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茅屋：被“盛世”掩盖的古代平民蜗居之困

761年的一个秋日，成都浣花溪畔狂风怒号。

年近五十的杜甫拄着拐杖，站在屋外，眼睁睁看着秋风卷走屋顶上仅存的几层茅草。紧接着秋雨连绵，屋内“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在这首千古绝唱中，杜甫写下了自己“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的凄惨境遇。

在那些被史书歌颂的繁华时代，普通百姓的住房条件，真的得到过实质性的改善吗？

答案或许令人窒息。古代平民的居住之困，始终被两把沉重的枷锁死死套牢：一是受限于古代科技与生产力带来的“材质之困”，二是森严的阶层等级制度带来的“空间之困”。

在汉代，国家实行“授田制”，理论上会给民众分配宅基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好房子。

那时，普通民众住宅的墙壁是用土坯或夯土垒筑，有些会在土坯墙的外面涂抹一层草泥，更抗风雨一些。屋顶就用茅草或稻草覆盖，只有少数富裕人家才能使用瓦片覆盖屋顶。住宅的主体由少量木材支撑。这种土坯房，一旦遇到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就会墙体坍塌、屋顶漏水。

而贵族、官僚的住宅，石木为主，屋顶用瓦片覆盖，安全舒适，而且装饰华丽，规模宏大，占地范围达到数顷甚至更大，与平民比，天壤之别。

在汉代画像石中，贵族的庭院设施复杂，有回廊、绿化，甚至有专供娱乐的场所。阶层差异，在建筑的高度与材质上，已经划下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西汉律法规定，普通农户标配为“一堂二内”，一间堂屋，待客、祭祀，两间内卧室，全家老小混居，无独立厢房、厨卫分区。

居延汉简记载，戍卒王仲家乡宅院，夯土筑墙，芦苇编篱笆抹黄泥做围护，屋顶覆茅草、麦秆，极少有瓦片。土地面，不铺砖石，一到阴雨天屋内泥泞渗水，冬天四面漏风，全家只能挤在堂屋取暖。院落用荆棘、篱笆圈围，没有院门门楼，院内仅有简易牲畜棚、旱厕、水井，没有储物仓房，粮食只能堆在卧室角落。

河东冶铁匠陈安家属于世袭匠籍，世代住在官府统一修建的集体夯土营房，多家共用一处院落，没有私人宅基地，不能私自扩建、翻盖房屋；官府禁止工匠私下购置田宅、营建私第，阶层锁死居住上限。

霍光的宅第，夯土高墙围合多进院落，大门设门楼、门房，内设前堂、后寝、宾客别院、仆从房、马厩、粮仓、私家园林，引水造池、广植林木，屋顶全部铺设青瓦，立柱木梁雕花，室内墙面白灰粉刷，铺设地砖防潮。府邸内置数十间房屋，上百奴婢、家丁分居院落各处，甚至设有私人武库、演武空地。

武帝推行抑商政策，关中行商张少翁即便家财丰厚，法律明确禁止商人建造楼阁、高门大院，不许使用雕花门窗、瓦屋广宅，只能住低矮土墙民房；商贾不得购置长安城内甲第，只能在城郊狭小区域建房，一旦违规超规格营建住宅，会被没收全部房产、治罪。

地方诸侯王的宅邸，仿宫室规制，自带防御坞堡， 外围夯土城墙如同小城，内设朝堂、寝宫、府库、兵营，兼具居住与军事防御功能。

到了唐代，情况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在寸土寸金的长安城，普通人根本分不到地，只能花重金买地建房。盛唐时期，大城市的房价开始飙升。即便是名震天下的大文豪韩愈，也曾感叹自己“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白居易更是直到五十岁，才在长安买下第一套房。

杜甫在秋风中飘摇的草堂，正是当时城市底层文人与平民居住环境的真实缩影。

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郭子仪，其府邸竟占据了长安城亲仁坊的四分之一，面积高达约12万平方米。

唐开元盛世， 均田令明确规定，无论农户、工匠，每户分配 1 亩宅基地，可自由营建一进院落，坐北朝南，有堂屋、东西厢房、院门院墙，院内菜园、鸡舍、旱厕、水井齐全。敦煌赵守义家 6 口人，宅院东西 11 步、南北 8 步，夯土台基抬高防潮，木构架墙体外敷黄泥，屋顶铺陶瓦；不再全家混居一室，长辈住正房，子女住东西厢房，功能分区清晰。北方民居普遍增设火炕，土墙保温，彻底告别汉代寒冬漏风的居住困境。

敦煌文书记载，乡间一套带院瓦房售价约 30 石小麦，普通农户劳作五六年即可全款购置。

长安、扬州城市匠人、小商贩，多租住坊内连排民居，单户 3—5 间瓦房，没有独立大院，临街房屋可前店后宅，一楼经商、二楼居家。开元年间，坊市制度松弛，临街民居逐渐兼具商业属性。长安织坊匠人李阿婆一家租住西市民宅，临街两间房做织坊，后院两间自住，按月缴纳房租，是唐代最早的城市租房群体。

民间买卖宅院必须签订纸质契约，缴纳 5% 契税，官府存档确权；开元年间河西、江南房产交易频繁，出现专门帮人丈量宅院、拟定房契的民间中介，房地产从官府分配慢慢转向市场交易。

唐代对建房有严苛礼法，一品官员宅邸面阔不得超过 5 间，平民最多 3 间，违规僭越要削官治罪。长安官员宅邸多位于朱雀大街两侧上等坊区，三进、四进院落，青砖台基、朱漆大门，院内假山、池亭、花木齐备，自带数十间仆役住房、仓库、车马院。

高官、富商偏爱在长安、洛阳城郊购置大片土地，修建庄园别墅，既有居住宅院，又有配套农田、果园、磨坊。扬州粮商陈亮在扬州城郊置办庄园，内有主宅、别院、仓储、码头货栈，商住农一体化，是唐代顶级民间不动产。

小康富民可购置宅院，但不能僭越建筑规制， 只要不违反房屋开间、门楼等级，富裕农民、大工匠、合法商人可以买地建瓦院，这是汉代没有的宽松空间；但依旧禁止平民建造楼阁、重檐大殿。

平民告别茅草屋，瓦房普及、宅基地法定保障、房产可合法交易；贵族依托坊市礼制营建大宅，城郊庄园成为顶级不动产，阶层居住差距被制度框定，但民间向上改善居住的通道被打开。

进入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城市人口的剧增，平民的住房问题迎来了最严峻的考验。

在北宋都城汴京，地价高昂，千万之家中能盖得起房屋的不过一二。绝大多数平民买不起房，只能租房（僦居）。

史料《清异录》中记载了极其心酸的一幕：因为租住的房子太小，一家几口挤在一起，儿女没地方睡觉，只能“半空架版，叠垛箱筥，分寝儿女”。

——在半空中架起木板，把箱子叠起来当床。这简直就是现代一线城市“蜗居”的古代版！

与此同时，宋代贵族的宅邸却极尽精饬妍丽。宰相蔡京的府第周围数十里，正厅高达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蚁”；御医王继先的宅子甚至被时人惊叹为“快乐仙宫”。

在乡村的民居， 均田制彻底瓦解，土地自由买卖。江南垦荒农户吴六郎开垦荒地之后，自主选址修建砖木结构院落，砖墙木梁瓦顶，院内厢房、厨房、粮仓、畜棚齐全，部分富裕农户可以修建两层小楼，礼法对民间房屋高度限制大幅放宽。

江南水乡民居临水而建，前院居家、后院养蚕农耕，宅基地完全私有化，“千年田换八百主”，宅院可以随意典当、转卖、继承。

宋真宗乾兴元年规定，所有田宅买卖契约必须一式四份，买卖双方、官府税院、县衙各存一份，诞生中国最早的不动产登记制度（砧基簿），产权保护体系成熟。汴京小贩乐生买不起城内宅院，长期租住汴河沿街民居，前铺后宅，一间临街小铺月租数百文。

印刷工匠朱小二收入尚可，凑钱在城郊购置一处小型四合院，花费 1000 贯，相当于普通市民数十年收入。

汴京房产价格分层清晰，城郊普通民宅 900—1300 贯，城内中等宅院 1300 贯起，核心地段豪宅 5000 贯以上，宰相向敏中曾花费 5000 贯购置薛氏豪门旧宅，引发朝野轰动，被弹劾高价囤置不动产。

京师高官府邸，多进纵深宅院，私家园林风靡。宋代门阀瓦解，科举士大夫取代勋贵成为上层主体，汴京、临安高官宅邸以纵深多进院落为主，内设书斋、花园、亭台，不再严格追求宏大门楼，更偏向文人雅致化居住；宅院临街部分可以出租商铺，收取房租，不动产成为重要家庭理财方式。

地方士绅、豪门庄园，集居住、农耕、仓储、私塾于一体。真宗朝，法门寺留存碑刻记载：地方士绅庄园内置 8 间主宅、大片田地、水磨作坊，庄园既是居所也是家族产业基地，大户人家会在庄园内设私塾、粮仓、护院住所，维系宗族聚居生活。

真正的盛世，不应只有王侯将相的雕梁画栋，更应有寻常百姓的遮风避雨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