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暴雨夜，我借宿独居大姐茅屋，深夜她按住我的肩：别点灯

1977年暴雨夜，我借宿独居大姐茅屋，深夜她按住我的肩：别点灯

萍萍故事馆

楔子/

一九七七年的夏天，雨下得没完没了。

我已经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整整一天，浑身湿透，脚上的解放鞋早就被黄泥裹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背包里的干粮吃完了，最后一壶水也在中午喝得干干净净。天色越来越暗，远处的山峦被厚重的雨幕遮得严严实实，只能看见近处几棵歪脖子树在风雨里摇来晃去。

我叫陈望生，二十四岁，在县里的农技站干了三年，这次被派到下面的青山公社做技术指导，一去就是大半年。好不容易得了几天假，想着赶回家看看爹娘，谁知道遇上这场暴雨，班车在青石桥那边就停运了。司机说前头的路被水冲断了，让我要么等两天，要么自己翻山走小路。

我等不了，我娘入夏前就托人带信说身子不太好，我这心里一直悬着。所以一咬牙，背着包就上了山路。结果走到半道上就后悔了，这雨越下越大，山路又滑又险，好几回差点滑进沟里。等我走到天擦黑的时候，彻底迷了方向。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忽然看见前头山坳里有一点微弱的亮光，像是煤油灯的光。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地朝那个方向摸过去。

走近了才看清，那是一间低矮的茅草屋，屋顶上压着几块石头，墙壁是泥巴糊的，被雨水冲出了一道道沟痕。屋子不大，一扇木门关得紧紧的，门缝里透出昏黄的光。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几秒钟，还是抬手敲了门。

敲门声响了三下，屋里安静了片刻，然后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带着明显的警惕：“谁？”

“大嫂，我是过路的，迷了路，想借个地方躲躲雨。”我把声音放得很低，怕吓着里面的人。

又是好一阵沉默。我站在屋檐下，雨水顺着茅草哗哗地往下淌，浇在我头上身上，那点屋檐根本遮不住什么。就在我以为要被拒绝的时候，门吱呀一声开了一条缝。

一张女人的脸从门缝里露出来，约莫三十来岁的年纪，脸庞清瘦，眉眼间带着几分秀气，但皮肤粗糙，是常年干农活留下的痕迹。她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蓝布褂子，头发随意地盘在脑后，几缕碎发贴在额角上。她上下打量了我好一会儿，目光在我肩上挎的帆布包上停了停，那包上印着“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几个红字。

“你是公易友？”她问，声音比刚才缓和了些。

“是，我是县农技站的，去青山公社出差，回来路上遇着雨，班车停运了。”我赶紧从包里掏出工作证递过去。

她又看了看工作证，又看了看我，似乎在确认什么。最后她往后退了一步，把门拉开了一些：“进来吧。”

我连声道谢，侧身挤进门去。屋里的光线很暗，只有一盏煤油灯搁在土灶台上，火苗被从门缝灌进来的风吹得东倒西歪。我迅速扫了一眼屋子，地方不大，靠墙是一张木板床，铺着打了补丁的凉席，床头放着一只旧木箱。灶台旁边堆着一小捆干柴，墙上挂着几串干辣椒和玉米棒子，除此之外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家当。

“把湿衣服脱了吧，别着凉了。”她从灶台后面摸出一条粗布毛巾递给我，“擦擦头发。”

我接过毛巾，有些局促地站在门口擦头发上的水。她转身走到灶台前，往灶膛里添了几根柴火，火光亮了一些，屋里也跟着暖和了几分。

“坐吧，别站着了。”她指了指床边一张矮板凳。

我坐下来，这才注意到床头的木箱上放着一只绣了一半的鞋垫，针脚细密，花样也好看。旁边还有几双做好的，大小不一，有男式的也有女式的。

“大嫂贵姓？”我试探着问。

“姓周，叫周玉兰。”她头也没回，蹲在灶台前烧水，“你呢？”

“我叫陈望生，家在县城边上，爹娘都是种地的。”

她嗯了一声，没再接话。锅里的水慢慢烧开了，她舀了一碗递给我：“喝点热水，暖暖身子。”

我双手捧着碗，热气扑在脸上，整个人从里到外都暖和起来。我一边小口喝水，一边偷偷打量着这间屋子。这地方怎么看都像是只有一个人住的样子，没有男人的衣物，没有孩子的痕迹，连碗筷都只有一副。

“大嫂一个人住？”话一出口我就觉得冒昧，赶紧补了一句，“我就是随口问问，不方便说就不说。”

周玉兰在灶台前坐下来，手里拿着一根烧火棍拨弄灶膛里的柴火，火光映在她脸上，明明暗暗的。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家里就我一个，我爱人……没了，三年了。”

我的心一沉，连忙道歉：“对不住，我不该问的。”

“没什么，都过去的事了。”她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他是公社修水渠的时候出的事，石头塌下来，没救回来。那时候我刚嫁过来一年多。”

我沉默了，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沉重起来，只有灶膛里柴火噼啪作响的声音和外面哗哗的雨声。

“你没再找个人？”我又问了一句，问完就后悔了，这嘴巴怎么就这么欠呢。

周玉兰转过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些我看不懂的东西，像是自嘲，又像是无奈。“哪有那么容易，我一个寡妇，又没个依靠，谁愿意要？”

我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可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没了男人，日子有多难过，我是知道的。尤其是农村，寡妇门前是非多，光是闲言碎语就能把人淹死。

雨越下越大了，打在茅草屋顶上，发出密集的声响。偶尔一道闪电划过，把整个屋子照得惨白，紧接着就是轰隆隆的雷声。

周玉兰起身走到门口，打开门往外看了看，雨水立刻被风裹着灌进来，她赶紧又把门关上。“这雨怕是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你要是不嫌弃，今晚就在这儿将就一晚吧。”

“这……太麻烦你了。”我嘴上客气，心里其实是松了一口气的，这种天气让我再出去赶路，那真是要命了。

“麻烦什么，谁还没个难处的时候。”她从床头翻出一件旧棉袄递给我，“没有男人的衣服给你换，这个你将就披着，别嫌不好看。”

我接过棉袄，那是一件深蓝色的棉袄，有些年头了，袖口都磨出了白边，但洗得很干净，有一股淡淡的皂角味。我把它披在身上，虽然有点小，但总算暖和多了。

周玉兰又从灶台后面摸出两个，埋进灶膛的热灰里。“没什么好吃的招待你，烤两个垫垫肚子吧。”

我连忙说不用麻烦，但她像是没听见一样，自顾自地忙活着。我发现她干活的时候手脚很麻利，一举一动都透着一股利索劲儿，不像是个被生活压垮了的人。

等烤好的工夫，她又拿出针线笸箩，就着煤油灯的光继续绣那双鞋垫。我坐在旁边，看着她一针一线地绣，动作不紧不慢，针脚又密又匀。

“你这手艺真好。”我由衷地赞叹。

“跟我娘学的，她绣得比我好多了。”周玉兰的嘴角微微弯了一下，算是笑了笑，“这些年就靠这个换点油盐钱，供销社收一双两毛钱。”

两毛钱。我在心里算了一下，一双鞋垫从裁布到绣花，少说也要大半天的工夫，才卖两毛钱。我忽然觉得胸口有点闷，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你易友呢？爹娘还在吗？”我又问。

周玉兰的手顿了一下，针尖扎在指腹上，她皱了皱眉，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一下。“都不在了，我娘走得早，我爹前年也没了。本来还有个弟弟，当兵去了外地，好几年没回来过了。”

一个人，真的是一个人。我忽然明白了她为什么愿意收留我这个陌生人过夜，大概是一个人住得太久了，久到连跟人说句话都成了奢望。

烤好了，她从灰堆里扒出来，拍掉上面的灰，递了一个给我。烫得我两只手倒来倒去，掰开一看，金黄色的瓤冒着热气，香气直往鼻子里钻。我饿了一整天，顾不上烫，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周玉兰看我吃得急，嘴角又弯了弯：“慢点吃，别烫着。”

吃完，她又给我倒了碗热水。外面的雨似乎小了一些，雷声也远了，但风声还是呜呜地响，像是有人在哭。

“你睡床上吧。”周玉兰站起身，从木箱里翻出一条薄被子铺在地上，“我打地铺。”

“那怎么行！”我一下子站起来，“我睡地上，你睡床，这是你家，哪有让主人睡地上的道理。”

我们推让了半天，最后谁也拗不过谁，决定都睡床上。好在木板床还算宽敞，两个人各睡一头，中间还能隔开一段距离。周玉兰从箱子里又拿了一条床单出来，叠成长条放在中间，算是分了界线。

吹灭煤油灯后，屋子里陷入一片漆黑。我躺在床的一头，盖着她给的薄被子，被子上有一股淡淡的樟脑味。我能听见她的呼吸声，很轻，但很均匀，不像睡着了的样子。

外面的雨声渐渐小了，变成了细细密密的沙沙声。偶尔有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带着潮湿的泥土味。我闭上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床的另一头躺着一个陌生的女人，这种感觉让我浑身不自在，翻来覆去地折腾了好一阵。

“睡不着？”周玉兰的声音从另一头传来。

“嗯，有点。”我老实回答。

“我也睡不着，一下雨就睡不着。”她顿了顿，“一到下雨天，就想起以前的事。”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事，但我想大概跟她死去的丈夫有关。我没接话，静静地听着。

“你娶媳妇了吗？”她忽然问。

“没有，还没顾上。”我说，“家里条件不好，我也不着急。”

“你年轻，不着急是应该的。”她的声音在黑暗里听起来有些飘忽，“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什么都不着急，总觉得日子长着呢，慢慢来。谁知道……”

她的话没说完，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谁知道日子根本不由人，说变就变，说没就没了。

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就在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忽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动静，像是有人在泥地里走路的声音，踩得泥水啪嗒啪嗒响。

我一下子清醒了，刚要起身，一只手忽然按在了我的肩膀上。周玉兰不知道什么时候凑了过来，她的声音压得极低，几乎是贴着我的耳朵说的：“别点灯！村头有人巡查。”

她的手掌按在我肩上，隔着一层薄薄的布料，我能感觉到她的手在微微发抖。那不是害怕的抖，而是一种紧张的、戒备的抖。

“什么巡查？”我也压低了声音。

“民兵连的，隔三差五就来。”她的声音更低了，“说是查投机倒把，查流窜人员，实际上就是……就是找茬。”

我立刻明白了。一个独居的寡妇，在村里本就是被人指指点点的对象，民兵连的人半夜三更来巡查，安的什么心，不用想都知道。

外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不止一个人，至少有两三个。有人打着电筒，光柱从门缝里扫进来，在屋里的地面上晃了一下。

“周玉兰！周玉兰！”一个粗嗓门在外面喊，“开门！检查！”

周玉兰的手从我肩上移开了，她翻身下了床，黑暗中我听见她摸到门口，却没有开门，而是隔着门板应了一声：“谁啊？大半夜的，有什么事？”

“民兵连的，开门检查！”那个声音更大了，带着几分不耐烦，“有人看见你家有亮光，是不是窝藏了什么人？”

“亮光？我点灯做针线活不行吗？”周玉兰的声音比刚才大了些，也硬气了些，“我一个妇道人家，大半夜的给你们开门，传出去我怎么做人？”

外面安静了几秒钟，然后换了一个人的声音，听起来年纪大一些，语气也油滑得多：“玉兰啊，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你就开开门让我们看一眼，没事我们立马就走。”

我坐在床上，手心全是汗。我不是什么流窜人员，身上也有工作证，按理说就算被查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问题是，我一个大男人，三更半夜睡在一个寡妇家里，这事要是传出去，周玉兰的名声就全毁了。到时候村里的唾沫星子都能把她淹死。

周玉兰显然也明白这一点，她的声音忽然软了下来，带着几分讨好的意味：“刘队长，我真的就是一个人在家做活，您要是不信，明天白天再来查行不行？这大半夜的，我家也没个男人，开门实在不方便。”

外面的人显然不吃这一套，那个粗嗓门又响起来：“少废话！再不开门我们就踹了！”

我听见周玉兰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她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让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刘队长，我家里确实有个人，但不是外人，是我……是我男人。”

外面一下子安静了，连我也愣住了。周玉兰的男人明明死了三年了，她哪来的男人？

“你男人？”那个刘队长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讶和怀疑，“你男人不是早就死了吗？”

“我又找了一个，还没来得及办席。”周玉兰的声音听起来很镇定，但我能听出那镇定底下强压着的慌乱，“他是县里农技站的干部，下来出差顺道来看我，今天雨太大就住下了。你们要是不信，我让他把工作证拿给你们看。”

外面的人嘀嘀咕咕了一阵，然后那个刘队长说：“你把工作证从门缝里递出来。”

周玉兰回头看了我一眼，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焦急。我赶紧从包里摸出工作证，摸索着走到门口，从门缝里递了出去。

电筒的光在外面晃了一阵，然后工作证又被塞了回来。那个刘队长的语气明显变了，带上了一丝讨好的味道：“哎呀，还真是县里的干部同志啊，对不住对不住，我们也是照章办事，打扰了打扰了。”

“行了，明天再说吧。”周玉兰的语气也硬气起来，“我男人累了一天了，要休息了。”

“好好好，你们休息，你们休息。”脚步声渐渐远了，电筒的光也消失在雨夜里。

我们站在门后，谁也没动，直到外面的动静彻底听不见了，周玉兰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一样，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

我赶紧蹲下去扶她：“周大嫂，你没事吧？”

她没回答，黑暗中我听见她的呼吸声很重，像是在拼命压制着什么。我伸手去摸火柴想点灯，她的手又按住了我。

“别点。”她的声音有些哑，“再等等，万一他们没走远。”

我只好缩回手，在黑暗中蹲在她旁边。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慢慢站起来，摸着黑走回床边坐下。我跟着走过去，在床的另一头坐下来。

“谢谢你。”我说，“要不是你机灵，今晚这事怕是不好收场。”

“有什么好谢的。”她的声音恢复了平静，甚至带着一丝笑意，“你借我的地方躲雨，我借你的名头挡灾，咱们扯平了。”

我被她这句话逗笑了，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快了不少。我们重新躺下来，这回是真的都睡不着了，索性聊起天来。

“他们经常这样吗？”我问。

“嗯，隔三差五就来，有时候是白天，有时候是晚上。”周玉兰的声音在黑暗里听起来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那个刘队长，叫刘德贵，托人来说过好几次媒了，我都没答应。他心里不痛快，就变着法儿地找我麻烦。”

“说媒？”我皱了皱眉，“他自己想娶你？”

“不是他，是他一个侄子，三十好几了，脑子有点问题，说不上媳妇。”周玉兰苦笑了一声，“他觉得我一个寡妇，能嫁给他侄子就是天大的福分了，我还敢挑三拣四，就是不识抬举。”

我听了一肚子火：“这不欺负人吗？”

“欺负就欺负吧，我一个女人，能怎么样呢？”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让人心酸的认命，“我要是真嫁过去，那才是掉进火坑里了。那个傻子见人就打，打跑了两个媳妇了，我嫁过去能有好日子过？”

“那你就这么一直一个人过下去？”话一出口，我又觉得冒昧了，赶紧闭上嘴。

周玉兰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了。然后她的声音才幽幽地响起来，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不一个人过，又能怎样呢？这世上的路，不是每一条都有人陪着你走的。”

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地扎在了我心里的某个地方。我忽然觉得，这个坐在黑暗中的女人，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坚强。她什么都没有，没有丈夫，没有父母，没有依靠，一个人在这样一间破茅草屋里活着，被欺负了也只能忍着，可她还是活着，还在做鞋垫，还在绣花，还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守着那盏煤油灯。

“周大嫂。”我叫了她一声。

“嗯？”

“你是个好人，好人会有好报的。”

她轻轻地笑了一声，那笑声里没有嘲讽，也没有苦涩，就是很轻很淡的一声笑，像是被风一吹就散了。“小陈，你也是个好人。这年头，好人不多了。”

我们没再说话，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屋檐上的滴水声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我在那滴水声中慢慢睡着了，梦里似乎还闻到了烤的香气和皂角的味道。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阳光从门缝和窗户的缝隙里透进来，照得一屋子亮堂堂的。我翻身坐起来，发现周玉兰已经不在屋里了。

床的另一头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中间那条充当分界线的床单也收走了。我的湿衣服被摊开晾在灶台旁边的柴火堆上，已经半干了。灶台上放着一碗玉米糊糊和一碟咸菜，还冒着微微的热气。

我穿上半干的衣服，推开门走出去。雨后的山村空气清新得像是被洗过一样，远处的山峦在晨雾中若隐若现，近处的树叶上还挂着水珠，被阳光一照，亮晶晶的。周玉兰正蹲在屋前的一块菜地里，拿着锄头在松土。

“周大嫂，早啊。”我走过去打招呼。

她抬起头，阳光照在她脸上，我发现她的眼睛有些红肿，像是哭过。但她说话的语气跟昨晚一样，平静而温和：“醒了？锅里有玉米糊，赶紧去吃吧，一会儿凉了。”

“我来帮你吧。”我蹲下来要拿锄头。

“不用不用，就这点活，我自己来就行。”她拦住我，“你是客人，哪有让客人干活的道理。”

“昨晚要不是你收留我，我怕是真要淋死在路上了。”我说，“让我干点活就当报答了。”

周玉兰拗不过我，只好把锄头递给我。我虽然不是正经庄稼人，但从小在农村长大，地里的活多少会一点。锄了大约半个时辰的草，周玉兰喊我回去吃饭。

玉米糊是用石磨磨的，比城里卖的要粗一些，但格外香。我喝了两大碗，又把那碟咸菜吃得干干净净。周玉兰坐在旁边看着我吃，自己却没怎么动筷子。

“你不吃？”我问。

“我吃过了，天没亮就吃了。”她说，“习惯了，一个人住，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

吃完饭，我该走了。从这儿到县城还有三十多里山路，走快一点，天黑前能赶到。我把背包收拾好，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看着周玉兰。

“周大嫂，我走了。”

“嗯，路上小心。”她站在灶台前，手里拿着一块抹布，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放在灶台上。“昨晚叨扰了，这是一点心意。”

周玉兰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她走过来把钱塞回我手里，力道大得出奇。“你这是干什么？我收留你不是图你的钱，你要是这样，昨晚我就不该给你开门。”

我还想再说什么，但看到她的眼神，我把话咽了回去。那是一种被冒犯了的愤怒，不是装的，是真心实意的。我讪讪地把钱收起来，心里对她的敬意又多了几分。

“那……我走了。”我站在门口，阳光从外面照进来，在地面上画了一道明亮的线。我站在线里面，她站在线外面。

“嗯。”她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说，“路上小心，别再走岔了。”

我转身走进了阳光里。走出去十几步远，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周玉兰还站在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阳光把她单薄的身影拉得很长。她看见我回头，抬起手来挥了挥。

我也朝她挥了挥手，然后转身大步往前走。山路两边的树被雨水洗得碧绿碧绿的，有鸟在枝头叫，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我走了一段路，忽然觉得胸口有些闷，说不上为什么，就是闷。

我回头看了一眼，茅草屋已经隐没在山坳里，看不见了。

回到家已经是傍晚了，我娘看见我回来，高兴得不得了，张罗着给我做饭。我爹坐在堂屋里抽旱烟，看我进门只是嗯了一声，但嘴角的烟杆明显抖了一下。我知道这老头就是嘴硬，心里是高兴的。

吃过晚饭，我坐在院子里乘凉，脑子里却一直想着昨晚的事。那间破旧的茅草屋，那盏昏暗的煤油灯，那个在黑暗中按住我肩膀的女人，还有她说“别点灯”时微微发抖的手。

“望生，想什么呢？”我娘端着一碗绿豆汤走过来。

“没什么，就是路上淋了雨，有点累。”我接过绿豆汤喝了一口，甜的，放了糖精。

“你这孩子，从小就不会撒谎。”我娘在我旁边坐下来，“说吧，遇上什么事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昨晚的事原原本本地跟我娘说了。我娘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

“可怜的女人，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一个人过日子，难啊。”我娘是个心软的人，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你走的时候有没有好好谢谢人家？”

“谢了，我想给钱她不要。”

“当然不能要，人家是真心帮你，你给钱就是打人家的脸。”我娘想了想，又说，“回头你买点东西托人带过去，不用太贵，实用就行。盐啊糖啊布料什么的，这些东西她用得上。”

我点了点头，心里已经在盘算着该买些什么了。

回县里上班之后，日子又恢复了往常的节奏。每天在农技站里忙进忙出，下乡指导，写报告，开会学习。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总是想起那个雨夜，想起周玉兰坐在灶台前拨弄柴火的样子，想起她在黑暗中说的那句“这世上的路，不是每一条都有人陪着你走的”。

有一天，我去供销社办事，看见柜台里摆着几双绣花鞋垫，针脚细密，花样也好看。我忽然想起了周玉兰做的鞋垫，一模一样的针法。我找售货员问了一下，果然是从青山公社那边收上来的。

“收两毛，卖五毛，中间赚三毛。”售货员一边嗑瓜子一边说，“不过这鞋垫做得确实好，结实耐穿，比别的都强。”

我买了两双，一双给我爹，一双自己留着。付钱的时候，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清的感觉。那个女人的手艺，从山村里的小茅屋，到了县城的供销社柜台，中间隔了几十里的山路和无数的日夜，可一双鞋垫只值两毛钱。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秋天。这期间我托人往周玉兰那边带过一次东西，一包盐，两尺布料，还有一包水果糖。托的是去青山公社送货的老赵，他是我们站的常客，隔三差五就跑那条线。

老赵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双鞋垫给我，说是周玉兰让他转交的。我接过来一看，鞋垫上绣的是并蒂莲，针脚比供销社卖的那些还要精致。老赵看着我，笑得意味深长：“小陈，那个周寡妇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别瞎说。”我把鞋垫收起来，脸上有些发烫。

“我可没瞎说，你是没看见，我提你名字的时候，她那个眼神，啧啧。”老赵拍了拍我的肩膀，“不过我可提醒你啊，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一个大小伙子，前途好着呢，别把自己搭进去了。”

我没有接话。老赵说的道理我都懂，可人心里的事，哪是道理能管得住的。

秋天快结束的时候，站里安排我再去一趟青山公社，说是那边的秋收情况不太理想，要去做个调研。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心里甚至还隐隐有些期待。

这次我特意多带了些东西，除了工作上的资料，还给我爹我娘买的东西之外，另外备了一份——一包红糖，一罐猪油，还有一块的确良的布料，淡蓝色的，我觉得那个颜色配她应该很好看。

出发那天是个大晴天，秋高气爽，山路两边的树叶红了一大片，好看得很。我坐班车到了青石桥，然后沿着那条熟悉的山路往上走。走到半道上，我忽然想起上次在这里淋成落汤鸡的样子，不由得笑了出来。

到了山坳里，远远就看见了那间茅草屋。跟我记忆中的样子差不多，不同的是屋顶上多了几块新压的石头，门口晒着一些玉米棒子和干辣椒。烟囱里冒着细细的炊烟，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温暖。

我的心跳莫名地快了几分。我深吸了一口气，走过去敲了敲门。

门开了，周玉兰站在门口，看见是我，明显地愣了一下。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子挽到了胳膊肘，手里还拿着一把菜刀，大概正在切菜。阳光照在她脸上，我发现她比我记忆中要好看一些，眉目间有一种清秀的味道，只是被日晒风吹的粗糙皮肤盖住了。

“你……你怎么来了？”她的声音有些结巴，手里的菜刀都忘了放下。

“出差，路过，顺便来看看。”我说着，把带来的东西递过去，“这是上回的谢礼，这次你可不能再推了。”

周玉兰看着那些东西，又看了看我，眼睛忽然红了。她偏过头去，用袖子擦了一下眼角，然后让开身子：“进来吧，别站在门口说话。”

屋里还是原来的样子，干净整洁，一尘不染。我在板凳上坐下来，她给我倒了一碗水，然后局促地站在一边，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坐啊，这是你家，怎么反倒你站着了。”我笑着说。

她这才坐下来，但坐得很拘谨，两只手绞在一起放在膝盖上。我发现她手指上缠着一块布条，大概是切菜的时候伤着了。

“手怎么了？”

“没事，不小心切了一下。”她把手缩了缩。

我从包里翻出随身带的碘酒和纱布，走过去蹲在她面前：“我看看。”

“不用不用，真没事……”她连连摆手，但我不由分说地拉过她的手，解开了那块布条。伤口不算深，但也不浅，大概有一寸来长，还在往外渗血。我皱起了眉头，用碘酒给她消了毒，然后仔细地包扎起来。

周玉兰一动不动地坐着，手任由我摆布。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温热的，带着一种我说不清的情绪。包好之后，我抬起头，正好对上她的眼睛。她飞快地移开了目光，耳朵尖红了一片。

“谢……谢谢你。”她的声音很轻。

“这点小事，谢什么。”我站起来，回到自己的板凳上坐下。屋子里的气氛忽然变得有些微妙，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沉默了好一会儿。

最后还是周玉兰先开口了：“你这次来青山公社，要待多久？”

“大概四五天吧，要看调研的进度。”我说。

“那……你晚上住哪儿？”

“公社安排了住处，在招待所。”

“哦，那就好，招待所的条件比这里强多了。”她的语气里有一种刻意的平淡，但我总觉得那平淡底下藏着点什么。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多半是我在说，她在听。我给她讲县城里的事，讲农技站的工作，讲我爹我娘。她听得很认真，偶尔会问一两个问题，眼睛亮亮的。我发现她其实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很多事情一点就透，只是被这大山和命运困住了。

太阳偏西的时候，我起身告辞。周玉兰送我到门口，忽然叫住了我。

“小陈，你等等。”她转身跑回屋里，翻了一阵，拿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两双鞋垫，一双绣的是青松，一双绣的是兰草。针脚比供销社里卖的那些还要精细得多，一看就花了不少工夫。

“上回你托人带东西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就做了这个。”她低着头，声音有些局促，“做得不好，你别嫌弃。”

我把鞋垫收好，郑重地放进包里。“做得很好，比供销社卖的都好。”

她抬起头，冲我笑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真正笑起来的样子，眉眼弯弯的，嘴角有两个浅浅的酒窝，跟她平时那种淡淡的、带着疏离感的表情完全不同。我忽然觉得心跳漏了一拍。

“那你忙完了要是还有空，就来坐坐。”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怕被什么人听见似的。

“好，我一定来。”

从她家出来，我沿着山路往公社走。秋天的夕阳把整座山染成了金黄色，我的心里却乱成了一锅粥。我反复回想她说“来坐坐”时的表情，反复回想她手指被我握住时的温度，反复回想她笑起来的样子。

我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可我又不敢让自己想得太明白。老赵那句话一直在我耳边转——“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一个大小伙子，前途好着呢，别把自己搭进去了。”

可是脚长在我身上，它想往哪儿走，心说了算。

在青山公社的调研工作比预想的要顺利，原定五天的活三天就干得差不多了。公社书记姓马，是个热心肠的中年人，听说我是县农技站下来的，招待得格外周到，顿顿有肉有菜，还特意安排了公社最好的房间给我住。

第三天下午，我跟马书记在办公室里整理数据，他忽然问我：“小陈啊，你上次来我们青山是哪一年？”

“就是今年夏天，七月份的时候。”我说。

“七月份？”马书记想了想，忽然拍了一下大腿，“哦，是不是下暴雨那次？那次雨是真大啊，把青石桥那边的路都冲断了，我们公社组织抢险，忙活了整整两天两夜。”

“对，就是那次。”我点点头。

“那你上次来，住在哪儿？”马书记随口问了一句。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照实说了：“那次班车停运，我翻山走的小路，结果迷了路，在一个老乡家借宿了一晚。”

“哪个老乡？我看看我认不认识。”马书记来了兴致。

“是个叫周玉兰的大嫂，住在山坳那边。”

马书记的脸色变了一下，虽然只是一瞬间，但我还是捕捉到了。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语气变得有些微妙：“哦，周玉兰啊，我知道，她是我们公社的人。说起来也是个可怜人，男人走得早，一个人过日子不容易。”

“是啊，我看她家里挺困难的。”我说。

马书记看了看我，似乎想说什么，但又咽了回去。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悠悠地说：“小陈啊，我比你大几岁，托大叫你一声老弟。这个周玉兰呢，人是好人，可就是命不太好。她那个男人死了以后，村里有些风言风语的，不太好听。你一个公易友，前途好着呢，有些事情……还是注意一点好。”

这话跟老赵说得如出一辙，我心里有些不舒服，但脸上还是客客气气地应付着：“马书记说的是，我就是借宿了一晚，没什么别的。”

“那就好，那就好。”马书记打着哈哈，把话题岔开了。

可我总觉得他话里有话，尤其是说到“风言风语”的时候，那个表情明显不对劲。我当时没多问，但心里留了个疙瘩。

晚上回到招待所，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秋虫唧唧地叫着，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层银白。我想起周玉兰包扎伤口时微微颤抖的手指，想起她笑起来时嘴角的酒窝，想起她说“来坐坐”时故作平淡的语气。

我忽然意识到，我在想她。不是偶尔想起的那种想，而是一种持续的、挥之不去的、让人心慌意乱的想。

我坐起来，从包里翻出她做的那两双鞋垫，就着月光仔细地看。青松和兰草，一针一线都绣得那么认真，那么用心。她做这双鞋垫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感激？是寂寞？还是别的什么？

我把鞋垫贴在胸口，心跳得很快。二十四岁的我，从来没对哪个女人有过这样的感觉。之前也相过几次亲，都是媒人介绍的，见面客客气气，分开就忘了，连长相都记不住。可周玉兰不一样，她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地刻在我脑子里，想忘都忘不掉。

第四天上午，调研工作全部结束了。按计划我应该下午就回县城，可我鬼使神差地跟马书记说还有点私事要处理，明天再走。马书记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只是嗯了一声。

中午吃过饭，我就往山坳那边走。秋天的山路比夏天好走多了，阳光暖暖的，山风吹在脸上也不冷。我一路走一路想，见到周玉兰该说什么呢？说“我路过顺便看看”？这个借口也太拙劣了，谁会“路过”一个山坳里的小茅屋？

可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是想见她一面。

走到茅草屋前，门半掩着，里面传来轻轻的哼唱声。我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是一首我没听过的山歌，调子很简单，但从她嘴里哼出来，意外地好听。

我敲了敲门框。哼唱声戛然而止，周玉兰从里面走出来，看见是我，又是愣了一下，但这次她的眼睛里明显亮了一下。

“小陈？你怎么又来了？”话是这么说，可她已经侧身给我让了路。

“调研的事忙完了，明天就回去，走之前再来看看你。”我把早就想好的说辞搬出来，一边说一边往屋里走。

周玉兰跟在我后面，语气里带着一丝她自己大概都没察觉到的欣喜：“你来就来吧，还回回都带东西。”她指的是我手里拎的一包点心，是在公社供销社买的鸡蛋糕。

“空手上门多不好意思。”我把鸡蛋糕放在灶台上，“这个你留着慢慢吃。”

她在板凳上坐下来，看着我，忽然笑了。“小陈，你这人真有意思。”

“怎么了？”

“人家避嫌都来不及，你倒好，一趟一趟地往我这儿跑。”她的笑容里有些自嘲，“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

“说什么闲话？我行得正坐得直，怕什么。”我说得理直气壮，可心里其实有些心虚。我行的正坐的直吗？我对她真的只是普通朋友的关心吗？

周玉兰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过了一会儿，她轻轻地说：“小陈，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心善，看不得别人受苦。可是有些事你不懂，人言可畏，唾沫星子能淹死人。我一个寡妇，名声早就坏得差不多了，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可你不一样，你是公易友，前途好着呢，别为了我这种人坏了名声。”

“你这种人？你是什么人？”我的声音有些激动起来，“你勤劳能干，心地善良，一个人把日子过得整整齐齐，你比那些嚼舌根的人强一百倍一千倍！凭什么你就要低人一等？”

周玉兰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亮晶晶的，像是泪光。她张了张嘴，声音有些发抖：“小陈，你别这样说，你这样说我……我会当真的。”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灶膛里的柴火噼啪响了一声，像是什么东西裂开的声音。

我看着她的眼睛，忽然之间，所有压抑着的、不敢面对的东西全都涌了上来。我走过去，在她面前蹲下来，仰着头看着她。

“当真就当真。”我的声音有些沙哑，“玉兰，我这几个月，一直在想你。”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一颗一颗地砸在我的手背上，烫得我心口发疼。

“你……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哽咽着，“我比你大，我是个寡妇，我什么都没有，我配不上你。你爹娘要是知道了，会打死你的。”

“我今年二十四了，我自己的事自己能做主。”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还在发抖，“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只问你一句——你愿意吗？”

周玉兰哭得更厉害了，她拼命摇头，一边摇头一边往外抽手。可我握得很紧，她抽不出去。

“我不愿意。”她咬着嘴唇，一字一顿地说，“小陈，你走吧，以后别来了。”

我愣住了，手一松，她立刻站起来，转过身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

“为什么？”我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

“因为我不想害你。”她的声音从背影里传过来，闷闷的，“你值得更好的姑娘，城里姑娘，有文化的，能配得上你的。我一个山里寡妇，跟了你只会拖累你，让你被人戳脊梁骨。你现在觉得没什么，可日子长了，你就会后悔的。”

“我不会后悔！”我站起来，走到她身后，“玉兰，我不是一时冲动，我想了很久了。从七月份离开你家开始，我就一直在想你。你的鞋垫我一直带在身上，你的样子我一直记在心里。你要是嫌弃我，你就直说，可你要是为了那些闲言碎语……”

“你不懂！”她忽然转过身来，脸上全是泪，“小陈你不懂！你知道村里人是怎么说我的吗？他们说我是扫把星，克死了自己男人不算，还勾三搭四不守妇道。我家的窗户被人砸过，我养的鸡被人偷过，还有人往我门上泼过粪水！你以为那个刘德贵为什么半夜三更来查我？他就是想让全村人都以为我屋里藏着男人，好逼我就范！你跟我扯上关系，你也会被他们戳脊梁骨的！”

我听着她的话，心里的火噌噌地往上冒。我忽然明白了马书记那个微妙的表情是什么意思，也明白了老赵说的“风言风语”指的是什么。那些人对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使了多少阴损的招数，说了多少恶毒的话。

我伸出手，把她拉进了怀里。她挣扎了一下，然后就不动了，趴在我肩膀上放声大哭。那哭声像是积攒了很久很久，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我搂着她，感觉到她的身体在我怀里剧烈地颤抖，像一只受了伤的小兽。

“别怕。”我拍着她的背，一遍一遍地说，“别怕，有我呢。”

她哭了很久很久，直到嗓子都哭哑了，才慢慢停下来。她从我怀里退出来，低着头用袖子擦脸，不敢看我。

“丢人了。”她瓮声瓮气地说。

“在我面前丢人怕什么。”我笑了，从口袋里掏出手帕递给她。那手帕是我娘给我带的，洗得干干净净，叠得四四方方。她接过去，仔仔细细地把脸擦干净，又把手帕叠好，却没还给我，而是攥在手心里。

“小陈，你说的话，我记下了。”她的声音很低，但很清楚，“可我还是那句话，你先回去，好好想想，也跟你爹娘商量商量。成家是大事，不是两个人看对眼了就能成的。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能害你。”

“你又来了……”

“你先听我说完。”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红红的，但目光很坚定，“我不是要拒绝你，我是要你好好想清楚。你回去以后，要是还想娶我，你就托个正经媒人来，堂堂正正地来提亲。我周玉兰虽然命不好，可也不是随便的人。你要是真的想娶我，就得按规矩来。”

我听了这话，心里又酸又甜。酸的是她把自己放得这么低，甜的是她到底还是给了我一个准话。

“好，我答应你。”我握住她的手，“我回去就跟爹娘说，托媒人来提亲，光明正大，风风光光地把你娶进门。”

周玉兰的嘴角弯了弯，又是那种带着酒窝的笑，虽然脸上还挂着泪痕，但那个笑容比秋天的阳光还要暖。

“那你去吧，我等你的消息。”她把那只一直攥在手里的手帕塞回我手里，“这个你拿着，算是个念想。”

我低头一看，手帕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朵绣上去的小兰花，针脚细密，显然是她刚才偷偷绣的。就那么一会儿工夫，她居然能绣出一朵花来，这手艺真是绝了。

“你什么时候绣的？”我惊讶地问。

“不告诉你。”她的脸红了，转过身去不看我。

我把手帕仔细地叠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然后我又从包里拿出一支钢笔，那是我的奖品，去年站里评先进发的，我一直舍不得用。我把钢笔放在她手心里。

“这个给你，你要是想我了，就给我写信。”

她握着那支笔，像是握着什么珍贵无比的东西，用力地点了点头。

从她家出来的时候，太阳正往西边落，整座山都被晚霞染成了橘红色。我回头看了一眼，周玉兰又站在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攥着那支钢笔，贴在胸口上。

“路上小心！”她朝我喊。

“知道了！”我挥了挥手，大步往山下走。

山路弯弯曲曲，走了很远之后我回头，那个身影还站在门口，像一棵孤零零的树。我的眼眶忽然就湿了。

回到县城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我一进家门，我娘就迎上来，一边帮我拍身上的土一边念叨：“怎么去了这么久？晒黑了，也瘦了，是不是公社那边伙食不好？”

“挺好的，娘，我有话跟您说。”我把她按在椅子上坐下，又去把我爹从后院叫过来。

两个老人坐在我对面，一脸疑惑地看着我。我深吸了一口气，把在心里排练了无数遍的话说了出来。

“爹，娘，我想娶个媳妇。”

我娘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真的？哪家姑娘？多大了？干什么的？”

我爹倒是很沉得住气，只是把烟杆从嘴里拿出来，眯着眼看着我。

“她叫周玉兰，青山公社的人，今年……三十一岁。”我说出年龄的时候，声音不自觉地小了一点。

我娘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三十一？那比你大七岁啊！大一点倒也没啥，女大三抱金砖嘛。不过这姑娘怎么到现在还没嫁人？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她嫁过人，丈夫三年前出意外没了。”我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紧紧盯着我娘的反应。

果然，我娘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我爹的烟杆也停在了半空中。

“你说什么？寡妇？”我娘的声音拔高了，“望生，你是不是疯了？县里那么多好姑娘你不要，你要娶一个寡妇？”

“娘，玉兰是个好女人……”

“不行！”我娘腾地站起来，脸都气白了，“绝对不行！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供你读书，让你进了公家的门，就是让你娶一个寡妇回来的？你让你爹你娘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娘，您听我说……”

“我不听！”我娘一摆手，“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娘，就趁早死了这条心！”

我转头看我爹，希望他能说句公道话。我爹沉默了好一会儿，慢慢地把烟杆在鞋底上磕了磕，然后开了口。

“那个周玉兰，就是你上回说的那个借宿的嫂子？”

“是。”

“她知道你要娶她，她怎么说？”

“她说让我先回来跟你们商量，要是商量好了，就托媒人正经去提亲。”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她还说，要是因为我坏了名声，她会过意不去。”

我爹点了点头，又沉默了一会儿。我娘在旁边急得直跺脚：“老头子，你倒是说句话啊！”

“你着什么急。”我爹瞪了我娘一眼，然后转过头看着我，“望生，你从小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爹知道。娶媳妇是你自己的事，按理说爹不该多嘴。可你娘说得也有道理，这世道，人言可畏。你娶了一个寡妇，以后在单位里怎么做人？同事怎么看你？领导怎么看你？你想过没有？”

“我想过了。”我说，“爹，娘，你们从小就教我，做人要凭良心。玉兰她一个人在山上住了三年，被人欺负，被人泼脏水，可她从来没做过一件昧良心的事。她靠自己一双手养活自己，做的鞋垫比谁做的都好。这样的人，凭什么就低人一等？凭什么就该一辈子孤苦伶仃？”

我的声音有些发抖，但每一个字都说得掷地有声：“别人怎么说我不管，可我知道，我要是错过了她，我这辈子都会后悔。”

屋子里安静了。我娘的眼眶红了，她别过头去不看我。我爹一口一口地抽着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表情看不太分明。

过了很久很久，我爹才开口：“你既然想好了，爹也不拦你。日子是你自己过的，不是给别人看的。只要你觉得值得，爹就认这个儿媳妇。”

“老头子！”我娘急了。

“你闭嘴。”我爹难得地对我娘说了重话，“你忘了你当年嫁给我的时候了？我家一穷二白，你爹你娘也不愿意，你不还是嫁了？将心比心，寡妇怎么了？寡妇就不是人了？”

我娘被噎得说不出话来，眼圈红红地坐在那里。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握着她的手：“娘，您相信我，玉兰是个好女人，她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

我娘看了我半天，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她一边擦眼泪一边骂我：“你这个死孩子，从小就不让人省心！”

可她的语气已经软下来了。

九月十六，我爹翻黄历挑的日子，说是宜嫁娶、宜出行、百事大吉。

提前三天，我就跟站里请好了假。马书记听说我要娶周玉兰，下巴差点没掉下来，把我拉到一边说了半天，无非还是那些“寡妇门前是非多”“你前途好别自毁前程”之类的话。我耐着性子听完，客客气气地说了声谢谢马书记关心，然后转身就走了。

我娘虽然嘴上还是不情不愿的，但手脚比谁都利索，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张罗。新弹了两床棉被，棉花是她攒了两年的好棉花，又白又软。新买的床单被套是托人从市里带回来的，浅粉色底子上印着大朵的牡丹花，喜庆。我爹则把自己存了好几年的木料拿出来，请木匠打了一口新木箱和一张新桌子，算是给新房的家具。

我跟站里借了一辆自行车，又跟老赵借了一辆，两个人一人骑一辆，车后座上都绑着红绸子扎的花，一大早就往青山公社赶。我穿了那件新做的深灰色中山装，胸口别了一朵小红花，头发也用我娘的发油抹得整整齐齐的。老赵骑着车在旁边笑我：“看把你美的，娶个寡妇比人家娶大姑娘还高兴。”

我懒得理他，只顾着使劲蹬车。从县城到青山公社，骑车要将近三个小时，山路不好走，好几段都是推着车上去的。可我心里一点都不觉得累，反而急得很，恨不得长双翅膀飞过去。

到了山坳口，远远就看见了那间茅草屋。跟几个月前不一样的是，屋顶上铺了一层新茅草，墙壁也用新泥巴抹过了，门口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贴了一副红纸对联。对联上的字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自己写的，但我看得出来写得很认真。

上联是“寒窑虽破能遮雨”，下联是“真情无价可暖心”。

我心里一热，大步走过去敲门。门开了，周玉兰站在门口，穿着一件崭新的红布褂子，头发整整齐齐地盘在脑后，还别了一朵小小的红绒花。她化了淡妆，嘴唇上涂了一点红纸的颜色，整个人看起来比平时精神了许多，也年轻了许多。

她身后站着几个女人，大概是村里愿意来帮忙的，其中一个年纪大些的应该是她请的媒人。屋子里的东西都归置得整整齐齐，那只旧木箱上了锁，上面搁着一个蓝布包袱，就是她全部的家当了。

“来了？”她看见我，嘴角弯了弯，眼眶却红了。

“来了。”我说，“我来接你回家。”

旁边的媒人赶紧凑上来，按照规矩说了一通吉祥话。我恭恭敬敬地给媒人鞠了躬，又给在场的几位帮忙的婶子大嫂道了谢。然后我走到周玉兰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一条红围巾，是我娘压箱底的嫁妆，她嘴上说着不乐意，却把最好的东西拿了出来。

“这是我娘让我带给你的，她说山里风大，你围上这个，别冻着。”

周玉兰接过红围巾，手指都在发抖。她低下头把围巾系在脖子上，系了好几下才系好，然后抬起头冲我笑了一下，眼泪却掉下来了。

“走吧。”我伸出手。

她把手放进我的手心里，那只手粗糙得很，指腹上全是做针线活磨出来的老茧，可我觉得那是我握过的最温暖的手。

来帮忙搬东西的老赵和另外两个小伙子把她那只旧木箱和几个包袱绑在自行车后座上。东西不多，拢共就一辆车就装完了。周玉兰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间茅草屋，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舍不得？”我问。

她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住了好几年了，要走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说不上来。”

“以后想回来看看，我陪你来。”我说。

她转头看着我，眼睛亮亮的，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把她扶上自行车的后座，她侧坐着，一只手攥着我的衣服下摆。老赵他们在前面开路，我载着她跟在后面。自行车沿着山路往下走，秋风吹过来，她的红围巾被吹起来，飘在风里，像一面小小的旗帜。

山路上偶尔遇到几个村民，有人认出了周玉兰，站在路边指指点点的。我感觉到她攥着我衣服的手紧了紧，于是我故意骑得更稳更直，昂首挺胸地朝那些人看过去。他们反倒不好意思地别开了目光。

骑到半路上，周玉兰忽然说：“小陈，你唱个歌吧。”

“唱歌？我五音不全，怕吓着你。”

“没事，我就是想听。”她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被风吹得有些飘忽。

我想了想，扯开嗓子唱了起来：“东方红，太阳升……”

我唱得确实不好听，跑调跑得连老赵都在前面笑得差点摔下车。可周玉兰没有笑，她把脸贴在我的后背上，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微微地颤抖。

“好听。”她闷闷地说，“再唱一首。”

我就又唱了一首《南泥湾》，唱完了又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反正想到什么唱什么，山路上回荡着我五音不全的歌声和自行车的铃铛声，还有老赵他们嘻嘻哈哈的笑声。

到了县城边上，远远就看见一群人站在路口。走近了才看清，是我爹我娘和几个街坊邻居，还有站里的几个同事。我娘站在最前面，穿着一件干干净净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我把车停下来，周玉兰从后座上下来，有些紧张地站在我旁边。我握着她的手，走到我娘面前。

“娘，我把玉兰接回来了。”

周玉兰低着头，声音有些发颤：“婶……婶子好。”

我娘上下打量了她好一会儿，目光在她粗糙的手上停了停，又在她的红围巾上停了停。那条围巾是我娘的嫁妆，她当然认得。她的眼眶忽然就红了，走上前一步，握住了周玉兰的手。

“叫什么婶子，该改口了。”我娘的声音也有些发抖，“孩子，这些年……苦了你了。”

周玉兰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她张了张嘴，那声“娘”喊得又轻又哑，可所有人都听见了。我娘一把把她搂进怀里，两个女人就这么在街口抱头痛哭起来。旁边的街坊邻居们看着，有些人也跟着抹眼泪。

我爹站在后面，烟杆叼在嘴里，眼圈也红了。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但我感觉到了他手上的力道。

街坊孙大妈在旁边擦着眼泪说：“老陈家的，大喜的日子哭什么嘛，快回家快回家，新娘子该进门了！”

一行人簇拥着我们往家走。我家的院子早就布置好了，门口贴着大红喜字，院子里摆了几张桌子，上面放着瓜子花生和水果糖。虽然没有大操大办，但也算热热闹闹。

拜天地的时候，我和周玉兰并排站在一起，对着毛主席像鞠了躬，又对着我爹我娘鞠了躬。我娘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受了儿媳妇敬的茶，喝了一口，从怀里掏出一个红纸包递给周玉兰。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拿着。”

周玉兰推辞了几下，最后在我娘的坚持下收下了。后来我偷偷问她里面包了多少，她打开给我看，是一百块钱，还有一只银镯子。在那个年代，一百块钱是我爹我娘攒了好几年的积蓄，那只银镯子更是我娘的传家之物。

“娘把传家宝都给你了，看来是真喜欢你。”我说。

周玉兰把银镯子戴在手腕上，左看右看，喜欢得不行。“我会好好戴着的，一辈子都不摘。”

成亲那天晚上，送走了最后一拨客人，院子里终于安静下来。我爹我娘早早地回了自己屋，把空间留给我们。

新房里，红蜡烛烧了一半，烛光把整个屋子映得暖洋洋的。周玉兰坐在床沿上，已经换了一身碎花的睡衣，头发散开来披在肩上。我忽然发现她的头发其实很长，又黑又亮，比她平时盘起来的时候好看多了。

“看什么呢？”她被我看得不好意思了，低下头去。

“看我媳妇，真好看。”我在她旁边坐下来。

她笑了，嘴角的酒窝又露出来。“你就会说好听的。”

“我说的是实话。”我认真地看着她，“玉兰，从今天起，你就是我陈望生的人了。从今往后，有我在，谁也不能欺负你。”

她的眼眶又红了，但她没让眼泪掉下来。她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我的脸。“望生，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七月份那个暴雨夜给你开了门。”

“那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那天选了那条山路。”

我们相视而笑，然后她靠进了我的怀里。红蜡烛的火苗轻轻地晃了晃，蜡油一滴一滴地淌下来，在烛台上凝成了一个小小的红色的湖泊。

新婚第二天，我是被一阵轻微的响动吵醒的。睁开眼一看，天还没大亮，床的另一半已经空了。我披上衣服走出房门，发现厨房里亮着灯，周玉兰系着围裙在灶台前忙活，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粥，案板上已经切好了一碟咸菜，旁边还搁着几个刚蒸好的玉米面馒头。

“怎么起这么早？”我揉着眼睛走过去。

她回过头，冲我笑了一下：“习惯了，睡不着就起来把早饭做了。你去叫爹娘起来吃饭吧。”

我看着她麻利地盛粥端菜，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暖意。这个家有了女主人之后，忽然就不一样了，连灶台上的油灯都似乎比平时亮了几分。

我爹我娘起来后，看见一桌子热腾腾的早饭，我娘的嘴角明显翘了起来。她坐下来喝了一口粥，点了点头：“这粥熬得好，火候正好。”

周玉兰站在旁边，紧张得两只手绞在一起，听见婆婆夸她，脸上的笑容像花一样绽开了。

吃完饭，周玉兰抢着洗碗收拾，我娘拦了一下没拦住，也就由她去了。我爹坐在堂屋里抽旱烟，忽然跟我说：“你这媳妇，是个勤快人。”

“那是，我眼光好着呢。”我得意地说。

“少嘚瑟。”我爹瞪了我一眼，但嘴角的烟杆明显又抖了一下。

新婚第三天，按照风俗要回门。周玉兰没有娘家可回，我便提议带她去县城里逛逛。她来县城两年了，却连供销社都没去过几次，每次都是匆匆来匆匆走。听说要逛街，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把那件红布褂子又翻出来穿上，对着镜子照了半天。

“会不会太红了？人都说寡妇穿红的不吉利。”她有些不安地问我。

“你现在不是寡妇了，你是我陈望生的媳妇，想穿什么穿什么。”我把她的红围巾也拿过来，仔仔细细地给她围上。

县城不大，就两条街，但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逛一整天了。我领着周玉兰去了供销社，给她买了一双新布鞋，一件的确良的衬衫，还扯了几尺布料让她回去自己做衣裳。她每看一个价钱都要倒吸一口凉气，连连说太贵了不买了，可我不由分说地全都付了钱。

“望生，你一个月工资才三十多块钱，这么花怎么行。”她拎着东西，又高兴又心疼。

“给你花我愿意。”我拉着她的手在街上走，毫不在意路人的目光，“再说了，你这手艺这么好，做的鞋垫供销社抢着要，以后咱们家说不定还得靠你养着呢。”

她被我逗笑了，攥紧了我的手。那天中午我们没回家，在街上的一家面馆吃了一碗肉丝面。她要了最小碗的，结果吃到一半就说饱了，把剩下的半碗推给我。我知道她不是吃不下，是怕花钱，所以我故意又多要了一碗，逼着她吃完。

“你再这样我生气了。”我板着脸说。

她只好乖乖地把面吃完了，吃完后看着我，忽然噗嗤一声笑了。“望生，你板着脸的样子一点都不吓人。”

“谁说的，我单位里的小年轻都怕我。”我不服气。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在家是什么样子。”她的眼睛弯弯的，“你在家啊，就像一只纸老虎。”

我被她说得没了脾气，自己也跟着笑起来。

新婚第四天，我开始回站里上班。出门的时候，周玉兰站在门口送我，手里拿着我的饭盒，里面装着她一大早就起来做的午饭。

“路上小心，下班早点回来。”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自然得像已经说了很多年。

我接过饭盒，在她脸上飞快地亲了一下，把她羞得满脸通红，赶紧缩回门里去了。我骑在自行车上，一边蹬一边笑，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

到了站里，同事们看我的眼神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有几个关系好的凑上来嘻嘻哈哈地讨喜糖，我早有准备，从兜里掏出一把水果糖分给他们。但也有几个年纪大些的，看我的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像是在替我惋惜，又像是在等着看笑话。

下午的时候，站长把我叫到了办公室。站长姓吴，五十来岁，是个转业军人，平时对我还算不错。

“小陈啊，新婚大喜。”吴站长先客气了一句，然后话锋一转，“不过有件事我得跟你提个醒。你娶的这个媳妇呢，我打听过了，是个寡妇，在青山公社那边名声不太好。你知道咱们站虽然是技术单位，但也得注意影响。你的工作能力我是认可的，本来年底评先进，你的名字我已经报上去了。可现在这个情况……”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我的心沉了一下，但脸上还是保持着平静。

“站长，我娶媳妇是我的私事，跟工作没关系吧？”我说。

“道理是这个道理，可人言可畏嘛。”吴站长叹了口气，“小陈，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是个有本事的年轻人，前途好着呢，可别因为这种事耽误了。先进的事我先帮你压一压，等风声过了再说。”

从站长办公室出来，我在走廊里站了好一会儿。走廊尽头的窗户外面，院子里的梧桐树叶子都快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看起来有些萧瑟。

我深吸了一口气，把心里的那点不舒服压了下去。没关系，先进不先进的不重要，只要能把工作干好，迟早会证明自己的。我这么安慰自己。

下班回到家，周玉兰已经做好了一桌子菜等着我。红烧肉、炒青菜、鸡蛋汤，还有一碟她自己腌的萝卜条。我一进门就闻到了香味，肚子立刻咕咕叫起来。

“回来了？快去洗手吃饭。”她从厨房里探出头来，脸上沾了一点锅灰，看起来可爱极了。

我洗了手坐下来，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肉炖得很烂，肥而不腻，味道比我娘做的还好。我连着吃了三块，才放下筷子。

“怎么样？好吃吗？”她期待地看着我。

“好吃，太好吃了。”我由衷地赞叹，“你这手艺，开饭馆都够了。”

她被我夸得不好意思了，低下头扒饭，嘴角却翘得老高。

吃完饭，我帮我娘收拾碗筷，周玉兰抢着洗碗。我娘把她推出厨房，说：“你做饭，我洗碗，咱家分工明确，不许抢。”

周玉兰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婆婆麻利的背影，眼眶又红了。我知道她这是高兴的，她一个人过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人跟她抢过洗碗，从来没有。

晚上躺在床上，我把今天站里的事跟她说了。她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说：“是我连累你了。”

“说什么呢。”我把她搂过来，“什么先进不先进的，我不稀罕。只要你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她把脸埋在我胸口，闷闷地说：“望生，我一定会好好的，不会让你后悔娶了我。”

“我从来没后悔过，以后也不会。”我拍着她的背，像拍一个受了惊的孩子。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周玉兰很快就在我们那条街上站稳了脚跟，她手脚勤快，见人就打招呼，东家借棵葱西家还头蒜，没几天就跟街坊邻居们混熟了。我娘一开始还担心儿媳妇不会处邻里关系，结果发现完全是自己多虑了。

周玉兰做的鞋垫更是成了街坊们争相来讨的稀罕物件。她手巧，绣出来的花样又新鲜又好看，比供销社卖的还强。隔壁孙大妈拿了两双走，第二天又带了三个老易友来。周玉兰来者不拒，谁要都给做，一分钱不收。

我娘看不下去了，把她拉到一边：“你这孩子，做鞋垫多费工夫啊，你好歹收点钱，贴补家用。”

周玉兰笑着说：“娘，都是街坊邻居的，收钱多见外。再说了，他们对我好，我心里高兴，做几双鞋垫算什么。”

我娘说不动她，只好由她去了。倒是那帮街坊们不好意思白拿，今天这个送一篮鸡蛋，明天那个送几棵白菜，后天又有人送来一罐自己腌的咸菜。我们家的饭桌上反倒比以前丰盛了许多。

有一天晚上，周玉兰坐在煤油灯下绣鞋垫，我在旁边看书。她忽然放下针线，看着我说：“望生，你说我去供销社问问，能不能接点绣花的活回来做？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能挣一点是一点。”

我放下书，认真地看着她：“你不是闲着，你每天做饭洗衣打扫，比我上班还累。”

“那点活算什么，我一个人住的时候也干，不累。”她拉着我的手，“你就让我试试嘛，能做就做，不能做就算了。”

我知道她的脾气，看着温温柔柔的，其实倔得很，决定了的事谁也拦不住。第二天我就陪她去了供销社，找了收购组的主任。主任看了看她带来的样品，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这手艺好啊！你等着，我给我们主任看。”他拿着鞋垫进了里屋，过了一会儿出来，脸上带着笑，“我们主任说了，你做的鞋垫按三毛五收，比别人的高五分钱。你要是能做绣花手帕和枕套，价钱更高。”

周玉兰高兴坏了，出了供销社的门就拉着我的手蹦了一下，蹦完才意识到自己在大街上，赶紧红着脸松开手。我看着她的样子，心里又暖又酸。这个女人，一点点甜头就能高兴成这样，她以前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啊。

从那以后，周玉兰白天做完家务，晚上就在灯下绣花。她的手是真的快，一晚上能绣好几块手帕，针脚又快又匀。我在旁边看书，她在旁边绣花，煤油灯的光昏昏黄黄的，照着她专注的侧脸，那是我记忆中最安宁的画面。

半个月后，周玉兰赚到了第一笔钱，七块八角五分。她攥着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在屋里转了好几圈，不知道该把钱藏在哪儿好。最后她把钱分成两份，五块交给我娘做家用，剩下的两块八角五分小心翼翼地包在手帕里，塞进枕头底下。

“这是我自己挣的。”她趴在我耳边说，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骄傲。

我侧过身看着她，她眼睛亮晶晶的，像藏着两颗小星星。我忽然觉得，这个女人越来越不一样了。她不再是那个在暴雨夜里瑟缩着说“别点灯”的寡妇了，她在一点点地发光，一点一点地变成她自己。

秋天过完就是冬天，一九七八年的春节快到了。

这是我娶了周玉兰之后过的第一个年，我娘格外重视，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张罗年货。蒸年糕、炸丸子、腌腊肉，院子里挂了一长串，看着就喜庆。周玉兰跟着忙前忙后，学着我娘的手艺，两个人有商有量的，处得跟亲母女似的。

腊月二十八那天，我在院子里劈柴，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个穿军装的年轻人，二十出头的样子，个子不高但很精神，背着个军用背包，脸被寒风吹得通红。

“请问，这是陈望生家吗？”他说话带着一点外地口音。

“是我，你是……”

“我是周建国，周玉兰的弟弟。”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我姐写信跟我说她嫁到这儿来了，我请了探亲假，过来看看。”

我赶紧把他让进屋里，朝厨房喊：“玉兰！玉兰！你看看谁来了！”

周玉兰从厨房里出来，围裙还系在腰上，手上沾着面粉。她看见院子里站着的年轻人，整个人都愣住了，然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扑上去抱住了他。

“建国！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部队吗？”她又哭又笑，拉着弟弟的手不肯松开，上下打量着他，“高了，黑了，也壮了。”

“姐，你先别哭了，让我把包放下。”周建国被他姐哭得不好意思了，挠了挠头，“这位是我姐夫吧？”

“对对对，这是你姐夫，陈望生。”周玉兰赶紧擦干眼泪，把我拉过来，“望生，这是我弟弟建国，我跟你说过的。”

我伸出手跟他握了握，他的手很有力，到底是当兵的人。我爹我娘也从屋里出来了，一见是亲家弟弟，热情得不得了，我娘张罗着要多做几个菜，我爹则拉着周建国在堂屋里坐下，问他部队上的事。

周建国是个爽快人，说话不拐弯抹角。他看了看我们家的房子，又看了看他姐的脸色，忽然站起来，朝我爹我娘深深地鞠了一躬。

“叔，婶，我姐这些年不容易，我在部队也照顾不上她。她嫁到你们家，是她的福气。我替我爹我娘谢谢你们了。”

我娘赶紧扶他起来，眼圈又红了：“这孩子，说什么谢不谢的，玉兰是我们陈家的儿媳妇，我们不疼她疼谁。”

晚上吃饭的时候，周建国喝了两杯酒，话匣子就打开了。他说起小时候跟姐姐的事，说周玉兰七八岁就学会了做饭，爹娘下地干活，她就在家带他，给他缝衣服、做鞋子，有一口好吃的都留给他。

“我姐那时候手巧，村里人都知道。她给我做的那双布鞋，我穿到部队去，战友们都问我在哪儿买的。”周建国说着说着，声音有些哽，“后来我爹没了，我想退伍回来照顾她，她不让我回，说我在部队有前途，别为了她耽误了。”

周玉兰在旁边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碗里。

“姐，你别哭了。”周建国放下筷子，拉住他姐的手，“以前是你照顾我，现在我有出息了，该我照顾你了。以后谁要是欺负你，我第一个不答应。”

那天晚上，周建国喝多了，我扶他去客房睡下。回到自己屋里，周玉兰还坐在床沿上发呆。

“怎么了？弟弟回来不高兴？”我在她旁边坐下来。

“高兴，特别高兴。”她靠在我肩膀上，“就是觉得……像做梦一样。以前我一个人住在那间茅草屋里，过年过节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现在我有你，有爹娘，建国也回来了。我有时候真怕这是一场梦，醒了就什么都没了。”

“那你掐我一下，看疼不疼。”我把胳膊伸过去。

她轻轻地拍了我一下，破涕为笑。“傻子。”

“不是梦。”我把她搂进怀里，“是真的，都是真的。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春节过后，周建国回了部队。临走前，他把一个信封塞给我，里面是一百块钱。

“建国，你这是干什么？”我赶紧推回去。

“姐夫，你听我说。”他把信封又按回我手里，“这些年我姐吃了多少苦，我心里清楚。她在信里总说一切都好，可我知道她是报喜不报忧。现在她跟了你，我看得出来她是真的开心。这一百块钱是我攒的津贴，你拿着，给我姐买点好吃的穿的，别让她再苦着自己。”

“这钱我不能收，你姐我会照顾好的……”

“姐夫！”周建国板起脸来，那架势还真有几分军人的威严，“这是我当弟弟的一点心意，你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我只好把钱收下了。后来我把这事告诉周玉兰，她拿着那个信封看了半天，眼泪又掉了下来。“这个傻小子，部队的津贴那么少，他攒多久才能攒一百块啊。”

“要不我们给他寄回去？”

“不用，寄回去他该生气了。”她把信封仔细地收好，放在那只旧木箱的最底层，“这钱咱们不动，等将来他娶媳妇的时候，我给他添上。”

开春以后，站里的工作忙了起来。县里要推广新的水稻种植技术，我被派到各个公社去做技术指导，三天两头不着家。每次出差回来，周玉兰都会给我做一大桌子菜，把我当猪一样喂。我笑她，她就说我在外面吃不好睡不好，得补回来。

四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我下乡回来，一进家门就觉得气氛不对。周玉兰的眼圈是红的，我娘的脸色也不太好看，我爹坐在堂屋里抽烟，烟杆叼在嘴里，半天没动一下。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放下包，走到周玉兰身边。

她低着头不说话，嘴唇抿得紧紧的。我娘在旁边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还不是那个姓刘的，欺人太甚！”

“哪个姓刘的？”

“刘德贵！你媳妇以前那个村的民兵连长。”我娘越说越气，“他今天跑到县里来，逢人就说你媳妇的坏话，什么难听说什么！还跑到我们街上来，站在巷子口嚷嚷，说你媳妇克夫命，谁娶谁倒霉！”

我脑子嗡的一声，血一下子就涌上来了。“人呢？他人在哪儿？”

“被老赵他们轰走了。”我爹终于开口了，声音沉沉的，“你媳妇的脸都让他丢尽了，街坊邻居们倒是没说什么，可这种事情传出去，总归不好听。”

我转身就往外走。周玉兰一把拉住我，急得声音都变了：“望生！你别去！你去了就中了他的计了！他就是想看你急，你一急他就更有话说了！”

“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吼道。

“不算了还能怎样？打他一顿？打了他你也要坐牢，到时候吃亏的还是咱们。”她死死地拽着我的胳膊，“望生，我求你了，就当被狗咬了一口，咱们忍了行不行？”

我咬着牙，胸口像是有一团火在烧，烧得我五脏六腑都在疼。我知道她说得对，我一个公易友，要是动手打了人，工作保不住不说，说不定还要吃官司。可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媳妇被人这么欺负，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周玉兰也没睡，她的手一直攥着我的衣角，像是怕我半夜跑出去找人拼命似的。

黑暗中，她轻轻地说：“望生，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你道什么歉，又不是你的错。”我把她的手握在手心里，“是我没本事，连自己的媳妇都护不住。”

“你已经很好了，真的。”她的声音有些发颤，“以前这种事我遇上过多少回了，从来没人替我出头。今天爹娘和街坊们都帮着我说话，我已经很知足了。那个刘德贵，他就是看我嫁了人过得好，心里不痛快。他越是这样，我越要把日子过好，气死他。”

我被她这话逗得笑了一下，心里的那股邪火也消了几分。我把她拉过来，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

“玉兰，你说得对。咱们把日子过好了，就是对他最好的回击。”

事情过去没几天，刘德贵就没再来闹了。后来我听说，是老赵带着几个街坊专门去了一趟青山公社，找到了公社的马书记，把这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马书记虽然之前对我和周玉兰的婚事不太看好，但好歹是个明事理的人，当下就把刘德贵叫去训了一顿，撤了他的民兵连长职务。

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站里上班。老赵专门骑车过来告诉我，说完还拍了拍我的肩膀：“小陈，这下你可以放心了，那老小子再也不敢来闹了。”

我重重地握了握他的手，什么也没说。有些话，不必说出口。

回到家，我把消息告诉了周玉兰。她听完，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忽然捂着脸哭了。那眼泪里，有委屈，有痛快，更多的是这些年来积攒下来的所有不甘。

“好了，都过去了。”我把她揽进怀里，“以后谁也不敢欺负你了。”

转眼到了一九七八年的秋天。我们结婚已经一年了。

这一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周玉兰的绣活在县城里出了名，供销社特意给她立了个专门的收购档，价格比别人的高出不少。她每个月能挣十几块钱，比我工资的一半还多。她用挣来的钱给我爹买了一件新棉袄，给我娘买了一条毛线围巾，给我买了一块手表。

“你给自己也买点什么。”我说。

“我有吃有穿的，什么都不缺。”她把表戴在我手腕上，左看右看，“嗯，真好看，我男人就是好看。”

表是上海牌的，一百二十块，她攒了整整三个月的绣花钱。我心疼得不行，她却说这是她这辈子最心甘情愿花的一笔钱。

除了绣活，周玉兰还在院子里种了一小块菜地。她是个种地的能手，种的菜比别人家的都水灵。豆角爬满了架，西红柿红彤彤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她每天傍晚浇菜的时候，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山歌，声音轻轻的，像怕吵到别人似的。

我娘逢人就夸儿媳妇能干，说得最多的就是“我家玉兰啊”开头的话。街坊邻居们都笑她，说她以前不是不乐意吗，现在怎么比疼亲闺女还疼。我娘被说急了就板起脸来：“我什么时候不乐意了？我一直都很乐意的！”

秋天过了一半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周玉兰起来做早饭，刚走到灶台前就扶着墙干呕起来。我娘看见了，赶紧过去扶她，问她怎么了。周玉兰说可能是吃坏肚子了，没什么大事。

可我娘的眼睛却亮了。她拉着周玉兰坐下，问了好些问题，然后一拍大腿，笑得合不拢嘴：“傻孩子，你这不是吃坏肚子，你这是有了！”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周玉兰怀孕了。

我当爸爸了！

我开始想，想周玉兰当年在那间漏雨的茅草屋里，浑身湿透地缩在墙角，外面是刘德贵带着人乒乒乓乓地砸门。她一个人，连盏灯都不敢点。

又想起新婚那天，她穿着红布褂子坐在床沿上，跟我说“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那个暴雨夜给你开了门”。

我还想起她站在供销社门口，攥着那七块八角五分钱，眼睛亮晶晶地跟我说“这是我自己挣的”。

现在，她要做妈妈了。

她肚子里是我的孩子，我们两个人的孩子。

“望生？”周玉兰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你在想什么？”

我转过头，看着她站在秋日的阳光里，肚子还没有显怀，但她的手已经不自觉地搭在小腹上。阳光照在她脸上，暖洋洋的。

“我在想，”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

她笑了，嘴角的酒窝又露了出来。那笑容，一如一年前她在山坳里对我笑时的模样。

秋风吹过来，院子里的梧桐树沙沙作响，几片金黄的叶子打着旋儿落下来，落在她的头发上，落在我的肩膀上，落在这个安安静静的小院子里。我伸手帮她摘掉头发上的落叶，她顺势握住了我的手，用力攥了攥。

远处传来供销社的广播声，模模糊糊的，听不清在放什么歌。街上有人在叫卖豆腐，叮叮当当的自行车铃声，孩子们笑闹着跑过巷口。所有声音混在一起，是人间最普通的烟火气息。

我忽然觉得，日子就该是这样的。有苦有甜，有泪有笑，有一间遮风挡雨的房子，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

周玉兰推了推我：“回屋吧，起风了，冷。”

“嗯。”我应着，却没有动。

她又推了我一下，这回力气大了些：“走啊，愣什么呢。”

我笑了，搂着她的肩膀往屋里走。她的肩膀还是那么瘦，硌手，但我搂着，觉得踏实。

院子里安静下来。梧桐树还在沙沙地响，灶台上还炖着晚上的粥，热气从厨房门缝里钻出来，散在秋天的风里。

这就是日子。

再普通不过的日子，再寻常不过的日子，却是我们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走到一起的日子。

晚饭的时候，我娘又给周玉兰夹了满满一碗菜。

周玉兰看着碗里堆得跟小山似的菜，有些为难地看着我。

我冲她挤挤眼睛：“吃吧，娘给你夹的。”

她无奈地笑了笑，低下头小口小口地吃了起来。

饭桌上，我爹难得地开了口：“过了年，把东边那间厢房收拾出来，给孩子用。”

我娘立刻接话：“我早就想说了，那间房空着也是空着，正好给孩子当……”

两个老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起来，孩子还没出生呢，他们就已经规划到上学娶媳妇了。周玉兰听着听着，眼眶又红了。

她在桌子底下悄悄地握住了我的手。

手指还是那么凉。可我知道，她的心是热的。

我也是。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