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日本右翼图谋“战时备胎”，注定碰壁

编者按：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渲染所谓“周边威胁”、鼓吹作战体系转型等，还宣称要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打着这种幌子，高市政府加紧对外军事勾连。但那些对象国家真的会当日本“战时备胎”吗？本期“环球圆桌对话”就此展开讨论。

房 迪：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廉德瑰：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陈友骏：上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

想偷换概念遮掩扩军本质

房迪

日本防卫省刚刚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其中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事实上，当前日本政府内部围绕到底使用“新型作战方式”还是“新型防御方式”的措辞，存在一定争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一些政客试图推动用“防御”替代“作战”，并将“新型防御方式”上升为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要方向。那么，究竟何为“新型防御方式”？它与日本当前反复提及的“新型作战方式”有何区别？真正目的又是什么？

根据日本官方的一些描述，所谓“新型防御方式”主要包括：一是利用人工智能（AI）提升自卫队情报分析、态势研判以及指挥决策能力；二是大规模装备和运用无人机，以提高应对“数量优势”型作战模式的能力，并降低人员投入和伤亡风险；三是强化远程导弹、打击能力以及远程无人机运用能力，以应对来自远距离的“攻击威胁”。

日本政府声称，“新型防御方式”旨在回应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并坚持“专守防卫”原则。但其越是狡辩，越暴露出心虚的一面。结合近年来日本安保政策的发展轨迹以及“新型防御方式”的具体内容来看，这一概念绝非“防御”，而是强军扩武、谋求对外用兵的一环，事实上是突破“专守防卫”原则。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新型防御方式”与当前日本描述国际军事行动时使用的“新型作战方式”并无本质区别。二者依托的都是包括AI赋能指挥控制、无人作战体系建设、防区外打击能力等军事能力建设。无论在日本《防卫白皮书》还是防卫省近年来的预算文件中，这些能力都被频繁提及。一些日本政客之所以想更改相关措辞，转换成更容易让日本社会以及外界接受的表达，实际目的是想为扩军备战、突破“专守防卫”打掩护。这种操作，与之前日本政府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称“反击能力”，是同样的伎俩。

日本防相小泉进次郎不久前在回应“新型作战方式”与“新型防御方式”的区别时，也被迫承认这一点。他的套路还是先渲染所谓“周边威胁”，然后再诉诸日本民众“理解”，降低国内政治阻力，声称“为了使广大国民更加准确、直观地理解这一战略构想，我近期开始采用‘新型防御方式’这一提法。”

可见，“新型防御方式”这一概念背后藏着一套以坚持“专守防卫”为掩护、为右翼“再军事化”操作争取社会接受的叙事套路。一方面，为了规避日本“和平宪法”的束缚，日本政府将自身军事作战能力建设包装成“防卫”的延伸范畴，而尽量不公开以“作战”作为政策目标。另一方面，“作战”与“防御”在社会认知中的意涵截然不同。“作战”容易使公众联想到主动出击、军事扩张甚至战争，“防御”则更容易与自我保护、被动应对等联系起来。日本右翼显然希望通过这种叙事，在日本民众乃至国际上引发“共鸣”和同情，从而达到降低扩军备战阻力的效果。

综上所述，所谓“新型防御方式”本质上并非什么新概念，而是日本政府的又一次蓄意包装。当前，日本政府正试图借助修改“安保三文件”，进一步加快防卫政策调整，并谋求提前对标北约等实现防卫费占GDP3%—3.5%的目标。然而，与防卫预算持续扩张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物价持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民众生活成本和经济压力不断加重。日本社会正在加快走向“经缩军膨”的扭曲局面。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再次试图搞偷换概念的把戏，只会进一步暴露日本右翼持续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意图。

加紧对外军事勾连

廉德瑰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并声称将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在此之前，高市政府已经打着“以经济安保为核心的国际合作”幌子，加大军事安保外交力度，其中包括广泛游说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推进强军扩武、重构联盟体系和鼓噪“三海联动”等。

事实上，日本早就按捺不住冲动，近年来不断以渐进方式提升自卫队实力，想方设法为“再军事化”扫除“障碍”。比如，2023年年底，日本决定利用美国许可生产“爱国者”导弹，为此需要取消武器出口“五类”限制。到了今年，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便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方针，取消“五类”限制，不但为生产导弹扫清技术与法律障碍，还为杀伤性武器出口开了绿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近年来增加防卫费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动作越来越大。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日本防卫省再次使用对标他国的叙述方式，就被广泛认为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另外，早在2024年开始，日本就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新式隐形战机。迄今为止，日本已经为此投入5041亿日元，2026年还要追加约1698亿日元，总额达到6739亿日元。

在此基础上，日本加快军事安保外交和勾连，试图重构同盟或“准同盟”体系。在美国越来越靠不住的背景下，日本声称要发挥“中等强国”作用，继续打造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日澳签署合作生产军舰的协议，今年高市专门访问澳大利亚，都是意在推动两国形成某种“准同盟”关系。到今年7月为止，高市上任以来已经访问了“四边机制”其他3个国家。其实，“四边机制”目前因美国推进意愿不强、美印关系紧张等原因声势渐弱，但日本试图强化与印度的军事安全合作，为此还向印度提供大规模投资。另外，日本分别与英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这实际上是在为战争做准备。

作为挑动对抗、捏合“小圈子”“小集团”的手段，日本再次试图鼓噪所谓“三海联动”。在东海，日本利用钓鱼岛问题炒作“中国威胁论”，最近在九州熊本县部署了12式地对舰导弹，旨在增强日本的“反击能力”。在台海，高市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一系列涉台错误言行给“台独”势力释放错误信号。在南海，日本决定向菲律宾出口自卫队退役军舰，强化菲律宾的军事力量。不久前，日本又与其他国家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试图为2016年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裁决”站台，并攻击中国在南海的依法维权行动。

日本军国主义在近代历史上犯下累累罪行。现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又在试图借尸还魂，故伎重演，借着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一边进行各种自我军事松绑、强军扩武，一边加大对外军事勾连、构建美国之外的所谓“准同盟”。对于高市政府不思悔改，妄图走军国主义老路，曾经饱受日本殖民侵略之苦的亚洲国家以及整个世界都应提高警惕。

“志同道合”？互为棋子

陈友骏

日本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后召开的特别国会于7月25日闭幕，针对首相高市早苗的批评随即在日本舆论场发酵。一些媒体发文，直指高市凭借自民党压倒性的席位优势，强推一系列基于自身右翼立场并且引发舆论分歧的政策，而将应对物价上涨等民生关切置于不顾。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并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计划在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以便为增加防务费用铺路，甚至伺机打破“无核三原则”……高市内阁种种操作的一个共性，被认为是具有“回归战前时代”逆流的浓厚色彩。

事实确实也是如此。高市早苗提出的口号是“使日本列岛更为强大、更为繁荣”，实际上与日本战前的“富国强兵”遥相呼应。上台近一年来，高市政府推动一系列强军扩武、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并架空日本“和平宪法”的动作，同时对外加强与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军事勾连。

对于日本政府明显加大与美国以外一些国家的安保和军事合作，日本舆论早有关注，普遍认为日本右翼势力在自我军事松绑、试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同时，也在“担心”日本作为狭长列岛，一旦进入“战时状态”就难有回旋余地，于是试图通过与其他国家加强安保联系，为日本拓展“战时后方”和回旋空间。与此同时，这种合作也被认为便于日本右翼向海外扩散军事影响，甚至直接海外用兵。

为给拓展所谓“战略纵深”寻找借口，日本政府及其背后的右翼势力很早就开始了一系列渲染和“铺陈”，一方面，不断加大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的鼓噪，打着“防卫”的幌子在西南诸岛加大进攻性武器的部署，以构建“反击能力”或最近新提出的“新型防御方式”等为由头，不断突破“专守防卫”。

另一方面，日本右翼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挑动或制造地区矛盾。早在2023年，日本设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项目，这是战后日本首个可以直接对外输送军事装备的安全援助机制，标志着日本加速推进“外向型”防务战略。之后，日本“再军事化”动作进一步增多，对外军事安保勾连不断升级，从与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到向菲律宾出售更多军事装备，再到更大频次、更加深入地参与美国同盟体系下的各种联合军演、巡航等行动。

另外，对外军工产业合作，也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对内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对外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一个突破口。对内，日本右翼加紧鼓噪强化军工生产，毫不讳言要“跟上瞬息万变的现代战争形式”。日本政府不仅大力扶持传统防卫产业，还将目光投向与无人机、人工智能（AI）等相关的所谓“第二防卫产业”“新型防御方式”等。对外，通过与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新一代战机，推动日本企业更大程度地嵌入西方军工供应链，试图借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提供“合法性”。正是通过以上这些内外层面操作，日本右翼加速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狂奔。

那么，既然连日本国内舆论都清楚右翼势力竭力对外拓展军事安保合作，意在拓展日本“战略纵深”，说白了就是给对外发动战争寻找“垫背的”甚至“炮灰”，为何那些所谓“志同道合国家”依然做出某种程度的迎合姿态？

“美国因素”的影响显而易见。在新一轮全球战略调整中，美国逐渐将防御和总体战略重心转向美国本土和西半球，在亚太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和疏远盟友之势，导致一些地区盟友焦虑心态上升。当日本试图将相关国家作为潜在的“战时备胎”时，那些在军事安保层面为日本“背书”的国家，事实上也在盘算将日本作为“跳板”或“棋子”，一方面为其介入亚太事务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是为间接性地博取华盛顿的“青睐”。就此而言，日本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构建的一些“准同盟”，事实上是一种各怀“鬼胎”、相互利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