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重庆谈判结束后毛主席三次诚邀陈龙共事，为何陈龙都婉拒了毛主席的盛情邀请？
1949年初春，辽河还封着薄冰，军区作战处的电话铃突然响起。值班参谋递过电报：“中央急电，点名请陈龙同志进京。”陈龙放下手中的作训图，不慌不忙地抽了口旱烟，低声说：“又找我？”旁人以为他会立刻收拾行囊，他却摇头：“前线缺人，我不走。”这已是他第三次作出同样的回答。
要理解陈龙的固执，得把视线拉回到1945年秋天的山城重庆。那年9月，毛泽东冒着巨大风险赴渝和谈。国共交锋方酣，暗流汹涌，蒋介石的警卫司令部把枪口擦得锃亮，特务组织则暗自筹谋。中央社报道里只见觥筹交错，看不见背后的血腥算计。为了把危险降到最低，李克农奉命到延安各部挑选最可靠的护卫，最终点中了时任东北抗联某路军参谋长的陈龙。这个人打满了东满林海雪原，刀口舔血，脾气直得像松木桩，但在枪火里练出的警觉与胆气，正是主席此行最需要的保险。
抵达重庆后，陈龙几乎寸步不离。一次外事招待会结束，二楼木地板被人群挤得“嗨嗨”作响，陈龙眼角一扫，护在毛泽东身侧，悄悄把手伸进呢大衣，扣在枪柄上。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靠近寒暄，陈龙身子微侧，冷声告诫：“半步不能再近。”张镇心下发怵，只得陪笑后退。几天后，共产党特派员李少石在街头遭暗杀的消息传来，毛泽东淡淡说：“有人在前面挡了子弹。”陈龙紧紧攥着手枪，却没说话。43天后，谈判虽无实质进展，毛泽东却安然返回延安。临行前，他把腕上的欧米茄表摘下递给陈龙，“带着它，以后到北京找我。”陈龙敬了个军礼，随即搭乘夜车向东北奔去。
这一别，很快迎来第一次邀请。1946年夏，东北局前线告急，陈龙以副参谋长的身份奔走各野战军之间，熟悉的电台里传来延安口令：“请陈龙同志尽快到延安报到。”他回报：“敌情吃紧，请准留守东北。”朱德闻讯后只说：“打得好就行。”
第二次邀请出现在1948年初。辽沈战役尚未打完，中央社会部电报让他赴陕北，准备新中国安全机构组建。“我这性子，守首长身边，怕给党中央丢脸。”陈龙面见王涛江，坦白自己脾气火爆。王涛江劝他：“你不去，主席可着急。”陈龙直言：“打完仗，东北满目疮痍，我更适合留在基层。”王涛江沉默片刻，终把他的理由转呈北京。
第三次，就是文章开头那张电报。此时北平和平解放，大局已定，中央急需熟知实战、懂特情的人手构建公安系统。彭真与毛泽东交谈时提到陈龙的倔强：“他不肯来。”毛泽东笑着摆手：“让他先忙，合适时再调。”这一“合适时”，很快到来。1949年10月，政务院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罗瑞卿主政，陈龙被任命为保卫局局长，配合建制、整合警卫、技术侦察、反特三条线。他终究还是坐进了北京西长安街那栋灰楼，却依旧保持前线作风：办公室灯亮到深夜，手枪从不离身。
那个年代的公安工作，说是刀尖起舞也不为过。沿海潜伏网络尚未根除，北平、天津暗线四伏。陈龙刚一到岗，就督办“虎穴”系列反特行动，三个月内连破数起潜伏案。部里统计，他平均每天审阅电报一百余份，批示近三十条措施。罗瑞卿看在眼里，多次劝他注意身体，陈龙只是摆摆手：“敌人在喘气，我们也得不睡。”
高压之下，他的心脏终于吃不消。1954年春，周恩来批示：“速送苏联诊治。”在莫斯科住院期间，前来探望的老战友问他：“如今坐机关，后悔吗？”陈龙半开玩笑，“后悔倒不至于，就是浑身没处使劲。”两个月后，他带着一摞病历回国，自知体力不支，主动请辞一线职务。组织安排他到大连疗养，他却每天拎着速写本，记录山海关沿线的防务缺漏。直至1958年冬，他的笔停在半页纸上，再未续成下文，年仅48岁。
陈龙走后，毛泽东批示：“此人可记首功，无须冠以官衔。”公安部为他立传时，采集到一则佚事：一次警卫旧友前来吊唁，抚着他的手枪说，这把枪自从离开陕北，就没再响过。可所有人都清楚，不鸣枪，并不代表战争结束，它只说明有人已用肩膀，替国家挡在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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