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离世，丁克的我回娘家散心。无意听到侄儿说话，我拔腿跑回家

我叫宋玉珍，今年五十四岁，结婚二十八年，没有孩子。不是不能生，是不想生。这个决定是我和丈夫陈建国共同做出的，我们称之为“丁克”——在那个还不知道什么叫丁克的年代，我们就已经选择了这条路。

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很简单：我们不想要。建国说，他这辈子见过太多为了孩子活着的父母，一辈子围着孩子转，把自己的梦想、自己的生活全都牺牲掉了。他说他不想那样活。我说我也是。我们想好好地过二人世界，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什么干什么，不用被任何人绑住。

这个决定让我们付出了代价。双方父母都不同意，我妈更是哭了好几场，说我是不孝女，说老陈家要绝后了。建国的母亲更直接，逢人就说是我的问题，说我不能生。我没解释，也不想解释。日子是我们自己的，别人怎么看，我不在乎。

二十八年的婚姻，我和建国过得很好。我们都是中学老师，有共同的假期，共同的爱好。暑假去西藏，寒假去海南，平时周末爬山、钓鱼、看电影。朋友们都羡慕我们，说我们是神仙眷侣。我也觉得我们是。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我们都老了，走不动了，然后手拉着手一起离开。

但命运不按剧本走。

建国是去年秋天走的。突发心梗，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没了。我赶到医院，看到他被白布盖着，掀开一角，他的脸是青紫色的，嘴唇微微张开，好像还有什么话没说完。我握着他的手，那只手还是温的，但我知道他已经不在了。我没有哭，或者说我哭不出来。我只是坐在那里，握着他的手，坐了整整一夜。

之后的几个月，我像一具行尸走肉。每天机械地起床、吃饭、上班、睡觉。家里的一切都保持着他在时的样子——他的拖鞋还在门口，他的茶杯还在茶几上，他的牙刷还在杯子里。我舍不得动，好像只要这些东西还在，他就还没有走远。

寒假的时候，学校的同事们都劝我出去走走，换个环境散散心。我想来想去，决定回娘家。我娘家在隔壁省的县城，开车四个小时。我妈今年八十岁了，身体还算硬朗，跟我弟弟一家住在一起。我想回去陪陪她，也让自己换个环境，不至于每天都陷在失去建国的悲伤里出不来。

出发之前我给我弟打了电话。我弟叫宋玉林，比我小三岁，在县城的自来水公司上班。他听说我要回来，很高兴，说妈天天念叨你，你回来住几天正好。我说好，麻烦你们了。他说姐你说什么呢，这是你家。

我开车回去的路上，经过了我和建国以前常走的那条国道。路两边的杨树叶子都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我下意识地往副驾驶看了一眼——那里空空的，没有人在副驾上帮我看着导航，没有人在我犯困的时候跟我说话，没有人把剥好的橘子递到我嘴边。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我靠边停车，趴在方向盘上哭了很久。

到了娘家，我妈在门口等我。她拄着拐杖，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她看到我，第一句话是：“瘦了。”然后拉着我的手往里走，像小时候那样。她的手很粗糙，指关节因为风湿已经变形了，但握着我手的力道还是那么大。

我弟媳叫刘巧云，在超市做收银员，是个话不多的女人。她给我倒了杯茶，说姐你坐，饭马上就好。我侄子宋小宝——大名宋浩然——从房间里探出头来叫了一声“姑姑”，又缩回去了。小宝今年十七岁，读高二，正是最叛逆的年纪，瘦高个，满脸青春痘，见人爱答不理的。

我在娘家住了下来。头两天还好，我妈拉着我问长问短，问我工作怎么样，身体怎么样，有没有按时吃饭。我一五一十地回答，避开了关于建国的话题。她也默契地不提，只是偶尔叹口气，说“你命苦”。

到了第三天，气氛开始变了。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弟随口提了一句：“姐，你回来也好，正好帮我们参谋参谋小宝考大学的事。这小子成绩不行，整天就知道打游戏，我说他也不听。”

我说：“男孩子嘛，到这个年纪都贪玩，等他懂事了就好了。”

我弟哼了一声：“懂事？我看他是烂泥扶不上墙。”

小宝把筷子往桌上一拍：“我怎么烂泥了？我上次月考进步了十名你看不见？”

“进步十名也好意思说？你看看人家王叔家的孩子，年级前十名——”

“那你让王叔家的孩子给你当儿子啊！”

“你——”

“行了行了，”我弟媳赶紧打圆场，“吃饭吃饭，有什么事吃完饭再说。”

一顿饭吃得不欢而散。我帮着收拾碗筷的时候，听到我弟在阳台上跟我妈小声说话：“……她一个人也不是个事儿，总不能一辈子就这样吧……”

我妈说：“你少说两句，你姐心里苦。”

“我知道她苦，可日子总得过啊。她现在这个样子，我看着也难受。”

我没听完，端着碗进了厨房。水流哗哗地响着，我机械地洗着碗，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知道我弟是为我好，但他不明白，有些伤不是靠“过日子”就能愈合的。

第四天，我弟媳的妹妹一家来做客。他们家有个小女孩，大概四五岁，扎着两个小辫子，在客厅里跑来跑去，咯咯地笑。我妈看着那个孩子，眼睛都亮了，拉着人家的手问长问短，还从柜子里翻出糖果来给她吃。

吃饭的时候，小女孩坐在我旁边，她妈妈让她叫我“宋奶奶”。小女孩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然后埋头吃饭。我妈看着这一幕，忽然叹了口气，说：“这孩子真可爱。”

饭桌上安静了一瞬。我弟媳赶紧岔开话题，说起超市打折的事。但我妈不依不饶，又说了一句：“玉珍啊，你说你当初要是生一个，现在也该这么大了吧。”

我握着筷子的手僵了一下。

“妈，”我弟说，“你提这个干嘛？”

“我提这个怎么了？我还不能说了？”我妈的声音提高了，“我养了三个孩子，就她一个有本事考上大学当了老师，结果呢？一个孩子都没给我留下！我死了都没脸去见老宋家的祖宗！”

“妈！”我弟的声音也高了，“你少说两句！”

“我偏要说！你看看她，现在一个人，孤零零的，以后老了怎么办？谁给她养老送终？你吗？你能管她一辈子吗？”

我放下筷子，站了起来。我说：“妈，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

我转身回了房间，关上门，坐在床边。外面的争吵声还在继续，我弟在说我妈，我妈在哭，我弟媳在劝。我听着那些声音，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那种累。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躺在小时候睡过的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纹，想着建国。如果他还在，我们现在应该在计划寒假去哪儿旅行。也许是云南，也许是厦门，也许哪儿都不去，就窝在家里，他看书我看剧，偶尔抬头对视一眼，笑一笑，然后继续各忙各的。那种平淡的幸福，现在想起来，珍贵得像梦一样。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就听到客厅里有人在说话。是我弟和我弟媳，他们的声音压得很低，大概是以为我还没醒。

“你昨天不该让妈说那些话的。”我弟媳说。

“我哪拦得住她？老太太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可是姐听到了心里肯定不好受。她刚没了丈夫，回来散心的，结果被妈这么说一顿，换谁受得了？”

“我知道，我等会儿去跟她道个歉。”

“道歉有什么用？话说出去了，收不回来了。其实我觉得妈说得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姐现在一个人，以后怎么办？她没孩子，老了谁来管她？咱们倒是可以管，可咱们也有自己的日子要过啊。”

“你什么意思？”

“我没意思，我就是说，当初她要是生一个，现在也不至于……”

“行了行了，别说了。”

他们的声音越来越低，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我不想听，不想去想那些问题。建国走了，我的世界已经塌了一半，我没有精力再去想“以后”的事。

吃早饭的时候，气氛很尴尬。我弟几次想开口说什么，都被我用别的话岔开了。我妈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脸上的表情像一块冻住的冰。我匆匆扒了几口粥，说我出去走走。

县城的变化很大。我离开这里三十年了，当年的老街已经拆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楼房和宽阔的马路。我沿着河堤走，冬天的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割。河水很浅，露出干涸的河床，几只白色的鸟在浅滩上觅食。我站在河边，看着那些鸟，脑子里空空的。

手机响了，是我弟打来的。他说姐你中午回来吃饭吗？我说不一定，你们先吃。他说好，那你注意安全。挂了电话，我继续沿着河堤走，一直走到了县城边上的一片农田。田里的麦苗刚刚露出地面，嫩绿嫩绿的，在灰扑扑的冬天里显得格外扎眼。

我在田埂上坐了下来。太阳出来了，暖洋洋地照在身上，我眯着眼睛，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我身上出了一层薄汗。我看了看手机，下午三点多。我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慢慢地往回走。

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我远远地看到小宝和一个同学站在楼下说话。小宝背对着我，没看到我。我正要走过去，忽然听到他说了一句话，我的脚步一下子就钉在了原地。

“我姑姑回来了。”小宝对他同学说。

“就是你那个没孩子的姑姑？”同学问。

“嗯。”

“她来干嘛？”

“散心呗。我姑父死了，她一个人在家待不住。”

“哦。那你姑姑也挺惨的，没孩子，老公又死了，以后老了怎么办？”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住我们家呗。反正她迟早是要赖在我们家的。”

同学笑了：“那你家不就多了个吃闲饭的？”

“那不然呢？她没孩子，不靠我们家靠谁？我爸妈不好意思说，但我心里清楚得很。她那些年丁克潇洒了，现在老了，还不是得回来拖累我们。我跟你说，我以后绝对不会找丁克的，这种人年轻的时候只顾自己爽，老了就给别人添麻烦。”

“你这话说的，她好歹是你姑姑。”

“是我姑姑没错，可她对我好过吗？从小到大，她给我买过几件衣服？带我出去玩过几次？过年给的红包还没我舅妈给的多。她心里只有她自己和我姑父，哪有我这个侄子？”

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一步都迈不动。我站在那里，听着我的亲侄子用这样一种语气谈论我，谈论我的生活，谈论我的未来。他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我忽然想起来，小宝小时候，我也抱过他、哄过他。他满月的时候我包了一个大红包，他周岁的时候我买了一套银饰寄回来。每年过年我都给他压岁钱，虽然确实不多——我和建国的工资不高，又要还房贷，又要攒钱旅行，确实没有太多的余力。但我从来没想过，在他眼里，我是一个“只顾自己爽”的人，是一个“迟早要赖在他家”的累赘。

我没有走过去。我转身，快步离开了小区门口。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只是机械地走着，走着，一直走到了县城的老街上。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路灯亮了，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找了一家小面馆，要了一碗面，但吃了几口就吃不下了。我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脑子里反反复复地回响着小宝的话。

“她没孩子，不靠我们家靠谁？”

“她那些年丁克潇洒了，现在老了，还不是得回来拖累我们。”

拖累。他用的是“拖累”这个词。

我掏出手机，翻到建国的号码。他的号码我一直留着，没有删。我知道拨过去不会有应答，但我就是想看看他的名字，看看他的头像——那是我们在黄山拍的合影，他搂着我的肩膀，笑得像个孩子。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收起来，结了账，走出了面馆。

我没有回娘家。我去了县城的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回省城的票。末班车是晚上七点半，还有四十分钟。我坐在候车室的塑料椅子上，看着对面墙上挂着的电子钟，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动。

手机响了，是我弟打来的。我接了。

“姐，你在哪儿？怎么还不回来吃饭？”

“玉林，”我说，“我回省城了。”

“什么？你怎么突然走了？出什么事了？”

“没事，就是突然想起来学校还有点事要处理。”

“那你也不能不打声招呼就走啊，妈还等着你吃饭呢。”

“你跟妈说一声，就说我下次再回来看她。”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我弟说：“姐，是不是妈昨天说的话让你不高兴了？你别往心里去，老太太就是嘴碎——”

“不是，”我说，“跟妈没关系。我真的有事。”

又是一阵沉默。我弟叹了口气：“好吧，那你路上小心，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好。”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揣进口袋。候车室里的人不多，三三两两地坐着，有的在玩手机，有的在打瞌睡。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孩子，孩子哭闹不止，她低声哄着，拍着孩子的背。我看了他们一会儿，移开了视线。

大巴车来了。我上了车，选了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子启动，窗外的街景开始倒退。我看到了县城的标志性建筑——那座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钟楼，楼顶的大钟已经坏了很多年，指针永远停在四点二十的位置上。我小时候每天上学都要经过那座钟楼，那时候它还好好地走着，每到整点就会敲响，声音浑厚悠长。

车子驶出了县城，上了高速。窗外的田野一片漆黑，偶尔能看到远处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的，像洒在地上的碎金子。我把头靠在车窗上，玻璃冰凉冰凉的，震得我的太阳穴突突地跳。

我想起了很多事。

我想起我和建国决定不要孩子的那天晚上。我们坐在阳台上，一人一瓶啤酒，看着城市的夜景。他说：“玉珍，你想好了吗？一旦做了这个决定，就没有回头路了。”我说：“我想好了。你呢？”他说：“我也想好了。只要你在，什么都好。”

我想起有一年暑假，我们去新疆旅行。在天山脚下，我们遇到了一对老夫妇，也是丁克，七十多岁了，开着房车环游中国。老太太笑着对我们说：“年轻人，好好享受吧。人生很短，别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对建国说：“我们以后也这样好不好？”他说：“好。”

我想起建国走的那天早上。他出门去学校，临走前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说“晚上想吃什么，我下班去买”。我说“想吃你做的红烧鱼”。他说“好”。然后他出了门，再也没有回来。那天的红烧鱼，我到现在都没吃到。

车子在高速公路上疾驰，车灯照亮前方一小片路面，更远的地方是无尽的黑暗。我靠着车窗，眼泪无声地滑落下来。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想让旁边的乘客看到。我只是让眼泪流着，流到下巴上，滴在手背上，一滴又一滴。

我忽然明白了小宝为什么会那样想。不是因为他坏，而是因为他只是个十七岁的孩子，他的世界观还没有成形。在他的认知里，一个人的价值是由他能为别人提供什么来衡量的——我对他好，给他买东西，给他压岁钱，我就是好姑姑；我没做到这些，我就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他不知道，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有很多种，幸福也可以有很多种。他没见过我和建国在一起的样子，没见过我们手牵手走在异乡的街头，没见过我们在清晨的阳光里相对而坐喝咖啡，没见过我们躺在草地上看云彩。他不知道，我们虽然没有孩子，但我们拥有彼此，拥有整个世界。

而现在，连这个世界也崩塌了。

回到省城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我打车回到家，打开门，屋里一片漆黑。我习惯性地伸手去摸墙壁上的开关，灯亮了，玄关处那双建国的拖鞋还在原地。我换了鞋，走进客厅，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茶几上放着他没看完的那本书——《百年孤独》，书签夹在第一百七十三页。我拿起那本书，翻开，看到他用铅笔在页边写了一行小字：“马尔克斯真牛，一句话写尽一生。”

我把书贴在胸口，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也许是累了，也许是回到了熟悉的环境，我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没有做梦，一觉到天亮。

第二天醒来，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在墙上投下一道金色的光斑。我躺在床上，看着那道光线慢慢移动，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奇怪的平静。不是释然，不是想通，只是一种平静，像暴风雨过后海面的那种平静。

我起床，洗漱，给自己做了一顿简单的早餐。煎了一个鸡蛋，烤了两片面包，冲了一杯牛奶。我坐在餐桌前，慢慢地吃完。建国以前总说我吃饭太快，对胃不好。今天我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好像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

吃完早饭，我去了学校。寒假还没结束，校园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值班的老师在办公室里。我跟他们打了招呼，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桌上堆着一些作业本和学生期末考试的试卷，我翻了翻，开始批改。红笔在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音。这个声音让我觉得安心，好像一切都还没有变，好像生活还可以继续。

中午的时候，我接到了我弟的电话。他的语气有些犹豫，说：“姐，小宝昨天跟我说了一件事。”

我的心紧了一下。“什么事？”

“他说他昨天在楼下跟同学说话，好像被你听到了。他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我替他跟你道歉。”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姐，他还是个孩子，说话不过脑子，你别跟他计较。”

“我没跟他计较，”我说，“我只是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我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我说：“玉林，我想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什么？你要卖房子？为什么？”

“我想换个小一点的房子，够我一个人住就行。剩下的钱存起来，以后养老用。”

“姐，你一个人在外面，我不放心。要不你还是回来吧，咱们一家人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

“不用了，”我说，“我一个人可以的。”

“姐——”

“玉林，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没有孩子这件事，我不后悔。嫁给建国，我也不后悔。我现在唯一后悔的，是没有在他在的时候多陪陪他。以后的日子，我想按自己的方式来活。”

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我弟说：“姐，你恨小宝吗？”

“不恨，”我说，“我只是有点难过。但我难过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而是因为我发现，这个世界上真正理解我的人，已经不在了。”

我挂了电话，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几只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叫着。阳光很好，照在桌子上，照在我的手上，暖洋洋的。

我忽然很想跟建国说说话。我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开和他的聊天记录。最后一条消息是他发的，那天早上他出门前给我发的：“我去买菜，晚上给你做红烧鱼。”我回了一个“好”字。这条消息之后，再也没有新的消息了。

我盯着那个“好”字看了很久，然后退出了微信。

下午，我去了一趟房产中介，咨询了卖房的事。中介说现在行情不太好，但如果有合适的买家，应该能卖个不错的价格。我说不急，慢慢来。

从房产中介出来，我沿着街道走了一段路。路过一家花店，门口摆着一桶一桶的鲜花，有玫瑰、百合、康乃馨，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花。我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店主是个年轻姑娘，笑着问我：“阿姨，要买花吗？”

我买了一束雏菊，黄色的，小小的花朵挤在一起，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我捧着花回到家，找了一个玻璃瓶插上，放在餐桌上。黄色的花朵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明亮，让整个屋子都有了生气。

建国在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买花。他喜欢百合，我喜欢雏菊。我们常常为了买哪种花争论一番，最后总是两种都买。他把百合插在书房，我把雏菊插在客厅，各美其美。

我坐在餐桌前，看着那束雏菊，忽然笑了。这是我这些天来第一次笑，虽然笑容很淡，但它是真实的。

我决定了，不卖房子了。这间屋子里到处都是建国的痕迹，他的书、他的茶杯、他的拖鞋、他的气息。如果我把房子卖了，就好像把他最后的存在也抹掉了。我要住在这里，住到老，住到死。我要让这间屋子一直保持着他在时的样子，就好像他只是出门去买菜了，随时都会推门进来，手里提着一条鱼，笑着说：“玉珍，我回来了。”

至于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我有工作，有退休金，有这间装满回忆的房子。我不需要任何人来可怜我，也不需要任何人来替我操心。我选择了丁克，选择了没有孩子的人生，那我就自己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不需要谁来替我养老，也不需要谁来给我送终。

我一个人，来的时候是一个人，走的时候也一个人。中间这几十年，有建国陪着我，已经足够了。

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把那束雏菊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起身去厨房，给自己煮了一碗面。水开了，面条在锅里翻滚，热气腾腾。我加了一个荷包蛋，几片青菜，一勺酱油。面煮好了，我端到餐桌上，一个人慢慢地吃。

面的味道还不错。建国教过我怎么做荷包蛋，要等水开了之后关小火，把鸡蛋贴着水面轻轻放下去，这样蛋白就不会散。我按照他教的方法做，做出来的荷包蛋圆圆整整的，像一轮小小的太阳。

我吃着面，看着那束雏菊，心里忽然很安静。那种安静不是空洞，而是充实。我知道，从今往后，我要一个人走完剩下的路了。这条路可能很难，可能会很孤独，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因为我知道，在路的尽头，有一个人在等我。

（创作声明：本故事为原创虚构作品，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文中情节均为艺术创作，不代表任何真实事件或人物，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