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也中招？以军收买内鬼安炸弹搞暗杀，连军靴都装追踪器

以色列间谍网络如何渗透抵抗组织、分化其内部，并从内部重塑这些组织。没有任何国家或安全机构曾系统、完整地说明，以色列如何使用间谍、为何招募他们，以及这些人最终提供了哪些服务。除少数经验丰富的国家机构外，高校和研究中心也很少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以色列学界是一个显著例外。

以色列大学通过研究、毕业生输送，以及与安全部门和军方共同举办的研讨活动，构成了更广泛情报体系的一部分。它们不仅培养相关人员，也评估机构表现——自“阿克萨洪水行动”以来尤其如此——并对情报工作进行细致研究。

金字塔底部是信息收集。这几乎是所有被招募间谍都会承担的任务，只是信息的价值和类型差异很大。以色列情报机构通常会将负责收集情报的人员或小组，与负责执行行动的小组分开。两者有时会重叠，但信息收集始终是行动的入口。

黎巴嫩近期就有一起案件：一名被拘押者后来被司法机关释放，尽管其被指控执行的任务高度敏感。熟悉案情的安全消息人士称，他接到指令，在车辆上安装专用设备，随后驾车穿行于指定区域，从住宅和机构内的网络路由器中采集数据，并尝试侵入这些设备。

有时，连培训机构本身也遭到渗透，并在设备外罩中发现隐藏摄像头。这样一来，漏洞便同时存在于三个层面：组织内部、培训链条，以及接收培训的机构内部。

再往上，是那些能够接触敏感档案，或在某派别军事和安全体系内部拥有影响力的间谍。他们的任务可能是绘制一个连、营、旅、师，或某个专业单位的完整图景。通常，单个成员并不能掌握整个战区或整个组织的全貌；这种程度的权限一般只掌握在政治局、军事委员会或相关行动委员会手中。

加沙北部一个营在本轮战争前就已遭到渗透，具体时间是2021年。该间谍在营内权力不小，级别大致位列指挥体系第三，但即便如此，他仍无法掌握该营地道网络的完整分布。

因此，以色列上线向他提供了一双与抵抗武装人员所穿相似的军靴，靴内藏有追踪装置。他被告知只需在地道中行走，以便以色列据此绘制地道网络。这一漏洞后来被发现。在“耶路撒冷之剑”战斗期间，它曾导致该区域行动瘫痪。事情败露后，这名间谍逃往欧洲。此后，一次反间谍行动通过制造“怀疑已消除”的假象，将他诱回加沙。

他随后被捕，漏洞来源也被查明。安全消息人士向《摇篮》表示，这一发现使该营在最近一场战争中避免了被摧毁，并帮助边境地区在战争后期之前始终成为以军的持续难题。

这一层级的顶端，是提供“黄金情报”的线人——足以决定一次重大行动成败、尤其是定点暗杀成败的情报。它可能揭示一名从未被拍到过的关键人物，确认一处安全屋的位置，或在打击前最后时刻证实目标确实在场。

一些此类间谍曾被误杀；另一些则据消息人士称，在以色列判断他们已无进一步利用价值，或无法被转移撤出时，被有意放弃。

技术发展使一线间谍更难被发现，也减少了某些旧式做法的必要性。比如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初期，间谍可能被要求在空袭前用激光标记一栋建筑。

如今，此类任务已不那么必要，因为以色列已经掌握了大量公开机构——包括市政机构、省级机构和各部委——以及许多抵抗组织明面和隐蔽据点的详细地图。

以色列军方出版物公开使用希伯来语“黄金情报”一词，指从海量原始数据中提炼出的、具有决定性且时效性强的情报。而在抵抗组织所处环境中，一旦提到这类情报，也可能引发对“高层间谍”存在的怀疑，即便相关信息其实是通过技术监控获得的。

如果情报来源是人，历次调查反复显示，以色列情报机构可能会花费多年时间和巨额资金，只为培养一个人，以换取一次关键信息披露。叶海亚·阿亚什遭暗杀，就是一个突出例子。

信息收集本身就需要地面工作，包括拍照、监视、通信和伪装等。但直接执行现场任务，需要另一类间谍。安全消息人士估计，这些人几乎都必须在以色列境内或境外与上线会面，并接受针对具体任务的指导，或更广泛的行动训练。

最底层是安全从业者所说的“廉价任务”：风险极低，暴露往往不是因为任务本身，而是出于偶然或低级失误。这类任务包括在“死信点”放置通信设备、留言或现金。通常，这些任务所需训练很少，而且会逐步分配给招募对象。再上一层是后勤任务，包括获取通信设备、购买或租赁房屋和车辆，或筹措日后由行动小组使用的其他工具。

再往上，任务就会危险得多。间谍可能会篡改抵抗组织武器，或在其中植入追踪芯片，包括火箭推进榴弹、短号反坦克弹，甚至导弹及其爆炸战斗部。也有人负责安放监控设备。到了这一步，间谍通常已经清楚知道任务的确切内容。

这一层级的顶端，是最困难的任务：安放炸药，或直接实施暗杀。以色列是在过去10年里才更广泛地采用这一路径。多年来，巴勒斯坦和黎巴嫩调查人员中有一种基本判断：以色列只会“用以色列人的手”杀人。这种前提常常使调查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本地执行者的可能。

2010年哈马斯指挥官马哈茂德·马布胡赫在迪拜遇刺，强化了这种看法。阿联酋监控画面中出现的是一支庞大行动队伍，他们使用外国护照，其中许多人被认为是犹太人。

但此后在加沙、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朗出现的案件显示，以色列试图减少犹太裔行动人员、会说阿拉伯语的以色列特工，以及德鲁兹人或贝都因招募对象所承担的风险，将更多执行环节转交给本地人员。

半岛电视台播出一项有关加沙武装团体的调查，这些团体被指为以色列服务。节目内容涉及被用来追踪目标并执行武装任务的本地民兵成员。其中一宗案例涉及两名男子，他们受命使用装有消音器的武器杀死一名被通缉人物。其中一人被抓获，而他所受训练很少，也不是长期被招募者——这同样偏离了“阿克萨洪水行动”前较为常见的模式。

2025年6月以色列与伊朗交战期间，以色列方面的叙事试图将每一次地面行动都塑造成摩萨德人员所为。但实地调查和跟踪这些案件的消息人士指出，情况并非如此。

据称涉案者中，居住在海外的伊朗犹太人、移民及其后代只占很小一部分。许多执行者实际上是伊朗国内居民，这意味着行动并非如以色列叙述所暗示的那样，完全由摩萨德人员独立完成。

还有一些帮助将设备偷运入境的人，据报并不知道这些设备将被用于军事或情报行动，而是以为自己只是为了获利运输民用货物。

在最高层级，间谍的选择、行为方式和任务性质都会发生根本变化。以色列会从战略层面研究目标组织，试图将其瓦解，或引导其改变方向。这类工作需要地位较高、经过长期精心培植的招募对象。具体任务可能是研判某位领导人的行为，也可能是追踪整个运动内部的意识形态走向。

以色列过去的表态和种种迹象支持这样一种看法：暗杀，尤其是针对政治人物的暗杀，并不总是出于眼前的军事需要。一次暗杀可能在某个运动的权力结构中制造空缺。

随后，以色列策划者会预判谁将接替这一位置，以及这个继任者是否更符合其目标。换言之，一个组织的政治走向可能在其成员自以为只是回应内部局势时，就已经被外部重新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