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被继母调换了知青名额，却在乡下做了两晚怪梦

本文章选取一位知青分享的故事，文章内容有优化修改，请理性阅读。

1976年的夏天，我十七岁，上海人。那年街道下来知青名额，每个家庭都要出一个。我们家的名额本该是弟弟的，继母带来的那个弟弟，比我小一岁。继母知道这件事以后，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居委会去了，哭天抹泪地说我弟弟身子弱，从小就贫血，干不了重活，要是去了乡下怕是活不过两年。她还特意在邻居面前说：“我家那个大的，身体结实，又是女孩，下乡比男孩子合适。”邻居们听了都说她是个好后妈。只有我知道，她是嫌我碍眼。

继母嫁过来的时候我九岁，她带了一个儿子，就是我那个弟弟。第二年她又生了一个儿子，从那以后，我在那个家里就彻底成了外人。吃饭的时候，她总把好菜往自己两个儿子面前挪。冬天的棉袄，两个弟弟的都是新棉花，我身上那件还是她娘家带来的旧袄子翻新过的。我在那个家住了十七年，从来没有被当成自己人过。下乡这件事，她算计得很清楚——把大儿子留在城里，把我打发去农村，家里少一个白吃饭的，还能落一个“通情达理”的好名声。弟弟站在那儿不敢说话，双手背在身后，像一截钉在墙角的木头。我看了他一眼，心里明白他也没办法。

居委会的人来通知我的那天，我正蹲在院子里洗衣服。肥皂水冻得手发红，棉袄袖子卷到小臂上面，手背上全是风吹出来的小口子，一沾水就疼。继母陪着笑把人送走，回头看了我一眼说：“街道批了，你替你弟弟去。”她站在台阶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像是在宣布什么好消息。我抬头看了看她，什么都没说，甩了甩手上的水，把衣服捞起来拧干晾到绳子上。太阳刚好照过来，照在绳子上挂着的那件旧棉袄上，颜色已经洗得发白了。我站在太阳底下，忽然觉得挺轻松的，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家了。

临走前一天晚上，我蹲在里屋收拾行李，听见继母在隔壁压低声音和父亲说话：“该给的都给了，十块钱加一包旧衣服，够意思了，她自己要走的。”父亲没接话，只在咳嗽。我攥着手里的包袱皮，把那件棉袄叠好，又解开叠了一遍，翻来覆去叠了好几回。

走的那天，继母送我到大门口，脸上挂着那种恰到好处的笑容，说：“到了那边好好干，别惦记家里。”弟弟躲在门后面，趁继母转身时往我手里塞了一包什么东西，我没来得及看，捏在手心里就出了巷子。出了弄堂才低头看，是几颗水果糖，用纸包着的，纸已经被汗洇湿了。我把糖揣进口袋，往火车站走去，没回头。

火车开了两天一夜，又换汽车，再走了十几里山路，才到了我插队的村子，在江西赣南一个叫龙潭坳的地方。那地方四面是山，村前一条小河，村后一片竹林，雨后的空气里全是湿漉漉的泥土味。我们十几个知青到的时候天快黑了，队里先把我安置在一户老乡家里，可那家连个正经门都没有，只用一块布帘子挡着，风一吹帘子就掀起来，外面的人能直接看见屋里。我睡了一夜，翻来覆去不踏实。

第二天一早，队长老刘站在院门口抽旱烟，说：“那屋不行，你还是搬大队保管室去吧。”

保管室在村东头，一间单独的土坯房，门是厚实的木板做的，里头有两扇小窗，窗上钉着木栅栏，关上门屋里黑漆漆的，得点煤油灯才能看清东西。地上铺着干稻草，社员们帮我把被褥铺上去，压得又厚又实。我一躺下去就觉得踏实，比住在布帘子后面强多了。男知青不知道从哪儿找来半截蜡烛和几根火柴塞给我，说晚上要是害怕就点上。我攥着那半截蜡烛，觉得比继母给我的三十块钱还暖和。

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沉。

可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是坐着的。被子掀在一边，后背靠在墙上，枕头掉在地上。我坐在那儿发了半天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坐起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坐起来。手脚都是凉的，后脖子有点僵，像是被什么东西按住过一样。我以为是换了新地方睡不惯，白天照常下地干活，没跟任何人说。

可第二天夜里，同样的梦又来了。

我梦见自己躺在那铺稻草上，屋里有一个人影。看不清脸，只能感觉是个男人，穿着旧式的短褂子，站着。他就站在床尾的位置，没动。可我总觉得他想靠近，那种感觉像隔着很远的距离被人盯住了，浑身汗毛直竖。我想喊，嗓子发不出声；想动，手脚像被什么东西压着，挣不开。那种沉甸甸的压迫感一点一点往上压，像是在一寸一寸地拿走我呼吸的力气。我在梦里拼命挣了一下，整个人猛地弹坐起来，胸口剧烈起伏，满头的冷汗。

跟前一天一模一样。

这次我没敢再躺回去，点着煤油灯，把屋里上上下下照了一遍。墙角堆着几只空麻袋，房梁上挂着几串干辣椒，门闩好好地插着，窗户也是关严的。什么都没有。可那股冷还在，贴着脚踝和小腿，绕在床边，流过去就散了，像是有人刚从雪地里走进来，又像是有什么东西一直就在这屋里没走远。我攥着煤油灯在床沿上坐了一整夜，听着自己的心跳声等到天亮。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跟同村一个叫春秀的姑娘说了这事。我说完以后，她脸色一下就变了，筷子搁在碗上半天没动。

“你睡那屋，以前有人上过吊。听老人说，是个旧社会的长工，实在活不下去了，就在那房梁上吊了一根绳。”

我手里的馒头停在嘴边，后脊梁一阵发麻。

春秀又说：“以前也有人睡那屋，半夜总觉得有人站在床跟前，跟你说的差不多。后来大队就不让人住了。这回可能是刘队长忘了。”

我端着碗坐在那儿没说话。原来不是我自己多想。原来那个影子一直就在那儿。

当天下午我找到刘队长，说那屋我不住了。刘队长愣了一下，看了我一眼，没多问，当天就给我换了一间新屋。那间屋是间新砌的砖房，不大，可窗子朝南，白天能晒到太阳，晚上点起灯来满屋亮堂堂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那种梦，再也没有半夜惊醒过。

1978年恢复高考，刘队长推荐了我，我考上了南昌的学校，离开了龙潭坳。后来我留在了城里工作，日子过得平顺。可每次想起那个村子，想起那间保管室，想起那两夜梦里站着的那个影子，心里还是说不上来什么滋味。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他有什么不甘心的事，我只知道在那间黑漆漆的土屋里，他也许只是想告诉谁，这屋里有人来过，有人没走。

很多年以后我回到龙潭坳，老保管室已经拆了，地上长满了草。我站在那片空地上，阳光晒得人发暖。我想了想，蹲下来把手里的一把野花放在地上，说了一声：“我路过，来看看你。”风吹过来，把花叶翻了个面。我不知道他听见没有，可我自己心里，算是做了个交代。

那时候的农村，藏着很多说不清的事。有些事不是迷信，是活过的痕迹。那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熬过来的。能熬过来，靠的也不是什么，就是天亮以后还敢接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