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格】中国AI企业全球化的第三条道路 |鲍勇剑专栏

文丨鲍勇剑 （博士，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

诺贝尔奖得主杰弗里·辛顿用大半生教会机器如何学习。如今，他却投入大量精力警告人类：超级人工智能可能摆脱人类的有效控制，甚至可能威胁人类的生存。最近发生的OpenAI 和Anthropic 软件逃逸测试超出控制范围事件佐证了辛顿的担心。

彻底停止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不再现实。当所有主要国家都相信其他国家不会停下脚步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关上实验室的大门。我们因而面对一个更加艰难的任务：如何治理一种能力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制度演进速度的技术。

“礼失而求诸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AI的做法启发我们去准备不一样的备用系统。

让少数民族语言进入机器

中国在少数民族语言技术方面的探索，为如何把这种多样性带入AI时代提供了现实案例。

内蒙古大学的研究人员数十年来一直从事蒙古文信息技术研究，其项目包括蒙古文排版、信息检索、印刷文本光学字符识别、大词汇量语音识别、机器翻译和蒙古文办公软件等。

2019年，内蒙古大学与内蒙古奥云科技联合发布蒙古文人工智能平台，提供蒙古语语音识别、语音合成、机器翻译等服务。这些技术正在帮助蒙古文从纸质书籍和历史档案进入可以检索、处理和实际应用的数字系统。

这类工作的意义很容易被低估。

如果一种语言无法方便地输入电脑，不能被手机识别，无法在互联网上检索，也不能被AI助手理解，那么它在教育、商业和公共生活中的使用空间就会不断缩小。因此，数字化并不只是保存古籍和传统文本，更关系到一种语言能否继续成为创造新知识、表达新生活的活语言。

另一个更近期的案例来自西藏。

2026年3月，拉萨企业觉罗数字产业管理有限公司推出了专门为藏语开发的大语言模型“DeepZang”。该平台支持藏语、汉语和英语的智能对话、实时翻译及语音转写。

据开发企业介绍，DeepZang使用的语言资源包括近7000万条藏汉平行语料，以及超过3.05万小时的藏语语音数据，覆盖卫藏、康巴和安多三大方言。到2026年5月，开发者表示该平台用户数已经超过30万，其中不少来自西藏、青海、四川和甘肃的偏远地区。

这些成果值得关注。同样值得重视的是少数民族文化思维对人类文明的价值，特别是当文明遭遇危机的时候。

单一思维带来的风险

当前关于AI治理的讨论，大多集中于法律规则、技术标准、系统审计和紧急控制机制。这些措施都不可或缺。然而，另一个重要的风险来源却很少受到关注：设计AI系统及其安全机制的人，在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上可能过于同质化。

主要使用强势语言训练的模型，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必然是不均衡的。由文化背景相似的精英制定的治理框架，也可能拥有相同的认知盲区。当工程师、监管者和企业领导者接受相似的教育、遵循相似的激励机制并共享相似的基本假设时，即使他们彼此争论，也可能集体忽视同一种危险。

在安全工程中，只有当备用系统不会以相同方式失效时，冗余才真正有价值。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也具有类似作用。

不同社会对于权力、责任、自然、共同体以及个人与集体权利之间的边界，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些文化传统并不掌握能够化解技术灾难的神奇答案，却能够扩大人类提出问题、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一个文明需要的不只是更多的智能，更需要真正多样的智能。

J.R.R.托尔金的《魔戒》为此提供了一个令人难忘的隐喻。

至尊魔戒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工具。中土世界的强者理解权力，因此也最容易受到权力的诱惑：博罗米尔希望用魔戒保卫自己的人民；萨鲁曼希望以它建立秩序；即使甘道夫也担心，自己的善意一旦通过魔戒实现，最终可能变成何等可怕的统治。

摧毁魔戒的任务却落在了霍比特人肩上。他们来自一个被主流世界忽略的小型文化，珍视家园、友谊、美食和日常生活，对宏大权力没有强烈欲望。正因为他们对权力的理解与强者不同，他们才能把魔戒带到那些英雄、国王和巫师无法抵达的地方。最后，世界得救既依赖霍比特人的勇气，更依赖一个没有任何宏大战略家能够事先设计的偶然结局。

这个故事的启示，并不是小型文化必然更加纯洁，而是一个在主流体系中看似边缘的文化，可能恰好保存着这个体系最为欠缺的品质。

一家毛利语广播电台给AI产业的启示

一个类似的实践来自新西兰北部由毛利人主导的广播机构Te Hiku Media。

Te Hiku并不是先有一项技术，再去寻找用户，而是先有一个希望复兴毛利语的社区，然后围绕这一目标开发技术。

由于主流语音识别产品无法准确处理毛利语，该机构动员当地居民，共同建设训练模型所需要的语音数据。在一场为期十天的社区行动中，超过2500名参与者贡献了20多万条录音，形成了300多个小时的标注语音数据。基于这些数据训练的毛利语自动语音识别系统，据报道准确率达到约92%。

这场行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Te Hiku拥有一家遥远的科技公司很难通过金钱购买的东西：社区信任。

当地居民并不是在向一个身份模糊的企业数据库无偿提供“原材料”，而是在参与一项关系到自己语言未来的共同事业。

Te Hiku还通过一份“Kaitiakitanga许可证”巩固了这种信任。Kaitiakitanga强调的不是对数据的绝对占有，而是守护与照管。根据这一原则，Te Hiku只是社区数据的守护者；数据产生的利益，应当回馈数据来源的社区。该许可证还要求，有关数据只能被用于符合毛利语复兴、保护和推广目标的用途。

这不仅是一个成功的语言保护项目，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AI治理模式。社区同意、公众参与和利益共享不是在模型建成之后附加上去的条件，而是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个系统应当如何建设。

他们的实践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AI模式可以互相增益，为全球AI普惠提供根植于社区文化的治理结构。

保存那些我们尚不知道该如何提出的问题

把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纳入AI，不只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使用技术，更是为了保存人类未来的认知选择。

语言并不是附着在同一个世界之上的不同标签。每一种语言都承载着特定的历史经验、分类方式、社会关系和道德直觉。

当一种语言消失——或者虽然在仪式上被保留下来，却在数字世界中失去实际用途——人类可能同时失去一种理解问题的方式。而那个问题的重要性，也许要到多年以后才会显现。

我们不应要求少数群体像托尔金笔下的霍比特人一样承担“拯救全人类”的责任，也不应仅仅因为某种文化将来可能对主流社会“有用”，才主张保护它。少数群体参与塑造技术未来的权利，本身并不需要这样的功利性证明。

但与此同时，这也确实关系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安全。

面对从未经历过的AI风险，我们无法预先知道，某个至关重要的洞见将来自何处。最好的防御方式之一，就是不要过早地让全人类收敛于同一种技术体系、同一种制度框架，以及同一种对于“智能”的文化理解。

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AI项目提供了一个富有希望的起点。当语言技术的包容进一步发展为社区权利的包容，这些项目才会释放出更大的价值：人们不仅以文字和声音的形式存在于模型内部，也能够坐在决定模型目的、规则和边界的谈判桌旁。

治理制度可以建立规则，技术可以创造工具，而文化多样性则可能帮助我们发现两者共同遗漏的风险。

中国AI企业全球化的第三条道路

这一模式对于进入海外市场的中国科技企业具有重要启示。

全球化通常通过两种比喻来理解。

第一种是“熔炉” （Melting Pot）：地方差异逐渐消融，最终被主导性的企业文化或国家文化吸收。

第二种是传统的“多元文化” （Multiculturalism）：不同文化可以并存，但彼此分隔在相对封闭的空间之中。

除此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可能——métissage，即文化的交织与共创。

在这种模式下，企业不再只是把一套已经完成的技术系统出口到海外，然后翻译一下用户界面，而是邀请当地教育者、媒体、研究者、文化长者、创作者和语言社区共同参与系统设计。

最终形成的产品，既不完全属于输出技术的企业，也不是对某种地方传统的原样复制，而是一幅由多方共同编织的新文化图景。

这种思路与中国文化中的“和光同尘”与“和美与共”形成呼应。“和光同尘”意味着收敛自身锋芒，进入并理解真实世界；“和美与共”则意味着在不消除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共同繁荣。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要把这些理念转化为实践，需要建立一个“双C模式”：

企业能力（Corporate Capacity），包括长期投入、计算基础设施、工程技术、网络安全，以及实现规模化运营的能力。

社区共识（Community Consent），包括语言知识、文化合法性、地方参与、数据守护，以及决定本地文化应当如何被技术呈现的权利。

只有一个C，全球化就可能失败。

有企业能力而没有社区共识，技术合作容易变成技术提取：企业从当地社区获取数据和知识，却没有赋予当地人相应的决定权和收益权。

有社区热情而缺少持续的企业能力，则可能只能形成一个令人感动的试点项目，却难以长期运行，更无法实现规模化发展。

这不是企业慈善，而是有效的风险管理。一个与受影响群体共同开发的系统，通常能够获得更多信任，发现更多隐藏假设，也更有可能避免严重的文化冲突。

对于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而言，道理其实很简单：通往最遥远市场的道路，始于对身边社区和少数族裔的真诚理解与共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