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比2压倒性优势通过，李在明押上一切，亲手终结了一个时代

2026年7月31日，首尔国会议事堂的大屏幕亮出175票赞成、2票反对、1票弃权，韩国检察官“权势滔天”的时代，就这样被李在明亲手终结了。

那么拆掉“检察王国”之后，韩国会迎来司法正常化，还是换一个部门继续称王？

175比2，时代的结束

2026年7月31日下午，首尔国会议事堂内，电子屏幕亮起了一组极为悬殊的数字。

在场178名议员中，175人投下赞成票，2人反对，1人弃权。

韩国国会就此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决定全面取消检察官的直接侦查权和直接补充侦查权。

韩国检察官手中那把用了70多年的“侦查之剑”，终于被国会收走。

不过，这场175比2的胜利，并不像数字看起来那样毫无争议。

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从7月30日起发动冗长辩论，试图拖延法案进入表决。

阻挠失败后，该党议员集体缺席投票。

因此，175比2反映的是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及友好政党掌握国会多数，而不是韩国朝野突然在检察改革问题上握手言和。

更大的反差来自国会之外。

韩国盖洛普7月中旬进行的调查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为了制约警察、避免调查草率，应当保留检察官补充侦查权。

支持根据侦诉分离原则彻底取消者只有23%。

一边是国会175票赞成，一边是六成受访者倾向保留部分权力。

法案虽然过关，争论却远没有结束。

表决结果公布后，代理检察总长具滋贤很快提交辞呈。

对韩国检察系统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普通的法律修订，而是旧有权力体系走向终点的倒计时。

4天后，决定权来到李在明面前。

8月4日，韩国政府召开由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

国民力量党要求他行使总统否决权，将法案退回国会；部分法律界人士也警告，彻底取消补充侦查权可能造成案件漏洞。

李在明最终没有听取这些反对声音。

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修正案，韩国检察制度由此越过最后一道关键政治关口。

10月2日起，检察厅将被正式撤销，检察官不再自行发现案件、传唤嫌疑人、调查证人或收集证据，也不能在收到警方移送案件后亲自开展补充侦查。

如果认为警方调查存在缺口，检察官只能提出补充侦查要求，由司法警察继续调查并反馈结果。

这意味着，在韩国刑事司法舞台上存在72年的“会办案的检察官”，即将退出历史。

韩国检察官的权力史

要理解这场改革为何如此剧烈，就要先明白韩国检察官过去到底拥有多大权力。

1948年韩国政府成立后，检察厅随之建立。

1954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检察官的侦查地位。

当时韩国社会对警察抱有强烈不信任，因为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警察曾直接参与镇压、监控和抓捕。

新政权建立刑事司法体系时，有意限制警察力量，把制约警察的任务交给检察官。

这种安排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有其理由，却逐渐制造出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系统。

检察官可以根据线索主动开启调查，可以指挥或要求警察办案，可以讯问嫌疑人、收集证据，还能决定调查结束后是否起诉。

案件进入法院后，仍由检察官出庭维持公诉并提出量刑意见。

从调查起点到法庭终点，检察官几乎贯穿整个刑事程序。

这让韩国检察机关拥有了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

一张是反腐利剑。

在财阀经济和政商关系错综复杂的韩国，全斗焕、卢泰愚秘密资金案、朴槿惠亲信干政案等重大案件，都让韩国检察官获得过“敢查权贵”的声誉。

另一张则是政治工具。

由于检察官能够决定查谁、不查谁，什么时候查、查到什么程度，其权力很容易与政权更替和党派斗争结合。

一旦调查节奏与政治周期重叠，检方就会遭到“选择性执法”和“替当权者清算对手”的指责。

加之检察官一方面隶属行政系统，另一方面强调办案独立性，外部力量难以直接监督，内部又长期保持鲜明的等级文化。

结果是，韩国总统既想利用检察机关调查对手，又害怕自己卸任后成为下一轮调查对象。

限制检察权的努力因此持续了近30年。

如金大中时期引入特别检察制度，希望在重大政治案件中绕开常规检察系统。

卢武铉尝试削弱检察机关内部“上命下从”的文化，却遭到强烈抵抗。

李明博和朴槿惠执政期间，也曾提出调整检警关系，但没有触及侦查权与起诉权集中这一根本结构。

真正对旧制度开刀的是文在寅政府。

李在明被质疑

文在寅曾推动设立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并重新划分检察机关与警察的权限。

2022年，韩国进一步修改法律，将检察机关可以直接调查的案件大幅压缩，试图把侦查权与起诉权逐步分离。

最富戏剧性的是，文在寅当初任命推动改革的人，正是后来成为总统的尹锡悦。

不想，尹锡悦出任检察总长后，与文在寅政府在调查权限、人事安排和法务部长官问题上全面冲突。

一个原本被寄望于整顿检察系统的人，最终以“捍卫检察独立”的形象进入政坛，并击败李在明当选总统。

检察改革由此不再只是抽象的法律问题，而变成韩国两大阵营争夺国家权力的正面战场。

李在明则是这套检察政治的直接当事人。

在担任城南市长、京畿道知事和共同民主党党首期间，他长期面对检察机关针对地产开发、政治资金、选举言论以及教唆伪证等问题的调查和起诉。

他始终声称部分案件带有政治报复色彩，保守阵营则坚持认为总统不能借改革逃避法律责任。

因此，李在明推动检察改革，天然面临两种完全相反的解释。

支持者认为，他是在完成韩国进步阵营数十年未竟的制度工程，把侦查权和起诉权彻底分开，避免检察官以侦查制造指控，再以独占的起诉权证明自己调查正确。

反对者则认为，李在明本人就是检察案件的利益相关者。

在个人诉讼尚未完全尘埃落定时，由他的政府推动削弱检察机关，难免存在“为自己拆雷”的嫌疑。

不过检察厅退出历史舞台，也不意味着韩国政坛的“青瓦台魔咒”就此终结。

卸任总统如果涉嫌违法，警方、重大犯罪调查厅、公调处和特别检察组仍然可以调查，公诉厅仍然能够提起公诉，法院仍然可以作出有罪判决。

而真正需要终结的，也不只是检察官掌握过多权力，更是韩国朝野把刑事司法当作政治战争延长线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