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十余名地下党被拉出去枪毙，几天后才发现原来大家都活着

1948年，江苏高邮解放前，国民党监狱中的十余名地下党策划越狱失败，被拉出去枪毙。

他们以为自己就要为革命牺牲，却没想到，几天后才发现大家都活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谁救了他们？

越狱失败

1948年，农历八月，高邮监狱四周荒凉静寂，监牢之中，地下党们蜷缩在草窝里闭目假寐，或静静倚墙沉思。

草窝下藏着撕成布条的棉被角，暗角中掩着削尖的木筷与打磨过的瓷片，一切细节，都在无声中等待那道信号的到来。

突然，一声京剧腔调划破死寂：“我主爷起义在芒砀，拔剑斩蛇天下扬！”

这正是预定的信号，发自西面牢房蒋庆红的歌喉，数十名地下党员与革命战士瞬间从草窝中跃起。

有人取出藏好的布条准备捆人翻墙，有人冲到牢门前，用瓷片撬动着锈蚀的门锁，有人低声指令分队，各自按计划行事。

第一行动大队，由身形魁梧的郭广富带领，他们是监狱里最年轻、最强壮的一批人，要在第一时间冲出牢门，控制住监狱大门。

第二行动大队，则是由黄益民亲自统筹，黄益民本是金沟区区委书记，思维敏捷、处事沉稳，负责剪断电线、制造火光，混淆敌人视线，为第一队打掩护。

而第三大队由区长于哲人率领，他们肩负着最关键的任务：解救其他牢房同志，制服看守，保证全体人员尽可能脱困。

就在众人即将打开第一道锁时，牢门外的地面忽然传来一阵规律整齐的“踏踏”脚步声。

所有人不约而同地顿住动作，黄益民借着门外微弱的灯光，望见黑压压一群荷枪实弹的保安队士兵，正涌入狱区。

那一刻，他的心狠狠一沉：“走风了……”

一旁的于哲人、郭广富闻声围上，顺着黄益民的目光望去，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们心里明白，必有人泄露了行动计划。

蒋庆红的歌声已嘎然而止，牢房里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与外头士兵喝令的咆哮：“所有人不得动！否则格杀勿论！”

没过多久，几名保安队士兵闯入牢房，粗暴地踹开门，将黄益民、于哲人、郭广富等人一个个揪出，用麻绳五花大绑，连拖带拽押入审讯室。

面对突如其来的酷刑，几人毫无惧色。皮鞭抽裂皮肉、拳脚砸断肋骨、冷水灌喉、电刑上身。

审讯室中，响彻着鞭打声与士兵的咒骂，唯独没有一句哀嚎或求饶。

当夜，他们被拖回牢房时，身上几乎没有一处完整的皮肤，郭广富甚至是被两人抬回来的，浑身血迹斑斑。

第二天，整个监狱变得空前安静，看守们神情紧张，巡视次数远比往常频繁，似乎仍担心越狱者再次发难。

行刑队伍

几天前越狱失败的风波仿佛在一夜之间平息，只是，被点了名拖出去受刑的几位同志，身上带着难以愈合的伤，心里却早已坦然面对那可能到来的终点。

这天夜里，一队穿着粗布军装的看守鱼贯而入，手中拽着粗大的麻绳，将黄益民、于哲人、郭广富等人一个个叫出牢房。

麻绳一圈一圈地缠住他们的手臂和身体，勒得生疼，却没人皱一下眉，脚镣手铐被卸下，只留下这根拴在一起的粗绳。

这是行刑前的“惯例”，一列由十余名“重犯”组成的队伍，在夜色中默默前行。

黄益民走在队伍中段，他向前走了两步，靠近了走在前头的沈恒铸，低声说道：“老沈，别怕，一会儿到了地方，咱们一块喊口号，不能临了还怕死丢人。”

沈恒铸咧了咧嘴，算是笑了：“老黄，你有没有觉得哪不对劲？”

“哪儿不对？”

“你看，我们没往东走。”沈恒铸轻轻侧头，用眼神示意前方，“大窑墩在东边啊，每次枪毙人都是拉到那边的，可咱们这次是往西走了，西边那不是城里闹市？”

黄益民一怔，低头看了看泥地上的车辙与靴印，确实是朝西而去，西边，不该是枪决的方向。

可敌人行事从不按常理出牌，说不准这就是故意的障眼法，想到这，他只是轻声回了一句：“静观其变。”

队伍继续前行，绕过街角、穿过巷道，灯火逐渐稀疏，直到停在一处老旧的院门口，这院子是驻防高邮的国民党二六八团团部大院。

黄益民几乎是第一眼就认出那石阶上穿着军服、脚蹬皮靴、挎着手枪的人，张我疆，268团的代团长。

他虽不曾在战场上直接交手，但在几次审讯和监狱“夜审”中，黄益民与他短暂照过面。

此时，张我疆站在石阶之上，面无表情地扫视着这群被捆着双臂的“囚犯”，片刻后，他开口：“你们这些共党要犯，案情重大，不容宽恕。”

众人听了，面无表情，心中却都已经对接下来“执行枪决”的判决做好了准备。

可谁知，张我疆话锋一转，沉声道：“现如今，共军大军压境，高邮恐不保，地方政府决定将你们移交本团，由我们带往南边安全地带，随军转移！”

说完，他高举手中配枪：“这一路，谁敢有一丝逃跑之心，立即枪毙，绝不宽恕！”

说罢，几个士兵推搡着众人，让他们整队列好，黄益民脑中一阵眩晕，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到底是敌人的什么算盘？演戏？诈降？还是临死前再玩一场心理战，所有人都不敢轻信这突如其来的“宽大”，但他们不得不走，众人于是一步步跟着队伍走出团部。

惊魂南撤

夜幕如墨，大运河的堤岸上，一支杂乱的队伍在黑夜中默默前行，数十人肩缠麻绳、双手反绑，脚步踉跄。

黄益民、于哲人等人就在这支队伍中，每人身旁都紧贴着一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警觉地看着这些“共党要犯”的一举一动。

寒风中，众人紧了紧身上的单衣，却怎么都抵挡不住刺骨的冷，特别是高春兰，她身材瘦弱，囚衣单薄，曾在狱中患过病，身子骨本就不堪重负。

走了没多远，她的脸色便煞白如纸，浑身发抖，她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含泪向身边的士兵哀求：“我不行了，你们别再拉我了，枪毙吧，我受不了了。”

那两个看押她的士兵对视一眼，面色复杂地停了下来，拽着高春兰朝河堤的另一侧缓缓走去。

就在几步开外，河堤下方隐蔽处，“砰、砰”两声枪响，冷不丁地划破夜空。

不久之后，吴克春也开始掉队，他年纪本就偏大，曾在狱中受伤未愈，此刻体力濒临极限，几次摔倒，又爬起来。

他咬牙坚持着，但身体终究不是靠意志能撑住的，又是一阵熟悉的沉默，又是一对熟悉的士兵。

接着，又是“砰砰”两声，那些曾经在越狱计划中肩并肩作战的同志，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就这样，在寂静与寒冷中，一行人走了整整一夜，队伍也从最初的十几人，变成了零星的几个影子。

最终，到达张家庄时，剩下的，只有黄益民、于哲人，以及另外两位同志。

士兵没有再吼叫，没有再驱赶，只是默默将他们关进一间寒气逼人的土屋。

屋里空荡，只有几条破旧的草席，几人倒下便不再动弹，浑身发酸，连哭都哭不出来。

没过多久，张我疆又出现了，他忽然换了口气，语调低缓，带着一丝意外的温和：“我知道，你们都以为自己活不过今夜。”

他顿了顿：“可我要说一句实话，共军即将攻城，我们也知道，这仗没得打了，你们是中国人，我们也是，打来打去，终究是中国人杀中国人，没什么意思。”

众人面面相觑，还来不及反应，就听张我疆接着说：“我决定，放你们走，你们可以回家，也可以回组织，但记住，别再落在别人手里了。”

没人说话，因为没人能相信这是真话，直到士兵真的上来，亲手割断他们手臂上的麻绳，直到大门被推开，他们才终于意识到这是真的释放。

虚惊一场

那日从张家庄被放出后，黄益民、于哲人几人并未立刻离开，而是在附近村庄借宿一晚。

直到第二天一早，一切风平浪静，无人追捕、无人盘查，他们才真正意识到：是真的活下来了。

四人不敢大张旗鼓地北返，他们绕路行走、避开大路，翻过村庄、借住破庙，饿了啃树皮，渴了喝河水，历时数日，终于踏上了熟悉的高邮城土。

站在解放后的城门口，黄益民望着来来往往忙着接管工作的同志们，心头百感交集。

他们几人被接入了临时设立的城防委员会办公地，组织上听说他们逃出生天，一边惊喜，一边安排了初步体检与伤情诊断。

可还没等他们从一场连轴转的命悬一线中缓过劲来，一条消息传来：“高春兰？吴克春？你说他们牺牲了？不对啊，他们前两天刚回城！”

说这话的是负责登记归队同志的文书，他放下手中毛笔，一脸诧异地望着黄益民。

黄益民一下子没缓过来，他身子微微前倾，声音低得像从喉咙缝隙里挤出来：“你说谁？”

“就是跟你们一起被押走的那几个嘛，女的一个，男的一个，前几天他们回来了，还说在路上掉队，以为你们都死了呢。”

这话一出，不只是黄益民，就连于哲人、另两位同志都怔在原地，眼中一时间尽是不可置信。

三日后，城北的一个临时招待所里，当黄益民再次见到高春兰时，几乎没敢相认，高春兰笑了，笑中带泪：“那枪声，是打在天上的。”

吴克春接口：“是张我疆下的命令，他让士兵走个过场，把我们带下河堤，但没真开枪。”

众人听完这番话，不禁又惊又疑，于哲人忍不住问：“他没说原因？”。

“他说，我们都是中国人。”

这句话，黄益民记得，他也在张家庄听张我疆说过，这话从一个穿着敌军制服、手握短枪的团长口中说出时，他们只当是虚伪戏码，缓兵之计。

可现在回想，那一夜的转向、路途中的空枪、张家庄的释放，原来，都是他一手策划的“救人局”。

一群原本必死的革命者，就这样，在一个“敌人”的暗中操作下，活了下来。

几年后，张我疆因曾任国民党军官身份，被清查入狱，被判服刑十五年，黄益民听闻后，主动为其作证，联系到幸存的几位同志，一同出面说明真相。

这些证词，最终使张我疆获得平反，撤销一切罪名，彼时他已去世七年，骨灰安葬山丘。

没有人为他立碑，但黄益民、于哲人、高春兰、吴克春这些人早已在心头为他立下了一块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