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厂子黄了我去收废品，遇见个下象棋的老头，他说：你命里有财

一九九八年的冬天，东北的雪下得格外早。

我叫陈望川，那年二十六岁，刚从县化肥厂下岗。厂子是十月黄的，最后一批工资发的是白条，车间主任老马把那张盖着红戳的纸递给我的时候，眼眶都红了。他说，望川，对不住，叔也没办法。我接过白条，叠得整整齐齐揣进棉袄内兜里，笑了笑说没事。

回到家，我把白条压在炕席底下，躺在炕上盯着天花板发了一宿的呆。我爹在隔壁屋里咳嗽，一声接一声，像锤子砸在我心口上。我娘端了碗热水过来，搁在炕沿上，什么也没说，转身出去了。我听见她在灶台边吸鼻子的声音。

第二天一早，我翻出了我爹那辆破三轮车。车斗锈得不成样子，链条也松了，我蹲在院子里拿扳手紧了一上午。我爹披着棉袄站在门口看了半天，末了说了句，别把车弄散架了。我说，散不了，我收拾收拾。

从那天起，我骑上三轮车满县城转悠，收废品。

刚开始真拉不下脸来。我在化肥厂好歹是个技术员，管着一条生产线，手底下十来号人。现在蹬个三轮车走街串巷，拿着个破喇叭喊“收废铜烂铁旧书旧报纸”，嗓子眼儿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怎么都喊不出来。头三天我愣是一单生意没做成，晚上回去我娘问我咋样，我说还行，慢慢来。我娘点点头，把碗里的粥又给我盛了半碗。

第四天我实在没辙了，把三轮车骑到城西那片老居民区，找了个没人的巷子，对着墙练了半个钟头。练着练着自己都笑了，笑得眼泪都快下来了。后来我一咬牙，把喇叭开关一推，那玩意儿自己就响起来了，一遍一遍的，我倒省事了。

就这么干了一个多月，脸皮也厚了，路子也熟了。县城里哪些小区废品多，哪些厂子有废料，我摸得门儿清。一个月下来，刨去吃饭加油，能剩下三四百块钱，比在化肥厂的时候少了一半还多，但好歹是现钱，不是白条。

那天下象棋的老头，就是在这段时间碰上的。

城东有个老纺织厂，倒闭比化肥厂还早两年，厂房租给了一个浙江老板做仓库。我隔三差五过去收纸箱子，跟看门的孙大爷混熟了。孙大爷爱下象棋，天天在传达室门口支个棋盘，逮谁跟谁来两盘。我也好这口，有时候收完废品不赶时间，就坐下来陪他下一盘。

那天下午特别冷，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我蹬着三轮车到纺织厂门口的时候，孙大爷正跟一个老头下棋呢。那老头我没见过，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头上扣了顶带护耳的棉帽子，脸瘦长，眼窝很深，看人的时候眼神特别亮。棋盘上孙大爷已经被杀得差不多了，老将窝在角落里，眼看就要被将死。

我把三轮车支好，凑过去看热闹。那老头下棋的路数很怪，不按常理出牌，孙大爷每一步都在他算计里头。没走几步，孙大爷把棋子一推，说，不下了不下了，跟你下棋憋屈。老头笑了笑，把棋子一颗一颗捡回盒子里，动作不紧不慢的。

孙大爷看见我，招呼道，小陈来了？来来来，你跟这老头下一盘，我跟他下太窝火了。我摆摆手说，我哪行，我臭棋篓子一个。那老头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下一盘嘛，又不输房子不输地的。他说话的口音有点怪，不像本地人，带着点南边的味道。

我心想反正下午也没啥活儿，就坐下来了。红棋在我这边，我先走。我走了个当头炮，他跳马，我出车，他拱卒。下了十来步，我就感觉不对劲了。这老头的棋太稳了，每一步都像是算好了后头的十步，我的棋子被他东一个西一个地调开，阵型不知不觉就散了。他那边的棋子倒像是织了一张网，越收越紧。

下到中局我基本上就没戏了，但我这人倔，不肯认输，硬撑着又走了十几步。最后他一个卧槽马把我的老将逼死在角落里，我只好认了。

“年轻人，你下棋太急了。”老头一边收棋子一边说，“老想着进攻，后路不管不顾的，这不行。”

我笑着说，我就是这脾气，改不了。

老头又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在打量什么似的。他突然问了一句，你是干啥工作的？

我说，收废品的，以前在化肥厂上班，厂子黄了。

他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他说，小伙子，你命里有财。

我当时就乐了。我说，大爷，您还会看相呢？我这都快吃不上饭了，哪来的财？

老头没笑，认认真真地说，你这财不在眼前，在后头。你这人命硬，吃得了苦，受得了罪，该是你的早晚是你的。但有一条，你这人太直，容易吃亏，往后做事要多留个心眼，别什么人都信。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直直地看着我，那神情不像是在开玩笑，也不像是江湖骗子那套说辞。我心里莫名地咯噔了一下，但又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

孙大爷在旁边插嘴，说，老徐头，你别在这儿装神弄鬼的，把人家小伙子吓着了。

这时候我才知道这老头姓徐。徐老头笑了笑，没再说什么，站起来拍了拍棉袄上的灰，转身慢悠悠地走了。我看着他瘦削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心里头忽然涌上来一股说不上来的滋味。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爹的咳嗽声从隔壁传过来，一声一声的。我想着徐老头那句话，“你命里有财”，觉得既好笑又心酸。一个收废品的，命里有什么财？捡个破铜烂铁多卖两毛钱就算发财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句话就像钉子一样扎在我脑子里，怎么都拔不出来。

第二天我又去了纺织厂，特意往传达室里看了一眼，只有孙大爷一个人在那儿听收音机。我问他，昨天那个徐老头呢？孙大爷说，走了，他就是个走街串巷的老头，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去哪儿。我问他住哪儿，孙大爷说不知道，说他好像没个固定住处，有时候在东关桥洞底下对付一宿，有时候不知道在哪儿。

我骑着三轮车在县城里转了一下午，经过东关桥的时候特意往桥洞底下看了一眼，没人，只有一堆破棉被卷在那儿。

之后连着三四天，我每天去纺织厂那边转一圈，都没见着徐老头。我心里说不上是失望还是什么，总觉得那老头不像一般人，他说的那些话也不像是随便说说的。

第五天下午，我收了一车旧书旧报纸，拉到城北的废品站去过秤。那废品站的老板姓刘，四十来岁，胖乎乎的，挺和气一个人。他看了看我车上的东西，说，小陈，你这些旧书别都按废纸卖了，有些能挑出来单卖，能多卖不少钱。我说，卖给谁啊？刘老板说，县一中后门那条街上有个旧书摊，你可以去看看，人家专门收这个。

我一听，谢过刘老板，骑着三轮车就往县一中那边去了。

到了那条街，还真有个旧书摊，摊主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斯斯文文的。我把车上的旧书搬下来让他挑，他翻了半天，挑出来二十来本，给了我八十块钱。我算了算，这些书要是按废纸卖，顶多值十五块钱。这一下子多了六十多块，我心里那个高兴啊，差点没蹦起来。

从那天起，我收废品的时候就开始留心了。旧书旧报纸收回来，先挑一遍，能卖给旧书摊的挑出来，剩下的再拉去废品站。收废家电也是，有些零件拆下来能单独卖的，比整机卖废铁值钱多了。一个月下来，收入翻了将近一番。

我觉得这事有意思了，开始琢磨里头的门道。那几年县城的废品回收还比较粗放，大部分人都是收来直接卖到废品站，中间没人做分类和拆解这个环节。我干了几个月，慢慢摸出了一些规律，什么废品怎么处理最划算，哪些东西看着像垃圾实际上能卖出价钱，心里都有了谱。

但我还是忘不了徐老头。那句话，“你命里有财”，时不时就冒出来。有时候我蹬着三轮车在路上，会下意识地往路边看，想着能不能再碰见他。可是半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过那个穿蓝布棉袄的瘦老头。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我的废品生意慢慢有了起色，从蹬三轮车换成了电动三轮，又从小电动三轮换成了大电动三轮。收入从一开始的三四百涨到了一千多，又涨到了两千多。两千多在那个时候的县城已经算不错了，我爹的咳嗽也好了一些，我娘脸上也有了笑模样。

但这中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收废品这行看着不起眼，里头的门道深着呢。同行之间的竞争、价格的高低起伏、一些地头蛇的刁难，哪一样都不好对付。我被人坑过，也被人骗过，有一回收了一批废铜线，拿回去一看，里头灌的都是水泥，亏了我小半个月的收入。那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抽了半宿的烟，想起徐老头说的“你这人太直，容易吃亏”，觉得他说得真他妈的对。

可日子总得过。我把那些亏吃下去，把教训记在心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我这人别的本事没有，就是能扛。当年在化肥厂三班倒，大冬天凌晨三点爬起来上班，车间里冷得跟冰窖似的，一站就是八个小时，我不也挺过来了吗？

一九九九年的春天，我在城南租了个小院子，算是有了个正式的废品收购点。院子不大，但好歹能堆放东西了，不用什么都往家里拉。我娘高兴得不行，说，咱望川有出息了。我爹没说什么，拄着拐杖到院子里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眼睛里有点亮。

那时候我已经不自己蹬三轮车出去收了，而是雇了两个老乡帮我跑，我自己在院子里负责分类、拆解和联系买家。规模虽然小，但五脏俱全，也算是个微型企业了。

有一天傍晚，我正蹲在院子里拆一台旧电视机，门口来了个人。我抬头一看，是个女的，三十岁左右，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摞旧书。她穿着件灰色的外套，头发扎了个马尾，脸上有点灰，但看得出来底子不错，眉眼清秀，就是眼神里带着一股子疲惫。

“师傅，您这儿收旧书吗？”她问我，声音不大，有点怯生生的。

我说，收，您拿过来我看看。

她把那摞书搬下来，我翻了翻，都是些教材和专业书，有几本还挺新。我给她报了个价，她也没还价，点了点头就开始往我手里递书。

这时候我注意到她的手。那双手的皮肤很细，不像是干粗活的人，但指甲缝里有粉笔灰。我随口问了一句，您是老师？

她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说，小学老师。

我说，当老师好啊，铁饭碗。

她没接话，低着头把书码好。我给她数钱的时候，看见她眼圈有点红。我没多问，把钱递给她，她说了声谢谢，推着自行车走了。

我站在院子门口，看着她骑车的背影消失在巷子里。夕阳照在巷口的墙上，橘红橘红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女人身上有种说不出的东西，让人觉得心酸，又让人忍不住想多看两眼。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宋晓云，是县城三小的老师。

而我跟她之间的故事，还远远没有开始。

那之后又过了一个多月，我没再见过那个女老师。城南的小院子渐渐走上了正轨，我在院门口挂了块牌子，写着“望川废品回收”，虽然土气，但好歹算个名号。两个老乡一个叫大军，一个叫二虎，都是实在人，干活不惜力。我们三个人分工明确，大军和二虎负责出去收，我负责在院子里分类整理，再联系下家卖掉。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手里头也渐渐攒下了一点钱。

那年夏天特别热，七月的太阳毒辣辣的，把地上的柏油都晒化了。我蹲在院子里拆一台旧洗衣机，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后背的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这时候门口来了辆面包车，下来一个穿花衬衫的中年男人，腋下夹着个皮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他一进门就四处打量，脸上带着一种我说不上来的表情，像是嫌弃又像是算计。

“老板，生意不错啊？”他走过来递了根烟。

我接过烟，说，混口饭吃。您是？

他说他姓赵，在城东也开了个废品站，规模比我大不少，手下有七八号人。他说最近县城里收废品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互相压价，到头来谁也赚不到钱。他的意思是，不如我们几家合起来，统一价格，把市场稳住了，大家都有钱赚。

我一听，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就坐下来跟他细聊。赵老板说话滴水不漏，每一句都像是站在你的角度替你考虑，让人听了心里舒坦。他说他在这一行干了五六年了，人头熟，路子广，只要我们几家联起手来，县城的废品市场就是我们的天下。

我当时虽然也留了个心眼，但说到底还是嫩了点。徐老头那句“你这人太直，容易吃亏”我记着呢，可记着归记着，真到了事儿上，我还是习惯性地把人往好处想。

赵老板提了个方案，说大家的货统一由他往外销，他认识市里大废品站的老板，价格能高出一截来。我们只管收，他管销，利润按比例分。他当场拿出纸笔，算了一笔账给我看，数字漂漂亮亮的，挑不出毛病。

我说，行，我先试试。

头一个月，确实不错。我的货通过赵老板的手卖出去，价格比我原来自己找的渠道高了将近两成。我算了算，刨去给赵老板的分成，一个月多赚了七八百块。大军和二虎也挺高兴，说跟赵老板合作这条路子算是走对了。

那段时间我心里甚至有点得意，觉得自己的小日子终于要起来了。我给我爹买了个新轮椅，推着他去县城的公园里转了一圈。我爹坐在轮椅里，看着公园里的花花草草，忽然说了句，望川，你比爹强。我鼻子一酸，赶紧把头扭到一边去。

可好景不长。

第二个月底，赵老板说市里那边的款子出了点问题，要晚几天结。我没多想，说行，不急。第三个月，他又说客户那边压了一批货没付款，等那边付了再一起结。我虽然有点犯嘀咕，但看他一脸诚恳，再加上之前合作得还不错，就又把货给了他。

等到我发现不对劲的时候，赵老板已经欠了我将近两万块的货款了。两万块在那个时候可不是小数，县城里一套房子也就三五万的样子。我给他打电话，一开始他还接，说再等等，马上就能结。后来电话就不接了，打多少遍都是忙音。

我急了，骑上三轮车去城东找他。到了地方我才傻眼了，他那所谓的废品站根本就不是他的，是他租了人家一个角落临时堆货用的，现在货早就没了，人也跑了。我问旁边的人，都说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就听说这人欠了一屁股债，跑了。

我站在那个空荡荡的院子里，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心里头像是被人倒了一盆冰水。两万块钱啊，那是我辛辛苦苦攒了将近一年的积蓄，还有大军和二虎的工钱也在里头。我蹲在地上，把烟一根一根地抽，抽到嘴里发苦。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没跟我爹娘说实话，就说最近生意不太好。我娘说，不好就慢慢来，别着急。我点了点头，把碗里的饭扒拉完，回到自己屋里，盯着天花板又是一宿没睡。

第二天，大军和二虎来找我，说他们听说赵老板跑了，问我是不是真的。我没瞒他们，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两个人面面相觑，沉默了半天。大军先开口了，说，望川哥，你别上火，咱们再想办法。二虎也说，哥，工钱不着急，你先缓缓。

我看着他俩的脸，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说，哥对不住你们，但你们放心，工钱我一分不少，就是晚几天。

从那天起，我像疯了一样到处找赵老板。去他以前常去的地方蹲点，找他认识的人打听，甚至还去派出所报了案。可派出所的人说这是经济纠纷，不归他们管，让我去法院起诉。我去了法院，人家说你得先找到人才能起诉，人都找不到，起诉了也没用。

我这才明白，赵老板从一开始就是设计好的。他在县城里找了好几个像我这样的小废品收购点，用同样的手法骗了一圈，然后卷钱跑了。光我知道的受害人就有四五个，加起来的钱少说有十几万。

那段日子是我最消沉的时候。白天我照常开门做生意，但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似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晚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那一堆堆废品发呆。我心里头说不上是恨还是悔，更多的是对自己的失望。徐老头早就提醒过我，让我多留个心眼，可我呢？人家三句好话就让我把什么都信了。

有一天傍晚，我正坐在院子门口发呆，一个声音突然把我叫回了神。

“师傅，还收书吗？”

我抬起头，又是那个女老师。她今天换了件淡蓝色的连衣裙，头发还是扎着马尾，但脸色比上次更憔悴了，眼眶下面青了一圈，像是好几天没睡好觉。自行车后座上还是一摞书，比上次的还多。

我说，收，您拿过来吧。

她搬书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手臂在微微发抖。等她走近了，我才看清她的眼睛——那种眼神我太熟悉了，跟我当年拿到下岗白条的时候一模一样，是一种被什么东西压得喘不过气、又不得不硬撑着的倔强。

我给她搬了把凳子，让她坐下。她愣了一下，坐下了。

我一边翻书一边问她，这些书看着挺新的，怎么不留着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用不着了。

她的声音很轻，但我听出来了，那轻飘飘的语气底下压着的东西有多重。

我没再多问，给她算了钱，比上次多给了二十块。她数了数，抬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是说了句谢谢。

她推着自行车走了几步，忽然又回过头来，犹豫了一下，问了我一句，师傅，您这儿缺不缺人？

我愣了一下。一个小学老师，要来废品站干活？

她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惑，赶紧补了一句，我就是想找个兼职，周末和晚上可以过来，什么活儿都能干，真的。

我看着她那双手，那双指甲缝里有粉笔灰的手，又想起自己当年从化肥厂出来蹬三轮车的样子。人要不是被逼到了绝路上，谁会把自己放得这么低？

我说，您要是真想干，周末过来帮帮忙也行，工钱按天算。

她的眼睛亮了一下，说，真的吗？谢谢您师傅，太谢谢您了。

她连说了好几声谢谢，声音都在发抖。我看着她骑车远去的背影，心里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这个县城看着不大，可每个人身上扛着的东西，外人根本看不见。

那个周末，她真的来了。换了身旧衣服，头发盘起来，袖子一挽就开始干活。我以为她一个教书的女老师，干不了这种脏活累活，可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蹲在地上跟我一起拆旧电器，拧螺丝拆零件，手上的劲儿一点不比男人差。我说，宋老师，您慢点，别累着。她笑了笑，说，不用叫我宋老师，叫我晓云就行，我在家干农活长大的，这点活儿不算什么。

她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嘴角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可是那笑容里头总觉得藏着什么东西，像是玻璃上裂了一道缝，外表看着还完整，其实轻轻一碰就会碎。

中午我买了几个包子，我俩坐在院子里的树荫底下吃。我递给她一个肉包子，她犹豫了一下，接过去了，小口小口地吃，吃得特别仔细，连掉在手上的碎屑都捡起来吃了。我心里一酸，又递给她一个，说，多吃点。

她摇摇头说，够了够了，吃多了下午干不动活儿。

我说，那就歇着，不差这一会儿。

她低下头，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一滴眼泪掉在了她膝盖上。她赶紧伸手去擦，可是越擦越多，最后她索性不擦了，就那么低着头，肩膀一抖一抖地哭了起来。

我没说话，就那么坐在旁边，把目光挪到院子外面的天空上。我知道，有些时候人不需要安慰，只需要一个不被注视的空间。

过了好一会儿，她不哭了，哑着嗓子说了句，让你见笑了。

我说，没事，哭出来痛快。

那天下午干完活儿，我多给了她二十块钱。她不要，说工钱是说好的，不能多拿。我说，不是多给的，是奖金，你干活利索，该给的。她捏着那几张钞票，嘴唇又动了动，最后还是只说了句谢谢。

后来她每个周末都来，有时候晚上下班了也过来帮一两个小时。慢慢地，我知道了她的一些事情。她确实是三小的老师，教语文的，丈夫以前也是老师，在一所乡镇中学教书。两年前她丈夫查出了尿毒症，治了一年多，家里的积蓄花得一干二净，还欠了不少外债。今年年初，丈夫还是走了，给她留下了一个五岁的女儿和一堆债。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说别人家的事一样。可我知道，这种平静底下压着的，是说不出口的疼。

我当时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赵老板卷走了我的钱，我手里头紧巴巴的，但还是咬着牙撑了下来。大军和二虎的工钱我一分没少，把自己的积蓄垫上了，又从亲戚那里借了一些周转。好在我的小院子的生意没断，虽然赚得少了点，但还能维持。

有一天晚上，宋晓云干完活儿要走，天已经黑了。我说，我送你吧，路上黑。她说不用，骑车一会儿就到了。我说，还是送送吧，反正我也没事。

她住在城西一片老居民区里，房子是租的，一个小单间，她和女儿两个人住。到了门口，一个小女孩跑了出来，抱着她的腿喊妈妈。她弯腰把女儿抱起来，冲我笑了笑，说，这就是我闺女，叫果果。那小女孩圆圆的脸，眼睛大大的，怯生生地看着我，喊了一声“叔叔好”。

我说，果果好。

那一刻，我看着她们娘俩站在那扇破旧的木门前，屋里的灯光昏黄昏黄的，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心里头忽然涌上来一股说不清楚的感觉，酸酸的，又暖暖的。

回去的路上，我蹬着三轮车穿过县城空荡荡的街道，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想赵老板的事，一会儿想废品站的生意，一会儿又想宋晓云和她闺女。月亮挂在天上，又圆又亮，照得整条街像洒了一层霜。

我忽然想起了徐老头。他那句“你命里有财”，我一直惦记着，可到底什么是财？是有钱？是发财？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想了很久。也许徐老头说的财，根本就不是钱。也许是一个人在最落魄的时候，还能遇到另外一个同样落魄的人，两个人互相支撑着往前走。也许是你在泥潭里挣扎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的手还能拉住别人，自己的肩膀还能扛得住重量。

但这些念头只是一闪而过。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来，我照常蹲在院子里拆旧电器，照常跟来卖废品的人讨价还价。日子像磨盘一样，一圈一圈地转着，把人碾得又细又碎，可你还得跟着转，停不下来。

转眼到了秋天，天气凉快下来了。我接了个大活儿，县里一个印刷厂倒闭了，仓库里积压了大量的纸张和废料要处理。我托了以前化肥厂的老关系，跟印刷厂的人搭上了线，把这批货拿了下来。这批货量不小，我一个人吃不下，就跟县城里另外两个信得过的同行一起合作，三个人分了这批货。这一单干下来，我赚了将近一万块钱，算是把赵老板那件事的亏空给补回来了一大半。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去下了趟馆子，请大军和二虎吃了个饭。三个人喝了点酒，大军喝多了，拍着我的肩膀说，望川哥，跟着你干活，我们心里踏实。我说，踏实啥，我自己都差点翻了船。二虎说，翻了船不怕，你这不是又爬起来了嘛。

吃完饭我一个人往家走，路过东关桥的时候，忽然停下了脚步。桥洞底下黑漆漆的，看不清里头有没有人。我站在桥头看了半天，心里头忽然涌上来一股冲动，想对着桥洞喊一声，徐老头，你在不在？

当然，我什么都没喊。桥洞底下安安静静的，只有河水流过的声音。

我正要转身走，忽然听见身后有人说了句，小伙子，你往哪儿看呢？

我猛地回过头去。

桥头的路灯底下，站着一个人。瘦高的个子，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换成了灰布夹克，头上还是那顶带护耳的棉帽子。灯光把他的脸照得一半明一半暗，可那双眼睛，还是跟当年一样亮。

是徐老头。

他就那么站在路灯底下，像是专门在那儿等我似的。我愣住了，愣了好几秒钟才回过神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过去。

“徐大爷，您怎么在这儿？”我的声音都有点变了调。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嘴角露出一个淡淡的笑意，说，路过，正好看见你了。

我说，我找了您好长时间，一直没找着。孙大爷说您没个固定住处，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您。

他没接这个话茬，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会儿，说，看你这气色，日子过得还不错？

我苦笑了一下，说，起起伏伏的，差点翻了船。

他点点头，像是早就知道似的，说，翻船不怕，能爬上来就行。你这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扛。

这话跟二虎说的一模一样。

我问他，您这是要去哪儿？吃饭了没？我请您吃个饭。

他摆了摆手，说，不吃了，我今儿就是过来看看你。说完他顿了顿，看着我，忽然说了一句，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不？

我说，记得，您说我命里有财。

他点了点头，说，这财快到了，但你得接住。接不住，就没了。

我愣了一下，正想问他是啥意思，他却摆了摆手，转过身去，慢悠悠地往桥那头走了。

我赶紧跟上去，说，徐大爷，您住哪儿？我送您。

他没回头，只是举起一只手摆了摆，说，不用送，咱们后会有期。

他的身影越来越远，融进了桥那头的黑暗里，像是被夜色吞掉了一样。我站在桥上，看着那个方向，心里头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他说财快到了，可到底什么是财？什么时候到？怎么才能接住？

这些问题他一个都没回答，就像他当年那句话一样，只说一半，剩下的一半让你自己去琢磨。

我回到家，躺在炕上又想了一宿。想来想去想不出个所以然，索性不想了。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该来的总会来，不该来的想也没用。

可我没料到的是，这财来得这么快，来得这么猛，而且是以一种我完全想象不到的方式。那天是周六，宋晓云照常来我这儿干活。她现在的状态比刚来的时候好多了，脸上有了些血色，偶尔还会跟大军他们开几句玩笑。果果有时候也跟着她来，那小姑娘乖巧得很，坐在小板凳上画画，一画就是半天，不哭不闹的。

下午三四点钟，我正蹲在地上整理一批刚收上来的旧书，宋晓云在旁边帮忙分类。她翻着翻着，忽然停住了，手里拿着一本旧书，盯着扉页看了半天。

“望川哥，你过来看看这个。”她的声音有点不对劲。

我凑过去一看，是一本老版的《辞海》，书皮磨得厉害，边角都卷起来了，看着跟普通的旧书没什么两样。但宋晓云翻开的那一页上，夹着一张泛黄的纸片，上面用毛笔写了一行字，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但还勉强能辨认出来。

“家中有物，藏于老宅东墙根下三尺，留待有缘人。”

下面没有署名，只画了一个奇怪的符号，像是什么标记。

我和宋晓云对视了一眼，都觉得这事有点邪乎。大军他们也围过来了，七嘴八舌地讨论。二虎说这肯定是瞎写的，哪个老头老太太无聊写着玩的。大军说未必，说不定真藏着什么宝贝呢。我问宋晓云，这书是从哪儿收的？她想了想说，好像是城东老城区那一片，具体是哪户人家记不太清了，那天收了好几家。

我把那张纸片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纸的质地很旧了，估计得有几十个年头。墨迹虽然不是新写的，但也绝不是古物，顶多几十年。字写得很工整，像是读过书的人写的。

这事本来也就过去了，我没太当真。可到了晚上，我躺在炕上，那张纸片上的字一直在脑子里转。东墙根下三尺，藏了什么东西？又是留给谁的？

第二天一早，我鬼使神差地去了城东老城区。那一片都是五六十年代建的老房子，很多已经没人住了，墙上写着大大的“拆”字。我一家一家地问，问有没有人认识这书的主人，问了一上午也没什么头绪。

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个坐在巷口晒太阳的老太太忽然说了句，你说的那书，是不是封皮是蓝的，书脊上烫金的字？

我心里一惊，说，对对对，就是这个。

老太太说，那是老赵家的书，老赵死了十来年了，他家的房子就在巷子最里头那间，一直空着没人住。

我顺着巷子走到最里头，果然有一间破旧的老房子。院墙是土坯的，东墙根下长满了杂草。我站在墙外头，心里七上八下的。理智告诉我，这多半是白忙活，可心里头总有一个声音在说，看看，看看再说。

我犹豫了好一阵子，最终还是没忍住，翻进了那堵墙。东墙根下，杂草丛生，地上积了厚厚一层枯叶。我找了个树棍子往下挖，挖了大概一尺多深，什么都没有。我又往下挖了半尺，树棍子碰到了什么东西，咯噔一声。

我趴下去用手扒开土，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掏出来一看，是一个铁盒子，巴掌大小，锈迹斑斑。我的心怦怦直跳，手都有点抖了。我把铁盒子撬开，里头裹了好几层油纸，一层一层地拆开，最后露出来的东西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是一块表。一块劳力士。

我不懂表，但那块表拿在手里的分量和做工，怎么看都不像假货。表盘上镶着细碎的钻，在阳光下闪得我眼睛发花。我把表翻过来，背面刻着一行小字，字迹已经有些磨损，但还能看出来——“赠吾儿，盼归。民国三十七年春。”

民国三十七年，那就是一九四八年。这块表快五十年了。

我蹲在那面墙根底下，攥着这块表，脑子里嗡嗡的。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老赵家是什么人？这块表又是怎么回事？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冒出来无数个念头，但最强烈的那个念头是——这就是徐老头说的财？

我把表揣进兜里，从墙里翻出来，拍了拍身上的土。秋天的风吹过来，凉飕飕的，我这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全湿了。

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拿着那块表看了又看。我爹在隔壁问我看什么呢，我说没事，看本书。我爹没再问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揣了个烫手的山芋。这块表到底值多少钱，我心里完全没底。县城里也没有正规的钟表行，我就趁着去市里送货的机会，找了家当铺问了一嘴。当铺老板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又拿出放大镜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最后抬头看着我，眼神都变了。

“小兄弟，你这表哪儿来的？”他问我，语气里带着狐疑。

我说，家里老人留下的。

他又看了看，说，这是老款劳力士蚝式恒动，四几年生产的，真货。这品相，这个年代，加上表盘上的原钻，保守估计值这个数。他伸出五根手指。

我说，五千？

他笑了，说，五万，最少五万。你要是找到对路的买家，十万都不是没可能。

我整个人都懵了。十万块钱。那时候县城的房子一套才三万多。我攥着这块表从当铺里出来，站在马路边上，觉得两条腿都不是自己的了。

可这事儿还没完。

我揣着表回到县城，打算先好好放着，找个稳妥的渠道再出手。可没想到的是，消息不知道从哪儿走漏出去了。当铺老板那个大嘴巴，跟好几个人提了这事，说是有个小县城来的年轻人手里有块民国老劳力士。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没几天就传回了我所在的县城。

最先找上门的是个中年人，自称姓钱，说是市里做古董生意的。他客客气气地递了张名片，说听说我手里有块老表，想看看，价钱好商量。我让他看了看，他眼睛都直了，当场就开了价，六万。

我摇摇头，说暂时不卖。

过了两天，又来了一个人，这次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子，脖子上挂着大金链子，开着一辆桑塔纳来的。他说话就没那么客气了，上来就说，小子，听说你捡了块表？运气不错嘛。那表是老赵家的东西，老赵家还有后人在，你捡了人家的东西不还，说得过去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面上没露怯。我说，什么老赵家的东西？这表是我自己的。

那胖子盯着我看了半天，嘿嘿一笑，说，行，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过我劝你一句，有些东西不是你该拿的，拿了容易烫手。说完他钻进桑塔纳，一脚油门走了。

我心里开始发毛了。这表果然没那么简单。老赵家到底是什么来头？那张纸条上写的“留待有缘人”又是什么意思？这有缘人是我，还是另有其人？

当天晚上，我又去了一趟城东老城区，找到了那个晒太阳的老太太。这回我买了一兜水果，陪着老太太聊了半个钟头，才慢慢把话题引到老赵家身上。

老太太说了不少。原来老赵叫赵明远，解放前是县城里的大户，开布庄的，家底殷实。四八年的时候，赵明远的独生子跟国民党部队走了，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讯。赵明远两口子守着这间老宅子等了几十年，老伴先走了，赵明远自己活到了八十年代，最后是孤零零地死在了那间老屋里。房子空到现在，没人继承，也没人敢动。

老太太说，赵明远死之前，逢人就说他儿子一定会回来，他给儿子留了东西。可谁也不知道留的是什么，留在了哪儿。街坊邻居都当他是老糊涂了，没人当真。

我听完，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那块表背面刻着“赠吾儿，盼归”，是赵明远留给儿子的。可儿子去了台湾，再也没回来。老头把表埋在东墙根下，又在书里夹了那张纸条，大概是怕自己突然死了，没人知道这个秘密。

可他写的“留待有缘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对儿子彻底绝望之后的自我安慰？还是冥冥之中他早就知道，这块表等不到儿子，终究会落到一个陌生人手里？

我想了一夜，想得脑袋疼。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决定。

我去了县里的对台办，托人帮我打听赵明远儿子的下落。对台办的人说，这种事不好查，都这么多年了，人在不在都不一定。我说，帮我查查吧，花多少钱都行。

对台办的人被我缠得没办法，往上报了。等了一个多月，消息传回来了——赵明远的儿子赵启明，确实去了台湾，但已经在九年前病故了。赵启明在台湾结过婚，有一个女儿，叫赵思远，现在人在高雄。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说不上是失望还是什么。人死了，东西留给谁？

对台办的人说，你要不要联系一下他的女儿？我犹豫了半天，最后说，帮我联系吧。

又是一个多月的等待。台湾那边的回信来了，赵思远在信里说，她父亲生前确实跟她提过，说老家在山东一个小县城，爷爷叫赵明远，是个开布庄的。她父亲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回老家看一眼，没能给爷爷坟前磕个头。

我攥着那封信，坐在院子里发了一下午的呆。大军走过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想事呢。

那块劳力士在我手里，像一块烧红的铁。十万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干废品回收可能要干上十年才能攒下这么多。可是我把这块表卖了，把十万块钱揣进兜里，我就能心安理得吗？

我想起了徐老头的话，他说财快到了，你得接住。可什么叫接住？是把这笔钱据为己有，还是别的什么？

我又想起了宋晓云。她每个周末还在我这里干活，手被废铁划破了贴个创可贴继续干，从来不叫苦叫累。她欠了一屁股债，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可她从来没在我面前抱怨过一句。有时候果果来院子里玩，宋晓云一边拆废品一边抬头看她一眼，那眼神里的柔软劲儿，能把人看化了。

也许这世上的事，本就不该分得那么清楚。什么是你的，什么是别人的，什么是该拿的，什么是不该拿的，有时候界线并没有那么分明。可是有些东西，你拿了，你后半辈子就别想睡踏实觉。

那年冬天，我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我把那块劳力士寄往了台湾，寄给了赵思远。

随表寄去的还有一封信，我在信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了一遍，也写了我爷爷的事。我在信的最后写道，这块表是你爷爷留给你父亲的，你父亲不在了，现在它是你的了。你不用谢我，我也是有父母的人，我知道血脉这东西是什么分量。

把包裹寄出去的那天，我从邮局出来，天上飘起了小雪。雪花落在脸上，凉丝丝的。我站在邮局门口，长长地呼了一口气，胸口那块压了几个月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回到院子里，宋晓云正在整理一堆旧报纸。她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说，你咋了？怎么眼眶红红的？

我说，没咋，风吹的。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低下头继续整理报纸。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了一句，晚上去我家吃饭吧，果果总念叨你。

我说，好。

那天晚上，我蹬着三轮车去了城西。宋晓云住的小屋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她做了三个菜，一个炒土豆丝，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一个炖白菜，虽然都是素菜，但味道好极了。果果坐在桌子边上，晃着小腿，一口一口地吃，吃得满脸都是。

吃完饭，宋晓云洗碗，我陪果果在屋门口玩。雪已经停了，地上薄薄地铺了一层白。果果用小棍子在雪地上画画，画了个人，说是叔叔。又画了个人，说是妈妈。然后又画了个小的，说是果果自己。三个火柴人并排站着，手拉着手。

我看着那三个歪歪扭扭的火柴人，心里头忽然涌上来一股说不出的东西，热乎乎的，从胸口一直往上涌，涌到嗓子眼儿，涌到眼眶里。

我扭头往屋里看了一眼，宋晓云站在水池边洗碗，昏黄的灯光照在她身上，她低着头，嘴角弯弯的，不知道在想什么。

那一刻我知道，我找到了比十万块钱更重要的东西。

而那个冬天，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超乎了我的预料。

那块表寄出去之后，日子又恢复了原来的节奏。我继续经营着小院子，大军和二虎继续跑外头，宋晓云周末来帮忙，偶尔带着果果。一切看起来跟以前没什么两样，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变了。我心里头压着的那块石头没了，整个人轻松了不少，睡觉也踏实了。我爹说我最近气色好了，我笑了笑没说原因。

十二月底的一天，邮递员给我送来了一封挂号信，寄件地址是台湾高雄。我拆开信，里头掉出来一张照片和几张信纸。照片上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站在一栋房子前面，手里捧着我寄过去的那块劳力士，眼睛红红的，嘴角却带着笑。

信是赵思远写的，写了好几页纸。她说收到包裹的那天，她哭了一整个晚上。她把那块表拿给她妈妈看，她妈妈也哭了。她说她父亲去世前一直念叨着老家的爷爷，说对不起老人家，这辈子没能回去尽孝。她说那块表她不会戴，会供在她父亲的遗像前，算是替父亲完成了回家的心愿。

信的最后她写道，陈望川先生，你是一个好人。我虽然没见过你，但我觉得你一定是爷爷冥冥之中选中的人。那块表值不少钱，你明明可以据为己有，可你选择了还给我。这份恩情，我无以为报。如果有一天我能回大陆，一定亲自登门道谢。

我把信看了三遍，叠好放进抽屉里。心里头说不上是什么感觉，不是高兴，也不是遗憾，而是一种很踏实的平静。就像小时候做了一件对的事，被老师表扬了一样，那种感觉很简单，很干净。

这事我没跟任何人说，连宋晓云也只是知道个大概。她觉得我做得对，说要是换了她，大概也会这么选。我说，你不是也还了吗？你欠了那么多债，不也是一分一分在还？她笑了笑，没说话。

年关将近，废品回收的旺季来了。每到年底，家家户户大扫除，清理出来的废品比平时多了好几倍。我忙得脚不沾地，又临时雇了两个人帮忙。小院子堆得满满当当，大军二虎每天跑三四趟废品站，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了。

那天下午，二虎拉着一车货去城北的废品站，路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被一辆闯红灯的面包车撞了。三轮车翻在路边，二虎被甩了出去，脑袋磕在马路牙子上，当场就不省人事了。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院子里拆一台旧冰箱，电话那头是大军的声音，慌得变了调。我扔下螺丝刀就跑，骑着三轮车往医院赶。一路上脑子里嗡嗡的，手脚冰凉。到了医院，二虎已经被推进了急救室。大军蹲在走廊里，脸色煞白，看见我过来，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哥，二虎他不会有事吧？”大军的声音都在抖。

我说，不会的，二虎命硬，没事的。

可我心里也没底。急救室的门关得严严实实的，灯一直亮着，护士进进出出，每个人脸上都绷得紧紧的。我站在走廊里，腿肚子直打颤。

二虎家里还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娘，一个刚上小学的儿子。他媳妇在乡下种地，一家子全指着他一个人挣钱。我都不敢想，要是二虎有个三长两短，那一家子怎么办。

等了三个多小时，医生出来了。颅内出血，虽然抢救过来了，但人还在昏迷，能不能醒过来，醒过来有没有后遗症，都不好说。医生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可我听在耳朵里，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肉里。

肇事的面包车司机跑了。二虎被撞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那个路口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者。交警说会查，但能不能查到，不好说。

二虎在重症监护室里躺了三天，我就在走廊里守了三天。大军要替我，我没让。宋晓云每天下班了过来送饭，看着我胡子拉碴的样子，什么都没说，把饭盒塞到我手里，然后把果果送到邻居家，自己留下来陪我。

第四天早上，二虎醒了。他睁开眼的第一句话是，哥，那车货送到了没有？我差点没绷住，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好几圈，硬是给我憋回去了。我说，送到了送到了，你好好养着，别操心这些。

二虎醒是醒了，但左边的胳膊和腿动不了了。医生说是颅内出血压迫了神经，需要慢慢恢复，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要看后续的治疗和康复训练。说白了，就是半身不遂。

二虎的媳妇从乡下赶来了，看到二虎的样子，当场就哭晕过去了。二虎的老娘也来了，拄着拐杖站在病房门口，老泪纵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看着这一家子，心里头像刀割一样。

医药费像流水一样往外淌。二虎没有医保，所有费用都得自费。重症监护室一天就是好几百，加上手术费、药费、康复费，算下来至少得三四万。三四万，在那个时候够在县城买一套房子了。

肇事司机跑了，这笔钱只能我自己扛。我没有犹豫，把这一年多攒的钱全拿了出来，又把那辆大电动三轮车卖了，东拼西凑凑了两万多，还是不够。我跟医院商量能不能先欠着一部分，医院说不行，费用结不清就不能继续治疗。

那天晚上我站在医院门口，北风刮得脸生疼。我兜里就剩不到两百块钱了，连明天的药费都不够。我蹲在台阶上，把烟一根一根地抽，抽到嘴里发苦发麻。

就在这时候，一辆黑色的桑塔纳停在了医院门口。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径直朝我走过来。

“请问是陈望川先生吗？”他说话客客气气的，带着点口音。

我说是，您是？

他说他是市里一家台资企业的代表，受赵思远女士的委托，专程来找我的。

我愣住了。赵思远？

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信封，双手递给我。我接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汇款单，金额是二十万。

二十万。

我的手开始发抖。那个中年人说的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只看见他的嘴在动。后来我才知道，赵思远的丈夫在台湾开了一家不小的电子厂，家境殷实。她收到那块表之后，一直在想办法联系我，想表达谢意。后来辗转得知我这边出了事，二话没说就汇了这笔钱过来。

那中年人说，赵女士说了，这钱不是施舍，是还愿。她说陈先生是个好人，好人应该有好报。

我攥着那张汇款单，站在医院门口的冷风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从化肥厂下岗那天到现在，我流过汗流过血，从来没流过眼泪。可这一刻，我实在是绷不住了。

我用这笔钱给二虎交了医药费，请了省城最好的康复专家来会诊。剩下的钱，我在城东买了一个更大的院子，正式注册了公司，挂上了“望川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的牌子。大军当了业务经理，手底下管着五六号人。我又从老家招了几个年轻人，教他们做废品分类和拆解的技术活。

二虎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左腿慢慢能动了，左胳膊也有了知觉。医生说恢复得不错，继续做康复训练的话，生活自理没问题。他出院那天，我去接他。他坐在轮椅上，看着我新换的大院子，咧着嘴笑，说，哥，咱们这是鸟枪换炮了啊。我说，可不是，你赶紧好起来，我这还等着你回来干活呢。他媳妇在旁边抹眼泪，说，望川哥，我们一家子欠你的。我说，别说这个，二虎是为了公司受的伤，我做这些是应该的。

春天的风从城外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我站在新院子的门口，看着门口那块崭新的牌子，心里头说不上是什么滋味。从蹬三轮车收废品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两年多的时间，可感觉像是过了一辈子那么长。我想起徐老头第一次见我的时候说的那句话，“你命里有财”。我当时以为他说的财是钱，后来以为他说的财是我和宋晓云之间的缘分，现在我才明白，他说的财，是一种在绝境中总会有人拉你一把的运气，是你在做了对的事情之后，命运会以另一种方式回馈你的因果。

说到宋晓云，我的新公司成立之后，她也做了个决定。

那天晚上，她带着果果来我这儿吃饭。吃完饭，果果在院子里玩，我俩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聊天。她忽然问我，望川哥，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个啥？

我想了想，说，图个踏实吧。吃得下饭，睡得着觉，身边有几个靠得住的人，就够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来你公司上班吧，正式的那种。

我愣了一下，说，你不当老师了？

她低着头，手指绞在一起，指节都发白了。她说，老师的工资你也知道，一个月三百多，要还债，要养果果，根本不够。其实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但我知道这个决定对她来说有多难。一个教了十几年书的老师，要放弃铁饭碗去收废品，换谁都得掂量掂量。她上次跟我说做兼职的时候，眼里的犹豫和挣扎，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说，你可想好了，我这虽然挣钱多点，但说到底还是收废品的，说出去不好听。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亮的，说，体面是自己挣的，不是别人给的。我早就想好了。

那一刻，月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睛里有光。我知道，这个女人跟我是一路人。都是在泥地里打过滚的人，都知道生活有多重，但也都没被压趴下。

二零零零年春天，我的公司正式开张。宋晓云辞了学校的工作，来我这儿当了财务兼后勤总管。她心细，算账从来不出错，仓库里的东西码得整整齐齐，比我这个大老粗强多了。果果也常来院子里玩，那孩子跟我越来越亲，有时候放学了自己就跑过来，坐在办公室里写作业，写完了就在院子里帮大人递个东西拿个工具，跟个小大人似的。

大军的腿脚利索，嘴皮子也溜，跑业务是一把好手。我让他负责对接客户，县里几个大厂子的废料回收都被他拿下来了。二虎恢复得比预想的还好，虽然左胳膊还有点不利索，但已经能干活了。我给他安排了个轻省的活，在院子里负责过秤记账，不用到处跑。

生意一天比一天好。那年头县城的废品回收行业正在洗牌，小打小闹的个人渐渐被淘汰了，规模化、正规化的公司开始冒头。我算是赶上了这趟车。因为讲信用，不坑人不骗秤，客户越来越多，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愿意把废品卖给我。一年下来，我赚了将近八万块钱，在那个年代的县城，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了。

但我始终记得自己是怎么从泥地里爬上来的。我给工人开的工资比同行都高，逢年过节有福利，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我都随份子。大军娶媳妇，我包了两千块钱的红包，还让他用公司的车去接亲。二虎的儿子上初中，学费我全包了。工人们喊我老板，我说别叫老板，叫哥就行。

这中间还有一档子事，让我一直惦记着。那年秋天，我去市里办事，专门绕道去了一趟省城。我按照当年那个中年人留的地址，找到了赵思远在大陆的联系人。我想当面谢谢她，二十万不是小数，没有她那笔钱，二虎的命可能就没了，我的公司也开不起来。

可我到了地方才知道，赵思远本人已经不在大陆了，她的公司还在，但人回台湾了。她的一个助手接待了我，说赵女士现在身体不太好，在台湾休养。不过她一直关注着我的情况，得知我的公司经营得不错，很高兴。

我在那儿留了一封信，托助手转交给赵思远。我在信里写道，我欠你一个人情，这辈子只要你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一句话，我陈望川绝不推辞。

从省城回来的路上，我坐在长途大巴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头说不出的感慨。两年前我还是个蹬三轮车收废品的下岗工人，连口饱饭都吃不上。现在我的公司养活着十几号人，在县城里有了名号，回家的时候街坊邻居都跟我打招呼，说望川出息了。人生的际遇，真是说不准。

但我心里头最惦记的，还是那个穿蓝布棉袄的徐老头。这两年我一直在找他，打听了好多人，始终没有音讯。有人说他早就离开县城了，有人说他在城郊的某个村子里，还有人说他已经死了，埋在不知道哪座山上。我不知道哪个说法是真的，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还在某个我找不到的地方，偶尔想起我这个当年在桥底下跟他下棋的年轻人。

如果还能再见到他，我有好多话想跟他说。我想告诉他，他说的财我接到了，但不是那块劳力士，也不是现在的公司，而是一份让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倒下去的信念。我想告诉他，他让我多留个心眼，我虽然吃了亏，但后来记住了。我想告诉他，我遇到了一个好女人，还有一个可爱的小丫头，我们可能要成一家人了。我想跟他说声谢谢，谢谢他在我最迷茫的时候说的那句话，那句话就像一盏灯，虽然后来灭了，但光一直在我心里亮着。

可我没能找到他。他就那样消失在了人海里，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二零零一年的夏天，我决定去找他最后一次。我把公司交给大军和宋晓云照看，自己骑了一辆摩托车，把县城周边的村子挨个跑了一遍。问了一个又一个村子，见了一个又一个老人，没有人知道徐老头这个人。有人说东关桥底下以前是有个老头住过，但早就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最后我去了县城北边那座小山的山脚下，听说那边有个废弃的道观，偶尔会有流浪的老人住在里头。我骑着摩托车沿着山路往上走，路越走越窄，两边的树越来越密。到了半山腰，果然看见一座破败的院子，院墙塌了一半，屋顶上长满了野草。

我停下车，推开门走进去。院子里空空荡荡的，正殿的门虚掩着，里头黑洞洞的。我喊了一声，有人吗？没人回应。我又往里走了几步，看见殿内铺着一堆干草，干草上放着一床破棉被，显然有人在这儿住过。但那个住的人现在不在这里，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山风吹过来，把地上的落叶卷起来打了几个旋。我低头一看，地上有一个烟盒，是很便宜的那种牌子。我弯腰捡起来，心忽然跳了一下。我不确定这个烟盒是不是徐老头留下的，我甚至不确定他抽不抽烟。但握着这个烟盒，我总觉得离他近了那么一点点。

我在那儿等了一个下午，太阳从头顶挪到了西边山头上，把整个山谷染成了橘红色。没有人来。我最后把带来的干粮和水留在了大殿里，又写了一张纸条压在下面。纸条上写的是我的手机号码，我说，徐大爷，如果是您，给我打个电话，我想请您吃顿饭。

然后我骑上摩托车下了山。后视镜里，那座破败的道观越来越小，最后隐没在了树丛中。

回到县城已经是晚上了。宋晓云在公司等我，看到我回来，什么都没问，给我倒了杯热水，又去热了饭菜。我坐在办公桌前吃饭，她就坐在对面看着我，眼睛里是那种让我安心的温柔。

吃完饭，果果从里屋跑出来，手里举着一张画。画上是四个人，一大一小两个火柴人，还有一个高一点的，和一个矮一点的。果果说，这是叔叔，这是妈妈，这是果果，这一个是爷爷。她指着那个矮一点的火柴人说，爷爷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宋晓云把果果抱起来，眼眶有点红。我走过去，把她们娘俩揽进怀里，说不出话来。

那一年年底，我和宋晓云领了证。没有大操大办，就在公司院子里摆了几桌，请了工人和几个老街坊。大军当的司仪，二虎拄着拐杖给我们敬酒，果果穿着新买的红棉袄，在桌子之间跑来跑去，笑声清脆得像是冬天的铃铛。

晚上宾客散了，我和宋晓云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天上飘起了小雪，跟三年前我寄出那块表的那天一模一样。她靠在我肩膀上，轻声问我，想什么呢？

我说，想一个老头。

她说，那个说你命里有财的老头？

我点了点头。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他说的没错，你的命里真的有财。

我笑了笑，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比三年前粗糙了不少，但我握着的时候，觉得特别踏实。

我说，你说得对，我的财不是一个铁盒子，不是一块劳力士，不是一间公司。我的财，是你和果果，是这些愿意跟着我干的兄弟，是在最难的时候没有趴下的自己。

雪越下越大，把整个院子都盖白了。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是有人家在提前庆祝新年。果果在屋里喊我们，说电视里在放烟花，让我们快进去看。

我拉着宋晓云的手站起来，往屋里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里的三轮车安安静静地停在那儿，落了一层薄薄的雪。那辆破三轮车早就不能骑了，但我一直没舍得卖，就放在院子的角落里，留个念想。它像一尊褪了色的老物件，默默地蹲在墙角，见证着我的每一步。

我知道，不管以后走多远，我都不会忘记自己是蹬着三轮车过来的。不会忘记那个在桥洞底下住过的老头，不会忘记他那句让我惦记了半辈子的话。

一九九八年的冬天，东北的雪下得格外早。那一年我二十六岁，从化肥厂下岗，蹬上了三轮车去收废品，遇到了一个下象棋的老头，他说我命里有财。

那一年，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年。

而现在，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回头望去，那条路虽然泥泞，却一直通向光。我所有的失去，都在时间的淬炼中变成了另一种获得。命里的财，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你在最黑暗的时候，咬着牙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雪落了，春天就该来了。

二零零二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三月没过完，县城街边的柳树就抽了新芽。

我的再生资源回收公司已经稳稳当当经营了两年，从最初的一个小院子扩到了三个院子，手底下的工人也从十几号人涨到了三十多个。业务范围从废纸废铁扩展到了废旧家电拆解、工厂废料回收、建筑废材处理，在县城里算是头一份。大军把业务跑得风风火火，又签下了两家大厂的年度回收合同。二虎的左胳膊虽然还没完全恢复，但已经能正常干活了，他在仓库管着入库出库的账目，从来没出过错。宋晓云管着财务和后勤，把公司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

果果上了小学二年级，成绩拔尖，年年考第一。她管我叫爸爸的那天，是在去年除夕的年夜饭上。她端着一杯果汁，小脸红扑扑的，认认真真地喊了一声“爸爸”。我愣在那儿好几秒钟，然后一把把她抱起来举过头顶，她咯咯地笑，笑声把窗外的鞭炮声都盖住了。那天晚上我躲在厨房里抽了根烟，眼睛红了半天，宋晓云进来看见了，什么也没说，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

日子过成这样，按理说我该知足了。可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闲不住，总觉得还能再往前奔一奔。

那年三月底，县里出了个政策。为了规范废品回收行业，县里划了一片区域，打算建一个正规的再生资源交易市场，把县城里分散的废品收购点都整合进去，统一管理。这对我们这些正规经营的公司来说是个好消息，市场的消息一出来，我就嗅到了机会的味道。

我骑着摩托车去县商务局打听情况。接待我的是个姓周的科长，四十来岁，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他说这个项目县里很重视，打算通过招标的方式选一家有实力的公司来做市场运营方，负责市场的建设和后续管理。我说我想参与，周科长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他给了我一份招标文件，说报名截止到四月中旬，让我回去好好准备。

我拿着那份文件回到公司，跟宋晓云和大军商量了一晚上。大军说，哥，这是个好事，咱们要是能拿下这个市场，以后县城里所有的废品都得从咱们这儿过一手，那可就厉害了。宋晓云比较谨慎，她仔细看了看招标文件里的条件，说要求公司注册资金不低于五十万，还得有相关行业的运营经验，咱们注册资金才二十万，这块就不够格。

我说，注册资金可以想办法增资，关键是这个项目值不值得做。

宋晓云想了想，说，值。但她眼神里有一丝担忧，我知道她在担心什么——我们手里的流动资金满打满算也就三十多万，还要维持日常运营，根本没有余力去搞这么大的项目。

可我当时已经被这个前景迷住了。再生资源交易市场要是做成了，不光是赚钱的问题，等于整个县城的废品行业都捏在了手里，从上游回收到下游处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我陈望川蹬三轮车出身，要是能做成这种事，这辈子就算没白活。

我决定试一试。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几乎是住在商务局门口了。早上八点准时到，带着一摞材料，一个科室一个科室地跑。有些工作人员态度好，给你指个方向；有些连正眼都不看你一眼，把材料往旁边一推，说放那儿吧，回去等通知。我陪了无数个笑脸，递了无数根烟，说了无数句好话。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一个叫秦建国的人。他是县里另一家废品回收公司的老板，比我大十几岁，在县城这一行混了七八年了，人脉比我广得多。他也盯上了交易市场这块肥肉，而且他的公司注册资金刚好五十万，各方面条件都够格。我们在商务局的走廊里碰过几面，他对我客客气气的，甚至还主动递烟聊天，说大家都是一个行当的，不管谁中标了，以后都好好合作。

我当时还挺感动，觉得这人不错，大气。

到了四月中旬，招标报名截止的前一天，我把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了。增资的事也办妥了，我把公司的注册资金提到了五十万，为此动用了公司账上几乎所有的流动资金，还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圈，连我爹攒的养老钱都拿了出来。宋晓云那天晚上把账本给我看，账上就剩不到五万块钱了。她说，望川，咱们这是把全部家底都押上去了。我说，做生意有时候就得赌一把。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信你。

第二天我去商务局交材料，在门口碰到了秦建国。他笑着跟我打招呼，说，望川老弟，材料都准备好了？我说，准备好了，秦哥你呢？他说，我也是，咱们公平竞争。我俩一起进了商务局的大门，把材料交了上去。

交了材料之后就是等消息。那段时间我天天往商务局跑，打听招标的进展。周科长说评标要一段时间，让我耐心等。我耐着性子等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到了五月初还是没有消息。我心里开始有点不踏实了，但想着反正材料都交了，等着就是了。

五月中旬的一天，我等来的不是中标通知，而是一个让我从头凉到脚的消息。

那天下午，大军从外面回来，脸色特别难看。他说，哥，我听说了个事。那个交易市场的项目，县里已经定下来了。我心里一喜，说，谁中了？大军犹豫了一下，说，秦建国。

我当时还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虽然失落，但想着人家条件确实比我们好，中也是正常的。我说，人家底子厚，输了就输了，咱们接着干咱们的。

大军摇了摇头，说，哥，不是这么回事。你知道秦建国为什么能中标吗？

他说，秦建国根本走的不是正常的招标程序。他有个姐夫在县里当官，具体什么职位我没打听清楚，但据说是能说上话的人。秦建国走的是内部通道，标书根本就没经过正经的评审，直接内定了。我们这些正正经经报名的公司，从一开始就没戏，纯粹是陪跑的。

我站在院子里，五月的太阳晒得地面发烫，可我觉得浑身发冷。我想起周科长看我时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眼神，想起每次去商务局得到的那些模棱两可的答复，想起秦建国在走廊里递烟时笑眯眯的表情。原来一切早就定好了，我在那儿辛辛苦苦跑了半个月，在人家眼里就是个笑话。

我不死心，第二天又去了商务局，直接找到周科长。周科长的态度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说话滴水不漏，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招标结果是通过正规程序评审出来的，公平公正公开，你如果对结果有异议，可以书面申诉。

我说，好，我申诉。

我回去真写了一份申诉材料，把招标程序中的疑点一条一条列出来，附上相关的证据，又跑了一趟商务局。周科长收了材料，说会转交上级处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份申诉材料像石沉大海一样，再也没有任何回音。

我又等了半个月，终于彻底死了心。交易市场的事尘埃落定，秦建国的公司拿到了运营权，开始在城东划出的那片地上大兴土木。我每天骑着摩托车经过那片工地，看着围墙上的效果图，心里头像打翻了醋瓶子，又酸又涩。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六月份开始，我发现公司的生意开始不对劲了。原来跟我们合作的几家工厂，陆陆续续地不再续约了。我让大军去问，得到的答复含含糊糊，有的说价格不合适，有的说换别家了，有的干脆不接电话了。大军跑了一圈回来，脸色铁青，说那些厂子的废料回收合同，全都被秦建国的公司拿走了。

我这才明白，秦建国不光是抢了交易市场，他是要借着交易市场的垄断地位，把县城里其他废品回收公司全部挤死。交易市场的运营权在他手里，他可以决定谁能进市场交易、谁不能进。他不让我们的货进市场，我们的货就卖不出去；他压低价格收走合作工厂的合同，我们的货源就断了。

这招釜底抽薪，又快又狠。

到了七月份，公司的业务量骤降了六成。原来一天能收五六车货，现在勉强能收两车。三十多个工人不能全养着，我咬着牙裁掉了十几个，只留了最核心的骨干。大军的脸色一天比一天差，二虎也急得嘴角起了泡。宋晓云每天对着账本发愁，银行里的存款在飞快地缩水，而每个月的开销一分都不能少——房租、工资、水电、车辆维护，哪一样都是钱。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秦建国派人来找我了。

来人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自称姓侯，是秦建国公司的副总。他说话阴阳怪气的，进门先把我公司院子打量了一番，脸上带着一种让人极不舒服的笑容。他说，陈老板，秦总让我过来跟你聊聊。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现在这个情况，撑不了几个月了。秦总的意思呢，你把公司卖给他，价格不会让你吃亏，比你硬撑着破产强。

我说，多少钱？

他伸出三根手指。

我说，三万？

他笑了，说，三十万。你的设备、场地、合同，加上你手里的客户资源，秦总给你估了三十万，已经很公道了。

三十万。我投在这个公司里的钱都不止三十万。光是三个院子的年租金和改造费用就花了十多万，加上车辆设备、人员培训、渠道建设，前前后后投进去了四十多万。他给我三十万，等于是让我净亏十几万，还得把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市场拱手让人。

我说，我要是不卖呢？

侯副总收起笑容，脸上的表情变得阴冷起来。他说，陈老板，我劝你识相一点。你不卖，秦总有的是办法让你的公司撑不下去。到时候你一分钱都拿不到，还得背一屁股债，何必呢？

说完他站起来，拍了拍袖子上的灰，像是我们这院子脏了他的衣服似的。临走前他回头说了句，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他走后，我坐在办公室里，把宋晓云、大军和二虎叫了进来，把侯副总的话原原本本跟他们说了。办公室里沉默了很长时间。

大军第一个开口，他说，哥，跟他们拼了，大不了从头再来。二虎也说，对，咱们光脚的还怕他穿鞋的？宋晓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我知道他们在等我的决定。可我心里清楚，这不是拼不拼的问题。秦建国手里攥着交易市场的运营权，等于是掐住了整个县城废品回收行业的命脉。只要他卡住市场的入口，我们的货就出不去，出不去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公司就是死路一条。这不是光凭骨气就能解决的困境。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了很久的烟。果果跑出来叫我吃饭，我摸了摸她的头说你们先吃，爸爸一会儿就来。她乖巧地点点头跑回去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我不是怕穷，我是怕让她们娘俩再跟着我受苦。宋晓云好不容易从泥潭里爬出来，果果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安稳的家，我不能让她们再过回那种日子。

可让我把公司贱卖给秦建国，我也咽不下这口气。这不光是钱的问题，这是尊严的问题。我从蹬三轮车起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挣来的，每一个客户都是实打实做出来的口碑。让我向一个靠关系欺行霸市的人低头，我做不到。

我忽然想起了徐老头。如果他在，他会怎么说？他大概会眯着眼睛看着我，用他那不紧不慢的语调说，小伙子，人这辈子总有被人掐住脖子的时候，关键是你能不能找到那只掐你的手是从哪儿伸过来的。

秦建国掐住我的那只手，是交易市场的垄断权。可这个垄断权是谁给他的？是县商务局。商务局凭什么给他？因为他在上头有关系。这条路我走不通，我没有当官的亲戚，也不会那些请客送礼的门道。那我还有没有别的路？

我开始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各种念头。有一天凌晨三点多，我实在躺不住了，爬起来翻出了那张招标文件和后来我写的申诉材料，在灯下一页一页地看。看着看着我忽然注意到一个细节——招标文件里有一条写着，交易市场的运营方必须“保障市场对所有合法经营者的公平开放”。这是白纸黑字写在上面的，盖着商务局的公章。

我猛地坐直了身子。

秦建国拿到了运营权，但他不能明目张胆地违反招标文件的规定。他卡住市场的入口，不让我们的货进市场，这是违规的。我之前一直想着申诉招标程序的问题，没往这方面想。但仔细琢磨，招标程序的问题要查证很难，可运营过程中的违规行为，是实打实可以抓住的把柄。

第二天一大早，我把大军叫到办公室，跟他说了我的想法。我说，咱们不去找商务局申诉了，找也没用。咱们去找县里管市场监管的部门，去投诉秦建国利用垄断地位排斥竞争对手，违反公平交易原则。大军说，这能行吗？我说，行不行试试才知道。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开始像当年蹬三轮车收废品一样，一家一家地跑部门。工商局、物价局、工商联，能想到的地方我都去了。一开始没人搭理我，我就天天去，坐到人家下班。有人嫌我烦，说你这人怎么跟牛皮糖一样。我说，我就想要个公道。

转机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县工商联有个退了休的老同志，姓葛，七十多岁了，是工商联返聘的顾问。他在工商联的走廊里碰到了我，看我灰头土脸地坐在长椅上等了一天，就主动过来问我情况。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他说了，他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小伙子，你跟我来。

他带我去了他的办公室，关上门，给我倒了杯茶。他说，这个秦建国我知道，他姐夫是县里的一个领导，但具体是谁我不方便说。不过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县里对这个交易市场项目其实很重视，县领导一直在盯着，因为这是县里规范废品行业的试点项目，做好了是政绩，做砸了就是笑话。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去告秦建国，而是要让县领导知道，这个项目已经变味了，有人借机搞垄断、欺行霸市，把好好的政策弄成了少数人发财的工具。

葛老的话让我豁然开朗。我之前一直在底层打转，在工商局物价局这些执行部门之间来回跑，可这些部门跟商务局是平级的，谁也不愿意得罪人。但如果能让更高层的人知道这件事，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我说，葛老，我怎么才能让县领导知道？

葛老想了想，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写了一个电话号码给我。他说，这是县委办公室的一个老同事，我打过招呼了，你可以去找他。但你记住，去了之后不要说秦建国的坏话，也不要说商务局的黑幕，就说你是一家废品回收公司的经营者，你对交易市场项目有些建议和想法，希望能当面跟领导汇报。你的机会可能只有十分钟，说清楚三件事就够了——你是谁，你遇到了什么问题，你的建议是什么。

我握着那张纸，手都在抖。我站起来给葛老鞠了一躬，他说，别谢我，我就是个退休老头，看不惯有些人把好经念歪了。

三天后，我站在了县委办公楼的走廊里。葛老那个老同事帮我争取到了十分钟的时间，跟分管商贸的副县长当面汇报。副县长姓林，四十出头，看起来很干练。他坐在办公桌后面，一边翻我递上去的材料一边听我说。我说得很快，因为只有十分钟，我按照葛老的指点，没有告任何人的状，只是客观地陈述了交易市场运营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小规模经营者被排挤在市场之外、部分合作工厂的合同被单方面变更、市场运营方存在利用垄断地位进行不正当竞争的倾向。

我说完之后，林副县长没有表态，只是问了我几个问题，比如我的公司规模多大、养了多少工人、去年的营业额是多少。我一五一十地答了。他听完点了点头，说你的意见我记下了，我们会关注这件事。

从县委办公楼出来，我不知道自己这番努力到底有没有用。也许我的材料会像上次的申诉信一样石沉大海，也许林副县长转头就忘了。但至少我试过了，我把我能做的都做了。

回到公司，日子还在继续。业务量还在下滑，账上的钱越来越少。我把能省的都省了，但还是在七月底的时候几乎见底了。宋晓云主动提出把她的工资停了，我说不行，你还有果果要养。她说，果果现在上的公立小学，花不了多少钱，咱们先紧着公司要紧。

那天晚上，果果睡着了，宋晓云坐在我旁边，轻声说了一句话。她说，望川，我知道你心里苦。你要是哪天觉得撑不住了，告诉我，咱们一起扛。

我握住她的手，说不出一句话来。

八月初的一个早晨，我刚到公司，大军就急匆匆地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份红头文件。他喘着气说，哥，你看这个！

我接过来一看，是县商务局发的一份通知，内容是关于规范再生资源交易市场运营管理的若干意见。通知里明确写了几条——交易市场必须向所有合法经营者平等开放，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入场交易；市场运营方不得利用市场管理权从事不正当竞争；县商务局将成立专项检查小组，对交易市场的运营情况进行定期检查。

白纸黑字，盖着鲜红的公章。

我反复看了三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大军在旁边激动得直搓手，说，哥，这是你上次找副县长起作用了吧？我说，不一定，也许是赶巧了。可我心里知道，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

秦建国的人当天下午就来找我了。这回不是侯副总，而是秦建国本人。他亲自开着他那辆桑塔纳来了，进门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像是想发火又不敢发。他说，陈望川，你行啊，有本事告到县里去了。

我说，秦哥，我没有告任何人，我只是向领导反映了行业的一些实际情况。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最后冷笑了一声，说，行，这个回合算你赢了。交易市场的大门我给你开着，但你别高兴得太早，日子长着呢。

我说，秦哥慢走。

他上了桑塔纳，一脚油门走了。我站在院子门口，看着车子扬起一路灰尘，心里头那块压了三个多月的大石头终于松动了。但我知道，秦建国说的话不是虚的。这次我躲过了一劫，可只要我还在这一行干，只要秦建国还在这个位置上，以后的麻烦就断不了。

不过那是以后的事。眼下，公司算是保住了。

到了九月份，公司的业务量开始慢慢回升。大军重新去联系那些被秦建国抢走的工厂，有几家愿意把合同签回来了。二虎在交易市场里弄了个摊位，把我们的货拉过去卖，销量比原来自己找下家的时候还高了一些。宋晓云看着账本，脸上终于有了笑模样。她说，照这个势头，年底之前应该能把上半年亏的窟窿补上。

我也松了一口气。但这次的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县城里，光靠老实做生意是不够的。你得学会保护自己，得知道规则是什么，得明白在关键的时候该找谁、该说什么话。葛老教我的那些东西，比我在废品站干一年学到的东西都多。

从那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去了解政策、学习法律、参加县里组织的各种企业培训。我一个初中毕业的收废品的，坐在一堆老板中间听老师讲课，笔记本上歪歪扭扭地记着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税务知识。有人说，陈望川你装什么文化人。我笑了笑，说，多学点总没坏处。

宋晓云也在学。她原来就有一个函授的大专文凭，现在又开始考会计证。每天晚上果果写作业，她就坐在旁边看会计书，母女俩一人占着桌子的一头，安安静静的。我有时候站在门口看她们，觉得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遇见了这两个人。

二零零二年年底，公司终于把所有的亏空都补上了，账面上还小有盈余。我给大家发了年终奖，虽然不多，但每个人都挺高兴。年夜饭还是在公司院子里吃的，大军掌勺，二虎打下手，宋晓云和几个女工包饺子。果果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手里举着烟花棒，在夜色中画出一个又一个亮闪闪的圈。

我端着酒杯站在院子里，看着这热热闹闹的场景，心里头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赵思远。

台湾的那个女人，那个在我最难的时候给了我二十万的人。我后来给她写过几封信，她也回过一两封，说身体好了一些，家里生意也稳定。但我始终没有机会当面跟她道一声谢。那份人情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口上，不重，但一直都在。

我端着酒杯，朝着南边的方向，默默地敬了一杯。果果跑过来问我，爸爸你在干什么？我说，在敬一个恩人。她说，什么是恩人？我说，就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过你的人。果果想了想说，那我长大了也要当恩人。我笑了，把她抱起来，说，你已经是了。

鞭炮声响起来了，烟花在头顶炸开，红的绿的紫的，把整个院子照得亮堂堂的。宋晓云端着饺子走过来，靠在我身边，说，新年快乐。我说，新年快乐。

这一年虽然波折，但终究还是走过来了。而我心里知道，更大的挑战还在后头。秦建国不会善罢甘休，县城废品行业的格局还在变化，公司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不怕了。我陈望川从蹬三轮车那一天起，就没怕过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身边的这些人还在，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开春之后，我打算去一趟省城，看看能不能把业务往市里拓展一下。县城终究还是太小了，要想真正站稳脚跟，必须走出去。

而这一趟省城之行，又把我的人生引向了一条完全意想不到的路。

省城之行定在了二零零三年的三月。

走之前，我把公司的事交代给了大军和宋晓云。大军拍着胸脯说，哥你放心去，家里有我呢。宋晓云没说什么，只是帮我把换洗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塞进包里，又在夹层里多放了两百块钱，说穷家富路，出门在外身上不能没钱。我说公司账上刚缓过来，你自己留着花。她摇摇头，把钱塞进去，拉链拉好，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种眼神我在化肥厂下岗那天见过，在赵老板卷钱跑路那天见过，在二虎被车撞的那天也见过，是一种把所有担心都压在心底、只给你看一个平静表面的眼神。我伸手把她额前的碎发拢到耳后，说，放心，我就是去看看，不行就回来。

省城离我们县城一百多公里，坐长途大巴要三个多小时。那几年省城发展得快，高楼一栋一栋地往上蹿，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挂着“大开发”“大建设”的横幅。我坐在大巴车上，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农田变成厂房，从厂房变成楼群，心里头又兴奋又忐忑。说实话，我在县城里算个人物了，可到了省城，我什么都不是。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了刚蹬三轮车那会儿，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我来省城有两个目的。一是看看能不能在这里开个废品回收站，把县城的货直接拉到省城来卖，省去中间环节，利润能高不少。二是想找找赵思远在大陆这边的公司，当面谢谢人家。二十万的恩情，光靠几封信是还不清的。

第一天我先去了省城最大的废品交易市场。那个市场在城西，占了小半条街，几十家废品回收站一家挨着一家，大卡车进进出出，热闹得跟赶集似的。我在市场里转了一整天，一家一家地看，一家一家地聊。问人家收什么货，什么价格，什么规矩。有人理我，有人不理我，有人把我当成了踩点的同行，警惕得很。我也不恼，笑嘻嘻地递烟，说自己是下面县城来的，想在省城找个落脚的地方。

转了一天下来，我心里有了个大概。省城的废品回收行业跟县城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人家一天的量顶我们一个月的，价格也更透明，利润空间反而比县城小。要想在省城站住脚，要么有大量的稳定货源，要么做细分领域的深加工，要么有特殊的渠道优势。这三样我目前一样都没有。我意识到直接来省城开回收站的想法不太成熟，但这趟也不能白来，至少摸清了行情，也认识了几个愿意跟我聊天的同行。

第二天，我按照之前留的地址，去找赵思远的公司。

她的公司叫“思源电子”，在省城东边一个新开发的高新区里。我倒了三趟公交车才找到地方，是一个三层的灰色小楼，门口挂着公司的铜牌，看着规模不小。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整了整衣服，推门进去。

前台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我问她赵思远赵女士在不在。她愣了一下，说赵总平时在台湾，很少来这边。我心里一沉，问她什么时候会来。她说不好说，有时候半年也不来一次，有时候一个月来好几次，没有准信儿。我正打算留个口信就走，忽然听见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一个女人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说，小周，帮我把那份合同传真给高雄那边。

前台姑娘赶紧说，赵总，有人找您。

我抬起头，看见一个女人从楼梯上走下来。她看起来四十岁左右，穿着一身素色的职业套装，头发挽在脑后，脸上化着淡妆，气质很好，但脸色不太好看，带着一种病态的苍白。她走到我面前，打量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疑问。

我说，赵女士您好，我是陈望川。

她愣住了。

那一瞬间她的表情变化了很多次，从疑惑到惊讶，从惊讶到激动，最后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快步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陈先生，你怎么来了？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她的普通话带着浓浓的南方口音，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说，我来省城办点事，顺便过来看看您。一直想当面跟您道个谢，今天总算有机会了。

她连连摇头，说，别说什么谢不谢的，那是我应该做的。来来来，上楼坐。

她把我带到二楼她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的是“饮水思源”，落款是赵思远。她注意到我在看那幅字，笑了笑说，这是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写的，他一直跟我说，人不能忘本。

坐下来之后，她让小周泡了茶，然后坐在我对面，认认真真地看着我，说，陈先生，你比我想象中年轻。

我笑着说，不年轻了，都三十出头了。

她说，你的信我都收到了，你写的字很漂亮。每次读你的信，我都觉得特别亲切，虽然我们从没见过面，但我总觉得你像我的一个老朋友。

我说，我也是这种感觉。

我们聊了很多。我给她讲了我这两年的经历，从差点被秦建国挤垮到后来在葛老的帮助下翻了身，从公司差点破产到慢慢恢复元气。她听得很认真，时不时代点头，偶尔插一句。她听我说完秦建国那段，皱着眉说，这种人在哪里都有，台湾也有，仗着有点关系就欺负老实人。我说，天下乌鸦一般黑。

她也跟我讲了她自己的事。她父亲赵启明到了台湾之后，日子并不好过。刚开始在部队里还能混口饭吃，后来退了伍，人生地不熟，做过清洁工，摆过地摊，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四十多岁才娶了她母亲，生了她。她父亲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山东老家看看，可直到去世都没能实现。

她说，你寄来的那块表，是我爷爷留给我父亲唯一的东西。我父亲走的时候，手里攥着那块表，说他对不起爷爷，这辈子回不去了。她把表供在了父亲的遗像前，每年清明都会给他上香，告诉他老家的消息。

她说这些的时候，声音很平静，但我看见她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我说，赵女士，你要是身体允许的话，有空回山东看看吧，我带你去看看你爷爷的老宅子。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光在闪。她说，真的吗？

我说，真的。老宅子还在，虽然破旧了点，但巷子、院墙、门槛，都还是原来的样子。巷口那棵老槐树也还在，每年春天还发芽。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轻轻地说了一句，我一定要去。

中午她留我吃了顿饭，就在公司附近的一家小餐馆里。她吃得很清淡，一碗白粥，一碟青菜。我问她身体怎么了，她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大事，就是胃不太好。但我注意到她的手指甲颜色不太对，透着一种不正常的苍白，心里隐隐有些担忧。

吃完饭我准备告辞，她忽然叫住了我。她说，陈先生，你这次来省城，除了看我，还有别的事吧？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我想在省城拓展业务的想法跟她说了。她听完之后想了想，说，我倒是有个建议。我先生在高雄做电子厂，你知道电子厂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废料，比如废电路板、废电子元器件、废塑料壳，这些东西处理起来很麻烦，需要专业的回收公司来消化。他在大陆这边的厂子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帮你牵个线，让你看看电子废料回收这个方向。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电子废料回收，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接触过的领域。在县城，收的都是废纸废铁废塑料这些传统废品，电子废料根本见不到。可省城不一样，这里有大量的电子厂，每天产生的电子废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电子废料里头有不少值钱的东西，比如电路板里的铜和贵金属，拆解提炼之后利润相当可观。当然技术门槛也高，不是谁都能干的。

我说，我当然有兴趣，但我对这一块一窍不通。

她说，没关系，谁都不是生来就会的。你先去了解一下，看看合不合适。合适的话，我可以安排你到我先生的厂子里参观学习一段时间。

从省城回来的路上，我整个人都是飘的。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电子废料的事，越想越觉得有搞头。传统废品回收竞争越来越大，利润越来越薄，如果不找个新的方向，迟早会被淘汰。电子废料这块现在做的人少，门槛高，但利润空间大，正好适合我们这种有一定基础但规模不算大的公司转型。

回到县城，我把这个想法跟宋晓云和大军说了。大军的反应很直接，他说，哥，电子废料是啥玩意儿？我见都没见过。宋晓云倒是很冷静，她问了我三个问题——技术从哪里来，设备要多少钱，销路在哪里。这三个问题我一个都答不上来。

我说，现在答不上来不代表以后答不上来，总得先走出去看看。

宋晓云看了我半天，最后说，你想好了就去做，我不拦你。但有一条，这次不能再把全部家底都押上去了，咱们得留条后路。

我知道她还在为上次秦建国的事心有余悸。我说，你放心，这次我一定稳扎稳打。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像一块海绵一样拼命吸收跟电子废料有关的一切知识。我买了专业书籍，虽然很多地方看不懂，但硬着头皮啃。我去市里的图书馆查资料，找相关的行业报告。我还通过赵思远的介绍，去她先生在省城的电子厂参观了一次。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电子废料回收的全流程——废旧电路板被送进粉碎机，通过物理分选和化学处理，把里面的铜、锡、金、银等金属提炼出来。虽然规模不大，但整个流程让我大开眼界。

参观完之后，我心里基本有了底。电子废料回收的核心技术有两块，一块是物理拆解分选，一块是化学提炼。物理拆解分选相对简单，主要是用粉碎、磁选、电选这些物理方法把不同材料分开，技术门槛不高，设备也有现成的可以买。化学提炼就复杂了，涉及到酸洗、电解这些工艺，不光技术难，环保要求也高，不是我们这种小公司能碰的。

我决定先从简单的做起。先做电子废料的回收和物理拆解分选，把能卖的材料分离出来卖掉，剩下的再卖给有资质的化学提炼厂处理。这样一来，技术门槛降下来了，投资也不用太大，风险可控。

想清楚了之后，我给赵思远打了个电话，把我的想法跟她说了。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陈先生，你做事很踏实，我很欣赏你。这样吧，我先生的厂子有一批淘汰的拆解设备，虽然旧了点，但还能用，你要是觉得有用的话，可以便宜转给你。另外，他们厂的电子废料回收合同，我也可以帮你牵线。

我握着电话，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她说，你不用谢我。我父亲生前总说，世上最难得的是雪中送炭的人。你当年寄那块表给我的时候，就是在给我雪中送炭。现在我做这些，不过是还你当年的情分。

我挂了电话，坐在办公室里，窗外是县城灰蒙蒙的天空和嘈杂的街道。我忽然觉得，人生这盘棋，每一步看似无关，其实都连在一起。当年我在桥底下跟徐老头下棋，他让我多留个心眼，我没记住，结果被赵老板骗了两万块。后来我在旧书里发现那张纸条，在城东老宅的东墙根下挖出了那块劳力士。我本可以把表卖了，拿着十万块钱发一笔横财，但我没有。我把表寄到了台湾，还给了赵思远。后来二虎出了车祸，赵思远二话没说汇来二十万，救了二虎的命，也救了我的公司。现在我想转型做电子废料，又是她在帮我牵线搭桥。

如果当年我没有把表还回去，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二虎可能就没了，公司可能就垮了，我可能还在蹬三轮车收废品，一辈子都不知道省城是什么样子。

命里有财。徐老头说的财，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你做的每一个选择、走的每一步路，在未来的某一天，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到你身边。

二零零三年六月，我的电子废料回收车间正式启动了。设备是从赵思远先生厂里拉来的，花了我不到市场价一半的钱。场地用的是公司第三个院子，重新做了地面硬化和防水处理，又装了一套简单的环保除尘设备。工人从三十多个缩减到了二十个，我把那十个多出来的人全部转到了新车间，又专门从市里请了个技术员过来培训了一个月。

开业那天，我站在车间门口，看着那些我从没见过的机器轰隆隆地转起来，心里头像烧开了一锅水，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大军在旁边搓着手，说，哥，这玩意儿真能赚钱？我说，能不能赚钱先干着，至少咱们比别人先迈出了一步。二虎拄着拐杖站在旁边，咧着嘴笑，说，哥，你又带咱们蹚新路了。

宋晓云没说话，她就站在我身后，安安静静的。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冲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踏实。我知道，她其实一直都在替我担心，但她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头一个月，新车间运转得很艰难。电子废料跟传统废品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分类标准不一样，拆解流程不一样，连卖货的渠道都得重新找。我们收了赵思远先生厂里的第一批货，一吨多的废旧电路板和电子元器件，拉回来之后大家围着看了半天，谁也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技术员一点一点地教，从识别不同型号的电路板开始，到怎么用粉碎机、怎么调磁选机的参数、怎么分拣不同粒度的金属粉末，每一个环节都是从零学起。

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泡在车间里，跟着工人一起干。手被电路板划破了不知道多少回，衣服上永远是一股机油和粉尘混合的味道。果果有一次来车间找我，闻到那个味道，捏着鼻子说爸爸你好臭。我哈哈大笑，把她举起来转了一圈，说，臭就臭，臭爸爸也是爸爸。

第一个月下来，电子废料车间亏了两万多块钱。原因很简单，效率太低。人家一个熟练工一天能拆五百斤电路板，我们的人一天拆不到两百斤，粉碎分选的损耗率也比正常水平高出一大截。宋晓云把账本给我看的时候，脸色很凝重。她说，望川，要是这么亏下去，咱们撑不过三个月。

我说，给我两个月时间，一定把效率提上来。

从那天起，我做了一个在别人看来很疯狂的决定。我带着大军和两个技术骨干，去省城的电子废料回收厂当了一个星期的学徒。人家不给工资，我们自带干粮，白给人家干活，就为了学技术。那家厂的老板姓吴，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一开始不怎么待见我们，觉得我们是来偷师的。后来大概是看我们干活实在，态度慢慢变了，偶尔也会指点一两句。一个星期下来，我们学到了不少实操经验，尤其是在拆解效率和分选精度这两个关键环节上，长进很大。

回来之后，我把学到的东西整理成了一套操作流程，手把手地教给工人。到第二个月底，效率果然提上来了，从原来一天拆不到两百斤提升到了四百多斤，损耗率也降到了正常水平。第三个月，车间终于扭亏为盈了。

到二零零三年年底，电子废料回收已经成了公司利润最高的业务板块。虽然量还不大，但利润率高得惊人——一吨废旧电路板收回来，经过拆解分选之后卖出去，利润比传统废品高出五六倍。而且在省内，做电子废料回收的公司寥寥无几，竞争压力小得多。大军说，哥，咱们这回是真挖到金矿了。

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太久，一个新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

电子废料回收的环保问题。

那年年底，县环保局的人来公司检查。带队的科长姓马，三十出头，戴着眼镜，说话不紧不慢的。他把整个车间看了一遍，然后把我叫到一边，说，陈老板，你搞电子废料回收这个方向是对的，但你现在的处理方式还不够规范。电子废料属于危险废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和废水，如果没有达标处理就直接排放，是违法的。你现在虽然装了一套环保设备，但说实话，这套设备连最低标准都达不到。这次我给你提个醒，不算你违规，但你得赶紧整改。下次再来检查，要是还这样，那就不是提醒的事了。

我听了这话，心里头凉了半截。一套达标的环保处理设备，少说要十几万，我刚把公司的利润都投到了新业务上，账上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而且不光是设备的问题，还有运营成本——环保设备一旦上了，每天的运行维护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会直接吃掉一大块利润。

那天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对着账本发愁。宋晓云给我倒了杯水，坐在旁边不说话。办公室里安静了很久，我才开口，说，晓云，你说我是不是太贪心了？传统废品做得好好的，非要折腾什么电子废料，这下好了，挣的钱还不够填环保这个窟窿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让我很意外的话。她说，我倒觉得这是好事。

我愣了一下，说，好事？哪里好了？

她说，你想啊，环保要求越来越高，以后做电子废料回收的门槛也会越来越高。那些小作坊、不正规的回收点，迟早会被淘汰掉。你现在花十几万把环保设备上了，虽然眼前肉疼，但从长远看，这是你的护城河。别人进不来，你的优势就保住了。

她这话一说完，我愣了足足有十秒钟。然后我站起来，在她脸上亲了一口，说，宋晓云，你比我聪明多了。

她红着脸推了我一把，说，少来这套，赶紧想办法筹钱去。

想通了之后，我反而觉得这事没那么难了。环保不是负担，是门槛，是护城河，是让我的公司在未来的竞争中活下来的法宝。第二天我就开始跑银行，用公司的固定资产做抵押，贷了十五万。又找赵思远借了五万，凑了二十万，买了一套达标的环保处理设备。安装调试花了一个多月，到二零零四年春节前，新的环保设备正式投入使用。

环保局的马科长带着人又来了一次，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最后点了点头，说，陈老板，你这个设备上得好，在整个县城的废品回收行业里头，你是头一份。我说，这是应该做的，环保的事不能马虎。

马科长走后，大军在旁边嘟囔了一句，说，花二十万买个点头，值不值啊。我说，值。这二十万买的不光是他一个点头，买的是咱们将来十年在这行的饭碗。

事实证明，宋晓云的判断是对的。二零零四年开始，国家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严，各地都在清理不规范的废品回收站点。我们县城也不例外，一年之内关停了大大小小十几家不合规的回收点。秦建国那个靠关系撑起来的交易市场也受到了冲击，因为他手底下那些租摊位的回收商有一大半都没有环保资质，被清理之后市场一下子冷清了不少。而我的公司因为提前上了环保设备，成了县里为数不多的合规企业之一，业务反而逆势增长，越做越大。

秦建国后来又来找过我一次。这回他没有之前的嚣张气焰了，坐在我办公室里，喝了一杯茶，叹了口气说，望川老弟，你这个人运气真好，每次都让你赶上了。我说，秦哥，这不叫运气，这叫本分。做生意的本分就是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别总想着走捷径。他听了之后沉默了很久，最后站起来说了句“受教了”，转身走了。后来我听说他的公司日子越来越难过，交易市场的运营权被县里收了回去，重新公开招标。这次招标我没有参与，因为我的重心已经不在传统废品回收上了。电子废料回收这块蛋糕，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二零零四年夏天，赵思远终于回了山东。

我去省城的机场接的她。她从出口走出来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她比上次见面的时候瘦了不少，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走路的步伐也有些虚浮。她身后跟着一个中年男人，是她先生，姓林，人很和气，帮我提着她的行李。

上了车，我问她身体怎么样。她笑了笑，说，还行，就是胃不太好。她先生说，什么胃不太好，胃癌早期，去年刚动的手术，现在还在恢复期。赵思远瞪了他一眼，说，你跟人家说这个干嘛。她先生不说话了，但眼神里是藏不住的心疼。

我心里一沉，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有些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车子从省城往县城开，赵思远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眼睛里有光。她说，这就是山东吗？我说，是，这就是你老家。她说，跟我父亲描述的一模一样，一眼望不到边的田，天特别高特别蓝。

到了县城，我先带她去了城东的老宅子。那一片老城区还没拆，赵家的老宅子依然安安静静地蹲在巷子最深处。院墙还是那面土坯墙，东墙根下的草长了一茬又一茬，比我当年翻墙进去的时候更茂盛了。

赵思远站在那扇破旧的木门前，手放在门板上，很久很久没有说话。她先生站在她身后，轻轻揽着她的肩膀。我在旁边站着，不敢出声。

过了好一会儿，她回过头来，满脸都是泪水。她哑着嗓子说，陈先生，我能不能进去看看？

我说，当然能。

门没锁，轻轻一推就开了。院子里的荒草比人还高，正屋的门歪歪斜斜地挂着，窗户上的玻璃碎了一大半。赵思远一步一步地走进去，像个在陌生地方寻找熟悉痕迹的孩子。她蹲在东墙根下，用手摸了摸那面土墙，又站起来走到堂屋里，看着墙上依稀可辨的年画残片发呆。

她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样东西——那块劳力士。她把表捧在手心里，站在院子里，对着北方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她说，爷爷，爸爸，思远回来了。

那一刻，院子里的风吹过来，把满院的荒草吹得沙沙作响，像是有人在轻声应她。

赵思远在县城待了三天。我带她看了她爷爷当年的布庄旧址，虽然早就拆了盖了新楼，但她还是在那个地方站了很久。我带她去了县城的公园，她坐在长椅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说，这些人里面，说不定有我们赵家的远亲呢。她还去了我的公司，看了我的电子废料回收车间，甚至蹲在地上跟果果玩了好一会儿。果果很喜欢她，管她叫“台湾阿姨”。

临走那天，我把她送到省城机场。在安检口外面，她忽然转过身来，认认真真地看着我说，陈望川，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托人把那二十万汇给你。

我说，赵姐，你这话说反了。当年要不是你，二虎的命可能就没了，我的公司也早就垮了。

她摇了摇头，说，你不明白。我帮你，不只是因为你把那块表还给了我。而是因为你的存在，让我相信了一件事——我爷爷当年在书里夹那张纸条，写的“留待有缘人”，他在冥冥之中确实等到了一个对的人。你把表还给我，让我父亲终于可以安息，让我终于可以回到老宅子，跪在那面东墙根下，替我父亲磕了三个头。这些东西，不是二十万块钱能衡量的。

她说完之后，冲我笑了笑，然后转身走进了安检通道。她的背影瘦瘦的，但走得格外坚定。

我站在机场大厅里，看着她消失在人群中，心里头百感交集。人生有时候真的很奇妙。一块埋在土里五十年的劳力士，一张泛黄的纸条，一个素未谋面的台湾女人，一个蹬三轮车收废品的下岗工人，这些原本毫无关联的人和事，被一根看不见的线串在了一起，织成了一个谁也无法预料的故事。

从机场回去的路上，我接到了宋晓云的电话。她说，你猜谁今天来公司了？

我说，谁？

她说，一个老头，穿一件蓝布棉袄，戴一顶带护耳的棉帽子，瘦高瘦高的。

我差点把手机扔了。

我说，人呢？人在哪儿？

宋晓云说，你别急，他人已经走了。他就是路过，进来看了一眼，问你在不在。我说你去省城送人了，他点了点头，在院子里转了转，看了看你的办公室，又看了看车间，然后说了句“挺好”，就走了。我叫他留个电话，他摆摆手说不用。

我问她，他往哪个方向走的？

宋晓云说，往东边走的，出了门上了大路，就没影了。

我挂了电话，靠在车座上，心里头像被人用什么东西狠狠捶了一下。六年了。六年前在纺织厂门口的那个下午，他坐在棋盘对面，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用那双特别亮的眼睛看着我说，小伙子，你命里有财。从那以后，我的人生像被按下了某个开关，跌跌撞撞地走上了另一条路。我吃过亏，翻过船，遇到过贵人，也碰到过小人。我在泥地里打过滚，也在阳光下站直过腰杆。我从一个蹬三轮车的下岗工人，变成了一个公司的老板；从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光棍，变成了有老婆有孩子的男人；从一个只顾自己温饱的小商贩，变成了能为几十个工人撑起一片天的经营者。

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那个穿蓝布棉袄的老头随口说的一句话。

他不知道，他那句话对我有多大的分量。他可能只是随口一说，也可能是真的看出了什么。但无论如何，那句话就像一个锚，在我最飘摇的时候把我定住了。每当我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句话，然后告诉自己，再撑一撑，财还没到呢。

可我现在最想当面跟他说的是——徐大爷，我的财早就到了。不是那块劳力士，不是那个公司，不是那些钱。我的财，是在我最落魄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愿意周末来废品站打工的女老师。是二虎出车祸的时候，台湾海峡对岸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汇来的二十万。是秦建国差点把我挤垮的时候，葛老在走廊里叫住我，说小伙子你跟我来。是宋晓云在我最焦虑的时候说的那句“我倒觉得这是好事”。是果果举着烟花棒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嘴里喊着爸爸爸爸。

这些才是我命里的财。不是金子，不是票子，是人在最黑的地方看到的那一点光，是你觉得自己撑不下去的时候旁边伸过来的一只手，是你做了对的选择之后命运给你的回音。

我追了他六年，可这六年里，他总是出现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然后在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声谢谢的时候，转身就走。我在东关桥洞底下找过他，在城北的山上找过他，在所有他可能出现的地方找过他。他始终像一个影子，若隐若现，若即若离。我不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也许他只是我记忆里的一个幻影，也许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着我。

大巴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窗外的夕阳把半边天烧得通红。我靠在车窗上，看着那轮缓缓下沉的太阳，心里头忽然涌上来一个念头。

也许我根本不需要找到他。因为他一直都在。

在那辆破三轮车的链条声里，在那间堆满废品的小院子里，在每一个我咬着牙撑过来的深夜里，在每一次我做了对的选择而不是错的选择的关键时刻，他都在。他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是我心里头的那杆秤，是我在最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的那份本分，是我在诱惑面前守住的那条底线。

徐老头也好，命里的财也好，其实从来都不是身外之物。它们一直都在我自己身上，从我蹬上三轮车的那一天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车子从省城一路往南开，窗外的风景从楼群变成厂房，从厂房变成田野，天色也慢慢地暗了下来。我靠在车窗上，脑子里还在想着宋晓云那个电话。徐老头来过了，在我公司院子里转了一圈，说了句“挺好”，又走了。他还是老样子，像一阵风，来了又走，不留下任何痕迹。

我忽然觉得自己挺傻的。追了六年，找了六年，每次都差那么一步。可转念一想，也许他根本就不想让我找到。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就是为了在某个关键时刻推你一把，推完之后就退场了，不图你的感激，不欠你的情分。你能做的，就是把这份善意接住了，然后再传递给下一个人。

回到县城已经是晚上了。宋晓云在院子里等我，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暖黄暖黄的。我推门进去，果果已经睡了，她坐在桌前看书，桌上放着一碗还在冒热气的面条。

“回来了？”她放下书，站起来接过我手里的包。

“回来了。”我坐下来吃面，她坐在对面看着我。

“那个老头，”她说，“真的是你说的那个人？”

“是他。”我嚼着面条，点了点头。

“他说‘挺好’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笑了，挺高兴的样子。”

我也笑了。能让那个老头说一句“挺好”，我觉得比拿什么奖都强。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公司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平稳期。电子废料回收的业务越来越顺，环保设备上了之后，县里把我们公司列为了环保示范单位，还给了个不大的补贴。虽然钱不多，但那个红头文件在县城里的分量不轻，等于是官方认证了我们在这个行当的正规地位。

我把这块金字招牌挂在了公司大门口最显眼的位置。

二零零四年的秋天，县里出了个大新闻——秦建国的公司被查了。起因是交易市场里有人举报他利用市场管理权收受贿赂、强买强卖，工商和公安联合调查，一查查出不少事。不光是交易市场的问题，他名下的废品回收公司也存在严重的偷税漏税和非法转移危险废物的问题。最后他被罚了一大笔款，交易市场的运营权也被收回了，公司元气大伤，手底下的人走了大半。

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车间里跟工人一起拆一批新到的电路板。大军兴冲冲地跑进来，把这事跟我说了，脸上的表情像是他自己中了彩票。他说，哥，秦建国这回算是彻底栽了！恶人自有天收！

我放下手里的螺丝刀，沉默了一会儿。说实在的，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兴。不是因为我大度，而是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行当里混，靠的是信誉和本分，不是关系和手段。秦建国当初靠着关系拿到了交易市场，看着风光，可根基是虚的，风一吹就倒了。真正能让你站稳脚跟的，永远是你脚下的那块实地。

我说，大军，秦建国的事跟咱们没关系，咱们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

大军挠了挠头，说，哥，你也太淡定了。

我说，不是淡定，是真没时间管别人的闲事。咱们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呢。

这倒不是说场面话。那段时间公司确实忙得不可开交。电子废料回收的口碑做出去之后，周边的几个县市也开始有人联系我们，想把他们的电子废料送过来处理。业务量一上来，产能就跟不上了。现有的车间和设备已经满负荷运转，加班加点也干不完。我跟宋晓云和大军开了个会，商量要不要扩大规模。

大军的意见很直接，他说，扩！必须扩！现在是送上门来的买卖，不扩就便宜别人了。宋晓云还是老样子，先算账。她把账本摊开，一笔一笔地算给我看——扩建场地要多少钱，买设备要多少钱，招人培训要多少钱，扩产之后运营成本会增加多少，回本周期是多长。算完之后她说，可以做，但这次不能再像上次那样把全部家底都押上去，咱们分步走，先扩一条生产线，试试水，跑顺了再加第二条。

我现在已经学会了听宋晓云的话。这女人的脑子比我清楚，尤其是在算账这件事上，她比我强了不止一个档次。我说，行，按你说的办。

我们在城南又租了一块地，建了一个新的拆解车间，比原来的大了三倍。设备也升级了，从原来半自动的粉碎分选设备换成了全自动的生产线，效率和精度都提了一大截。新的环保设备也一并上了，比县环保局要求的标准还高了一档。马科长带人来验收的时候，在新车间里转了一圈，最后说了句，陈老板，你这个车间在省里都算得上先进水平了。我说，这不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嘛。他哈哈大笑。

新车间投产后，公司的业务量翻了一番。工人从二十个增加到了五十个，其中有不少是从周边农村招来的年轻人。我看着他们在车间里忙碌的身影，就想起了当年的自己。那时候我刚从化肥厂出来，蹬着三轮车满大街收废品，连口饱饭都吃不上。现在我有能力给这么多人提供一个饭碗，让他们不用像我当年那么苦，心里头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二零零五年春天，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到了我。

那天下午，我刚从新车间出来，满身都是灰，准备去洗把脸。门口的保安老周跑过来说，陈总，外面有个人找您，说是您的旧相识。我说，谁啊？老周说，他说他姓钱，看着穿得挺阔气的，开了一辆好车。

姓钱？我想了半天没想起来认识哪个姓钱的。走到门口一看，一辆黑色的奔驰停在路边，车旁边站着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我盯着他看了好几秒钟才认出来——是当年那个当铺老板，也就是第一个鉴定那块劳力士的人。

他比以前胖了不少，头发也梳得油光锃亮，跟我记忆中那个戴着老花镜坐在柜台后面的人判若两人。他一看见我，就满脸堆笑地迎上来，说，陈老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现在可是大老板了，见你一面不容易啊。

我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跟他握了手，心里头本能地升起一股警惕。当年那块表的消息就是从他的当铺里走漏出去的，后来惹来了一堆麻烦。虽然那些麻烦最终都化解了，但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并不好。

我说，钱老板，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他说，陈老板，咱们这么多年没见了，找个地方坐下来慢慢聊？

我带他去了办公室。宋晓云给我们倒了茶，退出去的时候看了我一眼，我也回了她一个眼神，意思是没事，我能应付。

钱老板坐下之后先是一顿夸，说我当年拿着那块表去他当铺的时候还是个灰头土脸的小伙子，现在已经是县城里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了，真是人不可貌相。我耐着性子听他说完，然后问，钱老板，您大老远从市里跑过来，不会就是为了夸我吧？

他笑了笑，放下茶杯，说，陈老板是爽快人，那我也不绕弯子了。我这次来，是想跟你谈一桩生意。

他说，这几年市里的电子产业发展得很快，大大小小的电子厂开了几十家，每天产生的电子废料堆积如山。现在市里也开始重视这块的环保问题了，要规范处理。我认识几个厂子的负责人，他们都在头疼废料处理的事。你现在是省内为数不多的正规电子废料处理企业，我想跟你合作，我负责从市里拉货过来，你负责处理，利润五五分。

五五分？我心里头冷笑了一声。货源是他的，但处理技术、设备、环保资质都是我的，他光靠中间倒一手就想拿走一半的利润，这算盘打得也太精了。

我笑着说，钱老板，这个分成比例恐怕不太合适吧。

他的笑容不变，说，那你说多少？

我说，三七，我七你三。

他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笑容。他说，陈老板，你这话就有点不够意思了。当年要不是我给你鉴定那块表，你也不知道它值多少钱，说不定就当废铁卖了。说起来，咱们也算是有缘人。

他不提那块表还好，一提我就更警惕了。当年就是他从当铺里把消息传出去的，才引来了后来那些觊觎劳力士的人。这个人靠不住，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瓜葛。

我说，钱老板，当年的事我谢谢你，但生意归生意，交情归交情。三七已经是最公道的价了，你要觉得不合适，咱们可以不合作。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脸上的笑容变得有点僵硬。他说，行，陈老板，买卖不成仁义在，我再考虑考虑。说完他转身走了，奔驰车在院门外扬起一阵灰尘。

宋晓云从隔壁办公室走进来，问我什么事。我把钱老板的来意跟她说了。她听完之后皱了皱眉，说，这个人我不喜欢，眼神不正。

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跟他合作的。

这件事很快就被我抛到了脑后。公司里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新车间要调试，新工人要培训，省城那边又来了几个大客户要谈合同。我和宋晓云每天早出晚归，果果的作业都没时间检查了。好在果果这孩子自觉，学习成绩从来不用我们操心，考试回回都是前几名。

五月份的一天，赵思远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说她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打算再来一趟山东，这次想多住几天，好好看看老家。我说，你来吧，随时都欢迎。她说，还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

我问她什么事。

她说，她在台湾有一个朋友，也是做环保产业的，叫林志宏，在台湾的电子废料回收行业做了十几年，经验非常丰富。她跟她先生商量过了，想把林志宏介绍给我认识，看看双方有没有合作的可能。她说，你的公司现在虽然在省内有了一席之地，但跟台湾的同行比起来，技术上还有不小的差距。如果能引进台湾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你的公司说不定能上一个更大的台阶。

我握着电话，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赵思远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伸过来一只手。从当年那二十万，到后来的设备和技术支持，再到现在的合作机会，她给我的帮助越来越多，而我从来没有什么可以回报她的。

我说，赵姐，你帮了我这么多，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报答你。

她在电话那头笑了一下，说，望川，你又说这种话。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帮我完成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回到老宅子，替我爸给爷爷磕了三个头。这份恩情，我做多少都还不完。

我说，那不一样。

她说，一样的。人活一辈子，最怕的不是欠人情，是亏了心。你让我心安了，这就是最大的报答。

六月份，赵思远带着林志宏来到了县城。林志宏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说话带着浓重的台湾腔，笑起来很爽朗。他一点都没有大老板的架子，穿着件普通的格子衬衫，手里拎着一个旧公文包，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中学老师。

我带他们参观了公司的新旧两个车间。林志宏看得非常仔细，从进料口一直看到出料口，不时地停下来问问题。他问的都是非常专业的问题——分选精度能达到多少、贵金属提取率是多少、废水处理用的是哪种工艺。我一一给他解答，能答上来的就答，答不上来的就老实说不知道。

参观完车间，林志宏在会议室里坐下来，喝了口茶，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既惊讶又佩服的话。他说，陈先生，你现在的处理技术在大陆算是中上水平了，但跟台湾比起来，大概有十年到十五年的差距。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我知道他不是在贬低我，而是在陈述事实。我说，林先生，您说的差距具体在哪些方面？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资料，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技术参数和工艺流程。他一项一项地给我讲，从物理分选的精度到化学提炼的环保标准，从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到整个产业链的整合模式。他讲的很多东西我听不太懂，但我听明白了一件事——台湾的电子废料回收行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产业链，从废料回收到拆解分选，从贵金属提炼到最终的环保处理，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技术标准和环保规范。而我们这边还处在相对粗放的阶段，虽然我的公司在省内已经算先进了，但放在整个行业链条里看，还只是在做最初级的拆解分选。

他说，你们的优势是市场大、货源多，劣势是技术薄弱、产业链不完整。我的建议是，我们可以合作，我出技术和部分设备，你出场地和货源，我们共同开发大陆的电子废料回收市场。

我说，条件呢？

他看了看赵思远，然后笑了笑，说，赵姐是我多年的朋友，她跟我说了你很多事。我这人做生意看人，人品比条款重要。具体的条件我们可以慢慢谈，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会让你吃亏。

从那天起，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学习。林志宏在县城住了一个多月，每天跟我泡在车间里，手把手地教我们新的工艺流程。我让技术骨干全部脱产跟着他学，自己也天天拿着本子记。他教我们用更精细的拆解方法提高金属提取率，用更环保的化学药剂替代原来的酸洗工艺，用更科学的库存管理系统降低损耗。这些东西看起来不起眼，但每一项都能实实在在带来效益提升。

大军说，哥，这台湾来的林哥是真有本事，跟他学的东西比我们自己瞎琢磨十年都多。我说，那你就好好学，学到手的才是自己的。

那个夏天过得格外充实。白天在车间里跟林志宏学技术，晚上回办公室跟宋晓云商量合作方案。我们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合资公司，专门做电子废料的深加工，从拆解分选延伸到贵金属提炼。这个决定意味着公司要再次扩大规模，再次投入大笔资金，但这次有林志宏的技术和赵思远的资金支持，风险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小得多。

宋晓云看着新的商业计划书，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感慨。她说，望川，你发现没有，你走的每一步，都有人在帮你。当年是徐老头给了你一句话，后来是赵姐给了你二十万，再后来是葛老给你指了条路，现在是林哥来教技术。你说这是运气好呢，还是你做了什么让人愿意帮你的事？

我想了想，说，也许都有。但最重要的是，在别人帮我的时候，我没有辜负他们。赵姐的二十万，我用在了二虎的医药费上，没有拿去挥霍。葛老给我指的路，我一步一步走稳了，没有给他丢脸。现在林哥的技术，我也会好好学好好用，不会让他的心血白费。

宋晓云看着我，眼睛里有光。她说，这就是你的财。

二零零五年的秋天，合资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新公司叫“望源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名字是赵思远起的，她说“望”是你陈望川的望，“源”是饮水思源的源，合在一起就是不忘本的意思。公司的厂房建在县城东边新规划的工业园区里，占地二十亩，是全套现代化的电子废料处理生产线，在整个省里都是独一份。

挂牌那天来了很多人，县里的领导、商会的同行、合作工厂的代表，把会场挤得满满当当的。大军和二虎西装革履地站在门口迎宾，两个人都不太习惯这身打扮，不停地扯领带。果果被宋晓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手里捧着一束花，站在红毯旁边等着剪彩的时候送给妈妈。

赵思远也来了。她站在人群里，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安安静静的，不抢任何人的风头。但我知道，没有她，就没有今天这个场面。

剪彩的时候，我站在红绸前面，手里握着剪刀，眼前忽然闪过很多画面。纺织厂门口那张棋盘，孙大爷旁边那个穿蓝布棉袄的瘦老头，东关桥底下那堆破棉被，城东老宅东墙根下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医院走廊里二虎媳妇哭晕过去的场景，省城机场赵思远转身走进安检口的背影。这些画面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一帧一帧地过，每一帧都那么清晰，每一帧都在提醒我从哪里来、走过什么路。

我把剪刀合拢，红绸应声而断，掌声响起来，彩带在头顶炸开。果果跑过来把花塞到宋晓云怀里，然后扑到我身上喊爸爸。我把她抱起来，回头看了一眼人群。大家都笑着鼓掌，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眼眶里转着的东西是什么。

新公司运转起来之后，一切比预想的还要顺利。林志宏在大陆待了半年，把技术团队培养出来之后才回了台湾。他走的时候跟我说，望川，你这人最大的优点不是聪明，是踏实。聪明人我见得多了，但踏实的人不多。你把这份踏实守住了，将来整个华东的电子废料回收市场都是你的。

我说，林哥，我不敢想那么大，能把这几十号人养活好，把环保的事做好，我就知足了。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这就是你厉害的地方。不想那么大的时候，反而能走得最远。

二零零六年，果果上了初中。她从小学的全校第一变成了初中的全校第一，有一回县里组织作文比赛，题目是“我的爸爸”，她拿了全县一等奖。她把获奖证书拿回来给我看，我翻开她的作文本，第一篇就是她写的那个。

“我的爸爸小时候家里很穷，他上完初中就进厂当了工人。后来厂子倒闭了，他就去收废品。有一天他在桥底下碰到了一个下象棋的老爷爷，老爷爷说，你命里有财。从那天起，他就一直相信，只要好好干，好日子总会来的。”

看到这几行字的时候，我没忍住，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作文本上。宋晓云在旁边看着我，抿着嘴笑，笑着笑着自己眼眶也红了。

那篇作文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我觉得那个老爷爷说得对，我爸爸命里确实有财。但他的财不是钱，是他的好人品。因为他的好人品，很多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因为他的好人品，他从一个收废品的变成了一个老板。因为他的好人品，他有了我妈妈，还有了我。我想成为像爸爸那样的人，一个有好品德的人。”

我把作文本合上，放在抽屉里，跟那块劳力士的照片、赵思远的信、葛老写的电话号码放在一起。这些年我攒下的最值钱的东西，都在那个抽屉里。

二零零六年的冬天，又下了一场大雪。

我站在公司新办公楼的窗前，看着雪花一片一片地落下来，把整个工业园区的屋顶都盖白了。楼下的车间里灯火通明，工人们在生产线上忙碌着。左边的仓库门口，几辆大卡车正在装货，明天一早这批处理好的金属材料就要发往省城。右边的办公楼里，宋晓云正在跟财务对账，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

我想起八年前的那个冬天，也是这样的雪天，我刚从化肥厂下岗，骑着那辆破三轮车满县城转悠，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那时候我觉得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在泥地里打滚，永远翻不了身。可是命运这东西就是这么奇怪，它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埋了一颗种子，然后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走出了一条完全意想不到的路。

我穿上棉袄，走出办公楼。雪已经积了半尺厚，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我沿着工业园区的路慢慢地走着，经过车间，经过仓库，经过门口的保安亭。保安老周正裹着大衣在亭子里烤火，看见我出来，探出头来说，陈总，这么大的雪您去哪儿啊？我说，随便走走，你忙你的。

走出公司大门，我沿着公路往东走。这条路我已经走了无数遍，闭着眼睛都知道每一个路口、每一棵行道树。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东关桥。

桥还是那座桥，桥洞还在，但里面早就没有人住了。桥头的路灯亮着，昏黄的灯光把飘落的雪花照得晶莹剔透的。我站在桥头上，看着桥洞底下那片空地，那里现在堆了一些施工用的沙石料，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破棉被和旧烟盒。

我在那儿站了很久，雪落了我一身。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里来。也许只是一种习惯，这么多年了，每次路过这里，总会停下来看一看。

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看见桥洞的另一头，有个人影慢慢地走过来。

雪很大，能见度不高，那人走得很慢，身影在雪花中若隐若现。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脚步不由自主地往前迈了一步。走近了一点我才看清，那是个佝偻着背的老太太，拄着一根竹竿，手里拎着个塑料袋，看样子是在捡废品。

不是他。

我站在那儿，自嘲地笑了一下。都这么多年了，我还在等什么？徐老头要是想见我，早就来见了。他不想见我，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就是这样的人，来的时候像一阵风，走的时候也像一阵风，不带走任何东西，也不留下任何痕迹。

可我还是要感谢他。谢谢他在二十六岁的那个冬天，坐在纺织厂门口跟我下了一盘棋，说了一句让我惦记了半辈子的话。那句话不是预言，不是算命，是一个在泥地里打过滚的老人对一个刚掉进泥地里的年轻人的一份善意的鼓励。那句话没有告诉我会发财，但它告诉了我一件事——你命里有财，所以别趴下，往前走。

我拍了拍肩膀上的雪，转身往回走。雪越下越大，整个县城都被裹进了一片白茫茫的安静里。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又快过年了。

回到公司门口，我看见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宋晓云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我的围巾，正在往外张望。看见我从雪里走回来，她快步迎上来，把围巾裹在我脖子上，嗔怪地说，这么大的雪你跑哪儿去了？也不知道打个电话。

我说，去东关桥那边走了走。

她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挽住我的胳膊，把我往屋里拉，说，快进去吧，果果包了饺子，等你好半天了。

我跟着她往屋里走。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公司大门外面，是通往东关桥的那条路。路灯把雪花照得像一颗一颗往下坠的星星，铺满了整条路，铺满了整个县城。

远处，那个捡废品的老太太已经走远了，只留下两行深深浅浅的脚印，在雪地里慢慢被新的雪花覆盖。

我收回目光，推开门，走进屋里。热气扑面而来，果果正端着一盘饺子从厨房里出来，嘴里喊着爸爸快来尝尝，这是我包的，这个最大的是给你的。

我接过盘子，看着那些歪歪扭扭、大大小小的饺子，笑了。

二零零六年的除夕夜，我的公司年营业额突破了一千万。这个数字放在省城也许不算什么，但在我们那个小县城，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成绩了。我给大家发了比往年更厚的年终奖，又给每个工人家里送了一份年货。大年三十晚上，我和宋晓云、果果、我爹我娘、大军一家、二虎一家，还有公司里没回家的几个外地工人，全部聚在公司的食堂里吃年夜饭。

饭桌上热气腾腾，觥筹交错。大军喝多了，又拍着桌子说，哥，当年你蹬三轮车收废品的时候，谁能想到有今天！我说，我也不敢想。二虎拄着拐杖站起来，端着酒杯说，哥，我二虎这条命是你给的，这辈子我就跟着你干了。我按住他的肩膀让他坐下，说，别说这种话，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喝酒。

酒过三巡，果果拉着我的手说，爸爸，我们出去放烟花吧。

我牵着她的手走到院子里。大军他们早就买好了一大堆烟花，摆了一地。我点了一根香，递给果果，她小心翼翼地凑上去，点燃了引信，然后尖叫着跑回我身边。烟花嗖地一声蹿上天空，在黑色的夜幕中炸开，金色的、红色的、绿色的，一朵接一朵，把整个院子的雪地都照亮了。

宋晓云走到我身边，靠在我的肩膀上，仰着头看烟花。我揽住她的肩膀，感觉到她身体的温度透过棉袄传过来，踏踏实实的。

“望川。”她忽然叫了我一声。

“嗯？”

“你说那个徐老头，现在在哪里？”

我看着满天的烟花，想了想，说，不知道。也许在某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也许就在不远的地方看着我们。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希望他能看见。看见你现在过得好，他一定会高兴的。

我说，是啊。他当年说“挺好”，就是这两个字。

烟花继续在头顶绽放，一朵接着一朵，像是永远不会停歇似的。果果在旁边又跳又叫，小手冻得通红也不肯回屋。大军和二虎他们在那边比赛放二踢脚，响声震得地上的雪都抖起来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这一切——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工人们，还有头顶那片被烟花照亮的夜空。我知道，我的财早就到了。它不在银行账户里，不在厂房设备里，不在那些合同和订单里。它就在我身边这些人的笑脸里，在我每天晚上回家时窗口亮着的那盏灯里，在果果喊“爸爸”的声音里，在宋晓云给我披上围巾的温柔里。

我弯腰把果果抱起来，让她骑在我脖子上，拉着宋晓云的手，往屋里走去。身后，最后一朵烟花在夜空中炸开，照亮了整个院子和院子外面那条通往东关桥的路。

路的那一头，安安静静的，什么都没有。只有漫天的雪花，一片一片地落下来，像是有人在轻声地说着什么。