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岁的我和老伴，没有退休金，我得了糖尿病后，并发症很严重

我叫王德福，今年六十三岁，黄土埋到脖子的年纪了。

现在是凌晨三点十七分，我又醒了。不是睡够了醒的，是疼醒的。两只脚像有无数根针在扎，手指头麻得像不是自己的，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天花板上的灯在我眼里成了三个影子，晃晃悠悠的。

我翻了个身，床板咯吱响了一声。老伴李秀兰在另一头睡得沉，她打呼噜的声音很大，像是喉咙里卡着什么东西。我没敢再动，怕吵醒她。她白天要伺候我，晚上要是再睡不好，身体也垮了。

脚上的疼一阵一阵往上窜，从小腿肚子一直到大腿根，酸胀酸胀的。我知道这是糖尿病并发症，村里卫生所的张大夫跟我说过，这叫周围神经 病变，治不好的，只能缓解。可缓解也得花钱买药啊，我现在连买盒止痛片的钱都得掂量半天。

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的水早就凉透了。我想喝水，可身子懒得动，也不想开灯——灯泡坏了半个月了，我跟儿子说了三次，他每次都说“知道了”，然后就没了下文。

我躺在那儿，睁着眼睛看着黑乎乎的天花板，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起三十年前的事，想起十年前的事，想起昨天的事，就跟放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往外蹦。

我这一辈子，说穿了就是个笑话。

我是十八岁那年正式下地干活的。家里穷，兄弟姐妹六个，我排行老二。爹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能让我们吃饱饭就不错了，哪有钱供我们上学？我念完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认识几个字，会算简单的账，够用了。

二十三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了李秀兰。她是隔壁村的，长得不算好看，但壮实，一看就是干活的好手。我俩见了一面，彼此都觉得还行，就把亲事定了。那时候结婚简单，没有彩礼那一说，就是扯了几尺布做身新衣裳，摆了两桌酒席，就算把媳妇娶进门了。

婚后第二年，大儿子王建国出生了。后来又生了二闺女王芳和小儿子王建军。三个孩子，一张张嘴等着吃饭，我这当爹的就得拼命干。那些年，我起早贪黑，春天播种，夏天锄草，秋天收割，冬天还得出去打零工。砖窑里搬过砖，建筑队上挑过灰，矿山上背过石头，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

那时候我心里有个念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但孩子们不能跟我一样。我得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得让他们走出这穷山沟。

这个念头支撑了我几十年。

大儿子建国还算争气，虽然学习一般，但好歹念完了初中。那时候村里能念完初中的就不多了，我觉得脸上有光。他十六岁就不念了，说要出去打工挣钱。我没拦着，想着男孩子早点闯荡也好。

他在外面打了几年工，攒了点钱，回来跟我说想学开车跑运输。我一听，觉得这是个正经路子，就把家里的积蓄全拿出来了，又跟亲戚借了两万块，给他买了一辆二手货车。

从那以后，建国的日子慢慢好起来了。跑运输虽然辛苦，但挣的钱比种地强多了。他二十五岁那年，领回来一个姑娘，叫张翠花，是隔壁县的人。姑娘长得挺周正，嘴也甜，一进门就叫“爸”“妈”，叫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他们处了一年对象，准备结婚。女方家要三万块彩礼，这在当时不算多，但我手里的钱都给建国买车了，实在拿不出来。我跟李秀兰商量了一宿，最后一咬牙，把家里那几亩地包给别人种，预支了三年的承包费，又把圈里那两头猪卖了，东拼西凑才把这彩礼钱凑齐。

结婚得有房子住。我们家那三间土坯房实在太破了，屋顶漏雨，墙皮掉渣，人家姑娘不愿意住。没办法，我又借了一屁股债，在村口给建国盖了三间砖瓦房。那房子盖起来，花了整整五万块，我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信用社，求爷爷告奶奶才贷出来。

建国的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村里人都说我这个当爹的有本事。我端着酒杯挨桌敬酒，笑得合不拢嘴，心里想：值了，只要孩子们过得好，我这把老骨头累死也值了。

可我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

建国结婚后，我跟李秀兰还住在老屋里。那三间土坯房住了二十多年，墙上的裂缝能塞进去一根手指头，一到下雨天，屋里到处是接水的盆盆罐罐。李秀兰总念叨：“咱啥时候也能住上新房子？”我说：“急啥，等孩子们都安顿好了再说。”

二闺女王芳后来嫁到了外县，女婿是个老实人，在工厂上班。他们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也算安稳。逢年过节回来看看我们，带点水果点心，我就很高兴了。

小儿子建军念书比哥哥强，一路念到了高中。我本来指望他能考上大学，光宗耀祖，可他高考差了几分，没考上。他想复读，可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了。建国的车贷还没还完，建军的学费都是东拼西凑的，再复读一年，我真供不起了。

建军哭了三天，最后还是跟着村里的包工头去了工地。他走那天，我去村口送他，看着他背着行李卷的背影，心里酸得不行。我觉得对不起这孩子，要是家里有钱，他也能上大学，也能坐办公室，不用像我一样卖力气。

建军在工地干了两年，晒得黝黑，手上的茧子比我这个老农民还厚。他攒了点钱，回来跟我说想在城里买房。城里的房价那时候还不算太高，一套两居室十来万。可我手里哪有钱？建国的债刚还清，我自己还欠着亲戚一万多块呢。

建军说：“爸，我不怪你，我自己想办法。”他跟他哥借，建国说没钱；跟他姐借，王芳也不宽裕。最后还是我跟李秀兰去娘家那边借了一圈，凑了三万块给他。他自己又跟工友借了一些，总算凑够了首付。

房子买了，接下来又是装修、买家具、结婚。建军的女朋友是他工地附近饭店的服务员，叫刘小燕，也是个农村姑娘。人家姑娘不嫌我们穷，也不要多少彩礼，我就感激不尽了。可再怎么省，结婚总得花钱。我又借了两万块，给他们办了婚事。

三个孩子，两个儿子结婚，一个闺女出嫁，我把一辈子的积蓄都搭进去了，还欠了一屁股债。但我那时候不觉得亏，反而觉得自己挺了不起。村里谁不说我王德福能干？一个人拉扯大三个孩子，还给两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盖了房子，买了车子，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我唯一没做的，就是给自己留条后路。

那时候村里也有人劝我交养老保险，说什么“老了有个依靠”。我听了只是笑笑，心想：我有儿子怕什么？中国几千年来不都是养儿防老吗？我辛辛苦苦把他们养大，给他们成家立业，等我老了干不动了，他们还能不管我？

再说了，那时候我也确实拿不出钱来交保险。一年几百块钱，听着不多，可对我这种借钱过日子的人来说，每一分钱都有去处。我想着等债还清了再说，可债还清了，孩子们又有新的需要用钱的地方，就这么一年拖一年，拖到了六十岁，想交也来不及了。

八年前，我开始觉得不对劲。

那段时间我总是口渴，喝多少水都不管用，一天要跑十几趟厕所。人也瘦得厉害，一个月掉了十几斤肉，李秀兰还以为我得了什么大病。吃饭也比以前多了，可越吃越瘦，浑身没劲，干一会儿活就得歇半天。

我去镇上的卫生院查了一下，抽了血，做了个尿检。结果出来，张大夫看了半天，叹了口气说：“老王，你这是糖尿病，血糖高得吓人，得赶紧治。”

我问：“这病能治好吗？”

张大夫摇摇头：“糖尿病是慢性病，治不好，但能控制。你得按时吃药，控制饮食，定期复查，不然并发症出来就麻烦了。”

他给我开了几种药，二甲双胍、格列美脲什么的，又嘱咐我少吃米面，多吃蔬菜，每天测血糖。我拿着药单去划价，一看价格，心里就咯噔一下。一个月下来，光药费就要两百多块，再加上试纸、针头那些耗材，少说也要三百块。

三百块钱，对于有退休金的人来说不算什么，可对我来说，那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时候我刚把债还完，手里没什么积蓄，每个月就靠着几亩地的收入和偶尔打零工挣的钱过日子。一年到头，除去化肥农药种子钱，能落到手里的也就万把块钱。这三百块钱的药费，占了我全年收入的将近三分之一。

我跟李秀兰商量：“要不先不吃药了？我少吃点饭，多运动运动，说不定能控制住。”

李秀兰不同意：“你别瞎来，大夫说了得吃药，你不吃万一严重了怎么办？”

我说：“哪有那么严重？不就是血糖高点嘛，又不疼不痒的。你看村里老张头，也是糖尿病，吃了几年药也没见他好到哪去，还不是该吃吃该喝喝？”

其实我心里清楚，我不是不怕，是舍不得那个钱。我想着，这三百块钱要是省下来，过年能给孙子孙女们包个大红包，能给李秀兰买件新棉袄，能交几个月的水电费。至于自己的身体，能扛就先扛着吧。

这一扛，就是八年。

这八年里，我基本上没正经吃过药。刚开始还去卫生院拿过几次药，后来嫌贵，就不去了。有时候实在难受了，就去药店买几片最便宜的降糖药，吃两天感觉好点了，就又停了。饮食上也没怎么控制，家里做什么我吃什么，只是稍微少吃一点米饭。

张大夫每次见到我都问我：“老王，血糖控制得怎么样？”我总是含糊其辞：“还行，还行。”他大概也知道我没好好治，叹了口气，也不再多说了。

去年开始，报应来了。

先是手脚发麻。起初只是偶尔麻一下，我以为是睡觉压着了，没在意。后来越来越频繁，两只手像戴了一层厚手套，摸什么都感觉不对。脚底板也麻，走路像踩在棉花上，深一脚浅一脚的。

然后是疼。那种疼说不清楚，像针扎，像蚂蚁咬，又像火烧。尤其是晚上，躺在床上，两只脚又麻又疼又痒，怎么放都不舒服。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有时候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就爬起来坐着，把脚泡在冷水里，能稍微好受一点。

李秀兰看我这样，心疼得直掉眼泪：“你这老头子，当初让你吃药你不吃，现在好了吧？”

我说：“没事，忍忍就过去了。”

可有些事，不是忍忍就能过去的。

今年春天，我的视力开始下降。一开始是看东西模糊，像隔着一层雾。我以为是老花眼，去眼镜店配了副老花镜，戴上也没什么用。后来发展到看东西有重影，一个人的脸我能看出两个来，走路都不敢迈大步，生怕摔跤。

张大夫说这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再不控制，可能会失明。

我这才慌了。

那天晚上，我终于鼓起勇气，给大儿子建国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那头传来建国的声音，有点不耐烦：“喂，爸，这么晚了有事吗？”

我看了看墙上的钟，才八点半，不算晚。我说：“建国，爸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你说。”

“我最近身体不太好，糖尿病并发症出来了，手脚疼得厉害，眼睛也看不清了。张大夫说再不治就麻烦了，你能不能……能不能先借我点钱，让我去看看病？”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建国说话了，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味道：“爸，你怎么又搞成这样？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让你按时吃药，你就是不听。现在出问题了来找我，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说：“我知道是我不好，可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先借我两千块钱，我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买点药，等我缓过来了……”

“两千？”建国打断我，“爸，你知道我现在什么情况吗？房贷一个月三千多，车贷一千五，小宝上幼儿园一个月一千多，再加上一家人的生活费，我每个月都是月光族，哪来的闲钱？”

我说：“那你少借我一点也行，一千块，五百块，我先去看病……”

“爸，”建国的声音突然变得很严肃，“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今天既然你提起来了，我就直说了。你跟妈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不交养老保险？你看看别人家的老人，哪个没有退休金？就你们俩，一分钱没有，全靠我们。我们压力多大你知道吗？”

我被他说得愣住了，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建国继续说：“我不是不孝顺，可你也得体谅体谅我。我一个月工资就五六千块钱，要养活一家三口，还要还房贷车贷，我容易吗？你跟妈要是每个月有千把块的退休金，自己买药吃饭就够了，也不用找我开口。可你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指望着我，我真的是有心无力。”

我握着电话的手在发抖，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建国，爸当年给你盖房子娶媳妇买车，花的那些钱……”

“那是你应该的！”建国打断我，“你生了我，就得养我，给我成家立业，这是你的责任！你不能拿这个来说事。再说了，那些年你给我的钱，加起来能有几个钱？现在物价涨了多少你知道吗？你那点钱放到现在，连个首付都不够！”

我感觉胸口堵得慌，喘不上气来。李秀兰在旁边看出了不对劲，连忙接过电话：“建国，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他再怎么说也是你爸，他现在病了，你不管他谁管他？”

“妈，我不是不管，我是真没钱。要不这样，你们去找建军和王芳商量商量，大家平摊，总不能让我一个人扛吧？”

李秀兰还想说什么，那边已经挂了电话。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通话结束”四个字，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六十多岁的人了，平时再苦再累都没哭过，可那天晚上，我像个孩子一样，坐在床上哭得稀里哗啦。

李秀兰抱着我的肩膀，也哭：“德福，咱们这是造的什么孽啊……”

那一夜，我们俩谁都没睡着。

第二天，我给小儿子建军打电话。

建军比他哥温和一些，但意思差不多：“爸，我也想帮你，可我真的没钱。小燕怀孕了，马上要生孩子了，到处都要花钱。要不你先去镇上卫生院看看，拿点便宜的药吃着，等我这边宽裕了再说。”

我说：“建军，爸的眼睛快看不见了，张大夫说再不治可能要瞎。”

建军沉默了一会儿，说：“爸，要不你去办个慢性病门诊？我听同事说他爸也是糖尿病，办了那个能报销不少钱。”

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你能帮我问问吗？”

“行，我回头帮你打听打听。”他说完又加了一句，“爸，你自己也多注意身体，别什么都省，该花的钱还是要花。”

挂了电话，我心里五味杂陈。我知道孩子们都有自己的难处，可我就是想不通，我当年为他们掏心掏肺的时候，怎么就没想过有一天他们会这样对我？

李秀兰说：“要不咱去找闺女？”

我说：“算了，王芳日子也不好过，别让她为难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只能继续硬扛。脚上的疼越来越厉害，有时候疼得我满地打转。眼睛也越来越模糊，走路都得扶着墙。我不敢照镜子，怕看到自己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有一天下午，我坐在院子里晒太阳，邻居老赵头过来串门。他比我大三岁，红光满面的，精神头很好。他以前在村里当过会计，退休后每个月有一千八百块的养老金，加上老伴的，两口子一个月三千多块。他也有糖尿病，但人家按时吃药，定期检查，控制得很好。

他看我蔫头耷脑的样子，问：“老王，你这是咋了？”

我把情况跟他说了。他听完叹了口气，说：“德福啊，不是我说你，你当初要是交点养老保险，现在也不至于这样。你看我，每个月一千八，虽然不多，但买药吃饭够了，不用跟孩子们伸手。孩子们愿意给是他们孝顺，不愿意给我也不指着他们。”

我说：“我当时哪想得到这么多？总觉得有儿子就行。”

老赵头摇摇头：“儿子再好，那也是人家的丈夫，人家的爸爸。他们有他们的日子要过，能顾得上你多少？说到底，人老了还得靠自己。”

这话说得我心里一酸，差点又要掉眼泪。

老赵头又说：“你现在也别想那些没用的了。我给你指条路，你去镇上社保所问问，看能不能补缴养老保险。虽说你过了六十岁，但现在政策好像有变化，有些地方允许一次性补缴，你打听打听。”

我眼睛一亮：“真的？”

“真的假的我也不确定，你去问问不就知道了？”

第二天一早，我让李秀兰陪着，坐了一个小时的班车去了镇上。

社保所在镇政府大院里面，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墙上贴着各种政策宣传画。一个戴眼镜的小姑娘坐在电脑后面，看见我们进来，问：“大爷，您办什么事？”

我搓着手，有点紧张地说：“同志，我想问问，我这个年纪还能不能补缴养老保险？”

小姑娘问：“您多大岁数了？”

“六十三了。”

她摇摇头：“大爷，超过六十周岁就不能参保了，这是国家规定的。”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那我之前没交过，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她说：“如果您在六十岁之前参加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可以补缴的。但您从来没参过保，那就没办法了。不过您可以了解一下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低保，如果您符合条件，每个月能领几百块钱。”

我问：“低保怎么申请？”

她说：“您得先去村委会填表，然后乡镇审核，县里审批。主要看您的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符合条件才能享受。”

从社保所出来，我站在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空落落的。李秀兰拉着我的手说：“德福，别灰心，咱再去问问低保的事。”

我说：“低保能有多少钱？一个月一两百块，够干什么的？”

“够买药就行。”李秀兰说，“你不是办了慢性病门诊吗？听说能报销一大半，再加上低保的钱，咱应该能撑过去。”

说到慢性病门诊，我又是一阵心酸。建军帮我打听了，手续倒是不复杂，可问题是，就算是报销之后，剩下的钱我也拿不出来。我已经两个月没买过一片药了，全靠硬撑。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这一辈子到底错在哪了？

我想了很久，想出了两条。

第一条，我不该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女身上。养儿防老这句话，放在以前也许是对的，可现在这个社会，年轻人的压力太大了，他们自己也活得艰难，哪还有多余的精力来管你？我不是说孩子们不孝，他们是真没办法。建国一个月五千多的工资，要养活三个人，还要还房贷车贷，他自己都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哪还有钱给我？

第二条，我不该为了省钱耽误了自己的病。糖尿病这东西，刚开始不疼不痒的，可它是在慢慢地毁你的身体。我舍不得那一个月几百块钱的药费，结果现在并发症出来了，别说几百块，几千块几万块都不一定能治好。这笔账，我怎么就算不明白呢？

可是现在明白有什么用？晚了，一切都晚了。

回到家，我坐在炕沿上发呆。李秀兰去做饭，锅里煮的是小米粥，就着一碟咸菜。自从我生病后，家里的伙食就越来越差了，一个星期都吃不上一回肉。李秀兰也跟着我受苦，可她从来不抱怨，只是默默地把好吃的都留给我。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问李秀兰：“咱家还有多少钱？”

李秀兰愣了一下，放下锅铲，擦了擦手，从柜子里翻出一个铁盒子。打开来，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钞票，有十块的，有五块的，还有一堆硬币。她数了数，说：“四百六十三块五毛。”

我心里一沉。这点钱，连去医院做个检查都不够。

“要不……”李秀兰犹豫了一下，“咱把那头猪卖了吧？”

我家后院养了一头猪，本来是打算过年杀的，腌成腊肉能吃大半年。可现在我这种情况，哪还顾得上过年？

我说：“卖了吧，明天就卖。”

猪卖了八百块钱。加上之前的四百多，一共一千二百多块钱。我揣着这些钱，去了县医院。

医生给我做了全面检查，结果出来，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

空腹血糖13.8，餐后血糖21.6，糖化血红蛋白11.2%，三项指标都远远超出正常范围。眼底检查显示视网膜已经有明显的出血点和渗出物，如果不及时干预，半年内就可能失明。下肢神经传导速度严重减慢，属于重度周围神经病变。肾功能也有异常，肌酐值偏高，说明肾脏已经开始受损了。

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大夫，姓刘，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很斯文。他看着检查报告，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老爷子，你这个情况太严重了。糖尿病八年，你是怎么控制的？”

我低着头，不敢看他：“没怎么控制，就是少吃点饭。”

“吃药了吗？”

“吃了……偶尔吃。”

“什么叫偶尔吃？”刘医生的语气严厉起来，“糖尿病是慢性病，必须长期规范用药！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有什么用？这不是开玩笑的，你再这样下去，眼睛会瞎，脚会烂，肾会衰竭，到时候神仙都救不了你！”

李秀兰在旁边抹眼泪：“大夫，我们知道错了，您一定要救救他。”

刘医生叹了口气，语气缓和了一些：“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我给你开个治疗方案，胰岛素必须打，口服药也要坚持吃，每周至少测两次血糖，每个月复查一次。另外，饮食必须严格控制，米面少吃，油腻的甜的都不能碰，多吃蔬菜粗粮。”

他开了一大堆药，又在病历本上写了密密麻麻的医嘱。我去药房划价，一看金额，整个人都傻了——两千三百多块。

我手里只有一千二百多块。

我站在药房窗口前，进退两难。后面排队的人在催：“前面的快点，磨蹭什么呢？”我只好让到一边，掏出手机给建国打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我又打了一次，还是没人接。我知道他是故意不接的。

我又打给建军，这次倒是接了。我把情况说了，建军沉默了一会儿，说：“爸，我这边实在是拿不出钱来，要不你先拿一部分药，剩下的等月底我发了工资再说？”

月底？今天是月初，离月底还有二十多天。我等得起，可我的病等不起。

我挂了电话，蹲在医院走廊里，把头埋在膝盖中间，感觉自己像个废物。

后来是李秀兰把她陪嫁的一对银镯子卖了，又跟村里几个老姐妹借了点钱，才凑够了药费。

我拎着一袋子药回家，心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以后每个月都要花这么多钱，我到哪里去弄？

从那天起，我开始每天打胰岛素，按时吃药，严格控制饮食。李秀兰变着法子给我做适合糖尿病人吃的饭菜，荞麦面、燕麦粥、水煮蔬菜，吃得我嘴里淡出鸟来。可我不敢不吃，也不敢偷吃，因为我真的怕了。

然而，有些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

我的视力还是在缓慢下降。现在我看东西已经非常模糊了，走在路上，对面来人我都要走到跟前才能认出来是谁。有一次我在家门口绊了一跤，摔得鼻青脸肿，李秀兰吓得赶紧把我扶起来，从那以后她就不让我一个人出门了。

脚上的疼痛也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晚上我还是睡不着，经常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李秀兰给我买了个洗脚盆，每天晚上用热水给我泡脚，按摩，能稍微缓解一点。可她知道，这只是治标不治本。

更可怕的是，我的脚上开始出现伤口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李秀兰给我洗脚的时候，突然惊叫一声：“德福，你脚上怎么有个口子？”

我低头一看，左脚脚背上有一个指甲盖大小的伤口，周围的皮肤发红发紫，伤口里面流出黄色的脓水。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觉得疼。

李秀兰慌了：“走，赶紧去医院！”

我们又去了县医院。刘医生看了伤口，脸色很难看：“这是糖尿病足，感染了。糖尿病患者血液循环差，免疫力低，伤口很难愈合。如果不及时处理，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可能要截肢。”

截肢？这两个字像一把刀，狠狠地扎在我心上。

“大夫，您一定要想办法保住我的脚。”我几乎是哀求地说。

刘医生说：“住院吧，先清创抗感染，然后再慢慢调理。不过住院费可不便宜，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问：“要多少钱？”

“至少先准备一万块。”

一万块。我上哪去弄一万块？

回到家，我跟李秀兰相对无言。一万块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我想到了卖房子。我们住的这三间土坯房虽然不值钱，但好歹能卖个几万块。可卖了房子，我跟李秀兰住哪去？

我又想到了孩子们。这一次，我决定不再打电话了。我让李秀兰扶着我，亲自去一趟大儿子家。

建国住在镇上，一个新建的小区里。三室一厅的房子，装修得漂漂亮亮的，客厅里摆着大电视，铺着木地板。我到的时候，建国正在沙发上玩手机，儿媳妇张翠花在厨房做饭，孙子小宝在客厅的地毯上玩积木。

看见我来了，建国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爸，你怎么来了？”

我说：“建国，爸有点事想跟你当面谈谈。”

他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水。我看了看这个家，又看了看他，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最后还是建国先说话了：“爸，上次电话里我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我那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没过脑子。”

我摇摇头：“爸不怪你。爸知道你有你的难处。”

沉默了一会儿，我鼓起勇气说：“建国，爸这次来，是想求你一件事。我的脚上长了个疮，医生说再不治就要截肢了。住院要一万块钱，爸实在拿不出来，你能不能……”

我的话还没说完，张翠花从厨房里出来了，围裙上沾着油渍，脸色不太好看：“爸，不是我们不帮您，是真的帮不了。建国上个月刚换了新车，贷款还没还完呢。小宝明年要上小学，学区房的定金都交了。我们哪还有闲钱？”

我说：“我不要多，就一万块。就当是爸借你们的，以后慢慢还。”

建国低着头不说话。张翠花又说：“爸，您说您这么大年纪了，折腾这些干什么？糖尿病又不是什么绝症，您按时吃药不就行了？非要住院，那不是浪费钱吗？”

李秀兰忍不住了：“翠花，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你爸的病已经很严重了，不住院不行啊。你们做儿女的，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截肢吧？”

张翠花撇撇嘴：“妈，您别说得这么难听。我们也不是不管，可总得量力而行吧？我们自己都过得紧巴巴的，哪还有钱管别人？”

“别人？”李秀兰的声音颤抖起来，“他是你公公，是你的长辈，怎么就成了别人了？”

眼看两个人就要吵起来，我连忙拉住李秀兰：“算了，别说了，我们走。”

从建国家里出来，天已经黑了。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佝偻着腰，像一个鬼魂。李秀兰搀着我的胳膊，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流泪。

我突然觉得很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那种冷。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满天的星星，想了很久很久。

我想起了小时候，爹妈也是这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在地里刨食。他们老了以后，是我们兄弟几个轮流照顾，虽然日子过得苦，但至少有人管。那时候我还觉得理所当然，觉得养儿防老天经地义。

可轮到我自己的时候，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我想了又想，终于想明白了：不是孩子们变了，是这个时代变了。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穷，但穷得平均。孩子们长大了，父母老了，大家凑合着过，谁也不嫌弃谁。可现在不一样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孩子们在外面见了世面，眼光高了，要求也高了。他们要买房，要买车，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每一个都是烧钱的无底洞。在这样的压力下，谁还有心思去管一个没用的老头子？

说到底，是我自己太天真了。我以为付出了就会有回报，以为养大了孩子就有了依靠。可现实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自己，谁都靠不住。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对李秀兰说：“咱把那三间房子卖了吧。”

李秀兰吓了一跳：“卖了房子咱住哪？”

“租房子住。”我说，“反正咱俩也活不了几年了，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行。卖房子的钱，一半拿来治病，一半留着咱俩养老。以后谁也不靠了，就靠咱自己。”

李秀兰看着我，眼泪又流了下来：“德福，咱这辈子，怎么就过成这样了？”

我苦笑了一下：“是我不好，是我没安排好。当初要是交点养老保险，哪怕一个月只交几十块钱，现在也不至于这样。”

房子挂出去一个多月，终于有人来看房了。买家是隔壁村的一对年轻夫妻，想买下来给老人住。最后谈的价格是三万八千块，加上宅基地一起卖。

签合同那天，我拿着笔，手抖得厉害。这套房子是我二十三岁时亲手盖起来的，住了整整四十年。墙上的每一道裂缝，屋顶的每一片瓦，都刻着我的记忆。现在要把它们卖掉，就像是把自己的命卖了一样。

可我别无选择。

拿到钱的那天，我第一时间去了医院。刘医生给我安排了住院，清创、抗感染、控制血糖，一系列治疗下来，脚上的伤口总算有了好转的迹象。可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糖尿病是终身疾病，并发症一旦出现，就不可能逆转。我能做的，只是尽量延缓它的进程。

住院期间，王芳来看过我一次。她带着一箱牛奶和一些水果，坐在病床边，眼圈红红的：“爸，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说：“告诉你有什么用？你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

王芳哭了：“爸，我没用，帮不了你。”

我说：“傻孩子，你已经很好了。爸不怪你。”

她走的时候，偷偷在我枕头底下塞了五百块钱。我知道那是她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心里又酸又暖。

建军也来过一次，待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走了，说是工地忙。他走的时候，我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突然觉得这个儿子很陌生。他已经不是我记忆中那个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小男孩了，他成了一个为生活奔波的男人，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烦恼，自己的压力。在他心里，我这个父亲大概已经排到了很后面的位置。

至于建国，他一次都没来过。只是在李秀兰打电话告诉他我住院的消息时，在电话里说了一句：“我知道了，等忙完这阵就去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知道，他不会来的。

出院后，我跟李秀兰在镇上租了一间小平房，一个月租金两百块。房间很小，只有十几平米，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就转不开身了。厨房是公用的，厕所在外面，冬天冷得要命，夏天臭烘烘的。

可我已经很满足了。至少，我还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剩下的钱我存了起来，专门用来买药。我算了算，按照现在的治疗方案，每个月至少要花七八百块。加上房租和生活费，一个月一千多块的开销。三万块看起来不少，可真要用起来，撑不了三年。

三年后怎么办？我不敢想。

李秀兰在附近的餐馆找了个洗碗的活，一个月一千五百块。我说不让她去，她都六十一岁了，腰不好，站久了疼得直哼哼。可她非要去，说：“不挣钱咱吃什么？你那点钱要留着买药，咱不能坐吃山空。”

我看着她佝偻着腰，端着一摞脏碗走进后厨的背影，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这辈子，对不起很多人。对不起爹妈，没让他们享过一天福；对不起李秀兰，跟着我吃了一辈子苦；也对不起自己，把自己活成了这个样子。

可我最对不起的，是我自己。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一定会在年轻的时候给自己交一份养老保险。哪怕每个月只交几十块钱，到了六十岁，每个月也能领几百块。这几百块不多，但足够买药了，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一定会在查出糖尿病的那一刻就开始规范治疗。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该忌口忌口。不会为了省那几百块钱，把自己的身体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一定不会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孩子们。我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留一份保障。我爱他们，但我更应该爱自己。

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昨天晚上，我又疼醒了。这次不只是脚疼，连小腿也开始疼了，像是有人拿锯子在锯我的骨头。我咬着牙，不让自己叫出声来，怕吵醒李秀兰。

她白天太累了，晚上好不容易睡着，我不忍心打扰她。

我睁着眼睛，在黑夜里等待着天亮。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昏黄的光。我盯着那道光线，想起了很多事情。

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当爸爸时的喜悦。那时候建国刚出生，小小的，软软的，抱在怀里都不敢用力。我对着他发誓，一定要让他过上最好的日子。

我想起了他第一次叫我爸爸。那时候他才一岁多，咿咿呀呀的，口齿不清地喊了一声“爸”，我高兴得抱着他转了好几圈。

我想起了他上学的第一天。我牵着他的手，把他送到学校门口，看着他背着新书包走进教室，心里充满了骄傲。

我想起了他结婚的那天。我穿着新衣服，站在台上，看着他和新娘交换戒指，笑得合不拢嘴。

那些记忆，那么美好，那么温暖，可现在想起来，却像刀子一样扎心。

我曾经以为，我给了孩子们一切，他们就会回报我一切。可我现在才明白，亲情不是交易，付出不一定有回报。我给了他们生命，给了他们成长，给了他们我能给的一切，这是作为父亲的责任。而他们是否孝顺，是否有良心，那是他们的事，我强求不来。

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梦里，我回到了四十年前，回到了那个刚刚盖好新房的日子。那时候我还年轻，有力气，有希望。我站在新房的门口，看着远处的田野，心里想着：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梦醒了，窗外阳光刺眼。李秀兰已经起床了，正在厨房里熬粥。我听见她的咳嗽声，一声接着一声，像是要把肺咳出来。

我慢慢坐起来，穿上鞋子，扶着墙走到门口。阳光照在我脸上，暖洋洋的，可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温度。

李秀兰端着一碗粥走过来：“醒了？快来吃饭，粥凉了就不好喝了。”

我接过粥碗，喝了一口，寡淡无味。可我还是喝完了，一滴不剩。

活着，总得活下去。

不管多难，不管多苦，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得撑着。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那个陪我吃苦受累了一辈子的女人。我不能倒下，我倒下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吃完早饭，李秀兰去上班了。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拿出手机，翻看着通讯录。通讯录里有十几个名字，可我不知道该打给谁。

最后，我拨通了老赵头的电话。

“喂，老赵，你在家吗？我想找你聊聊天。”

“在呢在呢，你过来吧。”

我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挪到他家。他家住在一楼，有个小院子，种了些花花草草。他搬了把椅子让我坐下，又给我倒了杯茶。

“老赵，我想问你个事。”我说。

“你说。”

“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个啥？”

老赵头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德福，你今天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我说：“我就是想不明白。我辛辛苦苦一辈子，把孩子们都拉扯大了，给他们成家立业，到头来自己落得这个下场。你说，我图什么？”

老赵头沉默了一会儿，说：“德福，你听我说句实话。咱们这一代人，受的教育就是这样，觉得活着就是为了孩子。可你想过没有，你也是个人，你也有权利为自己活一回。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孩子，自己什么都没剩下，这不叫伟大，这叫傻。”

我说：“可我不给他们，我心里过意不去。”

“那他们不管你，他们心里就过得去？”老赵头摇摇头，“德福，我不是说孩子们不好。可你要明白，孝顺这个东西，不是你对他们好，他们就一定会对你好。有些人，你对他再好，他也觉得理所当然。你对他稍微差一点，他就记恨你一辈子。”

我叹了口气：“现在说这些都晚了。”

“不晚。”老赵头说，“你现在还有一口气在，就还有机会。从现在开始，对自己好一点。该吃吃，该喝喝，该看病看病，别委屈自己。至于孩子们，他们愿意管你就管，不愿意管你也别强求。你把他们养大成人，已经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剩下的，就看他们自己的良心了。”

我点点头，心里好像没那么堵了。

从老赵头家出来，我慢慢地往回走。路过一家药店的时候，我停下来，想了想，走了进去。

“老板，给我拿一瓶钙片，一瓶维生素。”

老板是个中年人，笑着说：“大爷，您这是要养生啊？”

我说：“是啊，得好好活着。”

是的，我要好好活着。不为别的，就为了我自己。

这是我六十三岁这一年，学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