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之凯评《一个村庄的陷落》｜万字旗下的“蒙塔尤”

《一个村庄的陷落：纳粹如何瓦解日常生活》，[英]茱莉娅·博伊德、[德]安洁莉卡·帕特尔著，王顺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6月出版，407页，87.00元

2023年11月23日，著名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旗手、“新史学”运动领军人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溘然长逝。他的名作《蒙塔尤》也因此在学术界和公众史学中翻红，重获关注。这部基于十四世纪宗教裁判所审讯记录的巨著，从细节还原了比利牛斯山脉“蒙塔尤”这个中世纪小山村的居民生活、人群互动与理念信仰，从微观史、心态史的视角“深入观察了‘我们失去的世界’，以及在这个‘旧日美好年代’中生活的庄稼汉们”。然而，就在人们扼腕于大师陨落，名作不再之时，一部2022年写就、2026年引进出版的新作，以类似的微观史定位、心态史视角但却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阿尔卑斯山村在纳粹统治之下、二战硝烟之中的社会变迁与人心浮移。

与身为年鉴派大师，致力于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跨领域研究的勒华拉杜里不同，《一个村庄的陷落》的作者更具性别与乡土带来的亲和气息。茱莉娅·博伊德身为英国知名作家，其代表作《第三帝国的旅人》便是从个体人群渲染大历史的作品。而另一位作者安洁莉卡·帕特尔更是出生于当地古老家族，以第一人称经历书写这段风雨如晦时代山民的盲目与迷茫。两位女性作者以自己敏感的直觉与细腻的笔触，携手呈现了奥伯斯多夫（Oberstdorf）这个巴伐利亚山间村落在二战期间的历史全貌，也在字里行间点出了副标题的立意所在：对于这样一个偏僻而又边缘的社区，纳粹是如何瓦解了他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将他们带入了一个不可想象的未来。

阿尔卑斯山下的奥伯斯多夫

山乡的“中魔”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外省小城卢丹发生了一系列“中魔”事件，中魔的大多是卢丹城修女，神父于尔班·格朗迪耶被指为施魔者并在1634年被送上火刑架。妖异根植于社会变乱，揭示的是表象下的深层变化。卢丹城的中魔体现了中世纪价值观与日渐崭露头角的启蒙思想的冲突、科学与宗教的对抗（见[法]米歇尔·德·塞尔托：《卢丹城的中魔》，申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然而，在1933年的巴伐利亚山村奥伯斯多夫，“中魔”以 一种怪诞夸张的形式主宰了这个“非典型”德国社区的命运。

今天的人们想到巴伐利亚，尤其是这里阿尔卑斯山脉的住民，绝不会联想到穿着制服、言辞拘谨、行动刻板的典型德国人形象。这里与大多数德意志地区格格不入的风俗传统，与近代工业社会迥然相异的田园牧歌，带来的是穿戴猎装，唱着约德尔山歌爬山放羊的乡野“奇葩”。诚然，作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一部分，霍亨索伦氏的臣子，奥伯斯多夫的村民们在一战中参战六百零四人，付出了一百十四人的生命。老兵带来的“背后一剑”谣言，战后帝国瓦解带来的混沌思潮也曾触及这座边远山村，但三百五十三座山间房屋仍彰显着传统农业在村庄生活的核心地位。山民们对于贵族、军官和政治精英们与生俱来的不信任感，让他们既反左又反右，新教、普鲁士、俾斯麦在他们眼里并非统一英雄，而是妨碍自治权的所在。当德国城市左右激战于1920年卡普政变达到巅峰之时，这座隐匿在德国最南端群山之中的乡村组织民兵的口号却是“保卫我们的山谷不受侵害”（21页）。当魏玛德国于1924至1929年间稳定发展繁荣之时，这座山村没有跟风包豪斯风格、表现主义、后现代艺术、女权这些新风尚，而是“老土”地指责国会里四十个政党民主竞争带来的“混乱局面”与先锋艺术带来的“道德堕落”，坚定地支持当地中右翼的“巴伐利亚人民党”，用世俗天主教的保守眼光冷眼旁观。

换而言之，这些阿尔卑斯山上的巴伐利亚“乡巴佬”，既不是帝国的遗老，也不是共和国的顺民。作者用非本地人不能洞见的眼神揭穿了朴实表象下的精明“小九九”。自一战末期以来，战时疏散与战后恢复带来的旅游业，成为了这个四千人口的山间乡村最主要的财源。他们欢迎和依赖这一支柱产业：1919年就有超过九千人长期居住，另有三千人短暂休憩。但这也伴随着对额外人口带来的资源分配的抱怨，养活所有人成了“荆棘丛生的任务”（17页）。直到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希特勒声名鹊起，村民们依然对此不感兴趣：不论是像老兵那样沉溺于一战阴郁回忆，还是关注纳粹之类新政党的政治动向，都不如去滑雪、登山乃至踢个足球来得充实满足。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封闭、独立、保守、稳重，甚至并不怎么反犹排外的地方——毕竟市长说了“我们是一个旅游胜地，无论是基督徒、黑人还是犹太人，只要他们带来金钱，我们都不介意”（39页）——却在纳粹上台的过程中成了整个德国的缩影。尽管1930年4月5日当地报纸才首次提及纳粹活动，但纳粹影响的到来迅速动摇了这个小村长久以来“独立稳定”的立场：纳粹威胁奥伯斯多夫的数代人将被榨干，让“本已富得流油的法国人更肥”，但如果村民愿意将信任交予元首，将赢得“美丽、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45页）。1930年9月的选举中，纳粹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一百零七个席位，成为国会第二大党；而在奥伯斯多夫，纳粹在百分之七十投票率下赢得了六百二十八票，远超其他党派，甚至比在全国的得票率高出百分之三。随着1930年6月世界上最长的客运缆车“内伯尔峰缆车”投入使用，1932年7月齐柏林飞艇巡游英国，德国“成就”与旅游业远大前景让奥伯斯多夫的许多人，包括村民和游客相信：希特勒是天选之人。1932年11月6日的选举中，纳粹党流失了两百万张选票，似乎在全国范围受到了遏制，然而在奥伯斯多夫，却有百分之四十的选民投票支持纳粹，其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国会纵火案后，曾经在卡普政变时作壁上观的奥伯斯多夫，居然组织起一支冲锋队、党卫队等右翼组成的警察部队，在山地边境搜索莫须有的“共党逃犯”；1933年3月5日选举前夜，无数篝火在群山间点燃，在希默尔施罗芬山头燃起了巨大的万字符，在乡村中心的集市广场升起纳粹旗。在“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歌声下，奥伯斯多夫投票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二，为纳粹党投下的选票比任何其他党派都多，在德国二战前最后一场多党选举中将希特勒保送上了权力宝座。

如前所述，纳粹的反共反犹主张，并不合乎本地乡民立场；军国好战之举，更非其所期望。山乡偏远，纳粹的宣传蛊惑在当地起步甚晚，甚至本地的纳粹分子也因资历派系之争始终内讧连连：号称最早跟随希特勒的“老战士”，与1930年9月选举后入党的“九月党人”，1933年1月30日掌权之后才入党的“香堇菜”一直在这个边远乡村争权夺利。与其说是纳粹刻意布局蛊惑了这个山村，不如说是奥伯斯多夫选择押注希特勒。一向以独立、保守、稳重自诩的山民，在群山之中如中魔般为纳粹乱舞，幻想能借着纳粹的胜利获取更大的利益，无论这胜利是来自政治还是战争。

1933年2月27日，纳粹党策划焚烧柏林国会大厦。

“山乡”的战争

1933年3月21日， 在庆祝新议会开幕的“波茨坦日”广播中，希特勒以罕见的温和语气承诺“将维护我们国家的伟大传统”。这无疑正中保守稳重的奥伯斯多夫乡民下怀。然而一天后，纳粹建立的首座集中营便开营，开始“保护性拘留”第一批政治犯。两天后的《授权法》，赋予了希特勒无需依赖国会即可统治全国的独裁权力。恰如奥伯斯多夫亲手助力希特勒将他们始料未及的极权统治写入法律，山民们对于“战争”的设想也不可能在希特勒手里照样实现。希特勒发誓要在四年内解决就业问题，为此要创建新企业、资助公共工程，尤其是以高速公路为代表的基建项目。然而这些奥伯斯多夫乡民们盼望的项目历史上从未完成，真正解决就业率的办法更为简单直接：让失业者加入“帝国劳役团”（Reichsarbeitsdienst）减少失业人数，为规避《凡尔赛条约》限制让大量德国人以“创造就业”名义获得雇佣来进行重新武装。希特勒还承诺德国将在“血与土”（Blut und Boden）基石上重建，农民、手工业者被标榜为“新贵族”，地位不再来自头衔与地产，而是所谓辛勤劳动与土地的“神秘纽带”（99页）。然而，真正落实的“血与土”联系，却只在兵员与扩张之间：1935年扩军大潮下，在距离奥伯斯多夫仅五十英里之遥处建立了第九十九山地步兵团；1938年4月，第九十九步兵团被编入新建的第一山地师。二战期间，奥伯斯多夫的大批青年被征进这支部队，对这个小村庄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

奥伯斯多夫人跟当时全德国人一样，对希特勒执政后德国日益高涨的国际地位与自信无比自豪，也因此对于军事扩张普遍支持。不过奥伯斯多夫支持的“战争”有两个前提：首先，不能引发流血冲突；其次，不能影响本地的旅游业。无论是对奥地利的吞并，还是之后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占，似乎都完美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似乎德国的扩张可以在元首的大手擘画下和平实现，给乡民们带来更多的物资与繁荣，“战争”似乎只是一个用来体现决心与毅力的字眼。但自波兰战役起，在德军转战欧陆的过程中，来自奥伯斯多夫的兵员开始出现伤亡；在后方，1935年起所有男性在离开学校后必须在“帝国劳役团”服役六个月，1939年后这一义务扩展到了女性。虽然德国这阶段取得的惊人军事胜利缓解了人们内心的焦虑，但战争带来的恐慌依旧存在，直到巴巴罗萨行动的到来。

在入侵苏联之前，“战争”对于乡民们只是遥远的隐忧——毕竟整整两年只有五人阵亡。但到1941年秋行动开始时，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攻势已经卷入了一千五百多位村民，11月初奥伯斯多夫就战死十八人，连后方的村民们也被强制要求捐出保暖衣物与心爱的雪板、雪靴支援前线。对于包括奥伯斯多夫人在内的德国人而言，其实二战的转折点其实此时就已经到来，希特勒夸耀的“闪电战”下的快速胜利与永久和平已然破灭：随着巴巴罗萨攻势在莫斯科城外的停滞，太平洋上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奥伯斯多夫满以为可以不用付出的“战争”代价已然迫在眉睫。冥冥之中似自有定数，路德维希·沃格，四位征服艾格峰北壁的传奇登山英雄之一，在数千英尺冰封峭壁上仍能安然入睡的“雪地宿营之王”，却成了奥伯斯多夫在东线战场的第一个阵亡者。到1942年11月，死亡人数在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后的十七月里上升到九十一人，较之于入侵之初增加了十数倍。

珍珠港事件

然而，当环顾德国全景，这座偏远山乡似乎仍可以长出一口气：村镇里三四千人的人口不足以成为重点征兵的对象，山民的特性也让他们留在极少出动相对安全的山地部队之中；当科隆、汉堡的大城市与鲁尔的工业区受到盟军的狂轰滥炸时，奥伯斯多夫仿佛又陷入了一战末期的“甜蜜烦恼”，疏散逃难的人口让这座边远山村的旅游业再度繁荣，也再次带来了本地人配给分配不均的抱怨。甚至在纳粹军队在战场焦头烂额之际，山民们组成的山地兵还整了个大活儿向“元首”献礼。1942年8月21日上午11点，一支第一山地师的精锐登山队将帝国战旗插上了俄罗斯乃至整个欧洲的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顶。计划是拍脑门突发奇想，爬山过程中战旗被风暴撕裂，天气又导致没能拍下任何影像和照片可供宣传，看似光鲜的举动反而激起了希特勒的暴怒：“在战争中追求愚蠢的爱好，占领一座荒谬的山峰”，断然否决了将厄尔布鲁士峰改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峰”的献媚讨好。（225页）

直到1943年9月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意大利投降，奥伯斯多夫才切身感受到战争的威胁。内波尔峰开来的观光缆车让位给了轰炸机的空袭警报，山地徒步的远足小径与滑雪道因军事目的关闭封锁，美丽山景蒙上了战争阴云。

“山乡”的巨变

诚如作者所言，随着战局对德国的不利，许多德国人，包括奥伯斯多夫人，可能继续相信希特勒的超人能力，但很少有人会不知道有人正在以他们的名义犯下暴行，也很少有人会不知道他们的未来正在越来越黯淡（241页）。近在咫尺的党卫队训练中心、集中营、强制劳工营，被驱逐压迫的犹太人、残障人士的命运，都在无声中印入每个人眼睑，只是山民们选择视而不见：作为“国家的敌人”，“这些人的福利要么与他们无关，要么他们也无能为力”（249页）。当听到刺杀希特勒的消息，一群当地旅馆里的巴伐利亚农民“全神贯注”地听完，然后默默坐在桌子边，谁也不敢说一句话。1945年初，一家美国“空中堡垒”轰炸机紧急降落在奥伯斯多夫附近，但当国防军赶到现场时，飞机上紧俏的手枪、降落伞和汽油都神秘失踪了。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宣布“尼禄法令”，要炸毁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为帝国陪葬；3月23日，戈培尔宣布进行“狼人行动”，敦促每个德国人负隅顽抗战斗到死；4月3日，希姆莱下令，所有悬挂白旗向盟军投降的“失败主义者”都要就地枪决。然而，在被纳粹视为最具有雅利安人特性传统，有着荒野开拓、勇攀高峰气质的奥伯斯多夫，人们却只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他们组织起“家乡防卫军”（Heimatschutz），通过政变推翻了纳粹当地政权，迎来了攻向此地的法国军队，不仅救出了前法国驻柏林大使、未来的盟国高参兼驻波恩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André François-Poncet），还招待了戴高乐将军、法国国防部长安德烈·迪特尔姆（André Diethelm）、法军总司令让·德·拉特·德·塔西尼（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等一干大人物视察。当演习中的法国炮兵向鲁比峰开火，围观村民们集体颤抖起来——直到战争结束，他们才真正对战争形成了切身的认知，毕竟“空袭未曾摧毁这个美丽村庄，也没有居民在坦克战和巷战中丧生”。然而，即便进行了政变，接受了演习，和平地迎来了战争结束，一切也没像村民们想象得那样进行：当他们筹备物资，安排典礼，准备以高贵雅利安人形象欢迎光荣的法国“征服者”时，踏进村子的却是头戴红色毡帽缠着头巾，黑色皮肤的摩洛哥士兵。

战后，奥伯斯多夫的故事仍在继续。随着占领区分割，这座山村从法国人之手转交给美国人，成为美占区的一部分。在信奉“自由选举即民主”的美方主导下，这个小山村在1946年1月便举行了战后首次多党选举。在百分之八十三点三的高投票率下，绝大多数选票投给了中右翼的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CSU），那个独立、保守、稳定的巴伐利亚山村仿佛又回来了。然而，这一次他们的命运甚至不依赖于手中的选票，不取决于选出的是民主政权还是独裁者——仅仅几周后，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开腔：“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的理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冷战开始，无论是奥伯斯多夫、德国还是整个欧洲都已卷入其中。

结语

作为作者之一的当地人安洁莉卡·帕特尔在文中承认：“如果奥伯斯多夫人真的开始讨论战争……他们往往关注谁应该为军事失败负责，或者德国人民遭遇的悲惨命运是否是对放弃基督教价值观的惩罚，而不是探讨种族主义、轻信、顺从和集体罪责的概念。”（343页）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者理查德·埃文斯所说：对于德国人来说，在战争的残酷后果中恢复平衡的最好办法，“不是驱逐希特勒，而是忘记他”。作为边境闭塞山村的奥伯斯多夫，正是整个德国的缩影。这里没有诸侯贵族、普鲁士容克、垄断财阀，受到战争与危机的波及较小，一直有着独立保守的传统。但这丝毫不妨碍山民们迅速转变立场，站台很晚才渗透进来的纳粹，并以自己的方式支持其统治。山民们谈不上反共排犹，对纳粹种族信条与侵略政策也并不感冒，但借着法西斯的顺风车获取利益，是他们朴实外表下精致利己的狡黠：“万一希特勒赢到最后呢？”

历史学者理查德·埃文斯

然而，正如法西斯主义必然伴随战争冒险，侵略扩张也不会永远无往不利。当第三帝国的崩盘波及这个边陲村镇，奥伯斯多夫像老练的登山者一样，敏捷地跳到另一边，避免像德国的其他地区那样付出惨重代价。山民们选择了纳粹，纳粹用专制和战争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但也在即将毁灭这个村庄时被他们果断抛弃。微妙地看，这部《一个村庄的陷落》里的“陷落”二字颇有深意，既是纳粹主义下传统村庄园的“陷落”，也是战争末期纳粹统治的“陷落”，只不过真正促成这些结果的，实际上是山民们的自主选择：在这样一个犹如“暴雪公馆密室杀人”的经典环境中，外在因素被最大限度排除，人的心态变化与群体动向对于历史选择的影响被极大凸显。正如在宗教裁判所记录里伴随着不同人群与异端信仰互相激荡的比利牛斯山蒙塔尤，《一个村庄的陷落》里的奥伯斯多夫也在当地传统、眼前利益与历史大势之中纠结投机。换而言之，今日在传统价值观、战争记忆与政治正确中莫衷一是，在俄乌战争、中东冲突里彷徨无措的德国，何尝不是地球村中奥伯斯多夫的放大写照？2026年7月25日夜，在欧洲规模最大的“克里斯托弗街头日”于柏林行将结束之际，一起移民汽车冲撞事件造成了一人死亡，十数人受伤，昔日“水晶之夜”般的满街碎片正如当前的社会裂隙，让德国人无所适从。

昨日掷出的骰子，今天又会怎样出现在欧陆棋盘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