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岁杨东成从找爷爷到替爷爷讲长征，这背后是怎样的情感接力？

杨东成有一个摘抄本，翻开每一页，所有手写史料全部精确标注到“哪本书、第几卷、第几页、第几段”。一个74岁的老人，抄史料抄出了做学术论文的严谨。2026年清明前夕，他带着这本子赶到了广西兴安。在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的英名廊前，他摸到了那三个字：杨罗孜。

老人整理摘抄长征相关的历史史料笔记

然后他哭了，说了一句：“爷爷，我终于找到你了！”

这不是一个临时起意去碰运气的故事。这一天，杨家等了90年。

父亲的临终嘱托，把一句“找不到”变成了三代人的接力

2002年，杨东成的父亲快不行了。老人一辈子只知道自己的父亲杨罗孜是红三军团战士，1934年10月从于都出发长征后就再没有任何消息，家里只有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和一块“光荣烈属”木牌。人到底牺牲在哪里？不知道。安葬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临终前，父亲把杨东成叫到床前，说了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没完成的任务，你要继续，去看看爷爷到底牺牲在哪里。”

这句话把“寻亲”从一个人的遗憾，变成了一道必须代代传下去的家令。杨东成接了。他大可以过安稳日子，但他选择翻开那些泛黄的报纸、搜寻零散的史料、记录老兵的口述，把散落的长征碎片一块块拼起来。

20多年，他就是在做一件事：找到爷爷，也搞清楚爷爷到底走过了一段什么样的路。

于都人的账本里，写满了“等不到”和“继续等”

杨家的故事放到于都，不是孤例。它是整个赣南苏区烈属群体共同记忆的缩影。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于都河畔的8个渡口出发长征，于都当地有2.3万余人参加红军，其中1.7万人踏上了长征路，到全国解放时，活着回来的只有277人。有姓名可考的于都烈士共16356人，超过1.1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这意味着，几乎每一个于都家庭，都有人没能回来。

这些家庭后来的日子是什么样的？他们只等来了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和一块“光荣烈属”木牌。人在哪里？不知道。怎么牺牲的？不知道。埋在哪儿？不知道。

于是，于都的母亲钟招子把8个儿子全部送上了战场，家门口的马灯整整点了26年，直到8个儿子的名字全部刻上了烈士纪念碑。段桂秀送别新婚丈夫王金长，为了一句“等我打完仗就回来”，用一辈子等来了一张烈士证书。

信丰百石村陈家四代人为长征路上第一位牺牲的红军师长洪超守墓，从堆起无名土坟的那天起，一守就是九十余年，直到2026年，96岁的烈士之子才第一次到墓地祭拜从未谋面的父亲。

高龄烈士家属在旁人陪同下前往墓地祭扫

杨东成做的事，就是这片土地上无数家庭共同的执念：上一辈没找到，就交给下一辈。不是“等”，是“找”。他们不是在等一个回不来的人，而是在用一代代人的时间，补全亲人最后一段人生轨迹。

从“找爷爷”到“替爷爷讲长征”，他把私人情感变成了公共记忆

杨东成最初只是想知道爷爷牺牲在哪里。但当他日复一日翻阅史料、记录口述，那些散落的碎片拼出了8.6万中央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的完整图景，他从“爷爷一个人的故事”走进了“8.6万于都儿女集体远征”的宏大叙事。

自己的爷爷，和那些在湘江牺牲的、在雪山冻死的、在草地陷下去的战士，是同一群人。

这种认知转变，让他的情感从私人思念升级为对历史的敬畏。他不再只是杨罗孜的孙子，他开始系统性地整理长征史料，精确到每一页每一段，说：“史料一定要严谨，出处必须写清楚，讲出来才有底气。”

寻亲成功之后，杨东成没有停下。他加入于都长征源宣讲团，常年奔波在乡镇、社区、学校、工厂，把长征讲成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面对孩子们，他把那些大历史变成小故事让他们听得入神；在工厂车间，他把于都河畔出征那天的场景讲得绘声绘色。他说：“我替爷爷讲长征。

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

在宣讲中，我仿佛在和爷爷对话。”

这已经不是“找爷爷”了，这是“让爷爷活在更多人心里”。于都五中的学生重走红军长征小道，脚部受伤，反过来安慰他：“您不是说了吗，‘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跟革命前辈比，这点伤算什么！”那一刻，杨东成知道，自己这20多年没有白费——长征精神在下一代人身上生根了。

支撑杨东成家族三代人走完90年寻找之路的，从来不是某一股单一的情感。最底层的，是血脉里最朴素的“家人不能丢”——父亲临终前用一句嘱托把接力棒递过来，杨东成接住了。

往上一层，是赣南苏区这片土地独特的集体记忆，当年每家每户把最后一碗米、最后一尺布、最后一个亲骨肉送上战场，红军走后，留在家里的亲人就成了“守”的人——守马灯、守门板、守坟墓、守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等到的名字。

杨家的“找”，和钟招子的“点灯”、段桂秀的“等”、陈家四代人的“守墓”，是同一根藤上结出的不同果实。最外面一层，是杨东成作为56年党龄的老校长，在寻亲过程中把私人情感转化为公共使命感——他找到了爷爷，然后开始替爷爷、替所有于都籍红军战士，把长征故事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