没有安慰我，只给我寄来一张纸条：没过就再考，怕丢人才真丢人。

第二年春天，我考过了。

拿到通知那天，我骑车去了镇小学。她正在教孩子读课文，窗外油菜花开得一片黄。我站在教室外，她看见我，把书合上，让学生自习，然后走出来。

我把通知递给她。

她看完，笑着笑着就哭了。

“陆成安，”她说，“这下你心里有路了。”

我说：“路是你在破庙里给我点出来的。”

她擦了擦眼泪，故意板着脸：“少说好听的。那场暴雨，我可还记着。”

后来我们结了婚。

婚礼很简单，两桌饭，几碗蒸肉，一盘花生。有人说我运气好，娶了个公办教师。我听见了，只笑笑。

只有我知道，一九八三年那场暴雨里，不是我捡了便宜，也不是她看走了眼。

是两个都被雨困住的人，在一座破庙里把话说开了。她关上的那扇窗，挡住了风雨，也把我心里那点自卑和退缩照了出来。

多年后，槐花小学翻修，老鹰岭那座破庙也塌了一半。

我和罗桂英路过那里，她指着剩下的半堵墙说：“你还记得不？我那天把窗关上，说反正回不去了，咱聊聊。”

我说：“记得。你一说完，我就怕了。”

她问：“怕我？”

我摇头：“怕这一聊，就把一辈子聊进去了。”

她笑了，头发里已经有了白丝，可眼神还和当年一样亮。风从山口吹过来，带着雨后的泥土味。我牵住她的手，慢慢走下坡。

那条路还是窄，还是滑，可这一次，我们谁也不用一个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