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新首相什么来头？一场足球惨案改变了他，上任就要左转？

英国“怨愤选票”之争。少年时期的一场足球悲剧，曾让英国新任首相对政治失去了热情。他重拾信任的过程也为澳大利亚提供了一些启示。

不仅是与汉森风格相近的奈杰尔·法拉奇及其右翼民粹主义“改革英国党”的崛起，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也在试图抓住这股情绪。伯纳姆自认是一名温和派，短短数月间，他从大曼彻斯特市长跃升为唐宁街10号的新主人。

伯纳姆和法拉奇似乎没有太多相似之处。伯纳姆来自英国北部，游离于工党主流之外，进入威斯敏斯特是为了冲击政治建制和数十年来的放松监管与小政府政策。而法拉奇是个民粹主义者，尽管从未真正管理过什么，却通过动员民众对移民和欧洲影响的怨愤，与其政党一起进入政治舞台核心。

他们都能在英国政治中占据一席之地，原因却相似：他们都搭建了以“怨愤”为核心的平台。两人对怨愤的定义不同，解决办法也各异，但他们的诉求都触及了普通英国人对“建制派”的不满，以及对未能回应其关切的怨恨。

如今，左翼的伯纳姆和右翼的法拉奇都在回应这种怨愤。英国政治的这场较量，将成为检验当代政治怨愤的重要试验，回答政治人物是否能回应这种情绪，以及如何回应。这场较量对澳大利亚的启示已显而易见，因此澳大利亚的选民和政治人物都会密切关注。

一个明显的左转。仅仅上任几周，伯纳姆就开始利用选民情绪为自己加分。尽管英国影响力强大的媒体对他持怀疑态度，这位十年来的第七任首相似乎在上任初期就展现出一种能力：将推动自己入主唐宁街的怨愤情绪，化为与选民之间真实的联系。

对于经历过多次领导人更替的澳大利亚来说，其中不乏明显的可比之处。与马尔科姆·特恩布尔不同，伯纳姆上台时不受制于党内他人先前的政策承诺。与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不同，他也不是在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与现任政府“并无太大差别”的情况下走上权力中心。

撒切尔之后的几位工党首相——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和基尔·斯塔默——都自认中左派。近几十年来，工党真正偏左的领导人，从20世纪80年代的迈克尔·富特，到2015年至2020年的杰里米·科尔宾，都未能入主唐宁街10号。

伯纳姆的政治立场，在工党历代前辈中居中。他喜欢描绘一幅政治图景，仿佛英国在1979年5月撒切尔成为首位女首相之前，曾有过一段黄金岁月。但现实是，撒切尔上台前的英国正处于衰退和纷争中。她之前由詹姆斯·卡拉汉领导的工党政府时期，也并非真正的黄金年代。英国当时迫切需要改变。把撒切尔送上台的那场选举前几个月，英国经历了持续的罢工和高通胀，那一时期后来被称为“不满之冬”。

从足球悲剧到政治召唤。如果你此前并未特别关注安迪·伯纳姆在7月17日梅克菲尔德补选后的崛起过程，你或许只会捕捉到一些与“曼彻斯特”有关的信息。事实上，伯纳姆在2001年至2017年间已是威斯敏斯特政坛一名有约15年资历的老将，随后又在近10年里担任极受欢迎的大曼彻斯特市长。

外界不乏质疑：管理英国最大城市之一的经历，是否足以让伯纳姆胜任首相一职。伯纳姆在2024年与史蒂夫·罗瑟勒姆合著的《向北看》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也阐述了他改造英国政治的“愿景”。罗瑟勒姆自2008年以来，连续担任英格兰另一座北方重镇利物浦的两个市长职位。这本书被定位为“为一个更平等的英国发出的号召”。

这本书也有助于解释伯纳姆政治观点的基础。伯纳姆和罗瑟勒姆都出生在默西塞德郡、利物浦外围地区，两人出生地相距3英里，年龄相差9岁。按照英国人惯常的阶层划分，伯纳姆的天主教家庭属于中下层中产。他的父亲在英国电信公司做技术员和工程师，母亲则是医疗接待员。他形容自己的童年充满关爱，只是没有多少物质享受。

伯纳姆接受的是公立学校教育。他和哥哥是家里第一代上大学的人。他凭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学习英语，并曾形容自己从工人阶层色彩浓厚的利物浦进入这个精英而优渥的环境时，感觉像个“冒名顶替者”。

终身支持埃弗顿的伯纳姆，当天前往伯明翰的维拉公园球场，观看自己支持的球队与诺维奇城队进行足总杯半决赛。而在更偏东的谢菲尔德，罗瑟勒姆则身处希尔斯堡球场的人群中，观看“另一场”足总杯半决赛——利物浦对阵诺丁汉森林。

两人当时都不知道，希尔斯堡球场那场比赛会演变成一场惨剧：大约2000名观众被引导进入一条通往已经严重拥挤看台区的通道，最终发生踩踏，造成97人死亡、766人受伤。罗瑟勒姆亲眼目睹了灾难发生，伯纳姆的一些朋友也看到了现场。20年后，在2009年纪念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的仪式上，伯纳姆以代表首相戈登·布朗出席活动的身份，面对24000名不断发出嘘声的球迷发表讲话。这场悲剧对他政治人生的意义，也在那一刻被清晰地固定下来。

在过去20年里，希尔斯堡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警方、媒体和其他一些机构将灾难归咎于利物浦球迷，称踩踏是因为他们迟到、没有门票并且醉酒。1990年进行的首次官方调查认定，球迷并无过错，悲剧原因在于警方失职和球场设计不良。但裁决同时将希尔斯堡死难者的死因定性为“意外死亡”。

遇难者家属为推翻最初死因调查中“意外死亡”的认定，持续奔走了数十年。在那场周年纪念集会上，亲历失去亲人的家庭所承受的悲痛与激情，让伯纳姆更加明确地意识到，现代英国存在着不公与失衡。

伯纳姆和罗瑟勒姆都将希尔斯堡事件称为一场掩盖真相的行为。这一认识在两人心中奠定了一种政治意志：要直面英国社会对不公的感受。他们在2024年的著作中，提出了改变英国运作方式的主张。

伯纳姆写道：“我曾以非常个人的方式，体验到我们的政治体系如何辜负人民。自2009年起，我越来越意识到，只有进行彻底变革，才能修复这一切。那层魔咒被打破了，我也对威斯敏斯特失去了热爱。”

这促使他在2012年仍身处内阁时，推动就这场灾难展开独立调查。随后，案件进行了新的死因调查。2016年，在伯纳姆4年前施压推动下启动的新调查作出裁决，认定受害者系因警方严重疏忽和行动失当而遭非法致死。

这是一场漫长的斗争，也塑造了伯纳姆建立其政治品牌的平台。他将英国形容为“发达国家中政治权力最集中、经济最失衡的国家之一”。如今已成为首相的伯纳姆，与罗瑟勒姆一道，对这个国家作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判断：“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证据，说明这个国家并不为大多数人运转。”

两人写道：“我们的河流和海滩里有未经处理的污水。铁路系统一片混乱。能源账单超出普通人的承受能力。基础设施对任何人都不好用。许多不公持续数十年仍未得到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