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死了。
肺癌。
从查出到走,三个月零七天。
享年七十九。
消息在小区传开的时候,我正在阳台上浇花,楼下王阿姨仰头冲我喊了一嗓子:“小陈你听说了没?老周没了!肺癌!”
水壶差点脱手。
我愣了几秒,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念头不是“节哀”,不是“太突然了”,而是——老周抽了一辈子烟,一天两包,雷打不动。
他活了七十九。
隔壁单元的李叔,不抽烟,不喝酒,每天晨跑,五十八岁那年查出肝癌,两个月人就没了。
你说这事找谁说理去?
我把水壶搁下,擦了擦手,坐在沙发上发了会儿呆。
手机震了一下,是小区业主群,消息已经炸了。有人发了老周生前的照片,配了一句话:“周师傅一路走好。”底下跟了一串蜡烛表情,整整齐齐,像是提前排练好的。
我没跟。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照片里的老周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坐在小区凉亭的石凳上,手里夹着烟,眯着眼,嘴角微微上翘,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那根烟燃了一半,烟灰老长,将掉未掉。
这张照片我太熟了,就是去年夏天拍的。
那天我下班回来,他喊我过去坐,给我递了根烟。我说我不抽,他笑了笑,自己点上,深吸一口,吐出一团浓重的白雾,然后慢悠悠地说:“小周啊,你这辈子不抽烟,少活十年。”
我当时觉得他在开玩笑。
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真这么想。
老周这个人,一辈子没什么大起大落,退休前是厂里的维修工,退休后最大的爱好就是坐在凉亭里抽烟、下棋、跟人吹牛。他说话嗓门大,笑起来整条街都能听见,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跟谁都吵过架,但跟谁都能第二天就勾肩搭背。
他是那种典型的、你身边一定会有的那种老头。
粗粝,鲜活,浑身烟味儿,满嘴跑火车,但人不坏。
他抽烟这事,全小区都知道。他老伴为这事跟他吵了几十年,儿子女儿也劝,劝不动。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每次有人跟他说抽烟有害健康,他就瞪着眼,掰着手指头跟你算:“你看啊,我大爷,抽了一辈子,活到八十六。我二舅,烟酒不沾,五十出头就走了。我三叔,戒了烟,结果戒完第二年查出胃癌。你说这玩意儿,跟抽烟有关系吗?有吗?”
他说话的时候会用手里的烟点你的方向,烟灰簌簌往下掉。
你没法跟他辩论。
因为他说的都是真的。
他大爷确实活了八十六,他二舅确实五十就走了,他三叔确实戒完烟就查出了胃癌。
这些都是真人真事,不是他编的。
所以他理直气壮。
所以每次有人劝他戒烟,他都能把人说得哑口无言。
直到去年冬天。
那天特别冷,他咳得厉害,咳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老伴硬拉着他去了医院。拍了片子,做了检查,医生说肺上有阴影,建议进一步检查。
他没当回事。
“阴影?我抽了五十年烟,肺上没阴影才怪了。”他坐在凉亭里,跟棋友老刘这么说,一边说一边咳,咳完了还笑,“医生就爱吓唬人,吓唬完了好让你花钱。”
老刘说那你还是去查查吧。
他说查什么查,查出来又怎么样?真要是那什么,我也不治,该吃吃该喝喝,该抽抽。
他说到做到。
他继续抽。
一包不够就一包半,一包半不够就两包。
他老伴气得摔了他好几包烟,他第二天照买不误。
后来进一步检查的结果出来了。
肺癌。
晚期。
医生说,已经扩散了,手术意义不大,建议保守治疗。
老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刚好在走廊里碰见他。他从诊室出来,脸上的表情很平静,甚至带着点淡淡的笑。他看见我,冲我点了点头,然后走到医院门口,从兜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
动作很慢。
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吸了一口,吐出来,然后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烟,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说:“小周啊,你说,是不是它来讨债了?”
我没说话。
他又吸了一口,把烟头摁灭在垃圾桶上,扔进去,拍了拍手,转身走了。
背影佝偻,步伐很慢,但很稳。
那天起,老周就很少在凉亭里出现了。
我偶尔能看见他,穿着那件灰色夹克,一个人坐在楼下的长椅上,也不下棋了,也不跟人吹牛了,就那么静静地坐着,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下午。
他瘦得很快。
先是脸凹下去,然后是整个人缩水了一样,原本挺壮实的一个人,两个月不到就瘦得脱了形。
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盖着被子,眼睛半睁着,听见我进来,动了动手指头,算是打了招呼。
他老伴在旁边抹眼泪,跟我说:“他不吃东西,什么都吃不下,就喝点水。”
我不知道说什么,就站在那,看着他。
他忽然开口了,声音很轻,很哑,像是砂纸在刮木头:“小周,你信命吗?”
我说:“不太信。”
他笑了,笑得很吃力,嘴角扯动了一下,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我也不信,”他说,“但有时候想想,好像不信也不行。”
他咳了两声,缓了缓,继续说:“我抽了五十年,一天两包,算下来,少说也有三十多万根烟了。三十多万根。每一根我都记得,每一根我都觉得没事。”
他闭上眼睛,停顿了很久。
我以为他睡着了。
但他又开口了。
“可是它们都记着呢。三十多万根,一根都没忘。”
他走了。
走的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照进病房,照在他脸上。
他老伴说,他最后一句话是:“给我点一根。”
没人给他点。
他已经不能抽了。
他走的时候,床头柜上放着一包没拆封的烟,是他儿子放在那的。他儿子说,爸,你好了就能抽了。
他没等到那个“好了”。
老周走后,小区里关于他的讨论持续了好几天。凉亭里的棋局照常进行,只是少了一个人。老刘坐在老周常坐的位置上,一边下棋一边跟人说:“老周这个人啊,就是太倔,早几年戒了,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
旁边有人接话:“也不一定,你看老孙,戒了烟,没两年也走了。”
老刘说:“那是老孙命不好。”
那人就说:“那老周也是命不好?”
老刘不说话了。
我站在旁边,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问题。
一百五十三个抽烟抽到七十九岁的人,到底会有几个得肺癌?
这个数字,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老周是其中一个。
也许多数人不会。
也许少数人会。
但问题在于,你敢赌吗?
你敢赌自己是那一百五十三个里的大多数,还是那少数?
老周赌了一辈子。
最后,他输了。
我回到家,打开电脑,想写点什么。手指放在键盘上,却一个字都敲不出来。脑子里全是老周坐在凉亭里抽烟的样子,眯着眼,嘴角带笑,烟雾缭绕,像是整个人都融进了那团灰白色的雾里。
然后我想起他最后那句话。
“三十多万根,一根都没少。”
这句话像根刺,扎在脑子里,拔都拔不掉。
老周的故事,其实没多复杂。一个抽了一辈子烟的老头,最后得了肺癌,死了。这种故事每天都有,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小区都有。
但当你真的认识这个人,真的见过他抽烟的样子,真的听过他说话,真的看着他从生龙活虎到形销骨立,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数据是冰冷的。
一百五十三个里几个得肺癌,那只是一个百分比。
但落在具体的人身上,就是百分之百。
老周就是那个百分之百。
后来有一天,我在楼下碰见老刘。老刘一个人在凉亭里坐着,面前摆着棋盘,没有对手。他看见我,招了招手,说:“小周,过来坐。”
我走过去,坐在老周以前常坐的那个石凳上。
老刘从兜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我。
我摆了摆手。
老刘笑了笑,自己点上,吸了一口,然后看着棋盘,像是在自言自语。
“你说老周,他要是没抽那么多烟,会不会还活着?”
我说:“不知道。”
老刘点点头,吐出一口烟,说:“是啊,谁也不知道。”
他顿了顿,又说:“但我知道一件事。”
“什么?”
“他要是没抽那么多烟,他活着的时候,会少很多快乐。”
老刘说这句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不像是开玩笑。
“老周这个人,没什么爱好,就爱抽两口。你让他戒了,他活着还有啥意思?他活着的时候,抽烟是真的。他死的时候,肺癌也是真的。你不能只认一个。”
我听着,没说话。
老刘把烟头掐灭,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说:“走了,回家吃饭。”
他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小周,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是活长点好,还是活得痛快点好?”
我张了张嘴,没答上来。
老刘笑了笑,转身走了。
我坐在凉亭里,看着棋盘上的残局,发了很久的呆。
风吹过来,带着隔壁楼炒菜的油烟味,还有不知道从哪儿飘来的一缕烟味。
我忽然想起来,老周以前说过一句话。
他说:“人这一辈子,就是一口气的事。”
他说的那口气,是烟。
也是命。
老周走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我去墓园看他。
那天下了点小雨,不大,细密密的,打在脸上凉丝丝的。我没打伞,沿着台阶往上走,手里拎了一兜橘子——老周生前爱吃橘子,说解烟毒。
他老伴带着儿子儿媳先到了,墓碑前摆着几碟供品,还有一瓶酒。他老伴看见我,点了点头,眼眶红红的,没说话。
他儿子蹲在墓碑前,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拆开,抽出一根,用打火机点上,然后小心地立在墓碑前的香炉旁边。
烟燃着,细细的白烟升起来,被雨雾裹着,很快就散了。
他儿子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爸,给你点上。”
他老伴在旁边说:“人都走了,还给他点。”
语气里带着埋怨,但更多的是难过。
我站在旁边,看着那根烟一点一点地燃,烟灰一点点地长,最后被风吹落,掉在湿漉漉的石板上。
我想起老周活着的时候,每次抽烟都是这样,烟灰老长,将掉未掉,他从来舍不得弹,非要等它自己落下来。
他说,烟灰一弹,烟就短了一截,浪费。
这个人,连烟灰都舍不得浪费。
他儿子站了一会儿,说:“妈,走吧。”
他老伴擦了擦眼睛,转身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墓碑,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我站在原地没动。
等他们走远了,我才蹲下来,把那束花放在墓碑旁边。
墓碑上刻着老周的名字,还有他的生卒年月。
生于一九五九年,卒于二零二二年。
六十三岁。
不算长寿,但也不算短命。
我蹲在那里,看着那根已经燃尽的烟头,忽然觉得有些东西堵在胸口,上不去下不来。
老周这辈子,活得不算精彩,不算成功,不算特别。他就是个普通人,普通到扔进人堆里就找不着的那种。
但他活得真实。
他抽烟,他喝酒,他跟人吵架,他笑,他咳嗽,他说“我抽了五十年都没事”,然后有一天,他得了肺癌,死了。
就是这么简单。
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让人想不明白。
你说他错了吗?
从健康的角度说,他错了。
但从他自己的角度说,他没错。
他选择了一种活法,并且接受这种活法带来的结果。
他说“它们都记着呢”,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埋怨,没有后悔,只是陈述一个事实。
他认了。
认了这件事,比什么都重要。
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转身往回走。
路过另一排墓碑的时候,我忽然停住了脚步。
我看见一个名字。
李桂兰。
这个名字没什么特别的,特别的是她墓碑旁边放着的东西。
一束花。
还有一包烟。
我愣了一下,仔细看了看。
那包烟是拆开的,里面少了一根,应该是谁点的,插在香炉里。
我下意识地看了眼墓碑上的生卒年月。
生于一九五五年,卒于二零一八年。
六十三岁。
又是六十三。
我站在那,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
这个人,也抽烟吗?
我不知道,但我猜,她抽。
因为没人会给不抽烟的人上烟。
我往回走的路上,雨渐渐大了。我加快脚步,脑子里却一直在想这两个六十三岁的人。
老周和李桂兰。
他们不认识,这辈子可能都没见过面,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抽烟,都死于六十三岁。
这是巧合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但我知道的是,像他们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老周走后的第二个月,我开始注意身边抽烟的人。
不是刻意去注意,就是走在路上、坐在办公室里、在餐馆吃饭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多看一眼那些手里夹着烟的人。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抽烟的人,分两种。
一种是皱着眉抽的,像是被什么事压着,抽一口,吐出来,像是在排解压力。这种人多半是年轻人,三四十岁,有房贷有车贷有孩子要养,抽烟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缓解焦虑的方式。
另一种是眯着眼抽的,像是享受,像是在品尝什么美味,每一口都慢慢来,不急不躁。这种人多半是上了年纪的,五六十岁,退休了或者快要退休了,抽烟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习惯,一种陪伴,一种生活的一部分。
老周属于后一种。
他抽烟的样子,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坐在凉亭里,翘着二郎腿,一根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动作很随意,但有一种说不出的从容和享受。他吐烟的时候,嘴唇微微张开,烟雾从唇间缓缓溢出,像是一声无声的叹息。
那是一种很私人的、很自我的状态。
像是整个世界都跟他没关系,他只需要手里那根烟就够了。
我以前不理解这种状态。
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了。
对老周来说,烟不光是烟,烟是他的朋友,他的伴侣,他打发时间的工具,他面对无聊生活的武器。
他老伴常说他:“你就知道抽烟,抽抽抽,抽出病来别找我。”
他每次都嘿嘿一笑,说:“放心,抽不出病来,我身体好着呢。”
然后他继续抽。
然后他真的抽出病来了。
然后他死了。
你说这事怪谁?
怪烟?
怪他?
怪命?
好像都怪,又好像都不怪。
老周走后的第三个月,他儿子来了一趟小区,是来清东西的。
老周的老伴要搬去跟儿子住了,这房子打算卖掉。
我在楼下碰见他儿子,他正往车上搬东西,一个纸箱子,里面装着老周的东西。
我过去帮忙,搬了一个箱子,不算沉,但里面装得挺满。
我问他:“这些都是你爸的?”
他儿子说:“嗯,收拾出来的,有些东西扔了,有些留着。”
我低头看了一眼,箱子里有老周的棋盘,有他的茶杯,还有几包没拆封的烟。
“这些烟……”我指了一下。
他儿子看了一眼,苦笑了一下,说:“都是他偷偷买的,藏在家里各个地方,我妈翻出来好几包了,还有没找着的,估计搬家的时候还能翻出来。”
“那这些怎么办?”
“留着吧,”他儿子说,“放他坟前,让他慢慢抽。”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甚至带着一点调侃,但眼眶是红的。
我帮他把箱子搬到车上,他拍了拍手上的灰,说了声谢谢,然后靠在车门上,从兜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
我愣了一下。
他笑了笑,说:“我以前不抽的。”
他点上烟,吸了一口,吐出来,动作很生疏,不像老周那么自然。
“他走之后,我就开始抽了,”他说,“也不多,一天就几根,但就是觉得,抽的时候,好像离他近一点。”
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烟,又抬头看了看老周以前住的那栋楼阳台。
“他以前就站在那抽烟,我妈不让他在屋里抽,他就站阳台上,一站就是半小时。我小时候觉得他抽烟的样子很帅,后来长大了觉得他抽烟很烦,现在他走了,我反而觉得,抽烟挺好的。”
他顿了顿,把烟头弹出去,烟头在地上滚了两圈,灭了。
“起码他抽的时候,是高兴的。”
他上车,发动,冲我摆了摆手,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车拐出小区大门,消失不见。
然后我低头看了看地上那个烟头。
老周抽烟,弹烟头也是这个姿势。
一模一样。
老周走了快半年了。
小区里又恢复了平静,凉亭里的棋局继续,老刘霸占着老周的位置,跟新来的一个退休老头下棋,两个人经常因为悔棋吵得面红耳赤,但第二天照常坐在那里,继续下,继续吵。
生活就是这样,少了一个人,地球照样转,日子照样过。
只是偶尔,我会在路过凉亭的时候,下意识地往那个位置看一眼。
有时候恍惚间,好像还能看见老周坐在那里,翘着二郎腿,手里夹着烟,眯着眼,嘴角微微上翘。
然后眨一下眼,人就不见了。
只剩下空荡荡的石凳,和石凳上被烟头烫出的那些焦黑的印记。
那些印记还在,老周不在了。
有一天下午,我下班回来,路过凉亭的时候,老刘喊住了我。
“小周,过来过来,给你看个东西。”
我走过去,老刘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展开,指着上面的一块内容说:“你看看这个。”
我低头一看,是一篇健康科普文章,标题是:《一百五十三个抽烟到七十九岁的人,会有几个得肺癌?答案让很多人沉默》。
我愣了一下。
这个标题,跟老周死的时候我脑子里冒出来的那个念头,一模一样。
我往下看。
文章里写的是国外一个研究,追踪了一百五十三名长期吸烟并且活到七十九岁以上的老人,统计他们中有多少人最终被确诊为肺癌。
结果是这样的:这一百五十三个人里,有二十五个得了肺癌。
六分之一左右的概率。
文章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像是结论,又像是提醒:“这个概率远高于不吸烟人群,但远低于人们通常以为的‘抽烟必得肺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吸烟是安全的——这二十五个人的平均寿命,比另外一百二十八人短了五年以上。更重要的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会不会是那二十五分之一。”
我把报纸还给老刘,没说话。
老刘接过报纸,折起来,塞回兜里,说:“你看看,一百五十三个人里,二十五个,也不是特别多嘛。”
我说:“但也不少。”
老刘点点头,说:“是啊,也不少。”
他掏出烟,点上,抽了一口,然后看着棋盘,像是在思考下一步怎么走,又像是在思考别的事情。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老周就是那二十五个。”
我说:“嗯。”
他又说:“我不是那二十五个。”
我说:“不一定。”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用力,烟差点呛着自己。
“你这小子,咒我。”
他咳了两声,把烟掐灭,站起来,拍了拍肚子,说:“算了,不抽了,今天最后一根。”
“真不抽了?”
“真不抽了,”他说,“老周是那二十五个,我不想也是。”
他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不过话说回来,你说老周,他要是知道自己会是那二十五个,他还会抽吗?”
我想了想,说:“会。”
老刘问:“为什么?”
我说:“因为他不信。”
老刘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笑完了,摇了摇头,转身走了。
我看着他走远的背影,忽然想起来老周以前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知道真相,而是知道了真相之后,你发现你什么都改变不了。”
老周不知道真相吗?
他知道。
他比谁都清楚抽烟有害健康。
但他选择不信。
不是真的不信,是假装不信。
因为信了,就得戒。
戒了,他的人生就少了一样东西。
他不愿意。
所以他用“我大爷抽到八十六”来骗自己,用“我二舅不抽烟也走了”来安慰自己,用一个个例来对抗统计,用侥幸心理来逃避现实。
他成功了。
他成功地骗了自己五十年。
直到最后,他骗不了了。
他说“它来讨债了”,他说“三十多万根,一根都没少”。
他什么都明白。
只是明白得太晚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一直在想那篇文章,想那二十五个人的概率,想老周,想他儿子,想老刘,想那根插在墓碑前的烟。
一百五十三个人里,二十五个得肺癌。
这个数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但对于那二十五个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
对于他们的家人来说,也是百分之百。
老周的儿子,现在也开始抽烟了。
他说抽的时候,好像离他爸近一点。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逻辑,但我理解。
他是在用这种方式,纪念他的父亲。
可问题是,他会不会也变成那二十五个之一?
他的儿子,会不会也站在墓碑前,给他点一根烟?
一代传一代,烟也传一代。
这不是纪念。
这是诅咒。
我坐起来,打开灯,靠在床头,看着窗外。
对面楼的窗户亮着灯,有人影在晃动,看不清是谁,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轮廓。
我忽然想起来,老周以前就住在我对面那栋楼。
他的阳台正对着我的窗户。
有时候晚上我站在窗前,能看见他站在阳台上抽烟,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像是某种信号。
现在那个阳台上没有人了。
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一点光都透不出来。
老周死了。
他留下的,除了那几包没拆封的烟,还有他儿子手里的烟,还有凉亭石凳上那些烫痕,还有我脑子里那些关于他的记忆。
还有这个问题。
一百五十三个抽烟到七十九岁的人,会有几个得肺癌?
答案,二十五。
这个答案让很多人沉默。
因为每个抽烟的人看到这个答案,心里都会算一笔账。
六分之一的概率。
不算高,但绝对不算低。
而且这个概率,是叠加的。
今年没得,明年没得,后年没得,不代表永远不得。
就像老周说的,三十多万根烟,每一根都记着呢。
它们不会消失,它们会一直留在你的肺里,等着。
等着某一天,等着某一个契机,然后爆发。
到那时候,你再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老周后悔吗?
我不知道。
但我想,他最后那段时间,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应该想过这个问题。
他会不会想,如果当年戒了烟,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他会不会想,如果当年没抽那第一根,他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
他会不会想,如果时间能倒流,他还会不会选择那根烟?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他想这些的时候,一定很痛苦。
因为时间不会倒流。
因为过去无法改变。
因为他抽过的每一根烟,都变成了他肺里的癌细胞。
没有如果。
只有结果。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上班的时候,在楼下碰见了老刘。
他站在垃圾桶旁边,手里拿着一包烟,犹豫了一下,然后扔进了垃圾桶。
我走过去,说:“真戒了?”
老刘看了我一眼,说:“试试吧。”
“怎么突然想开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老周。”
“梦见他什么?”
“梦见他在下棋,我跟他下,他输了,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老刘,你别学我。”
老刘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哑。
他清了清嗓子,转身走了。
我看着他走远的背影,忽然觉得,老周的死,也许不是毫无意义的。
至少在老刘这里,他让一个人戒了烟。
但代价太大了。
大到不值得。
用一条命,换一个人戒烟,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的。
可这就是现实。
现实就是,大多数人只有在亲眼看见身边人死于吸烟的时候,才会真正意识到吸烟的危害。
但在那之前,他们不会信。
就像老周一样。
他们需要看到真实的案例,需要看到活生生的人从健康到死亡的全过程,需要看到那些冰冷的数字变成具体的脸,才会真正感到恐惧。
但那时候,往往已经晚了。
因为那些数字,已经变成了他们自己。
老周走后第七个月,我去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
婚宴上,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我不认识,大概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但精神很好,说话声音很大,笑起来整张脸都在动。
他掏出烟,递给我一根。
我摆了摆手,说我不抽烟。
他笑了笑,自己点上,抽了一口,然后看着我,说:“不抽烟好,烟不是好东西。”
我说:“那你还抽?”
然后开始了。
他说,他今年五十八,从十六岁开始抽烟,抽了四十二年,一天一包半,身体好得很,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
他说他有个朋友,不抽烟不喝酒,天天锻炼,结果四十五岁就心梗走了。
他说:“这玩意儿,就是命。你命里该得,不抽烟也得。你命里不该得,抽一辈子也没事。”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笃定,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很像一个人。
像老周。
像那个坐在凉亭里,掰着手指头跟人算账的老周。
像那个说“我大爷抽到八十六”的老周。
像那个说“抽一辈子也没事”的老周。
我看着这个陌生人,忽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跟他说一说老周的故事。
但想了想,还是算了。
因为就算说了,他也不会信。
他会说,老周是老周,我是我,他能一样吗?
他会说,老周是运气不好。
他会说,我抽了四十二年都没事,以后也不会有事。
他会用一万个理由来说服自己,来说服我,来说服任何劝他戒烟的人。
就像老周当年一样。
所以我不说了。
我只是笑了笑,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说:“您说得对,都是命。”
他哈哈大笑,说:“小伙子有悟性。”
我笑了笑,没再说话。
婚礼结束后,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想起老周临终前说的那句话。
“我赌了五十年,我输了。”
老周用了五十年,才知道自己赌输了。
而那个婚礼上的陌生人,还在赌。
他赌了四十二年,目前还没输。
但他能一直赢下去吗?
他会不会也变成那二十五个之一?
他会不会也在未来的某一天,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说一句“我赌了xx年,我输了”?
我不知道。
但我希望他不会。
我希望他是那一百二十八个,而不是那二十五个。
我希望他能一直笑下去,一直健康下去,一直活到七十九岁、八十九岁、九十九岁,然后用他的例子去告诉别人:“你看,我抽了一辈子,没事。”
但我知道,这只是我希望。
现实不是这样的。
现实是,每六个长期吸烟的人里,就有一个会得肺癌。
这个比例,不会因为你的自信而改变,不会因为你的例子而改变,不会因为你身边的案例而改变。
它是客观存在的。
它是真实的。
它是残酷的。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打开电脑,开始查资料。
我想知道,除了那一百五十三人的研究,还有没有其他的研究,关于吸烟和肺癌的关系。
我查到了很多。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超过八百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其中约一百八十万人死于肺癌。
中国的数据更触目惊心。
中国有三亿多烟民,每年有超过一百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
一百万人。
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
每一年,都有一整座城市的人,因为吸烟而死。
而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肺癌。
我继续往下看。
资料里说,吸烟者患肺癌的风险是不吸烟者的十五到三十倍。
十五到三十倍。
不是一倍两倍,是十五到三十倍。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抽的每一根烟,都在把你往那二十五个人的方向推。
你推得越久,推得越用力,你就离那个数字越近。
直到有一天,你推开了那扇门,走进去,然后发现门在你身后关上了。
你出不来了。
就像老周一样。
我关掉电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乱糟糟的,很多数字在转,很多面孔在闪。
老周,老刘,婚礼上的陌生人,老周的儿子,墓碑上的李桂兰,还有那一百五十三个人的研究。
最后,所有的数字和面孔都消散了,只剩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婚礼上那个陌生人问我的。
他说:“你说,这玩意儿到底跟命有关系吗?”
我当时说:“有关系。”
现在我想了想,觉得这个答案不对。
不是有关系。
是全部都有关系。
但问题在于,你能控制命吗?
你不能。
你能控制的,只有你自己。
你能控制的,只有你手里的那根烟。
你选择抽,还是不抽。
你选择继续,还是戒掉。
这个选择,决定了你的命。
不是全部,但至少是一部分。
至少是那六分之一的概率。
老周选择了继续,他死了。
老刘选择了戒掉,他还活着。
老周的儿子选择了开始,我不知道他将来会怎样。
那个婚礼上的陌生人选择了继续,他现在还在赌。
你呢?
我问自己。
我选择什么?
我睁开眼睛,看着窗外,对面的阳台还是黑着的。
老周不在了。
但他的问题还在。
那个问题,飘在凉亭里,飘在烟味儿里,飘在每一个抽烟的人的脑子里。
一百五十三个抽烟到七十九岁的人,会有几个得肺癌?
答案让很多人沉默。
老周走后的第八个月,小区来了一个新住户。
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刚大学毕业,租了老周之前住的那套房子。
他搬来的那天,我正好在楼下,看见他拎着行李箱上楼,嘴里叼着一根烟。
我愣了一下。
那根烟,那个姿势,那个角度,像极了年轻时候的老周。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走进楼道,消失不见。
然后我听见楼上传来阳台门被推开的声音。
我抬头看去,那个年轻人站在阳台上,手里夹着烟,眯着眼,看着远方。
阳光打在他脸上,烟雾在他面前弥漫。
那一刻,我恍惚觉得,老周又回来了。
但我知道,那不是老周。
那是另一个老周。
一个刚刚开始的老周。
他抽了第一根,然后会有第二根,第三根,第一百根,第一万根。
他会抽很多年,他会变成老烟民,他会用各种理由来说服自己继续抽下去。
然后有一天,他也会看到那篇文章,也会知道那个数字。
他也会沉默。
然后他也会做出选择。
继续,或者戒掉。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选。
但我知道,无论他怎么选,那个数字都在那里。
一百五十三分之二十五。
六分之一。
这是一个选择,也是一个。
这个命题,老周用了一辈子去回答。
现在,轮到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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