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鸣(续)
处理完苏晨的后事,我回了趟老家。母亲在电话里哭得喘不上气,说小晨的骨灰总不能一直寄存在殡仪馆,得有个地方安放。老宅后山还有块空地,父亲生前种过几棵茶树,如今荒了。
高铁驶入站台时,我看见月台上站着个穿碎花衬衫的女人。她瘦了很多,头发剪得短短的,鬓角白了。十年前她离开家去上海时,染着一头酒红色的大波浪,指甲上涂着亮片,行李箱里装满了母亲攒了大半年的鸡蛋,说要带给“朋友”尝鲜。
“大姐。”我叫了一声。
她转过头,嘴角牵了牵,算是笑。那张脸被太阳晒得暗黄,眼尾的纹路很深,像是用刀刻出来的。她伸手来接我的行李,我看见她手腕上戴着一只磨得发白的银镯,不是当年那只卡地亚。
“走吧,妈在家等着。”她说。
老宅还是老样子,堂屋的吊扇慢悠悠转着,吱呀吱呀。母亲的头发全白了,她坐在竹椅上,面前摆着三副碗筷。大姐苏黎进厨房端菜,我听见灶台传来油锅的滋啦声。
母亲拉住我的手,眼眶又红了:“你大姐听说小晨的事,连夜从县里赶回来。她这些年……也不容易。”
我看着厨房里苏黎的背影。十年前她走的时候,是县城里最时髦的姑娘。人人都知道她在上海“跟了个老板”,住豪宅、开名车,照片寄回来,背景是外滩的夜景,她穿着真丝睡裙靠在落地窗前,手里晃着红酒杯。
后来那老板的太太找上门,闹得满城风雨。苏黎灰溜溜地回来,什么也没带,只拖着一只旧行李箱。再后来她嫁了邻镇一个开货车的男人,日子过得紧巴巴,住在县城老破小的楼房里,夏天连空调都舍不得开。
吃饭时谁都没提苏晨的事。苏黎给我夹菜,说这是她早上从菜市场买的河虾,新鲜得很。我低头扒饭,看见她手指上贴着创可贴,指节粗大,指甲剪得秃秃的。那只银镯随着她夹菜的动作晃来晃去,内侧似乎刻着什么字,被磨得看不清了。
饭后母亲去休息,我和苏黎坐在后院的石阶上。夕阳把茶树的影子拉得老长,蝉还在叫,声音比城里小些,断断续续的。
“那枚戒指,”苏黎忽然说,“你小时候也有一枚吧?和小晨一起买的。”
我从包里摸出来,递给她。她接过去,对着光看了看,笑了一声:“我那时候还嫌你们俩幼稚,十八岁了还买这种地摊货。”
她翻转戒指,凑近了看:“喏,里面刻了字的。你的那枚刻了‘晚’,小晨这枚刻的是‘晨’。”她顿了顿,“还有一枚……”
“什么?”
“我也有。你们不知道罢了。”她把戒指还给我,卷起袖子,露出那只银镯。她转了转镯子,内侧赫然露出一枚小小的银环,卡在镯身里,几乎看不出。“那年我走之前买的,刻了个‘黎’字。想着三姐妹一人一枚,挺好看的。”
她没再说下去。
风吹过茶树,叶子沙沙响。我攥着那枚刻了“晨”字的戒指,掌心的旧伤又隐隐发烫——那是当年戒指卡进肉里留下的疤。
“大姐,”我听见自己问,“你在上海那几年……后悔过吗?”
苏黎沉默了很久。蝉鸣忽然大起来,像是替她回答了。她伸手捋了捋耳边的碎发,露出那只普普通通的银镯。
“后悔有什么用,”她说,“做错事总要还的。我不也回来了吗?嫁个老实人,过安生日子。小晨她……”
她没说完,抬手擦了擦眼角。
“姐,”我又问,“有人原谅你吗?”
苏黎转过头看我。夕阳照在她脸上,那些皱纹忽然变得很深很深。她看了我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原谅不是别人给的,”她说,“是你自己活出来的。”
她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进屋吧,蚊子多了。”
我跟着她往屋里走,经过堂屋时,吊扇还在转。苏晨的遗像摆在供桌上,照片里她笑得眉眼弯弯,左眼下那颗泪痣像一滴将落未落的泪。
苏黎停在供桌前,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轻轻放在照片旁边。是一枚同样细小的银戒,内侧刻着“黎”字,被磨得发亮。
“早知道当年就给你们看了,”她说,“省得你们俩偷偷摸摸买。”
她笑了笑,走进厨房去洗碗。水龙头哗哗响起来,混着窗外的蝉鸣。
我站在供桌前,把手里那枚“晨”字戒指也放上去。三枚戒指并排躺着,在烛光里泛着温润的光。
苏晨没有等到我的回答。
但也许答案从来不在那句话里。
我走出堂屋,后山的茶树在暮色里静默着,蝉声渐渐稀了。苏黎在厨房哼着什么歌,调子跑得厉害,像是很多年前我们在老宅院子里唱过的那首。
风从山上吹下来,凉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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