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第三十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即将在北京举办。这是时隔64年，“百花奖”重回初绽地。
大众电影百花奖，自诞生之初，便确立了“文艺为人民”的底色。尽管投票的形式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由广大观众做选择的机制却从未改变。1961年，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这个奖项的诞生拥有了“文艺由群众检验、作品由人民评判”的思想基础。1962年，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颁发。从那时起，“百花”就不仅是一座奖杯，更代表着一种方向——电影人与观众在一起，艺术创造与人民生活在一起。
六十余载“百花”绽放，铭刻新中国电影百花齐放、繁花似锦的奋进征程。审视当下，如何拍出好作品、讲好中国故事，如何让电影真正服务于观众、服务于人民，是电影人必须直面和解答的命题。
我早年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做编辑、场记，后来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从一开始我就笃定，电影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就是要用来展现鲜活、生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在西影厂拍摄《黑炮事件》《错位》，我们尝试以新的镜头语言、叙事方式、审美表达去捕捉社会转型期人们内心的激荡与期盼，揭示现实中的矛盾与困境。这些大胆探索，建立在对真实生活的观察与体悟、对人民情感的感知与把握、对时代变革的记录与思考的基础上。
后来，我们创作了《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啰，别趴下》等影片。从《背靠背，脸对脸》里基层单位的人情世故，到《站直啰，别趴下》中邻里空间的微缩生态，都因为真诚有力的表达，触碰到日常生活中真实细腻又错综复杂的肌理，激发出有益的公共讨论。说到底，电影不能离开生活。
伴随中国电影在新世纪迈入产业化发展期，我在导演工作之外，相继投身编剧、制片、监制等工作，参与创作了多部重大题材影片，如《建国大业》《智取威虎山》《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等。这些作品相继得到“百花奖”的认可，让我听到观众对电影的期待。
“十五五”开局之年，第三十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到北京举办，我觉得很有意义。百余年来，中国电影从北京获得过最初的光影想象，也在这里汇聚人才、连接观众，进而面向更辽阔的时代生活。从北京的文化脉络和时代方位出发，把北京早期电影放映、丰泰照相馆与《定军山》的历史叙事，新中国电影管理机构、电影团体、制片厂和电影教育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京味电影、电影节展、市场机构和产业形态的变化，以及新时代北京出品、北京政策、“中国影都”等产业空间的发展，放在一条脉络中来观察，我感慨万千：北京的电影史是中国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赓续着“百花奖”的优良传统，创造着中国电影的新时代篇章。从这里发源的人民电影初心，终将在生活沃土上再创新篇。
我们更应该看见光影背后的人——看到热爱电影的观众，看到执着探索的创作者，看到投下大众电影百花奖选票的普通人，看到今天仍在奔走、拍摄、剪片、等待观众评价的年轻电影人，更应该通过光影观照那些现实生活中的人。电影最终要回到人，回到人的情感、记忆和选择。大众电影百花奖之所以有生命力，也正在于此。
电影服务人民，要求创作者走进现场，走进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社区街巷去感受时代的脉搏，去捕捉生活的微妙。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关键在于讲出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与生活温度，让观众在光影中看到自己、理解他人、获得力量。
今天，受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期待发生结构性变化。主动拥抱新大众文艺浪潮，接受新技术带来的创作方式的挑战，用我们的不懈努力，让中国电影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是电影人的使命。
文/黄建新
（作者为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
编辑/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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