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父亲送柯永仙到温州汽车南站，把装衣服的蛇皮袋递给她，说了句“好好读书”，转身就走了。那是1974年，她18岁，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去杭州外国语学校读书。
一个人拖着袋子坐上长途车，柯永仙从永嘉到金华，再转绿皮火车去杭州。车票4块5，她攥了一路。到杭州已是夜里十点，接站的人早走了，两个同路的好心人陪着她才找到学校。
第二学期返校，春运的车票买不着，柯永仙坐的是水利局货车的露天车厢——头顶是篷布，四面透风，颠了十几个小时到杭州，头发上全是灰。
那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出远门。后来她跟人说，那时候不觉得苦，只觉得能出去读书，是天大的好事。
1977年，她从杭外毕业，回到永嘉，分配到上塘中学当英语老师。那时候师资缺，她除了教中学生，还兼职给县教师进修学校的英语老师做培训。
1980年，她带薪考入浙江省教育学院，脱产攻读英语本科。毕业后回到上塘中学，从教师做到校长，又从永嘉中学校长做到永嘉县教育局副局长。县教育学会、市外文学会、县外文学会，她都在里面当过理事或会长。
但认识她的人都说，柯永仙最“出名”的事跟官职没什么关系——她前后把8个山区孤儿接到自己家里，吃住全包，像养自己孩子一样养着。8个孩子都管她叫“妈妈”。
其中一个叫李小军的女孩，初二住进来，成绩一般。柯永仙没硬逼她考普高，而是跟她商量：读个职业高中吧，学门手艺，将来好立足。李小军点了头。在柯永仙看来，帮一个孤儿，不光是给口饭吃、给间屋住，是得替他们把一辈子的事想清楚。
有人问她为什么专挑孤儿结对，她摆摆手说：“能为教育多做点事，是我这个老教师最快乐的事。再过几年退休了，我会更专注于我的助学梦想。”
她心疼山里孩子，但手底下不软。当县教育局副局长那年，永嘉推行了一条硬杠杠：年轻教师必须下乡支教一年，不去的，评职称没份，提拔也甭想。这条规矩就是她拍板定的。
一批又一批年轻老师被“赶”进永嘉最偏远的山乡——那时候永嘉还有457个教学点不到20个学生，214个教学点不到10个学生，最远的村小藏在海拔八百多米的山坳里，出山一趟要走两个多小时。
年轻老师叫苦，柯永仙不接茬。她自己就是从山窝里走出来的，底下哪个老师有没有用心教，她一听就知道。
她还反复念叨一件事：山里的孩子，不能全都去挤普高那条独木桥。她在省党代会上直言，有些家长“为了面子，勒紧裤腰带让孩子考大学”，反倒把孩子耽误了。
她跑企业、跑学校，推着永嘉的职业学校和奥康、红蜻蜓这些本地企业绑在一起搞合作。学生还没毕业呢，企业就来抢人了。“职业教育是新的增长点”，这话她翻来覆去讲了十几年。
2007年，她在省党代会上把教育和经济连在一起说——她讲，今天的书声，就是明天的生产力。
当人大代表那些年，她的视野不只在校园里。她关注留守儿童的法制教育，建议政法部门和学校挂钩，给山里孩子补上法律这一课。她还盯着县城的道路交通网，说路修好了，县城品位才能上去，孩子上学也安全。任职期间，永嘉中学等重点工程的建设，她都亲自盯着。
从杭外回来的那个18岁姑娘，在大山里守了一辈子，教了一辈子。8个孤儿在她家学会了做人；一批又一批年轻老师被她“赶”进深山，把课桌椅搬进了最偏远的村小；山里的孩子也有了手艺、有了出路。
柯永仙守着永嘉，永嘉的孩子也守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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