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那天傍晚，我在维也纳第六区的出租公寓里吃晚饭。盘子里是我自己煎的土豆饼和一小份番茄沙拉，屋里开着最弱的灯，窗外的电车一趟趟滑过去，像把这座城市的冷清擦得更亮。
我刚把最后一口面包咽下去，手机就震了一下，是国内打来的语音。母亲在那头又提起了回国的事，说她给我留意了一个“踏实的人”，让我别总一个人扛着。那几句话不重，却像一把细针，扎得人心里发涩。我没有吵，只说了句“再看看吧”，就把电话挂了。
我正想把碗收进水槽，门外就响了两下敲门声。
这楼里的邻居我大多认得，住我对面的是霍夫曼先生，六十来岁，退休后总穿一件灰色羊毛开衫，手里不是咖啡就是报纸。他人不坏，就是太爱在走廊里搭话，今天问你电费，明天问你周末去不去教堂，热心得让人没法装作没听见。可那天我实在不想应付任何人，连一句客套都不想说。
我站在厨房门口，盯着那扇门，故意放轻了呼吸。
敲门声停了一会儿，又响了两下，比刚才更轻。像是在确认我在不在家。
我心里一阵烦。那种烦不是冲着谁来，就是单纯地不想再被别人的生活拽出来。我走到门边，压着嗓子，隔着门说了一句：“我睡了，明天再说吧。”
说完我就后悔了。可话已经出口，收不回来。
门外安静了几秒，我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说句“那你休息”，然后转身离开。可我贴着门听了半天，只听见一阵极轻的衣料摩擦声。再后来，什么脚步都没有了。
我不放心，还是凑到猫眼前看了一眼。
霍夫曼先生没有走。他把一只纸袋放在腿边，安静地坐在我门外走廊的长凳上，背微微靠着墙，像是打算在那儿坐到天黑。楼道灯坏了半盏，光线很淡，他垂着眼，手里还捏着一张折起来的纸，手指一下一下摩挲着纸边，完全没有要起身的意思。
我当时那股火一下就顶上来了。
我已经说了睡了，他为什么还坐着不走？是想逼我开门，还是故意让我难堪？我住在国外，最怕的就是这种说不清的热情。你要说他有恶意，也没有；可你要说他完全没有冒犯，又不是。那种不上不下的停留，最磨人。
我回到屋里，把灯关掉，只留了客厅一盏小灯。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我几乎没碰手机，耳朵却一直竖着。
楼道里很静，偶尔有别的住户上楼，脚步声经过我们这层时，我都下意识屏住气。霍夫曼先生始终没动，连咳嗽都很轻。我不知道他到底在等什么，只知道那把椅子像是长在了我家门外，坐得我心里越来越不舒服。
一直到快九点半，我终于受不了了。
我打开门的一瞬间，霍夫曼先生先抬头看我，像是早就知道我会出来。他没有立刻站起，只是把那张纸递过来，语气倒很平静：“晚上你门口的信箱没关好，物业把明天停水的通知塞错了。我怕你明早来不及准备，就想亲手给你。”
我愣了一下。
那张纸上写着明天早上八点到十二点停水，下面还用铅笔补了一行德语，提醒住户提前把热水壶和洗漱水备好。我这才想起，下午我匆匆回家时，确实没看楼下公告板。
他见我没说话，又补了一句：“我敲门是怕你已经睡了，没想到你会误会。我坐着，是怕纸条滑到门缝底下你看不见。”
我站在门口，突然不知道该把火往哪儿放。
他不是来硬闯的，也不是来故意耗我。他只是用他那套老派的方式，笨拙地等我接一张通知。可我刚才那句“我睡了”，在他那里也许真成了一个需要尊重的信号，所以他没有再敲，只是坐着等。
我沉了口气，对他说：“霍夫曼先生，我不是生气你来。我是不想临时被人打断。以后你要找我，先发消息。我要是没回，就是今晚不方便。”
他点了点头，没有辩解，只说：“明白。是我没先问好。”
我把通知收下，又看见纸袋里装着一小块苹果卷。他说是楼下面包店剩下的，顺手带来，没别的意思。我本来想推回去，最后还是接了过来。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一路把门关得太紧了，紧到别人只是站在门外，我都先把对方当成了麻烦。
第二天早上，水真的停了。我照着通知提前接了两大盆水，洗脸的时候，才想起昨晚那张纸的分量。
我拿起手机，给霍夫曼先生发了条信息，只有一句：昨天谢谢你，今晚我不下去吃楼里的小聚了。
他很快回了我两个词：收到，没事。
后来过了几天，楼里在院子里摆了张长桌，大家一起吃晚饭。我还是去了，带了一盒自己做的点心。霍夫曼先生看见我，没有再隔着门敲，只是朝我抬了抬杯子。
那天我才真正明白，边界不是靠装睡守住的。要拒绝，就得把话说清楚。要接受，也得是自己点头。维也纳的那个晚上，我把门打开的时候，霍夫曼先生从我门外坐了半天，最后带走的不是尴尬，是我终于学会了好好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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