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1931年2月的两封往来于别发洋行与国立中央大学之间的函件，近日引起笔者注意。一纸洋行催款，一纸校方回复，将一段深埋于图书馆账簿与行政稿纸间的往事完整铺展开来。而其间穿针引线的人物，正是世人熟知的诗人徐志摩。
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可溯至三江师范学堂，是国内规模顶尖、学科完备的综合性高校。学校一直重视外文馆藏的积累，1925年学校图书馆西文图书就逾12000册。彼时高校获取海外著作，或托人海外代购，或依托上海专营西洋书籍的洋行采办。别发洋行（Kelly&Walsh Ltd.）、中美图书公司便是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两家外文书商，其经营惯例是先垫资供货，待高校经费到位后统一结算。
世人提起徐志摩，首先想到的总是浪漫诗人、新月派代表，是写下《再别康桥》的翩翩才子。鲜少有人知晓，1927至1930年他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期间，还主动承担了图书馆外文书籍采办联络的琐碎事务。徐志摩留学英国，精通英法文字，熟悉海外出版界行情，又与上海多家洋行负责人相识，图书馆便委托他代为对接，负责筛选书目、敲定购书清单、垫付外币书款。这份工作并无额外津贴，是他出于完善校内学术资源、便利师生研究的自发之举，可说是“以学问服务校府”的朴素自觉。
然而，这份看似简单的联络事务，却因校方经费不足，陷入了一场债务拉锯。
别发洋行致中央大学的催款函写于1931年2月——
敬启者：
贵校前欠敝公司洋四百九十五元零五分。此项货物系徐志摩先生所订，敝公司前曾屡次函请贵校图书馆催照付，并另函许先生，迄无复示。用再函达，务请特别注意，毋使敝公司因此项债务逾期过久而取不得已之行动也。此致
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档案：案卷号648-5610，南京大学档案馆藏）
别发洋行致中央大学催款函
信函开篇直陈校方欠款，此系再度催缴，言辞间已暗含若再拖延将采取进一步追偿举措的警示。随函附上的分月账目清单，清晰记录了1930年5月至1931年1月的购书明细：五月62元、六月4元、七月146.31元、八月61.34元、九月181.69元、十月25.01元、十二月6.90元，次年一月再添7.80元，逐月累积，合计495.05元。
洋行催款日紧，徐志摩夹在学校与书商之间，两头为难，不得不致信校方图书馆负责人，恳请尽快划拨经费，了结拖欠账目。之后便催生了留存至今的校方回复底稿——那份带有完整校内审批流程、由秘书处代时任校长朱家骅起草、落款二月十三日的手札。
草稿用标准民国红栏公文笺誊写，正文以“志摩先生台鉴”起首，行文温和恳切：
志摩先生台鉴：
接奉惠书，敬悉一是。查本校图书馆前请先生代向中美图书公司暨别发洋行购买书籍，因校款困难，致书价未能如期汇出，甚歉。兹已嘱会计组将别发洋行一部份书价一百九十五元二角五分于日内汇寄。此外，中美图书公司书账中尚缺一书，其他尚有因发票未来或书未递到，应暂从缓寄。特此函复，即希查照转知为荷。顺颂
著安
朱□□启，二月十三
（中央大学档案：案卷号648-5610，南京大学档案馆藏）
中央大学代朱家骅回信草稿
草稿系校务秘书代校长朱家骅起草，故底稿署“朱□□”，并有修改痕迹，此函正式函件则已另行寄给徐志摩。信中，校方首先致谢徐志摩居中斡旋之劳，继而坦陈拖欠款项的根本缘由。彼时国立大学全赖中央财政拨款，教育经费长年被压缩、拖欠。信中随即给出解决方案：先行筹措一百九十五元二角五分，由会计组在数日内汇至别发洋行，以缓当务之急。同时说明，中美图书公司的往来账目尚有部分图书未能核对，另有订单因海外发票未到、图书尚未运抵，暂无法结算，待凭证、书籍齐全后再行处理，嘱托徐志摩代为向洋行转达校方安排。
这批史料让我们看见了徐志摩鲜为人知的务实一面。大众印象中，他是游离于世俗之外的浪漫诗人；然而在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期间，他愿意耗费大量私人时间，在校方与经销商之间反复沟通斡旋，承担繁杂且无酬的校务劳绩。另外，两函也直观呈现了民国高等教育的生存困境。国立中央大学虽为全国顶尖学府，尚且无力按期结清数百元购书欠款，需分批偿付、反复致歉，可见当时高校经费匮乏之普遍。
（作者为南京大学档案馆馆员）
原标题：《外文图书采购人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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