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砚映照诗文人生

　　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苏东坡获准从贬谪地黄州“量移”汝州。六月底船抵金陵，辞相赋闲的王安石听说苏东坡要来半山园拜谒，“野服乘驴”到码头看望。苏东坡连忙下船，“不冠而揖”，两人相见甚欢。王安石邀请苏东坡游蒋山，在方丈饮茶时，他指着案上一方大砚说：“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苏东坡应声而出：“巧匠斫山骨。”王安石沉思良久，无以续之，于是说：“赋诗不急，还是趁此好天色，游览蒋山吧。”

　　“巧匠斫山骨”出自唐代韩愈《石鼎联句》：“巧匠斫山骨，刳中事煎烹。”这一句凝聚着唐宋文学家的文化意识与人文精神。在北宋文化语境中，砚的“山骨”与文人的“风骨”互为砥砺，相互滋养。巧匠镌刻石砚的山骨，时代呼唤文人的风骨。苏东坡一生与砚相伴，由砚说人，由人说砚，一方砚，映照出他的诗文人生、人际交游，也映照出北宋社会的文化生态与士人精神。

　　砚有人格

　　熙宁五年（1072年），苏东坡在杭州通判任上，为王颐题写《自然端砚铭》。自然端砚是在端溪片石上稍加磨制而成，与苏东坡十二岁时在眉山老宅发现的天石砚差不多——几乎不施人工，尽得天然。王颐的自然端砚“其色马肝，其声磬，其文水中月，真宝石也”，这是其外在形态；其内在品质，苏东坡写道：“其德则正，其形天合。其于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苏东坡全集校注·文集校注》卷一九，第2098页。）

　　“可使而不可役”——人如同砚一样，可以使用，不可以奴役。砚被人格化了，无论内在品德还是外在形态，都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和自然天性。苏东坡赋予砚以文人风骨、人文精神，也是对封建社会人身依附、人性扭曲、精神奴役的强烈批判。在苏东坡笔下，砚不是沉默的工具，而是有品格、有尊严的存在。砚的“德正”与“天合”，正是士人内修其德、外顺其天的理想人格。

　　苏东坡论端砚，深研石品、石眼、子石之辨；论歙砚，细品罗纹、眉子、金星之别；论洮河砚，远溯河西石绿之奇；论陶砚，考辨铜雀台瓦砚、吕道人砚，考究澄泥之法。苏东坡收藏王羲之晋砚、许敬宗唐砚和宋初古风字砚，古砚带着前人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印记，既是向古代文明致敬，也是把蕴含时代精神的砚传承下去。苏东坡丰富精当的说砚诗文，勾勒了中国大半部砚史。

　　砚传家风

　　苏东坡把蕴含苏家两代人心血的天石砚郑重赠给二儿苏迨、三儿苏过。大儿苏迈出任德兴县尉，苏东坡临别赠砚，写下铭文：“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苏东坡全集校注·文集校注》卷一九，第2089页。）四句告诫，字字千钧：进道当如饥渴，求进当存敬畏，理财当思给予，断狱当念生命。这既是苏氏家风，也是苏东坡的人生写照——为官之道，为民之心，可以超越时代，具有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他还寄砚给苏辙的儿子，勉励侄子苏远。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就在于精神文化的生生不息。砚是历史遗存，是精神寄托，是文化传承。

　　元丰六年（1083年），苏东坡在黄州为徐得之老来得子赠砚，写信道：“得之晚得子，闻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为贺，所用石砚一枚，送上，须是学书时与之。似太早计，然俯仰间，便自见其成立，但催迫吾侪，日益潦倒耳。”（《苏东坡全集校注·文集校注》卷五七，第6316页。）孩子出生送砚，的确早了点，但石砚不俗，是文人士大夫间的高雅礼品，也是对孩子读书成才的美好祝愿。

　　砚筑坚守

　　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苏东坡从扬州太守任上召回京师，回京后赠送范百禄一方月石研屏，赠范祖禹一方涵星砚并赋诗。（《苏东坡全集校注·诗集校注》卷三六，第4081页。）范百禄为中书侍郎，相当于副宰相；范祖禹是翰林学士侍讲。苏东坡以砚赠人，用意再明白不过。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宣仁太后去世，元祐政治终结。朝廷再次站在政治再站队、权力再分配的风口浪尖。《宋史·范祖禹传》载：“中外议论汹汹，人怀顾望，在位者畏惧，莫敢发言。”范祖禹却上书直谏。苏东坡与范祖禹长期担任哲宗皇帝的老师，深知政治风险，仍然“约俱上章论列”。苏东坡在诗中写道：“上书挂名岂待我，独立自可当雷霆。”（《苏东坡全集校注·诗集校注》卷三六，第4084页。）他希望范祖禹能够留在朝廷，坚守正义的阵地。

　　大约苏东坡离开京城前，又向范祖禹赠送墨和端砚。范祖禹赋诗《谢子瞻尚书惠墨、端溪砚二首》回赠，苏东坡却没有诗文。八月一日，苏东坡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去世，结婚二十五年，享年四十六岁。苏东坡在宫廷恶斗中料理后事。随着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爱妻和宣仁太后相继去世，苏东坡的命运跌入谷底。赠砚无诗，沉默千言。砚的坚贞没能使他们坚守，研屏也没能为他们挡风遮雨。元祐八年三月范百禄罢官，次年贬河阳而卒。苏东坡离开朝廷不久，范祖禹一路贬谪，元符元年（1098年）卒于岭南化州，年仅五十八岁。

　　苏东坡还向晁说之赠砚。绍圣元年（1094年），苏东坡贬谪岭南途经宿州，晁说之设宴聚饮。苏东坡高歌《古阳关》，向晁说之赠送当年参加朝廷制科考试用砚。嘉祐六年（1061年），苏氏兄弟参加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问并高中，从此改变命运。“直言极谏”四字影响苏东坡一生，他把这方承载人生转折意义的砚赠予晚辈，深意不言而喻——直言极谏的精神中华民族千秋万代不能丢。晁说之听懂了其中的深意。

　　砚见心路

　　苏东坡赠砚蒲宗孟，最能体现他贬谪中微妙而凄惨的心路历程。蒲宗孟是苏东坡的亲戚，官拜尚书左丞，副宰相级重臣，是王安石新政的积极支持者；苏氏兄弟是反对新政的中坚力量。政治斗争撕裂了亲情、友情，但苏氏兄弟与蒲宗孟仍保持着亲戚关系。苏东坡贬谪黄州期间，蒲宗孟打算赒济贫困的苏东坡，请示神宗皇帝。神宗说，你们既是同乡又是亲戚，有余钱助贫困，县官会惩罚你吗？蒲宗孟于是出资纾困。

　　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苏东坡从黄州出发，年底抵达泗州。亳州与泗州同属淮南东路，苏东坡经亳州赴南都谒见张方平，却没有拜访亳州太守蒲宗孟。他给侄子苏千之写信说：“叔甚欲一往见传正，自惟罪废之余，动辄累人，故不果尔。甚有欲与侄言者，非面莫尽。”（《苏东坡全集校注·文集校注》卷六〇，第6645页。）他想见蒲宗孟，又怕连累对方；有话要说，却“非面莫尽”。苏东坡打算通过苏千之把宋真宗龙尾黼砚转赠苏千之舅舅蒲宗孟，并写下《黼砚铭》：“臣轼得之，以遗臣宗孟”——两臣之间，苏东坡虽是贬官，仍不失臣的身份；“二臣更宝之，见者必作也”（《苏东坡全集校注·文集校注》卷一九，第2074页。）——二臣共同珍视御砚，巧妙化解了送礼答谢的尴尬。

　　印象中的苏东坡乐观放达，快人快语。他在《思堂记》中说：“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苏东坡全集校注·文集校注》卷一一，第1146页。）然而这只是苏东坡性格的一个方面。从高官重臣跌入人生低谷，巨大落差带给他的精神创伤是外人很难想象的。大多数亲戚避之犹恐不及，蒲宗孟会接纳贬谪的苏东坡吗？他拿捏不准。寄蕲簟并诗，投石问路，没有反馈。于是邀苏千之到南都见面，最大的可能是通过苏千之转赠御砚。心思细密，虑事周全——这样的苏东坡，很少有人关注。读懂诗文背后蕴含的故事，是深化苏东坡人生思想绕不开的话题。研究苏东坡，不能总停留在黄州东坡肉、惠州羊脊骨的层面。

　　砚映时代

　　一方砚，串起北宋中后期的文化天空。唐宋八大家，国力鼎盛的大唐只有韩愈、柳宗元两大家，文化鼎盛的北宋却有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东坡、苏辙六大家。他们有一个共同雅好：钟情笔墨纸砚，特别爱砚。连最沉静的曾巩都有多首与砚有关的诗歌。明代陈继儒说：“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洞天清录·泥古录》卷二，第166页。）一方砚能把北宋六大家联系起来，他们伴随宋砚走向巅峰。

　　从欧阳修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到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悄然离世，北宋六大家时代最后落幕。苏辙去世十五年，花团锦簇的北宋王朝轰然倒塌。八十年间，北宋六大家井喷式绽放，然后是走向巅峰之后的惯性滑落，中华文坛再少有能与他们比肩的巨人。

　　苏东坡说砚，说古砚，说家砚，说四大名砚，其丰富精当的说砚诗文勾勒了中国大半部砚史。但砚也在说苏东坡，说苏东坡容易被遗忘的精神品格。由砚连接人，贴近人心，贴近社会，贴近北宋的思想文化形态。苏东坡在说砚的时候，有些话没有说完，有些话欲言又止。把作者欲言又止的心里话勾勒出来，不是窥探隐私，而是与一个伟大的灵魂跨时空、零距离、赤裸而真诚地交流。砚是入门的台阶，由此走进苏东坡的人际交往圈子，也走进他少为人知的思想性格和内心世界。

　　元丰七年，金陵蒋山，苏东坡一句“巧匠斫山骨”，使深受党争羁绊的王安石与苏东坡一笑泯恩仇。苏东坡离开金陵前，到半山园与退隐的老丞相辞别。王安石望着苏东坡渐行渐远的背影，沉思良久，对身边人慨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近千年过去了，苏东坡的背影从未离我们远去。砚在，风骨犹存！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著有《徐渭论稿》《砚里砚外苏东坡》等。配图为浙江临平博物馆所藏苏东坡雪堂砚）

《中国教育报》2026年08月07日 第04版

作者：张新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