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出售国企股票增加财政支出，对中国日益膨胀的政府债有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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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26年印度通过减持10家国企股票筹集65亿美元非债务资金，缓解财政压力并支撑支出。对比中国政府债务快速攀升、杠杆率显著上升的现状，文章指出出售国企股权获取非债务收入，或比单纯加杠杆更能兼顾增长与风险，关键在于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一、2026年印度减持了10家国企股票，筹集了65亿美元资金。

2026年，印度政府加快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减持。截至目前，已对10家国有企业实施减持，累计筹集超过6200亿卢比（约65亿美元）的非债务资本。这是近年来印度政府在资产出售方面较为集中的一次行动。

驱动这一举措的背景，是经济增长与财政约束之间的张力。作为大型经济体中增速较快的国家，印度既要维持增长动能以吸引全球资本，又面临通胀压力与财政空间收窄的现实。单纯依赖扩大赤字或增加借贷，容易削弱市场信心。在此情况下，出售国有企业股份成为补充资金的重要途径。

具体操作中，政府已减持科钦造船厂、印度铁路金融公司、NHPC、印度煤炭公司等多家企业股份。8月5日完成的印度人寿保险公司（LIC）6.5%股份拍卖，单笔募资约33亿美元，并以约10%的折扣吸引买家，认购踊跃。据市场数据，除LIC外，其余9家企业减持合计筹集近2700亿卢比（约28亿美元），创下十多年来年度减持收入较高水平。LIC一笔交易已显著超过此前累计规模，显示出政府正更积极地通过非债务渠道筹资。

印度法律规定上市国企政府持股比例有上限，减持在合规层面本有必要。但自2019财年以来，因财政状况相对宽松，目标完成情况并不理想。2026年交易量明显上升，与财政赤字扩大风险直接相关。全年目标设定为通过减持筹集约8000亿卢比（约84亿美元），目前已完成超过77%。剩余数月内仍需筹集约19亿美元方可达标。这些资金在宏观经济逆风加大时，对维持支出与增长预期具有实际支撑作用。

总体来看，印度正通过市场化减持，将国有资产转化为可用财力，在不直接推高债务余额的前提下，为财政支出提供缓冲。

二、印度出售国企股权获取资金的主要用途是增加财政支出。

减持所得资金的核心用途，是在不显著扩大债务的前提下支持财政支出。渣打银行印度经济研究负责人指出，当补贴负担上升、收入面临下行压力时，利用减持收入是较为务实的策略。

数据显示，截至6月季度，印度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达374亿美元；截至6月底财政赤字约3.1万亿卢比，占2027年3月结束财年预算估算的18.2%。同时出现外国投资者资本外流，推高货币贬值压力并收紧国内金融条件。

牛津经济研究认为，加速减持国企股权反映出印度财政压力加大，这些非债务收入有助于在保持财政支出增长的情况下，减轻控制赤字目标的难度。

花旗报告亦将此视为有利措施：印度2026年的燃料、食品和化肥补贴同比增长37%，但政府的资本支出并未明显收缩，部分正是依靠减持获得的非债务资金支撑。

穆迪评级相关分析指出，减持国企股份收益高于预期，有助于缓解印度2025年9月商品及服务税（GST）下调带来的压力，以及应对外部冲击的相关成本。GST简化为两档税率后，印度预计净税收损失约5760亿卢比，相当于当年GDP的0.16%。减持国企股权获得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这一缺口。

非债务收入的特点在于，它不增加未来偿还义务，直接补充当期可用财力。印度此前在财政较为宽松时对减持目标执行不力，当前加大力度，本质上是应对收入与支出两端压力的主动调整。通过将存量国有资产部分变现，政府得以在维持必要支出的同时，避免债务过快累积，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相对稳定的财政环境。

这一做法表明，当常规财政收入增速不足以匹配支出需求时，市场化处置国有股权可以成为补充手段，而不是单纯依赖借贷扩张。

三、与印度愿意通过出售国企股权支持政府支出的思路不同，中国政府主要通过增加债务来支持财政支出。

与印度侧重非债务筹资不同，中国近年来更多通过增加政府债务来支撑财政支出与投资。过去数十年，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与出口，资源持续向政府和国有企业倾斜，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一模式在推动产业政策、维持一定增速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也伴随结构问题：供给相对偏强、需求偏弱，国企与民企、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力量对比有所失衡，内生增长动力对高负债、高投入的依赖上升。

从IMF的公开数据看，2016年至2025年，印度GDP累计增长约128.1%，政府债务累计增长约174.7%，杠杆率从约69.8%升至约84.1%，增幅约20.5%，疫情后杠杆率总体缓降。

同期中国GDP累计增长约84.3%，政府债务累计增长约265.5%，杠杆率从约50%升至约99.2%，增幅约98.4%。

按国内口径，2026年上半年中国政府债务约103.85万亿元，杠杆率约72%；若按更广口径纳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息负债，规模约171.35万亿元，杠杆率超过119%。债务扩张速度快于经济增长，边际效应有所递减。

有许多专家、研究人员认为，中国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债务，可通过延期、置换、降息等方式缓释，中央政府融资成本更低、调节能力更强，债务规模多大都没有风险，并认为日本的政府债务规模更大。但他们忽略了：

第一，日本政府债务率长期处于高位，但因债权人结构以国内为主、生产率与制度环境支撑较强，不太可能出现典型危机。而我国地方政府债因为屡现风险，被迫多次通过债务置换将地方短期高息债务转换为长期低成本债券，以时间换空间。

第二，债务可以延期，却无法凭空消失。最终仍需通过财政收入、经济增长或资产收益消化。债务是否安全的核心在于债务创造的资产价值能否覆盖成本。若主要用于低效率项目，即使账面压力暂缓，经济成本依然存在，并可能通过财政空间挤压、对民企融资的挤出、或通胀稀释等方式，传导至更广经济主体。

第三，债务增长长期超过经济增长时，未来必然需要将更多资源用于偿还既有债务，效率下降成为真正约束。

四、面对不断攀升的政府债务，借鉴印度出售国企股权或许比继续增加政府债效果更好。

我国政府债务持续攀升的现实，要求更加重视资金使用效率与筹资方式的多元化。印度通过减持国企股份获取非债务收入、支撑必要支出的做法，提供了一种可对照的思路：在财政压力加大时，优先盘活存量国有资产，而非单纯依赖新增债务。

出售股权的直接好处在于，资金不增加未来还本付息负担，有助于控制杠杆率上升速度，同时为资本支出和关键补贴提供缓冲。与继续依赖债务扩张对比，减持国企股权获得收入，自然有利于财政与经济的可持续性。

结合中国实际，若能在合规、透明的前提下，对部分竞争领域或持股比例偏高的国有企业实施有序减持，既可充实财政，也可促进股权结构优化与治理改善，减少对信贷资源的过度占用。

当然，借鉴并非简单复制。中国国有企业规模更大、功能定位更复杂，减持需兼顾产业安全、就业与市场稳定。更关键的是，无论资金来自减持还是债务，都必须将公共资金投向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强内需与创新的方向。低回报重复建设只会加剧债务负担；财政对产业过多的投入将加剧供给过剩。只有将公共资金投入民生改善和科技创新，才可能让债务或股权变现转化为可持续增长动力。

政府债的扩张并非没有约束，最终约束标准是债务推动经济增长的效率。很显然，最近10年265.5%的政府债增幅仅换来84.3%的GDP增长，债务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正在显著地边际递减。

因此，面对不断累积的政府债务，适度引入市场化资产处置、获取非债务收入，或比单纯加杠杆更能在增长与风险之间取得更好平衡。

印度选择在财政压力加大时出售资产而非继续举债，本质上是一种对债务效率的清醒认知——当借钱投资的回报不足以覆盖成本时，停下来变卖一些“家底”渡过难关，比继续借钱“抄底”更理性。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