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接力，破局前行 | 国际视野·乳腺肿瘤个体化治疗国际交流研讨会圆满召开，中外专家共绘HR+乳腺癌精准治疗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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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CDK4/6i耐药后精准分层，中外专家共议HR+乳腺癌全程管理新策略。

2026年7月21日，“国际视野·乳腺肿瘤个体化治疗国际交流研讨会”于线上成功召开。本次会议聚焦 CDK4/6抑制剂（CDK4/6i）治疗进展后HR+/HER2-转移性乳腺癌的生物标志物驱动精准治疗策略，同时涵盖HR+早期乳腺癌化疗降阶梯及辅助内分泌治疗新进展，围绕ESR1、PIK3CA/AKT1/PTEN等关键基因检测、口服SERD/SERM类药物及PAM通路抑制剂的最新循证证据展开深入研讨。

大会由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王涛教授担任主席，特邀美国哈佛医学院/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Erica Mayer教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徐玲教授、辽宁省肿瘤医院张亮教授等国内外顶尖专家，从全球视野到中国实践，系统解读了后CDK4/6i时代精准靶向治疗的最新进展，并就临床实践中生物标志物检测、治疗排兵布阵及不良反应管理等热点问题分享了前沿观点与实战经验。

国际视角：后CDK4/6i时代，精准检测指导下的个体化治疗路径

Erica Mayer教授带来题为《CDK4/6 抑制剂治疗进展后，HR+/HER2-转移性乳腺癌：基于生物标志物的精准治疗策略》的报告。她指出，ESR1突变是HR+/HER2-乳腺癌中最主要的获得性内分泌耐药突变，多在既往芳香化酶抑制剂（AI）治疗过程中出现，且随治疗线数增加和AI暴露时间延长，30%~40%的患者会出现该获得性突变。相较于组织活检，ctDNA液体活检对ESR1突变的检出能力更具优势，不同转移灶间还可能出现不同的耐药突变谱，可能提示动态、多次液体活检监测具有临床相关性。

基于上述耐药机制，Erica Mayer教授系统梳理了口服选择性雌激素受体降解剂（SERD）、靶向蛋白降解剂（PROTAC）为代表的新型ER靶向药物治疗数据：EMERALD研究显示，艾拉司群对比研究者选择的标准治疗（SOC），在意向治疗（ITT）人群中位PFS为2.79个月 vs 1.91个月（HR=0.70），在ESR1突变人群中获益更显著，达3.78个月 vs 1.87个月（HR=0.55）。并且亚组分析显示无论既往CDK4/6i使用时长（≥6、12、18个月）如何，艾拉司群相较于对照组均有一致的获益趋势（HR分别为0.517、0.410、0.466）。EMBER-3研究中，依仑司群对比标准内分泌治疗在ITT人群未见显著差异（5.6 vs 5.5个月，HR=0.87，p=0.12），但在ESR1突变人群中位PFS改善至5.5个月 vs 3.8个月（HR=0.62，p<0.001）；VERITAC-2研究中，PROTAC类药物Vepdegestrant对比氟维司群，在ESR1突变人群中位PFS为5.0个月 vs 2.1个月（HR=0.57，p<0.001），ITT人群也未见获益（3.7 vs 3.6个月，HR=0.83，p=0.07）。她表示，上述单药数据均提示ESR1突变人群是这类口服ER靶向药物单药治疗的主要获益人群。

Erica Mayer教授指出，内分泌耐药患者常伴ER、CDK4/6及PI3K/AKT/mTOR等多条通路同时激活，全面阻断多条通路可能带来更持久的疗效。EMBER-3研究显示，依仑司群联合阿贝西利对比依仑司群单药，ITT人群中位PFS由5.5个月提升至10.9个月（HR=0.59，95%CI：0.47-0.74，p<0.0001），无论是否伴ESR1突变均可获益（有突变HR=0.49，无突变HR=0.64），该结果已推动NCCN指南将其纳入HR+/HER2-复发不可切除（局部或区域）或IV期乳腺癌二线及后线治疗推荐方案。evERA研究中，Giredestrant联合依维莫司对比标准内分泌治疗联合依维莫司，ESR1突变人群中位PFS达9.99个月 vs 5.45个月（HR=0.38，p<0.0001），ITT人群为8.77个月 vs 5.49个月（HR=0.56，p<0.0001）；2026 ASCO大会新公布的探索性终点数据显示，PFS2及无化疗生存期均显著延长。同样在2026 ASCO大会更新的SERENA-6研究，采用ctDNA动态监测策略，在AI+CDK4/6i一线治疗尚未出现临床进展但已检出ESR1突变的“机会窗”阶段提前换用Camizestrant，长期随访更新显示中位PFS由9.2个月改善至16.8个月（HR=0.45），生活质量恶化时间、PFS2及无化疗/ADC生存期均获益，且ctDNA清除率显著更高（51.0% vs 1.9%）。而2026 ASCO大会公布最终结果的persevERA研究中，Giredestrant联合哌柏西利对比来曲唑联合哌柏西利用于ER+/HER2-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一线治疗，主要终点未能达到统计学显著性（33.1 vs 28.2个月，HR=0.89，p=0.1553）。

针对共突变问题，Erica Mayer教授援引EMBER-3及evERA亚组数据表示，即便同时存在ESR1与PIK3CA/AKT1/PTEN通路改变，联合治疗仍可带来一致获益，提示口服SERD联合靶向治疗有望覆盖共突变人群。安全性方面，口服SERD单药常见不良反应为恶心、乏力、腹泻等，多为1~2级；口服SERD相关的心动过缓、闪光感（光幻视）等特殊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且多可控；联合用药本身并未观察到协同毒性事件，以evERA研究为例，两组不良事件谱高度对称，联合方案中口腔炎、腹泻等不良反应主要来自搭档药物依维莫司，而非Giredestrant本身。

在PI3K/AKT/mTOR通路抑制剂方面，Erica Mayer教授先梳理了这一领域已在美国获批（其中卡匹色替已在中国获批并纳入医保）药物的循证基础：AKT抑制剂卡匹色替联合氟维司群（CAPItello-291研究）在AKT通路改变人群中位PFS为7.3个月 vs 3.1个月（HR=0.50，p<0.001）；PI3Kα抑制剂伊那利塞联合哌柏西利、氟维司群（INAVO120研究）中位PFS为17.2个月 vs 7.3个月（HR=0.42），中位OS改善7个月（34.0 vs 27.0个月，HR=0.67，p=0.019）；泛PI3K/mTOR双靶点抑制剂Gedatolisib联合氟维司群（VIKTORIA-1研究Study 1，ESMO 2025数据）在PIK3CA野生型人群中，三药方案、双药方案中位PFS分别为9.3个月和7.4个月（对比氟维司群单药2.0个月），Gedatolisib已于2026年7月14日获FDA批准用于无PIK3CA突变的HR+/HER2-转移性乳腺癌。

Erica Mayer教授最后总结道，“HR+晚期乳腺癌单纯内分泌单药治疗的时代已经结束”，除极少数例外情况，各线治疗均应考虑内分泌联合靶向药物；对于CDK4/6i进展后患者，如何在口服SERD单药/联合方案、mTOR/PIK3CA/AKT抑制剂之间进行选择，以及早期识别耐药并及时干预是否能带来长期获益，仍是未来需要解答的问题。

思维碰撞：基因检测时机、PI3K/AKT通路抑制剂定位与共突变患者的精准排兵布阵

围绕Mayer教授报告内容，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边莉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王佳妮教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王劲松教授、河北大学附属医院王晓春教授四位专家就基因检测时机、PI3K/AKT通路抑制剂的临床定位及共突变患者的治疗策略等热点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四位专家一致认为，PAM通路（PIK3CA/AKT1/PTEN）异常激活是内分泌治疗及CDK4/6i耐药的关键驱动因素，晚期患者中突变率可达50%~60%，INAVO120研究已将其检测及靶向干预前移至一线；ESR1突变则是内分泌治疗压力诱导下产生的获得性耐药标志物，推荐在内分泌治疗进展时检测，且可多次动态复检，外周血ctDNA检出率优于组织检测。

在此基础上，各专家结合自身实践提出了不同侧重的观点。边莉教授重点谈到gBRCA检测的价值：她指出，对于HR阳性、比较年轻且有明确家族史的患者，即便gBRCA突变比例不足10%，仍应推荐检测，因既往研究显示gBRCA突变患者从CDK4/6i治疗中获益有限，一旦确认突变，国内已有氟唑帕利联合阿帕替尼等成熟方案可选；对于PAM通路与ESR1共突变人群，她认为口服SERD联合PAM通路抑制剂仍可带来获益，而PAM通路与gBRCA共突变时应优先针对gBRCA靶点治疗，因gBRCA突变患者肿瘤倍增速度更快。

王佳妮教授则从检测时机切入：她认为PAM通路相关基因更多提示原发性耐药，检测时机可以前移，尤其INAVO120结果公布后，晚期一线治疗前即可完善该项检测；而ESR1突变作为获得性耐药标志物，辅助治疗及晚期一线阶段突变频率不高，检测意义相对有限，但未来随着卫生经济学证据完善，辅助治疗阶段前瞻性检测、预测原发耐药风险也可能成为新方向；她同时坦言，当前中国患者的核心痛点仍在于检测的便捷性与可及性，期待本土化ESR1突变试剂盒及动态监测平台进一步开发。

王劲松教授强调基因检测并不局限于晚期阶段：其中心已在早期HR阳性、三阴性及HER2阳性乳腺癌人群中开展gBRCA、PIK3CA等伴随检测相关临床研究；针对共突变排兵布阵，他提出胚系gBRCA突变伴随患者终身、不随疾病进展改变，而PAM通路及ESR1等体细胞突变会动态演变，临床应优先应用针对已捕获突变靶点的相应药物（如PIK3CA突变选PI3Kα抑制剂、PAM通路改变选AKT抑制剂卡匹色替、ESR1突变选口服SERD）。

王晓春教授则从卫生经济学与药物可及性角度提出，随着基因检测成本逐步下降，建议在HR+/HER2-晚期乳腺癌确诊时即完善基因检测以指导单药或联合治疗方案的制定，若一线治疗后出现进展应重新检测以评估新发耐药突变；他还特别指出，卡匹色替与伊那利塞虽均已进入医保，但适应症定位存在差异——伊那利塞可用于晚期一线联合治疗，卡匹色替则定位于晚期二线及以后，临床选择需综合考虑医保覆盖、循证证据及患者既往治疗反应。

国内进展：从辅助治疗降阶梯到晚期精准靶向的多维突破

徐玲教授以《HR+乳腺癌研究进展》为题，从早期和晚期两个维度系统梳理了HR+乳腺癌领域的最新循证进展，为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早期辅助治疗方面，徐玲教授指出，肿瘤基因表达谱检测已被广泛用于辅助绝经后、最多伴3个淋巴结转移的早期乳腺癌患者的化疗决策，但对更高淋巴结转移负荷（如4枚及以上）患者，此前一直缺乏前瞻性临床证据。OPTIMA研究正是针对这一临床高危人群设计的国际、随机对照研究，其核心假设是：对于基因检测评分为低风险的肿瘤，受累（转移）淋巴结的数量并不影响其对化疗的反应。研究最终采用50基因Prosigna检测作为主试验的评估工具，对于淋巴结阴性（N0）的患者，如果肿瘤的复发风险评分（ROR）＞60分，则被归类为高危。结果显示，无论是在完整符合方案人群，还是在低危评分（ROR≤60）亚组人群中，检测指导组与全员化疗对照组在浸润性乳腺癌无病生存及远处复发方面的结局高度一致，提示基因组低危患者即便临床分期偏高，也可能安全豁免化疗。徐玲教授表示，该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临床高危≠必须化疗”这一理念，将基因检测指导下的精准化疗豁免边界大幅拓宽，尤其为年龄≥40岁、接受卵巢功能抑制治疗、伴4~9个淋巴结转移或IIIA期肿瘤的绝经前女性提供了更安全的决策依据。不过她也提示，本次分析中63%的患者随访时间不足5年、受试人群以白种人为主、40岁以下绝经前女性被排除在外，成本效益分析仍在进行中，这些局限性仍需后续研究弥补。她同时将OPTIMA结果与TAILORx、MINDACT、RxPONDER等既往研究进行比较，发现在年龄较大或绝经后人群中各研究结论高度一致，而在年轻或绝经前人群中普遍观察到化疗略有获益，这一现象是否与研究强制绝经前患者接受卵巢功能抑制治疗有关，仍有待OFSET、OPTIMA YOUNG等正在进行的研究进一步明确。徐玲教授还介绍了口服SERD Giredestrant的辅助治疗最新证据。lidERA研究显示，Giredestrant作为辅助治疗较标准内分泌治疗降低了复发风险，且无论绝经前后均展现出一致的获益趋势，安全性方面患者耐受性及治疗依从性均优于标准内分泌治疗。她同时结合PRECoopERA研究指出，目前证据尚不支持绝经前患者在使用口服SERD时省去卵巢功能抑制治疗。她表示，Giredestrant在辅助治疗中的具体应用场景仍不明朗，其能否在中危人群中替代芳香化酶抑制剂或TAM、以及能否在高危人群中序贯于内分泌治疗联合CDK4/6i之后使用，仍需更为成熟的循证数据支持。

此外，徐玲教授还对晚期HR+/HER2-乳腺癌领域的多项重磅研究进行了点评。persevERA研究结果最终未能改善主要终点PFS；她分析认为，这可能与入组人群特征及CDK4/6i这一强效靶向药物本身对不同内分泌搭档差异的“稀释”效应有关。VIKTORIA-1研究2026 ASCO最新更新数据显示，在PIK3CA突变型人群的Study 2队列中，Gedatolisib三药联合方案对比阿培利司+氟维司群标准方案，中位PFS为11.1个月 vs 5.6个月（HR=0.50，P<0.0001）；双药联合方案中位PFS为11.3个月 vs 5.6个月（HR=0.51，P=0.0013）；总生存期中期分析数据尚不成熟，两组差异未达统计学显著性。而在2026 ESMO乳腺癌会议上更新的CAPItello-291研究数据显示，尽管总体人群和AKT通路突变人群的PFS双重主要终点均为阳性，但后续治疗的不均衡可能影响了OS结果的进一步改善。徐玲教授表示，HR+晚期乳腺癌治疗已进入精准靶点百花齐放的阶段，但如何为患者找到最佳获益人群、合理安排治疗顺序，仍存在诸多需要破局的未知领域。

实战经验：AKT1突变驱动CDK4/6i耐药的病例启示

张亮教授带来了一例HR+/HER2-晚期乳腺癌的精彩病例分享，生动展示了基于生物标志物检测的精准治疗在临床实践中的重要价值。患者为42岁女性，2019年11月右乳癌行保乳手术及前哨淋巴结活检，术后病理为浸润性导管癌（II级），肿物1.5×1.2×1.0cm，淋巴结1/5，分期pT1N1M0 IIA期。免疫组化显示ER（80%强阳性）、PR（50%强阳性）、HER2（1+）、Ki67（20%+）。术后接受TC方案辅助化疗4周期、辅助放疗及他莫昔芬辅助内分泌治疗，无病生存期（DFS）达3年5个月。

2023年8月患者出现首次复发，肝穿刺活检提示乳腺癌来源，ER（+）、PR（-）、HER2（1+）、Ki67（15%+），确诊为肝、肺、骨继发恶性肿瘤伴多发淋巴结转移，IV期。一线治疗入组临床试验（白蛋白紫杉醇类似物），29周期后PFS达20个月，最佳疗效PR，后因肝病灶增大出现进展。二线治疗选用来曲唑+瑞波西利，仅治疗2周期PFS即2个月，随即出现肝病灶增大及新发脑转移。三线选用优替德隆单药化疗+脑部放疗，2周期后PFS 2个月，肝病灶再次增大。随后行肝穿刺二次活检+多基因检测，发现AKT1第3号外显子错义突变，遂四线选用氟维司群+卡匹色替（基于CAPItello-291研究）。用药6周期后疗效达PR，肝脏、肺部及脑部病灶均明显缩小，目前仍在维持治疗中。

图1. 患者全程诊疗时间轴（手术—辅助治疗— 一线至四线治疗）

张亮教授结合CAPItello-291研究数据指出，卡匹色替联合氟维司群在CDK4/6i经治伴PIK3CA/AKT1/PTEN通路改变人群中可带来显著的PFS获益（该亚组中位PFS为7.3个月vs安慰剂组3.1个月，HR=0.50），且不良反应以腹泻、皮疹为主，多为1~2级、总体可控，该联合方案已纳入2026版CSCO BC指南的I级IA类推荐，且已于2025年成功准入国家医保目录，为伴有该类突变患者提供了明确、可及的精准治疗选择。

深度对话：后CDK4/6i时代治疗决策与PAM通路抑制剂不良反应管理

围绕张亮教授分享的病例，在边莉教授主持下，王劲松教授、王晓春教授两位专家围绕后CDK4/6i时代的治疗方案选择及PAM通路抑制剂不良反应管理等热点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边莉教授点评病例时提出两点思考：一是患者应用CDK4/6i（瑞波西利）后仅4个月即快速进展，后续证实存在AKT1突变，印证了PAM通路突变人群对CDK4/6i易产生原发耐药这一现象；二是三线出现脑转移时选择了优替德隆化疗，她提出彼时选择HER2低表达ADC类药物（如DS-8201）是否是更优选择，并将该问题抛给两位讨论专家。

王劲松教授回应指出，该患者一线化疗曾获得约20个月的长缓解期，提示化疗未必需要被安排在很靠后的治疗线，但目前仍缺乏客观指标判断化疗与靶向内分泌治疗孰先孰后，指南层面CDK4/6i仍是较公认的一线选择；对于脑转移处理，他明确认同边莉教授观点，合并脑转移患者应优先选择ADC类药物以更好控制颅内病灶；他同时提出，卡匹色替目前并无一线适应症，多在CDK4/6i失败后依据检测结果启用。王晓春教授表示认同，并从可及性角度补充：伊那利塞医保适应症为晚期一线联合，卡匹色替为晚期二线及以后，临床选择需结合经济负担与医保覆盖综合考量；他还提出，若患者后续内分泌联合靶向治疗再次耐药，切换回化疗或ADC类药物仍有望取得较好疗效，为治疗顺序安排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在不良反应管理上，两位专家均认为PAM通路抑制剂相关不良反应总体可防可控：高血糖经积极监测和干预可控，且其出现可能提示治疗有效，不应因惧怕不良反应放弃治疗机会；腹泻多见于CDK4/6i，可通过止泻药物及饮食管理控制；皮疹多可外用药物或酌情减量处理；高血糖以PI3Kα抑制剂（伊那利塞）更突出，需按1~4级分级采取饮食调控、联用降糖药物直至暂停给药；口腔炎则以mTOR抑制剂（依维莫司）最常见，可通过漱口水及口腔卫生管理控制。两位专家均强调，规范化的分级管理与患者教育是保障治疗依从性的关键。

结语

会议最后，大会主席王涛教授进行总结致辞。她表示，本次国际交流研讨会内容充实、前沿与实用并重，从国际视野到中国实践，从早期化疗降阶梯到晚期精准阻断，层层递进，充分展现了HR+/HER2-乳腺癌个体化治疗的最新进展。

面对日益丰富的治疗选择，精准检测已成为个体化治疗决策的基础。无论是早期HR+乳腺癌的化疗降阶梯决策，还是晚期CDK4/6i经治后治疗策略的排兵布阵，均需建立在及时、动态的分子检测基础之上，并综合患者既往治疗反应、体能状态、经济条件及不良反应管理能力进行个体化决策。展望未来，随着口服SERD/SERM类药物、PI3K/AKT/mTOR通路抑制剂等新型药物的持续研发以及检测技术的不断进步，HR+/HER2-乳腺癌的全程管理有望进一步精细化、个体化，也期待更多前瞻性研究能够回答“检测多早、联合多广、序贯多优”这些贯穿全程管理的核心问题，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存获益与生活质量的双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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