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杰澄清网传“判一缓一”为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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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老叶说医

8月6日，韩杰被从看守所出来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澄清多个问题。

他承认存在“处置疏漏”，但不认同“达到触犯刑法、构成医疗事故罪的严重程度”。

他对患儿死因认为抚州的医学鉴定“只是靠着有限的病历资料，事后倒推得出“嵌顿性腹股沟疝并肠梗阻”的结论。

他对网传的“判一缓一”传言，认为是谣言。真实判决是一年实刑，非缓刑。此外，法院判决还包含禁止从事医疗行业三年。

尽管不少同行都希望这个案件能够翻盘，甚至有医生都公开为他写了申诉书。但是，截止目前，韩杰未委托律师启动申诉程序。案件判决已经生效。

但是，此案没有得到大多数医生的认可，议论纷纷，原因就是对韩杰案有很多的质疑之处。

首先，韩杰案作为医疗事故罪第一个真正入刑的案例，法院在判决中和审理过程中，应该慎之又慎，因为这是一个行业的标志性案件。

如果把它作为以案审案，不考虑社会影响和行业特点，那当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考虑整个社会法律效果和社会影响。韩杰案的判决显然显得有些仓促。李建雪案最终用了8年的时间，而韩杰只用了一年。

其次，这里面的疑点太多了。

第一，疾病是一个进展的过程，即使后面出现嵌顿疝也不代表韩杰医生接诊的时候就有，甚至根本一开始就不是疝。

第二，韩杰已经下班了，后面的疾病进展已经与他无关了，为啥接班的医生和上级医生毫无责任。难道首诊医生需要为后面疾病的进展负责？

第三，最重要的是法律要求证据确凿，患儿拍片有肠梗阻，但是肠梗阻的原因很多，连尸检报告都没有，凭啥认定是嵌顿疝？而且即使后面是嵌顿疝，怎么判断一开始就是？疝如果不嵌顿，是可以自行回纳的，回纳后体检是无法检查出的。

第四，患儿家长通过私家车转院，中间没有医务人员在场，而且没有尸检，真正的死因存疑，最有可能的反而是肠梗阻导致的呕吐窒息而死，那么患儿家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医学是一个判断和逐步纠错的过程。如果把这个过程作为医疗事故的原因，那恐怕我们所有医生的诊疗行为都有过错。

所以，韩杰一案，到底是医疗责任事故和还是医疗技术事故，目前的判定并未令人信服。

请给医生留条活路。医学本来就不是万能的，有些情况和意外，真不是医生能完全控制的。别让韩杰案的判决，成了压倒儿科的那根稻草。让法律的归法律，医学的归医学。

医生存在过失，不代表刑罚一定是合理的下一步。患者家属应当得到赔偿，医院和医生也应该为违反诊疗规范承担责任。但如果一次普通诊疗中的漏诊，在民事赔偿和行政处罚之后仍然很容易被认定为犯罪，那么医生最终学到的不会是如何成为更好的医生，而是如何不成为下一个被告人。

法律对医生责任应该提前划线。它应该明确告诉医生，什么属于可以通过赔偿和行政处分处理的技术过失，什么属于明显违背基本职责的严重失职，什么情况下才会上升为医疗事故罪。只有边界可以被预测，法律才会改善行为。如果医生只能在判决下来的那一天，才知道自己的错误到底算不算犯罪，那么法律提供的不是规则，而是抽奖。

患者需要赔偿，医生需要处罚，严重失职者当然也应该坐牢。老叶不是在主张医学免责，而是在主张刑法不要成为加强版医疗纠纷调解工具。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本来就是三种不同等级的工具。如果一个病例只要同时满足“医生犯错”和“患者死亡”，就可以从赔偿一路升级到刑罚，那么“严重不负责任”便失去了任何独立意义。

如果接诊一个复杂患儿，最坏的结果是判断失误、赔偿、停业，甚至坐牢。而立即转院、拒收或者让家属去更大的医院，最坏的结果通常只是被骂一句“没有医德”，那么越来越多基层医生会选择后者。这不是因为医生突然变坏了，而是因为激励结构在非常认真地教他们：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医学不是许愿池，也不该是刑场。

很多人对医学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期待，我付了钱，医生就应该治好。花的钱越多，治疗越应该成功。患者一旦死亡，医生就必须为此付出同样沉重的代价。

这是许愿池，不是医学。把钱投进去，许下愿望，然后认为宇宙欠了其一个结果。

可医学面对的是人，而人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之一。同一种药，有人吃完痊愈，有人吃完毫无作用，还有人吃完直接过敏性休克。同样的手术，同一个医生用相同的方法完成，患者也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医学只能提高成功概率，无法签署结果保证书。

治病救人，本身就伴随着不确定性。没有任何一位医生愿意看见患者病情延误，没有谁会刻意选择疏忽。每一个穿上白大褂的人，最初都怀揣着治病救人的初心。可当临床中客观存在的医疗风险，直接和刑罚绑定，整个行业的心态都会彻底改变。

韩杰案之所以能掀起如此大的波澜，是因为它以最残酷的方式将一名医生的命运呈现在了公众面前。让大家惊讶的看到，如何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里，公平地界定“罪”与“非罪”这一问题。

韩杰案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整个医疗系统的一面镜子。韩杰案的本质，是系统失能的个体化转嫁。外行人看到的是一起医疗事故，业内人看到的是一个困局：当资源不足、体制缺陷、人性弱点全部叠加在一起，最终被推上审判席的，往往是最底层的那个执行者。而我们的司法体系，更倾向于把矛头指向那个站在最前线的医生。当司法用完美医疗的标尺去丈量资源受限的基层实践，它实际上是在把体制的成本转嫁给个体。

更可怕的是，医疗讼棍产业正在兴起。一些律所专门针对出院患者进行话术诱导，鼓励他们提起医疗诉讼，以风险代理的方式获取赔偿分成。

深圳某律所的医疗案件年增长率达到300%，来自2023年律协报告。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医疗纠纷问题了，而是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靠起诉医生赚钱。

韩杰案，不应只是一声叹息，而应成为一次深刻的集体反思。

法治的意义，从来不是用重罚去恐吓医者，而是划定合理的边界：惩戒失职者，保护尽责人。愿法律保有温度，分清过失与犯罪；愿白衣有保障，理想不被寒心。别让严苛的追责，吓退一代又一代想要救死扶伤的年轻人，别等到医学的后浪无人奔赴之时，我们才懂得珍惜愿意为生命挺身而出的医者。

一场医疗纠纷的判决，正在无数医者心里投下沉重的阴影。

当漏诊需要背负刑事责任，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行医的容错空间彻底消失，未来还有多少人愿意踏上这条学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