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9岁的人大女生一丝不挂面对五十多家媒体，将"不要脸"写在身上，冷冷质问：我敢直视你们，你们敢直视我吗？

2011年1月6日

那天下午，五十多家媒体的记者挤在摄影棚里，长枪短炮架得满满当当。闪光灯试闪的白光一下接一下，有人在调光圈，有人在测焦距，有人把录音笔举过头顶找位置。空气里弥漫着器材发热的那种焦糊味，混着几十个人的体味，闷得人发晕。

门帘掀开的时候，所有人愣了一下。一个女孩走了出来。没穿衣服，一丝不挂。胸口用墨笔写了三个字——“不要脸”。墨迹还没干透，在灯光下微微反着光。她径直走到一位中年男记者对面，坐下来。那记者明显慌了，眼神不知道往哪儿搁，耳朵根子都红了。女孩扫了一圈所有人的眼睛，语气平静得不像一个十九岁的人。她说：“我敢直视你们，你们敢直视我吗？”

整个屋子安静了足足三秒。然后快门声像下暴雨一样炸开了。

这个女孩叫王嫣芸。她还有个艺名，叫苏紫紫。那一天之前，她是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视觉传达系的学生。那一天之后，她成了全网热搜的“名校裸模”。但这两个身份之间，隔着一条很长很长的路，长到她从三岁就开始走，走到十九岁才走到那间摄影棚里。

王嫣芸1991年出生在湖北宜昌。三岁那年父母离婚，母亲走了之后再也没出现过，父亲也基本甩手不管。她被丢到爷爷奶奶家，跟老两口挤在一栋老旧筒子楼里。墙皮一块一块往下掉，楼道里常年散着霉味，灯坏了大半年没人修，上下楼全靠手摸墙。老两口没有正式工作，靠捡废品、打零工过日子。别家小孩放学有人接，她放学推开门，看到的是奶奶蹲在地上数硬币，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算着明天能不能买够一把青菜。穿的校服永远是缝了又缝的，走在校园里总有同学在背后指指点点，说那个女的衣服上全是补丁。

她倒也不哭不闹。回家就蹲在门口拿树枝在地上画，画全家福，画大房子，全是生活里压根不存在的东西。画画这件事对她来说既是逃避也是出口。奶奶脾气暴嗓门大，动不动就骂人，可那是全世界唯一真心护着她的人。缺爱的孩子容易走偏。少年时期的王嫣芸叛逆得很，打架混日子，成绩常年垫底。初三那年她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离家出走，一个人跑到了北京。被找回来之后谁也没料到她像换了一个人，只用半个学年就从倒数冲进了省重点夷陵中学。

可命运没有因为她开始努力就对她手下留情。2007年，爷爷奶奶位于宜昌市沿江大道七十平方米的老房子赶上了拆迁。开发商只肯给十七万补偿款，周围邻居家普遍拿到了三四十万。老人家觉得不公平，天天跟人扯皮。开发商那边的人开始打骚扰电话、半夜来堵门，甚至往门上泼油漆。长期高强度的精神压迫之下，奶奶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那年王嫣芸才十六岁。

有一天奶奶突然一头栽倒，口吐白沫。送到医院诊断结果是脑溢血。命保住了，人却瘫在了床上，再也站不起来了。这个消息砸下来的时候王嫣芸整个人都懵了。奶奶瘫痪了，家里断了经济来源，医药费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为了挣医药费她什么都干过——在工地搬过砖，在酒吧刷过盘子，在商场站过促销台，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一个月到手不过三四百块。杯水车薪，根本不够。晚上奶奶睡着了，她就偷偷拿出纸笔画两张，那是一天里唯一属于她自己的时间。

她咬着牙告诉自己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让奶奶好起来。高三那年她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视觉传达系。整个湖北省只招一个名额。白天上课，晚上画插画挣稿费，周末去餐厅端盘子。困了就跪在搓衣板上背书——这是她自己发明的办法，疼了就醒，醒了就继续看。十几年的绘画底子帮了大忙，那些年拿树枝在地上画画，歪歪扭扭的，反倒把基本功练扎实了。文化课几乎是零基础开始的，她把教材翻来覆去背了三遍，错题本摞起来比课本还厚。老师们都说这孩子疯了，一个连初中课本都没学利索的人凭什么考人大。

结果出来那天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她以湖北省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考进了人大徐悲鸿艺术学院视觉传达系。通知书拿到手的那一刻她冲回家想告诉奶奶。奶奶躺在床上，嘴角歪着，说不了完整的话，但眼睛里全是光。王嫣芸把通知书举到奶奶面前一遍又一遍地说，奶奶你看我考上大学了。奶奶使劲点了点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

到了北京，钱的问题并没有因为考上名校就消失。学费靠助学贷款勉强凑上了，可生活费、画材费、书本费加上奶奶每个月的医药费，窟窿越捅越大。她不敢跟同学一起下馆子，不敢买新衣服，连画画的颜料都是买最便宜的那种。白天上课，晚上画插画挣稿费，周末出去端盘子。一个人掰成三份用，时间排得满满当当。

有一回她在画室打扫卫生，无意间听到两个同学聊天。一个说最近兼职挣了多少钱，另一个突然压低了声音说——人体模特，一场五百块，就是尺度有点大。王嫣芸愣住了。她打一整天工才挣几十块钱，人家一个下午就五百。五百块是什么概念？是她半个月的伙食费，是奶奶一星期的药钱，是她掰着手指头算来算去都不够的那些缺口。她站在画室角落里，手里的扫帚半天没动，脑子里的算盘噼里啪啦打了不知多少遍，最后算出来的结果只有一个——她需要这笔钱。犹豫过，挣扎过。在宿舍床上翻来覆去想了三天，还是去了。

第一次走进拍摄现场，五个摄影师扛着设备等着她。她在更衣室里坐了将近一个小时，手抖得连衣服扣子都解不开。咬着嘴唇一遍一遍跟自己说，美术学院搞人体写生是最基本的课程，这事没什么丢人的。可当她走出那扇门站在镜头前的那一刻，所有准备好的心理建设都塌了。那些目光像针一样扎在她身上，浑身每个毛孔都在抗拒。她闭上眼睛深呼吸，强迫自己站在那里。第一组照片拍完她回到更衣室，对着镜子看了自己好久。那天晚上回到宿舍，她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我没办法了，但我没做错什么。

为了不影响学校里的生活，她给自己起了个艺名——苏紫紫。这三个字像一层壳，王嫣芸缩在后头，苏紫紫替她顶在前面。她自己后来说过，靠自己的能力赚钱养活自己，想法很简单。可那层壳后来越裹越紧，紧到差点让她喘不过气来。

两年时间里这份收入成了她撑起一切的唯一来源。画材费有了着落，奶奶的药费不再拖欠，她甚至能偶尔给奶奶买点好吃的寄回去。日子虽然紧巴巴但总算能过了。每次从拍摄现场回来她都告诉自己，这只是暂时的，熬过这阵子就好了。

2010年年底她在人大徐悲鸿艺术学院自办了一个展览，名字叫《WHO AM I》，展出自己的人体照片。她本意是想探讨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脱掉所有标签，衣服也好身份也好偏见也好，我们到底是谁？校方觉得尺度太大，为了保护学生，当场用白纸遮住了其中八张照片。可消息已经出去了。腾讯网发布了一段关于“人体模特苏紫紫”的视频报道，十天之内点击量突破三千万。“名校裸模”这四个字像一颗炸弹一样扔进了舆论场。网友的评论像潮水一样涌过来，“要钱不要脸”算客气的，更难听的话满天飞。有人说她丢了人大的脸，有人说她故意炒作，还有人翻出她在画室的照片配上阴阳怪气的标题到处转发。

她自己的母亲在新闻上看到这些报道，专门打来电话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具体说了什么王嫣芸不愿意再提，但后来有媒体采访时她只说了一句——她觉得我是个。学校也坐不住了。辅导员找她谈话，措辞很温和意思却很清楚——以你目前的情况，最好主动休学一年，等风波过去了再回来。辅导员说这是为了保护她，可她听出来了，那扇门已经在慢慢关上了。

神经病

宿舍里室友看她的眼神变了。以前是同学间的客气和距离，现在是明显的回避和疏远。有人当面说她伤风败俗，有人在背后窃窃私语。她走进食堂的时候周围的交谈声会突然低下去，然后又突然高起来，嗡嗡的像一群苍蝇。有一天晚上她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迎面来了两个男生，其中一个看了她一眼凑过来问了一句——包夜多少钱？王嫣芸站在原地手心攥出了血印子。她没有骂回去，没有哭，就那么直直地看着对方，直到那两个男生讪讪地走了。

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想了很多。奶奶瘫痪在床的画面，医院欠费的催款单，画室里那些赤裸的目光，还有刚才那个男生问出口的四个字。这些事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她突然意识到，不管她怎么解释，怎么说明自己做人体模特是为了挣钱，怎么强调这是艺术创作，在那些人眼里她始终只是一个可以被凝视、被定价、被羞辱的东西。既然你们只盯着我的身体不放，那我就把身体甩在你们面前。你们不是想知道我到底怎么回事吗？好，那我就让你们看个够。

她做了一个决定。2011年1月6日，她主动联系了五十多家媒体，提了一个条件——想采访我可以，但必须参与我的创作。记者们以为只是配合拍几张照片，到了之后才发现，所谓的“参与创作”就是坐到她对面，面对一个赤身裸体的十九岁女孩进行面对面访谈。她从后台走出来的时候，整个屋子安静了。胸口那三个字墨迹还没干透。她扫了一圈所有人的眼睛，说出了那句后来传遍网络的话：“我敢坦然地看着你，你敢看着我么？”

采访播出后舆论没有变好，只是换了个方向继续发酵。支持她的人说她是艺术家，用身体对抗偏见，勇气可嘉。有人在网上留言说她太有种了，还有艺术评论人专门写文章把她的行为跟西方行为艺术史上的经典案例放在一起比较。可骂她的人更多了。至少有十几个人跳出来自称“幕后推手”，说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炒作，有团队在操盘，有资本在背后推波助澜。这些人言之凿凿，甚至连“幕后团队”的组成人员都编得有鼻子有眼。

紧接着矛头转向了她的身世。有人去查她讲的那些经历——强拆、奶奶瘫痪、家庭贫困，说部分细节对不上，说她在撒谎。几个论坛上的“技术帖”把她的讲述逐条拆解，每条下面都跟着几百条评论，全在骂她造假卖惨。媒体们被这些质疑声裹挟着不得不去核实。有记者跟随她回到湖北宜昌，实地拍摄了奶奶确实瘫痪卧床，核实了拖欠大量医药费的事实，还翻出了当年的拆迁合同——房子早就被夷为平地了。事实就在那里，板上钉钉。可身世造假的帽子已经扣上了，没人再愿意看核实结果。那些当初骂她的人没有一个道歉，没有一个纠正。他们只需要一个标签来维持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至于真相是什么，没人关心。

学校那边也没有再等。辅导员第二次找她谈话，这次措辞更直接了。意思只有一个：要么主动休学，要么学校走程序。王嫣芸什么都没说，点了点头。她回到宿舍收拾了两个纸箱，一个箱子里装的是衣服，一个箱子里装的是画具和画作。有些画还没来得及裱，她就那么叠一叠塞进纸箱的缝隙里。室友在对面床铺上刷手机，头都没抬。王嫣芸抱着两个纸箱走出宿舍楼的时候北京的风很大，楼门口有几个同学认出了她，站在原地指指点点。她没有回头，一直走到校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帮忙把纸箱塞进后备箱，问了一句去哪儿。她想了想，说了崔各庄那边一个村子。从人大到崔各庄坐车差不多一个小时，她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风吹得眼睛发干。纸箱在后备箱里晃来晃去，发出沉闷的声响。

退学之后她没有回老家。老家那个筒子楼早就拆了，奶奶住在一个亲戚家的房子里，她回去只会添麻烦。她得在北京待着，得挣钱，得给奶奶攒医药费。身份从人大学生变成了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退学之后王嫣芸继续做行为艺术。2011年4月，她在798艺术区办了一个个人展览，名字叫《引号》。展览的主打作品叫《泼墨》。她把自己关在展厅里，当着观众的面，把网上骂过她的那些词一个个写在身上——“不要脸”“鸡”“”“炒作”“恶心”。毛笔蘸着墨汁一笔一划地写在皮肤上，写满了胳膊、胸口、大腿。然后她端起一盆墨汁从头到脚浇了下去。黑色的墨汁顺着身体往下淌，那些字被冲得模糊一片，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展厅里鸦雀无声，所有人就这么看着她站在墨汁里，浑身湿透，头发贴在脸上，像一尊刚从泥潭里捞出来的雕像。

贱人

还有一件作品叫《看客》。她把自己关进一个透明的玻璃鱼缸里，鱼缸不大，她只能蹲着。周围的人围观、拍照、交头接耳、指指点点，有人笑出声，有人皱眉头。她一声不吭就那么待在里面，眼睛直直地看着外面的人。谁在看谁？谁在审判谁？这个问题她没说出来，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

2012年7月，摄影记者张宏伟在那场“裸体采访”中拍摄的图片拿到了2011年度人民摄影全国新闻摄影比赛文化艺术类金奖。金奖颁给了当初那些凝视她身体的镜头。消息出来的时候王嫣芸正在某个地方做自己的行为艺术，有人告诉她这个消息，她沉默了很久。那些照片在网上继续流传，继续被人点评，继续被人转发。每一张照片的点击量后面都站着一个看客，而她自己的声音被淹没在这些快门声里几乎听不见。这个结果本身就像她所有作品的一个注脚。

也是在2012年，王嫣芸结了婚。对方是一个画家，比她大二十二岁。没办婚礼，没拍婚纱照，直接去民政局领了证。她搬进了那个男人的工作室，开始了家庭主妇的生活。有一次去逛宜家，暖色调的灯光，柔软的沙发，样板间里布置得温馨得像一个梦。她走进去坐在沙发上，摸摸靠垫，看看墙上的画框，突然就哭了。导购以为她哪里不舒服跑过来问她，她擦了擦眼泪说没事。她后来说那时候她特别想有一张属于自己的沙发，不是需要钱去买，而是想有一个能让她安心坐下、再也不用站起来的地方。

可婚后的日子并不像宜家样板间那么温暖。丈夫不支持她外出工作，对她的创作指手画脚，甚至在工作室当着客人的面擅自修改她的作品，对外说是“共同创作”。她失去了经济来源，也失去了话语权。那个曾经站在五十多家媒体面前毫不退缩的女孩，在自己的家里连说话的力气都使不上。她后来讲过一句让人心酸的话——三岁被送到奶奶家，奶奶那年四十三岁。后来嫁给了一个大她二十二岁的男人。那个被遗弃的小女孩，兜兜转转好像一直在找一个年纪相仿的人能替她爹妈把她养大。

2016年她离了婚。净身出户。带走的东西少得可怜，几件衣服，几本书，画具都没拿齐。走出那个工作室的时候她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门关上了，轻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离婚后她搬到北京崔各庄的一个村子里，房租便宜，安静，适合画画。村子里住了不少艺术家，大家都穷，谁也不笑话谁。隔壁住着一个人，留着长发，在俄罗斯牧场长大，性格豪爽但话不多。这人叫老邹，爱好做皮划艇，过着一种极简主义的生活。两个人偶尔在村口碰见，点个头聊两句。时间久了话越来越多，走得也越来越近。

老邹跟之前的画家不一样。他不干涉她的创作，不评价她的过去，甚至不怎么问她以前的事。他看她画画的时候就坐在旁边，不吭声，偶尔递杯水。这种被当作一个人对待的感觉，王嫣芸很久没有体验过了。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不久后王嫣芸发现自己怀孕了。确认怀孕的那一刻她一秒都没犹豫过要不要留下这个孩子，她在卫生间里看着验孕棒上的两条杠，愣了三秒钟，然后大笑了三分钟。

女儿出生了。她给孩子起了个小名叫“小意外”。意外之喜的意思。她抱着女儿的时候会不会想起自己的小时候？会不会想起那个蹲在门口拿树枝在地上画全家福的小女孩？那个小女孩从来没得到过的安稳，她一定要给自己的女儿。可这段感情同样没能走到头。两个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说不清是谁的问题，也许两个人都不太适合过寻常日子。2018年她与老邹去了民政局，领了离婚证。两段婚姻两次离婚，二十七岁不到她已经把别人一辈子的跌宕都经历完了。民政局门口老邹帮她提了提行李箱的把手，她接过行李箱说了声谢谢，转身走了。

离婚之后的王嫣芸带着女儿独自在北京生活，身份也慢慢从台前转到了幕后。她不再以“苏紫紫”的名义出现在公众面前，不再做行为艺术，不再用身体去表达什么。她需要换一种活法，一种不需要把自己脱光了放在审判台前的活法。2018年她担任了王珞丹《丹行道》栏目的总策划与总撰稿，2019年又给田朴珺的《万悟声》栏目做导演、策划以及撰稿工作。这些工作不需要她抛头露面，不需要她解释自己是谁，只需要她坐在电脑前写脚本、画分镜、调度团队。她做得很踏实。有同事说她工作起来特别拼，一个镜头能磨十几遍，一个稿子能改七八版。有人说这是完美主义，她笑了笑没反驳。也许她只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证明——就算不脱衣服，她也能拿出作品，也能站着把钱挣了。

2021年她以导演的身份拍了一部纪录片。纪录片的内容正是回望“苏紫紫”那段岁月。她没有请别人来演自己，而是自己出镜，自己讲述。镜头里没有裸体，没有对抗，没有需要用身体去证明的东西。她坐在镜头前穿着普通的衣服，像个普通人在回忆一段已经走出来的往事。她说了一句话：“这次不需要我脱衣服，内容自己能站起来。”从2011年到2021年，十年。那个冬夜一个十九岁的女孩用自己的身体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十年后她终于找到了一种不需要再问这个问题的活法。

现在网上还能搜到当年那些照片。苏紫紫的百科词条还在，王嫣芸的导演作品列表也在慢慢变长。有时候她刷到关于自己的旧新闻会停下来看一眼，然后划走。她不太愿意多谈那段时间的事了。不是回避，是已经说够了。奶奶已经不在了。奶奶走的那天王嫣芸从北京赶回去，没赶上最后一面。她在殡仪馆门口站了很久，最后没有进去。她说过一句话——她这一辈子最亏欠的人就是奶奶，而所有那些让人喘不过气的努力，起因都是想让奶奶好起来。那个让她走进摄影棚的人已经不在了，可她还在。

2011年那个冬夜，五十多个记者围着她拍，快门声响得像暴雨。2021年她自己坐在监视器后面，喊了一声“卡”。那些曾经凝视她的镜头现在换成了她自己的目光。她从一个被观看的对象变成了一个观看世界、讲述故事的人。从苏紫紫到王嫣芸，从必须脱衣服才能被听到的人到“不脱衣服内容也能站起来”的人，这条路的长度大概只有她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