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mini崩塌，Meta反超成为“AI老三”？谷歌会是一年前的Meta 吗？

谷歌正在经历一场创立近30年来最深刻的AI领导层重组。Gemini旗舰模型持续落后、顶尖人才集体出走，迫使谷歌在"伟大研究机构"与"残酷模型产品公司"之间作出迟来已久的抉择——而这个抉择，正在从根本上重塑这家公司的AI战略逻辑。

2026年8月5日，谷歌宣布Demis Hassabis卸任Google DeepMind CEO，转任Alphabet首席科学家及Google DeepMind董事长。消息发布仅数分钟前，在谷歌工作27年的Jeff Dean与Oriol Vinyals、Sanjay Ghemawat、Quoc Le联合宣布离职，创立AI科研公司Discovery Loop。与此同时，Koray Kavukcuoglu接任Google DeepMind日常运营，全面掌管模型开发、前沿研究、Gemini应用及开发者生态，直接向CEO Sundar Pichai汇报。消息公布后，谷歌母公司Alphabet股价单日蒸发逾1800亿美元。

这是一次早已酝酿的权力转移的最终制度化，而非突如其来的人事地震。原定于2026年夏季发布的Gemini 3.5 Pro迟迟未能上线，OpenAI和Anthropic则在coding agent、长任务执行等关键赛道持续领跑。就在不到两个月前，参与设计Gemini技术架构的Noam Shazeer已转投OpenAI，与Hassabis共同获得诺贝尔奖的John Jumper则加盟Anthropic。谷歌AI黄金一代的集体撤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旗舰模型延期，人才外流加速

Gemini 3.5 Pro的发布延误是此次管理层变动最直接的导火索。据报道，该模型原计划于今年夏天推出，截至7月下旬仍处于合作伙伴测试阶段，谷歌仅表示将在"准备好后"广泛上线。与此同时，内部团队已启动Gemini 4的训练工作。

人才流失同步加剧。此次与Jeff Dean一同出走的Oriol Vinyals，曾是谷歌对抗Anthropic和OpenAI的核心将领之一。在更早之前，Noam Shazeer加入OpenAI，John Jumper转投Anthropic。Jeremy Nixon曾在Google Brain从事研究工作，他将Jeff Dean的离职形容为"几乎难以想象"，并警告称："这可能是谷歌长期以来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危机时刻。谷歌的人才流失速度无人能及。"

谷歌7月发布了若干小型AI模型，包括一款专注网络安全的产品，在编程和金融任务基准测试中表现尚可，但未能超越竞争对手。与此同时，谷歌维持着大规模资本投入——公司预计今年在数据中心及AI基础设施上的支出将达1950亿至2050亿美元，较去年的850亿美元翻番以上。

三年组织矛盾的总爆发

此次调整的根源，可追溯至2023年4月谷歌将Google Brain与DeepMind合并的决定。合并之初，外界普遍将其解读为集中顶尖AI人才、加速研发的战略之举。然而，谷歌在合并时混淆了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人才能否集中，与集中后应做什么，是两回事。

Google Brain自诞生起便与谷歌的搜索、广告和基础设施体系深度绑定，天然具有工程交付属性。DeepMind则始终将自身定位为接近"阿波罗计划"的事业——先解决智能本身，再用智能解决一切问题。Hassabis的核心兴趣从未是提升下一季度的Token销售，而是AGI、世界模型与科学发现；AlphaFold的诺贝尔奖级成就，也赋予这种长期主义以无可辩驳的正当性。

过去三年，谷歌一边要求DeepMind服务于数十亿用户规模的商业产品需求，一边又不愿放弃DeepMind作为顶级研究圣地的光环。

据与谷歌AI高层多有接触的行业人士描述，在冲刺Gemini 2.5的阶段，负责数据管线和RLHF等核心工作的团队已以创业公司的节奏通宵加班，但保持研究院风格的DeepMind部分团队仍在"探索某两个方向如何结合"的松弛惯性中运转。

Hassabis在组织上名义主导全局，实际关注却始终指向AGI与科学使命；Jeff Dean保留着首席科学家头衔，但Google Brain路线在合并后已逐渐失去组织主导权；Koray Kavukcuoglu则被悄然赋予越来越多的产品整合责任，权力结构早已悄然改变，头衔却仍保留着旧秩序的外壳。

权力转移早在一年前完成

事实上，此次人事调整不过是将过去一年已经发生的权力变化彻底制度化。

2025年6月，谷歌为Kavukcuoglu专门设立Chief AI Architect职位，同时晋升其为高级副总裁，并将汇报线调整为直接向Pichai负责。Pichai在内部备忘录中写明，Kavukcuoglu的新使命是让谷歌最领先的模型更快进入产品，实现更顺畅的整合、更快的迭代与更高的效率。

谷歌对Kavukcuoglu的官方定位也在彼时悄然转变——不再只是DeepMind的技术负责人，而是明确领导Gemini生成式AI模型的开发及其在谷歌产品中的规模化集成。他是DeepMind早期成员，曾参与构建DQN深度强化学习系统，师从AI先驱Yann LeCun，研究背景扎实；与Hassabis不同的是，他在讨论技术路线时总会最终落回到具体的产品落地与用户需求。

在Kavukcuoglu看来，原生多模态的价值不在于跑分，而在于使模型能够完成此前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这种务实导向，正是谷歌当前阶段所需要的。谷歌不是今天才认定Kavukcuoglu更适合掌管Gemini，只是一直不愿公开否定Hassabis的领导安排。

谷歌的"TBD战略"与工业化AI时代

谷歌过去三年奉行的，实质上是一种"待定（TBD）战略"——在"伟大研究机构"与"残酷模型产品公司"之间始终不愿作出清晰选择，寄望于两全其美，结果两端皆未做到最好。

这一逻辑在AI发展早期尚能成立——当时一次底层技术突破仍可拉开代际差距，天才时刻值得等待。但进入当前阶段，模型竞争越来越依赖高密度实验、数据工程、推理优化、成本控制和持续交付，而非等待下一个AlphaGo时刻。每三个月不掉队，成为比"下一个十年改变科学"更紧迫的生存命题。

此次调整后，谷歌形成了新的分工格局：Kavukcuoglu带队高强度训练与迭代；Pichai负责将模型嵌入谷歌旗下每一项业务；Hassabis转向AGI、科学发现与Isomorphic Labs的AI制药研究；Jeff Dean则携手老搭档重新创业，谷歌为其提供投资与云服务支持，静待未来技术成果纳入生态。

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安排，也是一次明确的失败承认。那个让外界相信大公司可以由一群天才科学家决定AI方向的谷歌，正在成为历史。至于谷歌能否在Kavukcuoglu的工业化执行逻辑下重建竞争力，还是会步入更深的人才离心漩涡，市场正在寻找答案——而Gemini 3.5 Pro何时亮相，将是最早的一块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